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8年（西魏文帝大统四年，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西魏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 （今山西稷山西南）地处险要，上书请筑城并由河南的恒农（今河南灵宝）移镇玉壁，西魏当局欣然照准，并对王思政“诏加都督汾（治今山西汾阳）、晋（治今山西临汾市）、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诸军事”。王思政何以请筑城玉壁与移镇玉壁？西魏当局又何以大加赞赏和支持呢？只消看看这个要塞所处的地理形势，就可知其原因：玉壁地当今稷山县西南六公里，坐落于汾河下游与涑水河分水岭峨嵋原北缘。峨嵋原即地理学上所谓“峨嵋台地”，地处北纬34°52′，至35°36′，东经110°20′，至111°20′，之间运城盆地中部，面积6000平方公里，周300公里，台地略呈棱形，海拔在400米以上，北界汾河谷地，西界黄河峡谷，东、南为涑水河所环绕。台地边缘受流水侵蚀和河流冲刷，形成陡峻的黄土断崖和冲沟，沿河断崖大多在50米以上，整个台地犹如一巨大黄土城堡。台地中央更有两座超过千米的孤峰山和稷王山，东西相对，宛若台地的两只眼睛。占据峨嵋原，东南可控制涑水河谷的南北孔道，西北则可控制汾河河谷东西孔道，进可长驱突击，退可守险无虞，古来构成西南拱卫长安、东北屏翰晋阳的地理形势。同时，台地地处暖温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盛产粮麻，向为民给军需的理想所在。所以谁占有峨嵋原，谁就取得了战略主动。如今西魏既进入河东，如欲站住脚进而巩固和发展，则必须守住峨嵋原——此正是西魏筑城玉壁移镇玉壁的原因；而河东是二魏角逐中东魏的要害，亦其“软腹部”，高欢前对西魏涉足河东早已如坐针毡，今对其筑城玉壁自然更如鲠骨在喉——此正是高欢为拔除玉壁不惜以赌国运的原因。
两魏玉壁之战，先后凡两次，都是东魏攻打西魏的要塞玉壁引发的。东魏军皆由大丞相高欢亲自统率；西魏军首次由东道行台王思政为主将，第二次由晋州刺史韦孝宽为主将。首次玉壁之战发生于公元542年（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初冬。高欢由晋阳麾军沿汾河谷道南下，至绛州（今山西新绛）折西，军势浩大，号称“连营四十里”。高欢兵临城下，软硬兼施，先以授并州刺史劝降，王思政不受；高欢遂围玉壁，连续攻打9日不下，天逢大雪，城外野战，士卒饥冻，死伤惨重，无奈撤军。
公元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高欢倾山东之众西伐，志图关中，玉壁首当其冲。他连营数十里，直逼玉壁城下。当时城内士兵戴铁面防范；高欢使神箭手元盗（一作“元溢”）射之，每中其目。城外在城南起土山，欲居高临下攻城；土山对面，城上原有两座敌楼，韦孝宽边于楼上缚木相接，高逾土山，边广积战具以待。高欢使人向城中喊话“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遂于城南凿地道向城接近，同时于城北起土山昼夜攻城；孝宽则沿城挖堑截击地道，并严令战士守堑，城外一旦挖透堑壕，立即擒杀，又于堑外贮积柴火，备足风箱，如有敌蛰伏地道，即鼓风以烟火灼烧。城内无水而汲于汾，高欢使将士移汾改道；孝宽则于城内凿井以对。城外又造攻车，坚固锐利，车之所及，莫不摧毁；城内乃缝布为缦，随车所向而张设，布既悬空中，车竟不能坏。城外缚松香于高竿，灌油加火，欲烧布焚楼；城内则造长柄铁钩，以钩割竿，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21道，各施梁柱，以油浇灌，放火烧柱，柱折城崩；城内却随崩随竖木栅以阻止。城外攻城之术已尽，城内则无一不识破破除。高欢无奈，使人向韦孝宽喊话，晓以既无救兵，何不投降；韦孝宽答我城池严固，粮秣有余，攻者枉自徒劳，守者逸颐自安，何须驰援？我倒是为贵方广大将士有来无回担忧呢。高欢再使人“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韦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高欢又将孝宽原在山东的从子押于城下，把刀架到脖颈上，扬言城内再不降，就杀人了；韦孝宽依然不为所动，将士为主将大义凛然所感，莫不有与城共存亡之心。
高欢苦战六旬，将士伤亡病灭十之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病，乘夜逃遁，不久忿怨死于晋阳。西魏则嘉韦孝宽守城之功，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郡公。至北周保定初年（公元561年），以韦孝宽立勋玉壁，于玉壁置勋州，仍授韦孝宽勋州刺史。
玉壁之战中，从高欢攻城使用的战术到韦孝宽守城使用的战术看，可谓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都达到古来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这或许是古代战争史上一次战役所涉及战术内涵最丰富最齐全的了。
高欢病中由玉壁班师晋阳后，出于兵败后激励将士，使骁将斛律金作《敕勒歌》，这就是那首传诵千古的名篇：“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描绘北国草原辽阔无垠、气势恢宏的游牧族民歌，借玉壁之战始进入官书而流传下来。
就两魏双方整体国力军力言，东魏占有绝对优势，惟高欢集团：其一，自恃土地辽阔，人众物阜，士马雄盛，盲目轻敌，以至此役临战喊话把即将采取的战术恰恰泄露给敌方。其二，吏治腐败，所谓“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臣下请先除掠夺万民之内贼，再讨外寇，高欢则坚持“诸勋人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当局既是贪婪成性、优游之徒，上下不平，出师无名，军事岂能制胜。其三，战勤工作薄弱，两次玉壁之战，尽管皆冬令野战，攻人之城，首次既“遇大雪，士卒饥冻，多死者”，二次又“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视将士如草芥之师，又岂能制胜！西魏则与东魏相反：首先，尽管在国力军力上处于战略劣势，宇文泰集团却能注意每战必精心策划，集小胜为大胜，实力渐次增强，士气日益提高。其次，吏治比较廉明，军纪比较整肃，正如公元537年（西魏文帝大统三年，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潼关之役宇文泰临战誓师时所说“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再以玉壁之战中几个关键人物为例，主将王思政是个密得30斤黄金而悉数封存上交的人，韦孝宽“沉敏和正，涉猎经史”，“善于抚御，能得人心”，长史裴侠则“躬履素俭，爱民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去职之日，一无所取”。所以西魏能以劣势反败为胜，打赢了玉壁之战。

由于高欢退回之后立即率领主力卷土重来，战场形势又发生变化。东魏兵大肆反攻，冲杀过来。宇文泰的阵势被冲散，难以招架，大败而逃，东魏军队则乘胜大举追击。还是于谨、独狐信等人收集西魏散卒从侧面不断袭扰东魏追兵，宇文泰才得侥幸逃脱，狼狈退回渭河上游。高欢将兵入陕，会议进止，部下封子绘、陈元康劝高欢乘胜追击，定能一统两魏。但其余将领皆无斗志，志气衰竭，不敢再战。
其时宇文泰几乎全军覆没，已成强弩之末，只要高欢军至，必死无疑。只可惜高欢见众将大多数志沮，便下令还军，失去绝佳混一东西、进而一统天下的机会。
而一直为宇文泰坚守桓农粮仓的王思政听说西魏军大败的消息，不仅不逃，反而让人大开城门，自己解衣躺在城楼上，慰勉将士，以激励士卒，表示自己的胆略。几天后东魏兵杀到城下，见城门大开，又知道王思政的名声，心中大怯，竟不战逃走。诸葛亮的“空城计”乃演义所为，王思政的“空城计”实为正史所载。
邙山之败，西魏大败，损失督将四百余人，军士被俘斩六万人。宇文泰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六军损失殆尽。

王思政（生卒年不详），字思政，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南北朝时期西魏名将，东汉司徒王允之后。王思政早年曾为北魏孝武帝的幕僚，因拥立之功，累封中军大将军、大都督、祁县侯，后随孝武帝投奔关中宇文泰，进封太原郡公。孝武帝死后，王思政仍旧受到重用，加封东道行台，镇守弘农，又移镇玉璧。西魏大统八年（542年），东魏高欢进攻西魏，王思政率军防守玉壁，经过九天激战，击退东魏军，因功升任骠骑大将军。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东魏侯景叛变。王思政时任荆州刺史，趁机占据战略要地颍川，被加封为大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大统十四年（548年），东魏大将高岳等人围攻颍川。王思政坚守城池，不断击退东魏军，并杀死慕容绍宗、刘丰生等东魏大将。大统十五年（549年），东魏大将军高澄亲自出征，终于攻克颍川。王思政自杀未成，被东魏军俘虏，但深受高澄敬重。北齐建立后，文宣帝高洋授予其都官尚书、仪同三司的职务。王思政死后，北齐追赠其为兖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