王安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变法利国利民，北宋灭亡后南宋能够强撑一百多年，王安石功不可没，只是他的变法得罪了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支持他的神宗又是个短命帝王，才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

还有最有名的青苗法，幕义法。先后在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的反对下，神宗动摇了，特别是文彦博对神宗讲，是谁和先祖一起打江山，一起和你一起治理江山，是士大夫集团，为什么不能保证士大夫集团的利益。

王安石变法不成功主要是宋的政治体系所导致的，宋的皇权对朝廷影响力不够。臣可以左右很多事情，而且很多时候，皇权要做出妥协。

宋在防止亲戚干预政治方面做得很到位，就意味着把很多权利要给臣，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制度防止臣结党。王安石变法，痛苦到什么地步，不仅仅保守派反他，有时候变法派也反他，他被贬之后，反他的人又有支持他变法的。也就是说制度大家心里明白，都是有利于国家的，但是就是反你王安石。

王安石得罪的是贵族大地主集团，新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焉有不反对之理。变法失败，不是新法没效果，而是这个效果是从贵族大地主利益中刮下来的。他们垄断市场、兼并土地、控制资源，而王安石要打破这一切，这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贵族大地主集团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人品对比高下立判。

王安石的新法很超前，如果能一直执行下去，北宋不会灭亡，失败的原因就是那些地主乡绅，士大夫阶层的阻挠，他们才是历朝历代覆灭的罪魁祸首，而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实现法治，而是以“圣人之言”为最高准则，不靠法律约束，而是靠儒学教化人心，不知人性的贪婪自私，最终导致土地兼并，流民万千，朝代的反复兴亡。

王安石想变法没错，但是变法这东西要看这几点，一是不是合时宜，二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者，三是不是能保持住。秦商鞅变法，直至商君死而秦法不灭，王安石则急政了，募役法没有解决底层人民的困难，同时得罪了大批地主阶级，这在封建社会就是离心离德。

骂王安石的人有的只是为了甩锅，有的人别有用心，王安石变法跟戊戌变法一样，想法是好的，但是是不是合时宜？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者？是不是能保持住？政治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王安石是合格的思想家，但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王安石变法不错，错在王安石少了几个心腹。任何改革触动的是集团利益，他们轻易不会放弃的。古为今用，我们今天也存在着一个固化利益人群，改革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力度才能成功，象房价高企也是，简单的调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

北宋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这些守旧势力大多是一些在文学上造诣很高的文人。碍于太祖遗训，无论是宋仁宗和宋神宗都没有对这些守旧势力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也就造成了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失败了。

别的不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的结局还算是比较好的，至少没有杀身之祸。

纵观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再到王安石变法和近代的戊戌变法，除了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原因没有被杀之外，哪个不是落得悲惨的下场？不过也真心佩服这些勇士，能顶住那么大的压力周旋在合个利益集团中间扛起大梁。

卫鞅，李鲤，吴起，王安石，张居正，邓公，都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佩服他们敢于在体制内推行变法，动当权者的利益。通过改朝换代来改变制度的的政治家又低了些，因为改朝换代往往是军事的流血牺牲才能得到，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苦者。

商鞅变法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变法中用战争增加了秦国的财富，封建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的财富表现，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就小，王安石变法在宋朝，变法是做财富再分配，在总体财富没有增加，甚至变少的情况下，肯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一直是士大夫集团，动了他的蛋糕肯定是要反抗的。苏轼一开始是平民，非常支持变法，但是当他升到了士大夫集团，就开始反对变法了。

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神宗和王安石并不是嬴渠梁和商鞅。在变法改革方面司马光比王安石敏锐，更体察民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真知来自于实践。

没有调查民情民意，没有超前保护百姓利益的举措，这样的变法，改革必定失败，王安石变法时没想到基层官吏更聪明。基层官吏虽然不作为，但忽悠上级领导还是很有“方法”的。王安石的名声是从近代才有所改变的。

传统文人笔下的王安石形象一直都是不如司马光的。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且还会打乱已经长期被认为合理的节奏，又不能迅速建立起新节奏，这就是为什么每逢改革时期必定是混乱时期的原因。

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没有突破赵宋祖宗之法的局限，没有解决吏治也就是党争问题，各种措施零零碎碎、各自为战，如果采用耕战主义，打造大宋第三增长极，全国所有的经济政治军事法治建设都会拥有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如同五指聚合，形成拳头力量，打破积弊之局限。

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灭亡的主要问题，其实，实际上和王安石变法没有多大关系，纵观历史，有木有变法，对于大宋并没有根本变化，大宋亡于体制缺陷带来的三冗积弊，核心就是吏治，或者说是—党争。

任何一个朝代的兴盛与灭亡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宋朝的开国从孤儿寡妇手里争夺了天下，你若说赵匡胤全然对于柴氏没有愧疚之情那也是不可能，为了防止五代将领夺权的发生，他定下了文官与天子共天下的原则，这难道不是北宋不思进取的原因吗？

为什么承平百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会为靖康之变背负责任呢？ 

从王安石变法初心看他到底有没有错。

三百年的帝国命运谁也逃脱不过，北宋神宗年间的朝廷上下都已经步入一个危险阶段，国家矛盾日益激化。

很多当官的家族人士已经传承超过三代了，他们忘记了祖先的初心，对待老百姓不再像先祖们小心剥削，他们这些官后代更多的是肆无忌惮的剥削，几乎把农民逼迫到了活不下去，快要饿死的地步，只要一根疾病或者天灾的稻草就可以压到他们。

王安石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觉得在原来的制度上进行所谓的整顿吏治起不到根治的效果，他决心效仿商鞅进行变法来改变这个自己喜欢的国家。 

从王安石的初心上面来看，谁能说他是错误的。无论是从那个时候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够否定他，真正导致北宋灭亡的是那群已经腐化了的官僚享乐阶层。

从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上面来看他也没有错误。

获得皇帝的信任是古代变法的首要条件，王安石可没有商鞅那么幸运，商鞅的秦孝公是一个把自己甚至整个秦国都交给他的人，二人没有一点猜忌之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只此一例。

王安石相对来说是不幸的，他效忠的宋神宗对于变法的态度那也是三心二意，首尾二端。一开始的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中间却自我怀疑，对变法产生怀疑，后面直接抛弃王安石，想自己独立的开展变法，可惜天不假年，学到了王安石本领的他却没学到王安石心念天下的心，他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统治，他只是想成为唐太宗而已。

王安石变法为北宋创造的巨大财富供宋神宗子孙挥霍了三代，对于西北还曾一度收复了河湟故地，这是王安石的功劳，是南宋那群书呆子磨灭不了的痕迹。

王安石变法结束之后的反复更替为北宋灭亡埋下了伏笔？

在王安石和宋神宗死后，宋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神宗的儿子年幼而被太后控制朝政，启用司马光等守旧派废除了王安石花费二十年建立起来的新法，并一度把河湟这块地盘拱手送给西夏。

但是后面的宋哲宗在成人之后又开始恢复自己父亲的新法，把司马光等一群旧臣贬的贬，流放的流放，但是宋哲宗的英年早逝再次使得新法中断。   端王之立又非新派所愿，端王的开始只能在新法与旧法之间妥协。

你说最后的五十年宋朝政权四次变化，这样的国家能集中对抗外敌吗？靖康之变就一定要把过错全部推到王安石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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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文学上成就是非常高的，在政治上他受前辈范仲淹的影响很大，加上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皇帝，君臣一拍即合，宋神宗委任王安石进行变法，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是轰轰烈烈，可旧势力的阻力也是很大的，加上老百姓在变法后并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各个阶层的矛盾急剧加深。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经济，2、军事，3、用人制度。经济上实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和均输法等。军事上实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法等。用人制度实行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唯才是举制度。

亲苗法是由国家出面扶植农民，也就在农民需要用钱的时候，国家贷款给农民度过难关，国家在农民收获后收取本息。募役法就是人民可以交一定数量的钱，就不需要服差役，国家用征收来的钱，雇佣服役人员。方田均税法规定重新清丈土地，按土地的等级收取田赋。农田水利法是一项利民法令，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国家有资金支持。市易法规定设立交易市场，繁荣市场。均输法也就是国家宏观调控，就近统一收购和运输。

保甲法有点像训练民兵，十家为一保统一编制，忙时务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裁兵法的目的就是淘汰冗兵。将兵法明确了驻军将领的职责和义务。保马法是让农民自己可以养马，国家可以出一部分资金，养马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军器监法就是由国家监督兵器制造。

唯才是举，改革科举制度，实行贡举法，废除以前的明经科，明确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同时增加了法科考试。整顿太学，学校考核优异者，可直接被朝廷授予官职，扩大学术范围，重用有专业的人才。这些改革无疑给了下层官员提拔的空间，有特殊才能的人可以越级任用。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新法实施后，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库很快就殷实起来。变法同时控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的蔓延。国家资金扶植农民，也免除了高利贷的坑害。方田均税法防止了大地主漏报谎报的漏税行为，市易法活跃了市场，也增加国家的收入。兴修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可否认王安石变法使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了改观，国力迅速恢复，边防也得到了稳固。

但我们不难发现，王安石变法的主题思想是为了国库的殷实，想为国家获得更多的财富，新法实施后，官员为了政绩，祸害老百姓的现象时有发生，国家是富了，老百姓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出现了国富民贫的格局。尤其是免役法，什么都可以用钱来处理，于是官员想方设法来敲诈勒索，欺诈老百姓，税额之高难以想象。

王安石变法，没有很好的管控执行的过程，官员滥用权力，虚报政绩，在新法的阵营里就不乏贪官污吏和阿谀奉承的小人，使得新法在实施的时候变了味。北宋士大夫集团的势力本来就比较强大，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形成了新旧两派，两派之间从开始的权力较量，到后来完全不顾底线的争斗，相互攻击，一味的内讧，新旧两派之争一直延续发酵，到了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还是斗得你死我活，金人入侵也没有人去管，以至于北宋被金人灭亡。

之所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太过于超前，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如果套用现代的一句话，那么就是“不基于现实情况的讨论，都是扯蛋”。其实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王安石的变法确实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影响，而正面影响则非常小。

主要原因是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是由下至上一步一步走的，而是进行了一个全国上下整体上的改革。这种改革就会极大的损害社会之中主要的中坚力量的利益，也就是民间的地主阶级，各地的达官贵族，以及朝廷之中百官的利益。这种从下至上所有中坚力量的利益都被触及了，那么来执行变法的人员就十分有限了。

毕竟在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社会的构成主要就是从下往上一级一级的递增，有民间的地主管理着最底层的百姓，由低级官员管理着地主阶层，由省级的贵族管理着普通官员，由朝廷的百官管理着各省。这种阶层式的管理，就使得政策的执行就必须由这种从上至下的一层一层的来执行。而且最主要的就是，真正能够影响社会的力量，其实都握在这些人的手中。

所以当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出现了只有皇帝和王安石本人在执行，而其他的社会的真正的中坚力量都在反对。而由于皇帝的支持使得政策必须执行下去，而由于中坚力量的反对，使得政策的执行出现了极大的抵抗。

而抵抗的后果就是最终的苦和难全部都有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承担，这就造成了北宋时期民间的反抗力量的增大，已经动摇了北宋时期社会稳定的根本，所以才说王安石变法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