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1�科举制度的创立�
隋朝初是以秀才、明经等科选拔官吏，到隋炀帝统治时期设置进士科，宣告了旧的以门第为 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结束及新的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的诞生。唐代科举考试分制科和 常科。制科主要应试对策，也就是对时政的看法和建议。唐代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 士、明法、明算等五十多种。进士科以考时务策为主，后来也考帖经和杂文。唐代参加科举 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个来源：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 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在唐代， 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 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
2�科举制度的发展�
宋代在革除了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封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解试（州试）、省试（ 礼部试）、殿试。解试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举人参加解试合格 的，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一定的名额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 廷，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凡登科进士，一律由吏部立即授官。宋代科举考试向 士大夫广泛开放，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文章合格，就可以录取。辽金、元朝时期 基本上沿用宋朝科举制度。�
3�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僵化�
明代至清代中叶前这一时期，科举制度走向鼎盛阶段。科举制度各方面的规定已经成熟，建 立了系统的法令法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无不重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成为了国家政治生 活中影响最大、最基本的制度之一。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科举制度与教育 制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教育成为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工具；考试内容与规则格式化 ，并与宋明理学相结合，严格限定出题、答题范围和格式，从而形成“八股文”；考试科目 也趋向于单一化，主要有进士一科；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实行四级制考试体制，即童试、乡 试、会试和殿试；科举考试与明清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其 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中国，还播及海外。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的到来，科举制度渐渐趋于僵化， 各种弊端日益突出，最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到1905年8月晚清政府废止了这一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一）积极影响�
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全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 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 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 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 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
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明清的张居正、林则徐等等。在这些人才中，大多都意气风发， 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 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 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封建管理阶层的 新陈代谢，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 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的原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途径，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 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 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己，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唐宋明 清各个朝代，凡国事隆盛、吏治比较清平的时期，都是科举考试制度与官吏队伍建设结合得 比较好的时期。�
4�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为广大学子提供了获取功名的机会，一方面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 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后，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 ，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学校，而学校主 要为培养应试士子而设立，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的人才。“为应科 举而兴学重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如北宋时期就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即： 公元1044年范仲淹普建州县学；公元1068-1085年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公元1102-1106年 蔡京增加太学名额，实行毕业授官。�
5�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 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 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 学过去的”。胡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 ，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 与公开。”“反观西洋国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国的影 响的。”到1 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朝鲜和越南也曾长 期实行过科举制。毋庸置疑，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 献。�
（二）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而忽视了其他促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这对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能不产 生消极的影响。�
2�考试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考试形式也日益走向僵化，因循守旧，漏洞百出，特 别是明清以后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培养士子们的实际能力，反而强 化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
3�科举制度的价值导向�
科举制度虽然达到了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也把人的思想束缚、禁锢于一定范式中，民 主意识被无情地扼杀了。同时，科举制度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引 导人们轻视社会各行业，轻视生产实践，使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 在表面的文化繁荣下日益空洞衰弱的颓唐之势。�
三、科举制度对行政人才选拔的启示�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历史发展表明,重视官吏培养有助于提 高统治阶级、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从而提高国力。在当前条件下，如何为国家不断选拔、培 养有执政能力的行政人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之一。只有把优秀的人才汇集到各级行 政部门，充实到各项行政管理事务中，才能保证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我们大胆引 进、吸收和效仿西方人事管理思想、制度和技术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曾经 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千多年并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
1�考试选人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一种有效方式。�
官员的考核和选拔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在探求一种最能体现“公正、 公平”、最能有效为国家选到真正有“德才”的管理人员的选人方式。回顾科举制度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考试选人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中国封 建社会的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尽管这种选人用 人的制度像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制度那样，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以前一度受到 了来自于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制度其实有着非常合理和较为科学的 内核。首先，通过考试选人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 ，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其次，通过考试选人将大大扩大行政人才的选拔范围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人才“入口小”的问题，弥补传统“委任制”的不足。最后， “考”而优则士符合“任人唯贤”原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任人唯亲，有利于形成“公 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
应该说，通过考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思想素质。因为通过考 试起码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平时是否注重“讲学习”，是否注重对实践的观察与思 考。同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修养、知识结构、性格气质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历史也证明，通过科举考试所遴选出来的并不像人们 以前所想象的大多都是些高分低能、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而事实是在一次又一次 的科举考试中，一批又一批有识、有志、有才、有为之士，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 石、范仲淹、寇准、包拯、张居正等许多后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纷纷脱颖而出，走上了仕 途，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在肯定考试选人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 时，我们更要吸取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在现行的行政人才选拔考试中，要用科学的方式全面 地考评每个人，一定要警惕出现类似“八股文”那种脱离实际、扼杀创造力、培养考生循规 蹈矩能力的考试形式。�
2�完善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心平气和地打量我国从唐朝到清朝所实行的、牵动天下读书人的科 举制度，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考试是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利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 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不经过“十年寒窗”，没有较深的 学识，是不敢问津的。朝廷通过一次次科举考试使大批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为 国效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次人才选拔的成功，但如果没有背后长期、有效的教育、学 习过程作支撑，人才选拔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能够认识到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而身处科学技术 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人，我们就更应该把这极有价值的理念发扬光大。对于担负 着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而言，行政人才资源能否得到科学的利用和开发，直 接影响着未来行政人员的总体素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目前我国行政人员中，通过正规 教育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并不算多，而且由于自身素质原 因而不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或不能领会、执行上级政策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我们衡量行政人 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掌握必要的管理知识、方法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关注行政人才选拔的方法、程序和结果的 同时，更应该对行政人才成长的过程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在关注“考试择人”的同时，也 要把目光放到“考前育人”上来。没有专门、系统的教育过程是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结果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要想从质和量上获得所需的行政人才，仅为备选人员构建一个 竞争平台是不够的，还应该把眼光放到行政人才的“预备队伍”或者是“准”行政人才队伍 的培养上来。政府应在现有的人才培养基础上，制定长远规划，把行政人才的培养从“小” 抓起，从“学校”抓起，应确保在选拔行政人才之前使候选人员得到必要的正规学校教育， 为将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奠定充分的智力基础，使行政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选拔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的系统工程。既然谈的是选拔，就得有被选对象，如果我们不能致力于培养相当 规模的备选对象，不能夯实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那么选拔的结果肯定难能如愿。�
3�“德”、“才”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
“德才兼备”几乎是从古至今所有国家选拔人才的统一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实 中评判和操作。和“才”的考核相比，对“德”的考核是最难把握的。现在的行政人才选拔 也非常注重“德”的考查，但主要是通过背书答题的方式考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时事政治等的掌握和熟悉程度。这与科举制度的区别只在于“背”和“答”的内 容不同。对一名行政人才而言，除了政治品德，还应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只注重政治品德而忽略其他三个方面起码是不完善、不科学的，是不能保证所选出的人才具 有用好权力所需的全面的“德”。因此，在对“德”的考核上，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更科学、 更合理的评价方式、方法和手段，加大量化比例及可操作性，使“德”的考核更加公正、更 加科学化。在选拔行政人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德”、“才”要求 有所侧重。�
4�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保障。�
回顾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种种积极作用，结合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通过考核和竞争来选拔人才，毫无疑问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模式，但如果 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它也只能是一种空的摆设，甚至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 条件和依据。所以，尽管科举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考场规则和防弊措施，但还是出现了相当 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严格的 监督机制。因此，在进行行政人才选拔的时候，如果只强调有完善的考试方法、考试规则， 而没有后续的管理措施，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实行法治，同样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 ，还是可能选出“庸才”或者“准贪官”来。因此，要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合理，就一 定要建立起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5�主动“猎才”是行政人才选拔方式的补充。�
古代科举制度和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即通过考 试，实行公平竞争，按“竞争择优”原则，力图从社会各部分的广泛来源中获取人才。纵观 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确实比其他传统方式具有更为科学、合理 的内核。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管是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他们往往都是 通过发布考试信息、规定考试内容、制定录用标准等方式“静候”考生“主动”前来报名考 试，然后再在众多候选人中进行人才遴选，中国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仍可从中 略见一二。毋庸置疑，通过这种选拔方式，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纷纷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 家栋梁。尽管如此，部分“贤能”还是会因信息流通不畅、选拔层级过多、世俗偏见、自身 清高等原因而未能主动“抛头露面”，最终被排除在人才选拔范围之外。而在这部分人才中 往往藏有“兼济天下”、“扶社稷、安苍生”的优秀人士，如古代的姜子牙、诸葛亮就是例 证。因此，在普遍采用考任制、委任制和聘用制等方式进行行政选人、用人的同时，政府有 必要建立相应的“猎才”机制，“主动出击”，“有的放矢”，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选 拔有用的行政人才。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开发是第一开发”等观念已形成共 识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去寻求在行政 人才选拔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已经颇受企业界重视的“猎才”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科举制度从它建立之后即经久不衰，延续1300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终结才宣告废除，这充 分说明它是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最成熟、最完善的一项制度。在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深化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背景下，我们理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以客观、 公正的态度对古代科举制度进行剖析，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寻找出对我们今天的 行政人才选拔较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拔出优秀的行政人才是 保证整个行政体系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要想拥有充足的行政人才资源，形成人才济济、群 贤毕至的局面，我们还需对建立“独具慧眼”的行政人才选拔体制进行更深、更具体的研究。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考试选官制度持续达1300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以总结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长期形成的稳定的运行机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考试管理和人才选拔提供借鉴。鉴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地位，它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代以来已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对汉魏以来选官制度嬗递的考察中，以考试为线索，得出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南北朝时期科举制萌芽的表现及原因。第二章“科举制度演变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机制”则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探讨了科举制的演变规律，指出科举制度的变革既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也受大规模教育考试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它是教育内外部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第三章“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从科举制度的政治性质出发，探讨了科举和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第四章“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从纵的角度探讨了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第五章“科举制度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从科目设置、考试范围、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组织、周期与时间、考试机构、科场规范、考试范本——八股文和试帖诗等方面论述了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走向规范化与程式化的历程。第六章“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论述了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改革加以调和，直到明清时期官学沦为科举的附庸，完全被科举支配。第七章“科举制度与私学教育”则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私学通过科举制度被纳入了国家人才库；科举考试内容与私学教育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其中的相异之处显示了私学存在的意义；科举的触角伸到了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蒙学教育也不例外，其出现、发展和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第八章“科举制度与社会风气”是书中考察较深入、分析较透彻的一部分，论述了科举制下的社会风气，包括士庶关系、等级特权意识、婚姻家庭关系、读书风气、学风和文风等的变化。第九章“改科举、废科举和兴学堂”从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的冲突入手，叙述了近代西学冲击下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此消彼长及科举制最终被废除的历程。第十章“科举制度总的评价”针对对科举制度是非功罪评价不一的三个焦点问题，即科举制度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和公正、科举制度对中国学风的影响及其是否能选拔出合适的人才展开论述，阐明了科举制度的进步意义，并对当前围绕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展开的争论进行了评述。
积累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详请参见何忠礼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

经世致用含华咀英

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
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
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

选拔精英机制完善

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
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
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
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废除科举兴利除弊

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
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
陆上丝绸之路以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1] 东汉时期以都城洛阳为起点，[2] 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3] 海上丝绸之路则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经陆路丝绸之路
目的：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11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西域都护的设立：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优点：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我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

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人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东南亚、南亚、非洲、最后到达欧洲。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起点是福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
特点：1、丝绸之路加强了中西贸易，加强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2、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各国人民的友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亚、西亚和南欧各地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绵亘不绝，日益密切。
3、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各国共同经贸发展。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4、海上丝绸之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促进了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指南针”的运用。
5、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带到了西方，如“火药”、“造纸”、“印刷术”，促进了西方工业的发展。
目的同特点

太平洋丝绸之路
太平洋上的贸易纽带
16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初叶，对应中国的明清时期中国和拉美之间存在着一条太平洋丝绸之路。
西班牙自1565年逐步侵占菲律宾诸岛，由此开辟了环太平洋航路。1571年，西班牙人在明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中国船只。1572年， 闽南商人把许多价值不菲的商品运到马尼拉，其中包括丝绸、瓷器和熏香、麝香、金属制品以及水果、肉食腌腊品等等。西班牙人全部买下后，转运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阿卡普尔科位于太平洋沿岸、距离墨西哥城约300公里，是墨西哥格雷罗州重要的港口城市。从此，从中国沿海诸港至马尼拉再至阿卡普尔科的航班年年往来。
太平洋丝绸之路建立后，中国货便源源不断地进入美洲。丰富的产品多数是中国生产，有些则是闽南商人在菲律宾生产。这些产品涉及织染刺绣缝纫、酿酒煎糖榨油、制鞋制革制毡、木作泥作石作、打金打银打铁打铜打锡，以及印刷装订、烧石灰的熬蜡烛的做油漆等行业。运到墨西哥、转运美洲各地的中国货物成千上万，但丝类货物始终占突出的位置。这些中国丝绸和绣品，有罗纱、绉纱和镶嵌有金银线的浮花锦缎，有衣料、披肩、丝单被、手帕、台布、袜子、裙子，还有女性上衣、男性长袍，以及教堂法衣、育婴堂襁褓，名目繁多，品质粗细均有，但都是畅销货。
中国丝织品物美价廉，在1640年前后，运到墨西哥的中国丝织品是西班牙同等货物的三分之一，中国的织锦质量远比西班牙的线缎要好很多，而售价只有其一半。1592年， 中国输入美洲的货物总值已经超过西班牙。
墨西哥的丝织业在1530年左右开始发展，到1541年，已开始生产塔夫绸和天鹅绒。1600年，西班牙王室立法禁止美洲殖民地种植桑树，导致墨西哥刚刚兴起的丝织业面临断粮的绝境，正是从中国运来的生丝解救了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安特奎拉等地的丝织业，可以重新开机。由此可见，中国生丝已和墨西哥丝织业休戚与共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给拉丁美洲带去了经济繁荣。明清两代，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银元日益增多，输入中国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的白银的六分一，或更多一些。这对于自15世纪中叶以来已代替钞票日益流通白银的中国而言，无疑也有很大的补益。不过，有学者认为，墨西哥银元是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大明帝国利用白银进行管理制度改革，但没有建立起中央银行、战略物资储备这些与白银相对应的安全系统。致使大明经济一度处于裸奔状态。当大明帝国和张献忠、李自成以及与满清的战争逼来时，这个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白银矛盾爆发出来，失去了安全阀，只能坐看局势的崩溃。墨西哥独立战争期间的1815年，当最后一艘运输中国货物的西班牙商船结关、离开阿卡普尔科，便宣告了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的终结。
美洲大陆的农耕传播
明清之际，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还是农业为主导。地理大发现后，美洲一些土生土长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果作物，被引种到欧洲、东南亚，并通过这些地区传入中国，这给以后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习惯和科技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洲种植玉米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哥伦布说它甘甜可口。16世纪，中国从西亚阿拉伯人那里引入玉米，称为“玉麦”。16世纪末，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湖北开始种植玉米。19世纪初， 四川、陕西、湖北、湖南的山地都种玉米，玉米成为“山农之粮”。
番薯和中国2000多年前在两广地区栽种的甘薯属于不同品种。1584年、 1585年，番薯从菲律宾、越南传入闽南晋江。1594年福建大旱，人们靠番薯度过了灾荒。后来，福建人又从文莱等地引入番薯新品种，一颗苗头可产十多斤，于是逐渐从闽浙推广到黄淮、华北。
马铃薯原产地是秘鲁和智利。17世纪，荷兰人把马铃薯带到台湾，后传种福建，被称为“洋芋”。稍后，爪哇也有马铃薯传入广东，称为“荷兰薯”。19世纪， 东北开始种植马铃薯，被称为“土豆”。中国5000多年前就有土生小粒花生，汉代时叫“余甘子”，但栽种不广。巴西大粒花生16世纪中叶从南洋传入福建、广东、浙江与太湖流域，文献中最早记载在明代的嘉靖《常熟县志》、万历《嘉定县志》、黄省曾《种芋法》、王世懋《学圃杂疏》。巴西大粒花生“引蔓开花，花落即生”，明人因而称之为“落花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有一随从在中美洲一个小岛Tobacco，看见吸烟本是印第安人在集会、迎宾时的一种社交方式。16世纪70年代后，烟草从菲律宾吕宋岛传入台湾和福建，或说从印度尼西亚、越南传入广东，再扩散各地；北方则从日本经朝鲜半岛传入东北，再入关内。东北戍边明军和垦殖流民以吸烟提神解乏、驱寒取暖，于是种烟取利，明廷屡禁不绝。1641年， 尚在关外的满清取消禁令。
西红柿原产安第斯山北部的山谷。16世纪由教会人士传入中国。1613年，《猗氏县志》（猗氏县治在猗氏镇，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记载此物，称之为“西番柿”。西红柿在中国，直到19世纪还只是一种观赏植物，后来成为栽培最为普遍的果菜之一。
辣椒原产国是墨西哥。16世纪，辣椒从南洋传入中国，称为“海椒”“辣子”“辣茄”，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草花谱》、清人陈 淏子《花镜》都有著录。辣椒是理想的调味品，内地山区和北方的寒冷地带都普遍栽种。辣椒引种后，中国对胡椒、丁香等价格昂贵的香料进口量大为下降。四川、湖南、贵州菜肴也都少不了辣味，成为八大菜系中的地方特色。

因为唐朝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帝王敢于纳谏，是我国封建王朝最繁荣的时期。

因为唐朝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最鼎盛的，当时和外国交往也非常密切，经济繁荣，百姓们日子过得也最富足，所以说是封建王朝最巅峰的时期。

唐朝绝对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巅峰时期，因为唐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都是世界第一，也吸引了世界很多民族来到唐朝学习，是史无前例的多民族交流。

因为唐朝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可以说是在古代达到巅峰。当时万国来朝。

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文明是指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时间断限为公元前5000年的塔萨文化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历史。
公元前三世纪的曼涅托，将从美尼斯开始至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止的埃及历史分为三十个（或三十一个）王朝，现在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将上古埃及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前王朝时期（约前3100－2686年）
2、早王朝时期（约前2686－2181年）
3、古王朝时期（约签2181－2040年）
4、第一中间期（约前2040－1786年）
5、中王朝时期（约前1786－1567年）
6、第二中间期；（约前1786－1567年）
7、新王朝时期（约前1567－1085年）
8、后王朝时期（约前1085－332年）
9、马其顿希腊人和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332－公元642年）
从第1到第4时期，是奴隶制国家形成和统一王朝出现的时期，第5至第7时期是统一王国重建和帝国时期，第8至第9时期是埃及奴隶制国家衰落和陷于外族统治下的时期。【注解】

专家们实际探讨古埃及文化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4245年埃及南、北王国的首次联合，到公元332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占领埃及，托勒密王朝覆灭，亦即通常所说的历时三千多年的法老王朝。

古埃及的文字

古代埃及文字的形体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1、象形文字：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构成体系的古埃及文字材料，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2、祭祀体文字：为实用和方便起见，书吏又将象形文字的符号外形加以简化，创造了祭祀体文字。3、世俗体文字：它是祭祀体文字的草写形式。与祭祀体文字对比，世俗体文字的连写形式更简单，已不具有图画特点，它的书写方向保留了祭祀体文字的传统。固定从右往左。4、科普特文字：它是古埃及文字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文字，深受希腊文、圣经文学的影响。

埃及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构成。

表意符号是用图形表示词语的意义，特点是图形和词义有密切关系。例如：表示水就画了条波形线≈，画一个五角星“★”表示“星”的概念。

表音符号是了把词语的发音表示出来，取得了音值。例如：猫头鹰的图形用作音符时，读[m]音，已失掉“猫头鹰”的含义。表示门闩的图形符号，代表 音，而另一个表示小山坡的符号，则用来表示[k]音。

限定符号是在表音符号外加上一个新的纯属表意的图形符号，置于词尾，以表明这个词是属于哪个事物范畴的。限定符号本身不发音。例如：在象形文字中，“犁杖”和“朱鹫”这两词的音符完全相同，都有两个辅音组成，读音为hb.区别词义的方法是：在hb后分别加上表示“犁杖”和“朱鹫”的限定符号。把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适当组合起来，便可构成完整的句子。

古埃及的宗教

宗教是古埃文化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贯穿了整个古埃及历史。古埃及最重要的宗教中心有四个：赫利奥波利斯、孟菲斯、赫尔摩波利斯和底比斯。

1.神与人的关系

古埃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诸神告诫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世上出现罪恶，是因为人们违背了神氏的意愿；造孽的人终将遭报应，行善的人必会获得奖赏。古埃及人认为，神氏的引导是经由舌和心实现的。因为，心是作出决定，制定计划器官，舌则将决定和计划公诸于众。这两个器官对人的行为起决定性的作用。神氏是这两个器官的向导，因而是人生的舵手。

2.创世说

古埃及人相信，世界有始无终，世界原是一片混沌，经创世神的创造和整顿，世界才开始存在。古埃及人坚信，万事万物都循环往复，世界永恒不变。古埃及人的时间观，自然偏重未来，因为无尽的世界正等着他们去享受。

3.来世说

古埃及人的观念，人生在世，主要依靠两大要素：一是看得见的人体，二是看不见的灵魂。灵魂“巴”形状是长着人头，人手的鸟。人死后，“巴”可以自由飞离尸体。但尸体仍是“巴”依存的基础。为此，要为亡者举行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复杂仪式，使他的各个器官重新发挥作用，使木乃伊能够复活，继续在来世生活。亡者在来世生活，需要有坚固的居住地。古王国时的金字塔和中王国、新王国时期在山坡挖掘的墓室，都是亡灵永久生活的住地。古埃及人认为，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才是永恒的。

古埃及的度量衡

古埃及最重要的长度单位是钦定的腕尺，长度是从肘至中指尖的长，约合20.62英寸。在象形文字中用前臂和手表示，读作迈赫(meh)。腕尺又被分成7掌或28指，每掌等于4指。边长为一腕尺的正方形，它对角线(长29.16英寸)的一半，叫做雷曼(remen)，可分成20指，是第二个长度单位，也是丈量土地的主要单位。还有一种腕尺，只有17.72英寸，分为6掌。腕尺乘以100的积，叫哈特(khat)，是丈量土地的基本单位。这一长度的平方，即10000平方腕尺，也是一个耕地面积的单位。

古埃及人主要的容量单位是哈努(henu)，合29.0±0.3立方英寸，10哈努为一哈加特(heqet)。以次为基础再进行各种倍加，形成更大的谷物容量单位。另一容量单位是哈尔(khar)，等于一立方腕尺的2/3，或相当于一个直径为9掌，深为一腕尺的容器容量。容量与水存在某种近似关系，因为一哈努的水重5德本(deben)。看来，容量单位乃源于水的重量单位。德本是一种同名的踝饰的重量，它的1/10叫加德特(qedet)，即戒指的重量。

木乃伊

木乃伊是经过特殊处理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尸体。前后三千多年期内，古埃及人将尸体制成木乃伊的方法有不少改变。不过多数学者专家认为防腐方法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发展至巅峰，当时一位第一流的防腐师大致依下述步聚制成木乃伊：首先用燧石刀在尸体腹部左侧开个十厘米长的切口，从切口把心脏(防腐师和他的主顾都认为心脏是感情的根源)以外所有其他内脏掏出来，逐一用酒和含有没药、桂皮的香料加以清洗。防腐师还用香柏油冲洗尸体腹腔，把余下的柔软组织分解，接着准备取脑，他用一种带钩的工具从死者鼻孔穿入头颅，钩出里面的脑髓，然后灌入香柏油和香料，冲出脑壳中的残余组织。

尸体全身每部份都彻底清洗后，防腐师把所有器官和尸身埋进泡碱(碳酸钠和碳氢钠混合剂)粉末堆中，抽乾水分。尸身、器官大概要埋在泡碱粉里约一个月，拿出来后把每一部份再用香液和香料洗涤。尸体防腐工作自始至终的每一个步聚，防腐师必认真从事，比如开始时便把尸体每个指头包好，以免指甲损坏或脱落失去。

跟着，防腐师把乾透的内脏逐一以麻布包好，放回腹腔(或者个别放置于陶罐或石膏罐里)用锯屑、麻布、焦油或泥巴之类的填料填好腹腔。填放完毕，随即将切口缝合。因为泡碱已损坏一些头发，所以必须补一些假发，与未脱的真发编结一起；眼眶里面也需要装入假眼。这时剩下来的工作是使尸体外观复原，也是最费工夫的，因为要把乾瘪的尸身恢复生前模样实在不容易。防腐师进行这项古代整形外科手术，要在尸身各处小心地割开很多微小切口，从皮肤里填入依身体轮廓模造的麻布填料，就如二十世纪的整容师注射矽剂替活人整容一样。甚至尸体面部和颈部也整得像生前一般，嘴里塞以麻布使双颊饱满。最后防腐师还要充当化妆师，用称为赭石的有色泥土替死者面部以至全身染色(男死者染红色，女死者黄色)。染色完毕尸体即可包裹。防腐师将尸体四肢分别以抹过松香的麻布一层一层地密实包裹，然后包裹头部和躯干，最后全身裹起来。这项包裹工作做起来缓慢费时，有几个木乃伊现在被人解开，裹布的长度加起来竟然超过二公里！防腐师包好尸体，做成一具木乃伊，前后约共花七十天时间。跟着防腐师把木乃伊送还丧主，丧主此时大概已另外备好人形棺木来装木乃伊，并且已筑好坟墓。

制作木乃伊的全过程费用昂贵，除需要各种药品、香料、辟邪物、护身符等外，仅包裹一个尸体，有时就要用1000多米的优质亚麻布。因此，只有国王、王亲国戚、贵族富豪才花销得起，穷人只能从简，甚至草草了事。希罗多德谈到过另外两种比较便宜的木乃伊制作方法，虽很难保证尸体的完好，但多少可以给穷人以心灵上的安慰，而且，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便宜的制作方法，制作木乃伊的传统才得以传播和延续。直到基督教在埃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元4世纪以后，制作木乃伊的习俗才被废止。

古埃及专门有一批人以制作木乃伊为职业，他们掌握技术，代代相传。在古埃及，制作木乃伊，生产与此有关的必需品，无疑形成了相当重要，规模又颇大的行业系统。这一行业的存在，表明古埃及人已掌握了物理、化学、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们用作干燥剂的氧化钠，经现代科学分析，乃是碳酸钠、碳酸氢钠、盐和硫化钠的混合物，可见这些物质的化学作用，当时已为人所知。

假如你觉得我的答案是对的``请您给我悬赏分好吗？

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三世纪就开始了,也就是前王朝时期（约前3100－2686年）!

公元前3100年左右 埃及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2700-2500年埃及兴建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