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我们的话题界定在”大国崛起”的这个范围上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的两个争论立刻就会出现:什么是大国以及崛起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探讨英国崛起的因素的前提.一、大国崛起的一般性假设1、权力是衡量大国的最重要的标志。对于这个假设我们还需要界定什么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关于权力的争论是可以追述很久远的，首先是现实主义者把权力倾向于军事力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权力是一个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他原本不会做的事的能力，特别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他们和合著《权力和相互依赖》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权力倾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综合国力”即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外部的影响力的总和。2、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质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崛起是指一个国家持续性的获得地区性或者是全球性的霸权和影响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内部的力量那么它在世界的舞台上肯定是没有影响力的，也就谈不上崛起。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的崛起的过程，金和银像水一样的流入最后又像水一样的流出，国内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这样的国家的崛起肯定是有特定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历史机遇，这样国家即使是崛起了那么它的崛起也肯定是不持续的。3、最后，笔者认为是一个国家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关键的因素。没有一个合理的外交政策就不会是国内的各种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不会使国际形势促进国内的发展。比如，中国的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近代的屈辱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战前期，各国的绥靖政策对二战的爆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外交政策的不恰当不合理会是一个国家丧失重要的发展时机，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二、关于英国崛起的分析(一)英国崛起的国内因素的分析既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质上是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从其内部探讨其崛起的因素.1、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关于英国的地理位置在美国的军事学家、海权论的代表人物马汉《海权论》中写的特别的确切：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即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在陆地上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单一性，相对于四周是陆地的国家就具有了一种优势，英国相对于法国和荷兰就具有这种优势。英国由于距离欧洲大陆不进不远，可以避免欧洲大陆的纷争自由的进行国内的发展，可以自由的进出公海，又有力的控制着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英吉利海峡，种种优势使得英国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2、稳定的政治环境。英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使英国保持国内政策的连续性，可是实现国家的长远的发展战略，而不至于使国家的政策随着政治动荡的环境朝令夕改。英国最早确定了宪政制度，1688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被称为“议会之母”，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稳定为国内的发展保驾护航。除此以外，英国具有岛国的特性，推行渐进、连续的政策，注重惯例和传统，形成了一部不成为的宪法。正是这些特性使得英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激进的变革。3.国内积累、重商主义、殖民地。英国从一个小小的岛国最后发展成一个日不落帝国，其实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的过程。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内积累了大量的工业产品，同时由于英国国土的面积狭小，资源短缺，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殖民地。但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英国经济的发展观念很快的由货币平衡论发展为贸易平衡论，由赤裸裸的掠夺金银转变为通过贸易交换商品来获取经济增长。于是英国对外扩张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商，开放殖民地国家的市场，与英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二)英国崛起的外部因素及其外交政策的分析.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决不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头等角色,而一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一无二的因素。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马汉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这样写到：“英国的主宰地位主要是因为由于它能作为争执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英国之所有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岛国的位置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之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避免战争的滋扰。”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英国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都扮演了一个“离岸平衡手”的角儿。大陆均势的外交政策。英国史学家塔斯布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欧洲不论上演什么悲喜剧，均势是永远的钥匙。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互相制约和抗衡，避免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保持“超脱”态度，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的威胁时，给与抗衡者以支援。历史上的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挑战过均势，历史上的威廉德国、希特勒挑战过欧洲的霸权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大陆均势政策。三、英国崛起的历史追述16世纪的争霸。1500年左右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小国揭开世界近代史的大幕，整个世界开始连为一体，各大洲也开始打破了相对隔绝的状态。1580年西班牙用武力兼并了葡萄牙，继承了葡萄牙的海外产业和殖民地，短暂的处于独霸世界海洋的巅峰。英国自知与西班牙力量悬殊，直接与其进行军事对抗无异于螳臂当车，于是鼓励民间的力量劫掠西班牙的航船，其中比较有名的海盗有霍金斯、德雷克等。另一方面利用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与西班牙作对，比如支持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支持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反抗西班牙庇护的法国天主教，在比如在欧洲比较有名的三十年战争中，英国让自己尽量直接出兵介入战争中去，同时也支持法国反对西班牙加入的哈布斯堡王朝。17世纪的争霸。随着西班牙的衰落，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渐渐地崛起了。英国对付荷兰主要是通过三次英荷战争实现的。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主要是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凡是运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都要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商品生产国的船只。第三次英荷战争，起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企图兼并荷兰，英国于是联合法国对抗荷兰。英国主要是在海上攻击荷兰，而法国主要是在陆地上进攻荷兰，后来英国由于国会削减战争的经费于是与荷兰单独的媾和，并且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和约》，于是英法同盟关系破裂。法国与荷兰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战争，英国这在一旁袖手旁观。18世纪的争霸。18世纪主要是英法两国的较量，随着法国的崛起，英国同样联合了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制衡法国。1702年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联合奥地利、普鲁士加入到反法同盟当中去。在1756年到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同样利用普鲁士与法国对阵。到后来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拿破仑开始了对外的扩张，英国积极地组织了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组成七次反法同盟，遏制法国。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签订了有名的《维也纳和约》，确立了大陆均势。可以说，战争了法国之后，英国牢牢地掌握住了海洋霸权，并且称霸了一个多世纪。不管我们从那里角度来看英国争霸的历史，其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英国不断变换着同盟的伙伴和竞争对手，欧洲大陆上的弱小的国家永远是自己联合的对象，而那些试图挑战欧洲霸权的国家则是自己制衡的对象。也就是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手工工厂发达为其提供物质基础,海,军发达为其提供军,事保障 主要是殖,民括张和商品输出,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期间大概是这样的。
西班牙在16世纪因为政与商的结合最早，而激发了航海之旅，进而成为最强国度。
这时，也是美洲的灾难。
接下来，就是17世纪荷兰，荷兰对贵族阶级清理的更干净，因为他们是以经贸发展强大的。经贸的前提必须要行政的干净。
所以，荷兰17世纪取代了西班牙，可无法打败西班牙。因为代表的是商旅强大，而不是军事实力，西班牙是黄金和海域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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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则是夹缝中崛起的国家，当时商道在海陆，英国是有优势的。因为在俄罗斯和西班牙海陆之间又恰好正对美洲。
这个角度，正好阻碍西班牙和荷兰的海运经贸。而也因此，英国拥有了先天的优势，取代荷兰和西班牙。
英国是悲哀的，因为他有机会统一欧洲，可惜功败垂成。据说，亚瑟王曾经在罗马首都登基，如果没有拿破仑，英国是欧洲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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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采取了多项手段，发展海军，鼓励贸易，同时拉拢海运商人，可比不过西班牙和荷兰。
但英国有个先天优势，就是新星。他们的容纳性最强。
于是，海盗老年需要安息的地方。英国就拉拢海盗，强大的海盗对英国贡献够大，可以在英国当贵族，英国与西班牙和荷兰不一样。
一个是当时世界的标尺，规矩最多的西班牙。
一个是政策清廉，商业发达，天生敌视海盗的荷兰。
他们两者，都无法容忍海盗。会打破他们本身的规程。

英国和海盗合作，劫掠许可。这是从西班牙和荷兰虎口夺食！海盗抢到的东西，也会卖给英国，可以说价格会比商人更低。也会拉拢更多的商人。

西班牙和荷兰就很难效仿，因为他们垄断了几乎整个世界的商贸，拉拢海盗，等于赔钱，英国需要的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而西班牙与荷兰，如果拉拢海盗，那么是没有时限的。
对于英国，海盗导致一个商人到英国经贸，那么就是大赚，可对于西班牙，他们优势就是，必然性。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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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傲慢，本国贵族腐败，商人贪婪，没有爱国情节。
导致，内外矛盾丛生，无法有效抵制英国。他们要保证自己第一不变，称霸世界，而不是渐渐的被取代。
如此，累积出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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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英国是用海盗，来拉扯空间，累积优势。而崛起。
但地理优势，国家形式与时代演变，可以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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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是临近非洲，欧洲之间，又可以很容易的抵达美洲。国土不大，也导致他们的进取心和海军的重要程度。
这种地理，导致他们会受到，俄罗斯，欧洲，阿拉伯帝国的影响。甚至印度和中国也会略微影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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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之所以是日不落帝国。
则是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在科技未有那么发达前提下，几乎不败的优势。
想打败一个国家。
单纯的海军是不行的，彻底打败要陆军，而英伦的海峡。正好是，海军可以完美协防。
你可以理解拿破仑当初的悲观。

突破英国海峡难度大于打败俄罗斯！
所以英国发展海军。
他们的殖民地，是枝叶，他们种族歧视，为了保证去殖民的部队与国民的信心，如此，才可以即使英国几乎被打的抬不起头。
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无法阻止，殖民地将资源送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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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的地理，正好背靠美洲，又是欧洲内部体系的存在。偏偏他是欧洲最外围的国家。
海军非常容易的就绕开欧陆的封锁。
前往南美，北美和非洲与俄罗斯。

可以说，畅通无阻，百无禁忌，实在不行的时候，也可以往欧洲内陆后退，产生拉长战线的情况。他们只要保证后方友好关系。

就可以拥有整个欧洲为纵深

所以他们是日不落帝国。

海洋的时代，因为海洋很难完全封锁，而陆地则很容易互相封锁。
中国正如此，而被海洋时代碾压了。
国家之间的壁垒，除了海洋与天空无法突破！

可海洋，如果你无法利用海洋来获足够的利益，那么海洋就等于浪费。
所以，在中世纪。
往往是小国土的国家辉煌。土地广阔的国家，对海洋的索取度是最低的。

1.新航路开辟后，海运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英国处于大西洋航线的中心线上，海运便利。
2 英国由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盛行圈地运动，为当时英国手工业提供物质基础
3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正处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实行较开明的经济政策，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利益受到保障，女王当时也参与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份。
4 由于英国海运业迅速发展，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直接攫取了海上运输贸易霸权。

资本主义的发展

“威廉困境”既是一种在国际关系史中反复发生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研究进行理论构建所关注的兴趣起点。从现象角度讲，“威廉困境”描述的是作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进程中，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既支持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要求扩张海军的“庞大海军计划”，同时也支持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扩充陆军的“两线作战计划”。为了同时获得海陆两栖战略优势，威廉德国不得不将宝贵的战略资源投放到与海权霸主英国之间昂贵的海权竞争，以及同陆上强国法俄之间紧张的陆权竞争中。在海陆并举的安全战略选择下，德国的两线扩张战略不仅诱发了一个原本可以不必出现的反对它的协约国同盟，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马拉松式的军备竞赛。

威廉二世（左）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中）
1897年，提尔皮茨被威廉二世任命为帝国海军大臣。他刚一到任，就向德国议会申请7000万马克用以建造三艘新式战列舰。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的亲密合作，以及德国海军对英国海军的挑战之路，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从概念角度讲，“威廉困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因同时追求在两大地缘空间上的优势而激活体系内潜在的权力均衡机制，从而成为被其他成员联合制衡的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实行这种战略的崛起国意识不到自身的战略选择对霸权国及周边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感，也意识不到来自周边的结盟制衡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目标过多而四面树敌的反应。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在分析一战起因时指出：“威廉德国的威胁并不在于其版图、人口、经济水平、工业能力，而在于其国内存在的强烈的军国主义扩张情绪，对现存国际体系秩序与领土安排的否定，以及皇帝本人对采用激进军事手段打破秩序安排的倾向。这一切都令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德国本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第二层含义是指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体系霸权国制衡行为所产生的认知悖论，即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任何妥协或善意绥靖都会被崛起国解读为自身采取强势姿态的明显奏效和霸权国的软弱与缺乏决心，而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强硬反应则会被解读为霸权国对崛起国本能的敌意，从而使崛起国以更强势的姿态针锋相对地打破霸权国的战略包围。这种认知悖论最明显地体现在一战爆发前的威廉德国。当时国内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德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把任何眼前的敌人像牛皮纸一样揉成一团，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战略敌视与围堵，因而需要尽早发动一场坚定且毫不妥协的预防性战争。
从本质上讲，“威廉困境”与其说是一种崛起国在战略角色上的精神分裂，不如说是缺乏一个有能力对国内各种利益集团所主张的战略优先性进行协调与统筹的权力核心。在一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内部，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和支持他的“海洋军工复合体”认为欧洲大陆已经像一个填满了格子的跳棋局，因而主张发展公海舰队并获得“阳光下的广大地盘”；同时，他们对德国与法俄之间因为很小的欧洲领土所产生的敌意感到无法理解。陆军元帅施里芬、毛奇（Moltke）和支持他们的“陆军军工复合体”则认为，德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是地处法俄两国之间的中欧平原这一尴尬位置，而不是相距遥远的海洋国家英国。他们对德国主动挑起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感到气愤。此外，德国社会中的其他大利益集团――如罗马天主教中心和社会民主党――则仅仅赞成对俄国发动战争，同时主张积极争取英法两国的友谊或中立。在一战爆发前的20年里，德国领导人的案头摆满了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修建近东的巴格达铁路和争夺欧洲霸权等主题的研究报告，而这些看似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权力声望的建议最终都被德皇随波逐流地予以默许。
本研究所关注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在战略空间分布上应包含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类国家必须既有绵长的领海基线，同时又不能四面环海而远离大陆。因此，近代崛起的日本、英国这种典型的离岸海权国就不符合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特征。第二，这类国家与周边其他陆上强邻存在着明显的安全博弈这一条件将崛起的美国作为地缘政治中的特例排除在关注普遍性的研究之外。美国虽然是19世纪末的崛起国，但它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原则而远离欧洲国际社会的纷争。二战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没有深度卷入到以欧洲体系为核心的安全竞争之中。鉴于独特的地缘政治空间――远离国际政治核心的欧洲大陆且周围没有其他陆上强邻存在――美国可以被看成为“相对亚欧大陆板块而存在的超大型离岸海权国”。因此，美国也不属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通过以上对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的概念界定，可以认为，本研究关注的对象是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太平洋沿岸或大西洋沿岸――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一方面，这类国家拥有两栖地缘空间禀赋；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因双重诱惑而被两大战略空间所反噬。纵观近代4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自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派遣阿尔瓦公爵(Duque de
Alba)率军强行兼并海权国葡萄牙并亲自兼任其国王以来，除了西班牙帝国兼具了海陆霸权特征以外――西班牙帝国在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正是由于其被来自两大地缘战略空间的拉力所撕碎――国际体系中再未出现过能够同时获得两栖地缘战略优势的权力单元。
相比于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两栖霸权，“简配版”的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都可能面临着海陆联盟制衡的风险。这其中存在着两大重要原因：第一，区域海权战略本质上是对全球海权战略的部分侵蚀与分割。一旦崛起国在特定区域内建立起海权优势，就等于否定了国际社会存在全球海权的基本事实。其次，区域海权战略是走向全球海权战略的必由之路，历任海权霸主无不是从区域海权中成长起来的。同时，由于国家战略的不可知性、欺骗性、阶段性与动态性，全球海权霸主对其联盟体系外一切追求区域海权的国家均会产生本能的防范意识。
全球化使当今国际体系成员间的交往力度与安全互动日益频密。在此背景下，每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都可能面临来自海上和陆上的双重战略压力。从国家追求绝对安全的角度讲，只有同时获得海陆两线的战略优势才能够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与影响力。但问题在于，所有因奉行绝对安全哲学而进行的努力不仅会被体系内其他大国间构筑的海陆“联姻”所抵消，同时也会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犹如一战前德意志第二帝国所面临的“威廉困境”之中。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因权力转移或认知敌意螺旋等造成的某种结果，那么从崛起国角度讲，“威廉困境”就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正在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来讲，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更有可能激活一个包含霸权国在内的遏制性军事同盟？什么样的安全战略选择能够使其在崛起进程中面临更小的体系结构性压力？
纵观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出现以多极化为趋势的群体性崛起，而是呈现出中国孤军突起的一国崛起态势。虽然习惯上将新兴的金砖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经济增速看，中国都远超其他金砖国家。例如，202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美国为179689.6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44%；中国为11385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49%。而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的GDP及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印度21832.8亿美元，占2.97%；巴西18008.7亿美元，占2.45%；俄罗斯12360.2亿美元，占1.68%。此外，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同其他体系强国之间的距离仍处于扩大趋势。冷战末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GDP分别约为6万亿、4万亿和3万亿美元，而目前日本的GDP从美国的2/3下降到1/3弱，德国则从1/2降到了1/4。可见，日德等发达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在拉大，而中美两国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1世纪的中国是体系中唯一最有可能接近并超越美国的新兴大国。
当今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正在力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同体系霸主美国及其全球联盟体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作为一种双向的互构过程，在其运行中所反复生成的“施动―反馈”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对于敌友身份的认知和安全态势的研判。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中国自近代被卷入全球化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海防”与“塞防”之辩。进入21
世纪，随着中国完成同俄罗斯领土边界的划定，国内学术界主张中国在稳定陆权的基础上拓展海权的呼声日隆，并在“海洋强国”与“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联系；同时，还在“蓝水海军”“海上生命线”同“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等意象之间建立起了带有必然性的观念映射。
但问题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扩张是指荷兰模式的海运能力，还是英国模式的海军实力？抑或是叶自成等认为的海洋资源的整体开发能力？为什么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海军实力与远洋能力的快速提升，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地缘安全紧张局面？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军事实力的战略会刺激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那么这样的战略选择是否可能会造成一种自拆台脚或自我包围的“威廉困境”？崛起国将安全战略从消极的“非对称近海防御”向积极的“远洋对等威慑”调整，是否会促使霸权国以联盟的形式对冲或抵消这种谋求缩小权力位差或重构优势的权力增长的努力？在缺乏推责对象的前提下，崛起国选择区域海权战略是否真正有利于消除其与守成国之间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其安全战略选择不仅关系到崛起进程中可能面临何种压力，更关系到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全局谋划。如何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威廉困境”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理性认知，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大业的未来走势。
历史中的“威廉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为什么俾斯麦执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进程中没有面临巨大的周边安全压力，而威廉二世执政后德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却出现了急剧的紧张态势？“威廉困境”看似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其地缘结构而面临的双重压力，实则与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有着更大的关系。“威廉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崛起国追求海陆并举的两线战略目标，这一目标设定可能导致崛起国同海权霸主陷入海权之争，以及同周边陆权国之间陷入陆权之争。在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存在四个重要的深层原因。
正是这些深层原因的叠加效应，导致一战前的德国陷入“威廉困境”的战略泥沼。
首先，当崛起国自我认可的身份与国际社会给定的身份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身份位差”

1902年1月30日，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在伦敦签订
其次，缺乏一个有能力协调并统合国内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决策中枢
1880年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由于专守欧洲陆权优势，其海军军费开支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或法国的三分之一。随着德国逐渐开启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到一战前的1910年，德国的海军军费虽有大幅提高并成为全球第二，但也仅仅为海权霸主英国的一半（参见表1）。而早先一直占有优势的陆军开支虽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却被协约国的相应增长所抵消。德国海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海军军费的增长威胁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欧洲陆权优势。1901～1903年，德国海军耗费了国防开支的20%；1907～1909年，这一比重上升为25%；而到了1911年，德国海军预算占到了陆军预算的54.8%。1908年，德国推行了10年的海陆并举战略使德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恶化。时任德意志帝国宰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写给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说：“德国已经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竞赛中精疲力尽。如果在德国实现财政改革后我仍是宰相的话，我就要主动给海军军备竞赛降温。德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允许这种伊卡洛斯式的飞翔了。”

在被“克鲁格电报”激怒之前，处于“光辉孤立”政策下的英国与法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甚少。英国在同法俄争夺非洲、近东、中东和远东问题上都存在着战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国同时追求欧陆霸权与世界海权的战略建构起了英法俄三国基于共同威胁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认为，倘若德国放弃了挑战英国海上权威的“庞大海军计划”而集中力量加强陆军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使英国保持中立，同时必然会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如果德国人把1914年以来直到战败仍停泊在军港中的无畏舰的制造经费和钢铁用来制造重炮和运输机械，那么他们在陆战中将一直保持优势。
第三，不满足于单一的区域陆权优势，全民性痴迷于“海军民族主义”，并倾向于认为国家建立强大海军是确保外向型经济运输生命线、保卫国家海外利益、保卫国家领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海权霸主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陆权优势，而在于它对全球海权的分割与侵蚀。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且拥有充分安全剩余的区域陆权国德国来讲，其真正的安全威胁不可能来自于单纯的海上封锁或登陆进攻，而只能来自于陆上邻国的军事进攻。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当时德国的战略决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在一战前，德国人的战略设想始终是谋求英国人中立以便对法俄开战，而不是谋求法俄中立以便对英国开战。英国著名海军战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
Corbert）对海权与陆权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陆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战国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要么你的陆军能控制敌人多少领土和有生力量，要么舰队协助陆军所产生的威力使对方感到恐惧。”同时，享有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也无需担心没有海军的保卫海权国会对其展开登陆进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国到访者谈话时所说：“恕我直言，你们在这一区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师并不起什么作用。”
实际上，单纯的海上力量除了协助陆军打消耗战外，对赢得整个战争不具备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间，英法之所以赢得了对陆权霸主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
第四，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是否会因区域海权战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决于实行这一战略的体系结构与时机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区除了霸权国以外还存在两个以上的次强国，那么霸权国的优先制衡对象就是首先选择区域海权战略的次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崛起国实施区域海权战略存在着“先动劣势”，即在同等条件下，率先实施区域海权战略的崛起国会遭到霸权国的战略围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区内出现了二元结构，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都远超其他国家，那么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推责对象。最后，在同一时期内，在与霸权国安全联系更紧密的地区推行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更容易遭到霸权国的围堵。在这一围堵过程中，霸权国甚至会鼓励区域次强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以便对更具威胁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国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理论上将全球海权同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但率先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则是来自德国的“欧洲马汉”提尔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地缘安全战略的转折点――逐渐从俾斯麦主张的区域陆权战略转向了威廉二世主导下的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权的战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其在体系中角色身份与地缘安全环境的变革。为什么在19世纪末威廉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海权战略，威廉德国遭到了英国的遏制，而法国和美国却得到了英国的鼓励与绥靖呢？答案就在于“威廉困境”内蕴的“先动劣势”，即相对于同一时期法国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战略来讲，德国的全球海权战略涉及的范围太大了；相对于美国后来推行的全球海权战略来讲，德国推行全球海权战略又太早了。因此，对于英国来讲，来自追求全球海权的威廉德国率先构筑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仅在地中海构筑区域海权的法国和英德两败俱伤后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国。

海权论的鼻祖，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
德国的“先动劣势”导致了英国对体系内其他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实行鼓励或绥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拿破仑战争后取得欧陆霸权的沙皇俄国想获得黑海区域海权以及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时，海权霸主英国将其视为最大挑战者。一方面，英国默许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增加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军备；另一方面，联合法国并不惜同俄国打一场需要登陆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战前英国为了同德国争夺海权，一改往日的防范法国加强直布罗陀与地中海海军实力的政策，转而鼓励法国在地中海掌握海权优势，并默许沙皇俄国积极发展黑海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
“威廉困境”的政治化解：俾斯麦德国与地中海法国崛起的战略启示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必然会伴随来自海陆两大空间的战略压力吗？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其说是权力结构分布造成的必然，不如说与崛起国奉行的安全战略有着更大的关系。俾斯麦德国是典型的追求区域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而地中海法国则是典型的奉行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通过对实施区域陆权战略的俾斯麦德国、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法国和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的威廉德国比较发现：首先，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选择区域陆权战略面临的安全压力最低。其次，对于实施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来说，仅当国际体系中存在推责对象――在同等重要的区域率先追求区域海权者或同一时间内在更重要地区追求区域海权者――的时候，海上霸主才会对区域次强国进行战略绥靖并鼓励其追求区域海权。再次，当一个海陆复合型崛起国选择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时，其必然因面临来自两大战略空间联合的压力而陷入“威廉困境”。最后，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放弃了最基本的区域陆权战略，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大国地位，其不仅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海权争霸，同时还将面临来自周边陆上强邻更大的进攻风险（见表2）。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头20年，俾斯麦能够以其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成功地引导或压制住国内主张对外扩张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冲动。俾斯麦担任德国宰相时，国内关于海外殖民和扩张海军的呼声日隆。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决策能够一直保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通过提供超出相关利益集团预期的政治利益或在某个利益集团提出完整的政治诉求之前就果断给予其可能要求的政治结果，对其加以驾驭和引导，使之处于可控状态。俾斯麦曾私下里向英国驻德国大使表示：“德国的地理位置并不适于建立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来保卫本土或贫弱的海外殖民地。同时，德国的地理位置也不适合发展成为一流海军强国。”

一战前的欧洲政治版图
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奉行的是典型的区域陆权战略。这种战略的最大特征便是仅仅将国家安全战略目标限定为在西欧地区获得陆权优势。俾斯麦与同一时代的另一名战略高手拿破仑三世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二者在等待战略机遇上都拥有无限的耐心：耐心等候联盟者上门，耐心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普丹战争后，俾斯麦曾告诫他的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的地点守候多时，忍受身边昆虫的覆盖与叮咬，直到射击最佳时机到来。”然而，耐心与定力只是崛起国等待与把握战略机遇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之间具有决定性的不同点则是：前者更懂得国家在追求利益的问题上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反应而主动地自我节制――在普鲁士发动的三次统一战争中，俾斯麦都获得了除对手以外的欧洲主要国家的支持；而拿破仑三世的贪婪与俾斯麦的节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国成为挡在德国前面最佳的推责对象。
布莱恩希利（Brian Healy）与阿瑟斯坦（Arthur
Stan）通过细化国家能力指标，以及将外交事件划分成冲突与合作两种类型，来论证为什么在俾斯麦主政德国期间欧洲地区没有出现制衡德国崛起的军事联盟，其结论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以后，由于俾斯麦奉行自我节制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使除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有理由相信德国不是一个潜在的侵略性国家，而是一个对现状安排与国际秩序完全满意的国家――德国并没有因为强大的陆权优势而成为欧洲大国制衡与防范的对象。完成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拥有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陆军。为了避免成为欧洲权势均衡的制衡对象，俾斯麦多次公开宣称：统一后的德国利益已经饱和，不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任何野心，以此来向俄罗斯表明自己对巴尔干没有兴趣，向英国表示自己对海外殖民毫无野心。
在俾斯麦主政德国的近20年时间里，他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本国直接卷入同霸权国英国的冲突之中。“他用超乎寻常的审慎，不让任何大国有任何借口组建反德联盟。”整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将外交政策的重点牢牢限定在欧洲大陆，这反而使法俄成为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通过“海洋贸易安全搭车”与“安全威胁角色推责”的搭配组合，俾斯麦为德国崛起赢得了稳定而宽松的国际环境，有效地避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可能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
），照片摄于1896年6月，李鸿章访问德意志帝国期间专程前往汉堡，拜访并求教德国前首相俾斯麦。
俾斯麦推行“海权搭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明白对于任何国家的商业利益和海外殖民地来说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安全，而任何试图使德国海上力量超越英国的努力都会激活一场得不偿失的军备竞赛或被英法海军联合的优势所完全冲抵。同时，德国并没有因为放弃追求强大的海权而面临海外贸易的风险或降低了其崛起的速度。事实上，海权与国家崛起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提尔皮茨在鼓吹扩充海军时反复强调海外经济利益对德国生存与繁荣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在一战中面对协约国严密的海上封锁，德国仍在美国参战前的四年消耗战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对英法俄保持了明显的战略优势。美国虽然是当今最大的海权国，但其海权的发展则是在其获得全球经济霸权几十年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因此，海权与海外经济安全之间并没有时间先后关系或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通过对俾斯麦德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压力的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并不必然会伴随来自海陆两大地缘空间的挤压与围堵。俾斯麦通过推行单一的区域陆权战略，并凭借其个人的领导才能，缓解了德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全面冲击，这为德国在区域陆权战略下持续的崛起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俾斯麦战略的成功一方面源于他的耐心、审慎与节制力使其抵御了追求更大权力声望与国家荣誉的诱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有充分的政治才能协调和引导国内不
同利益集团激进的政治诉求与野心。然而，当1890年俾斯麦黯然下台后，德国在大战略上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他下台后，留下的是一个物质上飞速发展的强大国家，一个充满问题的体制，一帮“能干的庸人”和一大批易于愤怒的民众。欧洲各国很快发现，就在经济发展为德国这艘巨轮添加马力的同时，轮船的舵手却被船长赶上岸了。
同俾斯麦的区域陆权战略不同，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不仅从俄国手中夺回了欧洲陆权，同时也积极追求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由于拿破仑三世推行的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两栖战略在当时没有推责对象，直接导致了英俄奥等国在普法战争中支持普鲁士制衡法国。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丧失了欧陆霸权地位。俾斯麦为了鼓励法国放弃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要求而积极支持法国在地中海及其北非沿线进行殖民扩张。在俾斯麦执政时期，法国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俾斯麦坚持区域陆权战略，因此，在普法战争后的20年里，对海上霸主英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就是侵蚀地中海区域海权的法国和侵蚀黑海地区与达达尼尔海峡海权的俄国。
随着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国的全球海权战略成为了法国和俄国区域海权战略的最佳推责对象。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后，英国也逐渐默许了法国在地中海区域追求海权的努力，并于1912年7月22日通过《英法海军协定》将地中海地区防卫任务全部交给法国海军――法国两大主力舰队北海舰队与地中海舰队全部移师地中海――而英国海军则分担了法国大西洋沿岸的保卫任务。同时，在《英俄协约》签订以前，英国对俄国在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和远东地区攫取区域海权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不惜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和支持日俄战争来打击俄国区域海权战略对英国全球海权地位的侵蚀；而当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后，英国甚至在一战前主动鼓励俄国黑海舰队取得黑海区域海权并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确保英国同印度殖民地海上航线的安全。

　1、16世纪：英西矛盾。为争夺大西洋海上霸权，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确立海上霸主
　　2、17世纪：英荷矛盾。三次英荷战争，荷兰丧失欧洲海上强国地位
　　3、18世纪中期：英法矛盾。英国通过七年战争打败法国，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

16至18世纪海上霸权转移的正确顺序是：西班牙→荷兰→英国

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成为典型的海洋强国。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欧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强国，其中英国成为海上霸权国家。19世纪末，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一批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先后成为世界强国和海洋强国。

葡萄牙是欧洲大陆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凭着爱冒险的天性，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基本控制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通要道。到16世纪初，已建立了一个从直布罗陀经好望角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至远东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东西横跨140个经度，从里斯本出发要经历70个纬度才能到达好望角，从好望角到波斯湾，航程达4000英里，从波斯湾经科摩林角、孟加拉湾、马六甲、爪哇到德那第又有15000英里。16世纪中期，葡萄牙又开始进军巴西，在巴西300年的殖民统治中，运走了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钻石。大量的财富和强大的海军，使葡萄牙成为当时的海上强国。

雄心勃勃的伊莎贝尔女王统一西班牙后，决定资助哥伦布探险、麦哲伦环球航行。由于远征探险需要大量船只，所以造船工业发展迅速，使西班牙建立了世界一流的船队。到16世纪初，西班牙已拥有商船1000艘。为了保护商船队，西班牙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16世纪初，西班牙侵占了西印度群岛等地，占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地，征服了南美洲的广大地区。至1550年，西班牙已统治了北美的大片地区、中美及除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1571年西班牙舰队在勒潘陀附近海战中大败土耳其舰队，赢得“无敌舰队”的称号。1581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实力更加强大，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在进入拉丁美洲的300年中，共运走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被西班牙占有，巨额的金银使它得以长期控制国际金融市场。

荷兰充分发挥造船业的优势，设计出了一种造价更加低廉的船只，使其在货运中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到17世纪中期，已建立了一支拥有万艘船舶的庞大商队，其总吨位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为了保护庞大的商船队，荷兰开始在太平洋攻击葡萄牙舰队，逐步将葡萄牙人从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六甲赶走，后来又在大西洋与西班牙展开角逐，最终在当斯港击败西班牙舰队。荷兰还利用英国国内的动乱局面，夺取了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并在地中海和西非沿岸排挤英国人，垄断了欧洲的海运贸易。荷兰利用海上优势和商业霸权，于17世纪在航海、殖民、贸易等方面达到了全盛期，成为了欧洲经济的中心。

英国的海洋战略经历了发展海外贸易战略、称霸海洋战略、维持海上霸主地位战略、区域海洋战略几个阶段。在15世纪末的英西大海战中，英国舰队利用灵活机动的优势，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中期，英国与荷兰发生了一系列海战，最终荷兰舰队被击败,英国的海上霸权初步确立。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国又战胜法国，真正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到187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已占到25%，几乎相当于法、德、美三国的总和。与此同时，英国海军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890年，其装甲舰和非装甲舰达254艘，总吨达89万多吨。到1899年,已达472艘，126万多吨。

美国独立之后，通过购买、兼并、武力占领等方式，把版图从230万平方千米扩展到920余万平方千米。后来，又根据马汉建立优势海军的思想，大力扩充了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海军已拥有9艘一级战列舰，2艘二级战列舰，2艘重装甲巡洋舰，十几艘装甲巡洋舰，海军力量由世界第12位跃居第5位，一战爆发时，其海军实力已仅次于英国和德国。二战期间，尽管美国舰队受到日军重创，但在1944年时其海军仍拥有10个作战舰队，拥有各类航空母舰125艘、战列舰23艘、巡洋舰67艘、驱逐舰和护卫舰879艘、猎潜艇近900艘、潜艇351艘，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军事人员达1250万，其中海外驻军就有750万。而且拥有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俄国在彼得大帝执政后，从瑞典人手中夺取了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此迅速崛起。经过长期扩张，俄国成为横亘欧亚大陆、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870年以后，俄国海军的舰船数量不断增加，到1900年达到191艘。但日俄战争后，其海军从世界第3位跌至第6位，被美、德、日三国超过。1905~1914年俄国除建成4艘装甲舰、4艘装甲巡洋舰、4艘炮舰、2艘潜艇、2艘布雷舰外，还建造了8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10艘轻巡洋舰、57艘驱逐舰和35艘潜艇，使海军实力大幅提升。二战中，苏联兼并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从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取得了部分领土，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并帮助东欧一些国家获得解放，使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阵营，变成了一种世界体系。

德国在1867年创建了海军，到19世纪末，其舰队已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2位。1908年，德国建成了“拿骚”级“无畏”舰，标准排水量达18873吨，主炮口径280毫米，航速达19.5节。一战爆发时，德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海军强国。这期间，其海军虽然遭到重创，但并未被彻底打败，直到二战战败，德国庞大的海军舰队才灰飞烟灭。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16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丧失了经济政治主权。1868年，明治天皇上台后开始建立海军。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迈开了海外扩张的第一步。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成为东亚海军强国。经过日俄战争，日本独霸了东亚海权，成为世界海军强国。一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据点青岛，接着又占领了南洋群岛，并把驱逐舰派到了地中海。二战中,日本的海上力量发展到了极致。其联合舰队拥有主要作战舰艇23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战列舰10艘、巡洋舰38艘、驱逐舰112艘、潜艇65艘，拥有飞机1000余架。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之战，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迅速落入日本人手中。接着又在马来海面全歼英国东方舰队主力，攻下了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的广大地区，并入侵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