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时期，周朝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周武王拜太公望为师，并且要他的兄弟周公旦、召公睪作他的助手，继续整顿内政，扩充兵力，准备讨伐商纣。

第二年，周武王把军队开到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地方，举行一次检阅，有八百多个小国诸侯，不约而同地来到盟津会师。大家都向武王提出，要他带领大家伐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未到，检阅结束后又回到丰京。

这时候，纣的暴政越来越残酷了。商朝的贵族王子比干和箕子、微子非常担心，苦苦地劝说他别这样胡闹下去。纣不但不听，反而毫无人性地把叔父比干杀了，还叫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说要看看比干的心是什么颜色的。从此，纣王周围的大臣再也没有敢进谏的了。贤臣箕子装作发疯，总算免了一死，被罚作奴隶，囚禁起来。微子看见商朝已经没有希望，就离开别都朝歌出走了。朝中的大臣太师疵和少师强带了商朝的祭器乐器，纷纷投靠周武王。

公元前1027年(一说公之前1057年)正月，武王听到探子的报告，知道纣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兵五万，请精通兵法的太公望做元帅，周公旦、毕公高辅佐，渡过黄河东进。到了盟津，八百诸侯又重新会师在一起。周武王在盟津举行一次誓师大会，宣布了纣残害人民的罪状，鼓励大家同心伐纣。

在武王进军的路上，一天，有两个老人挡住了大军去路，要见武王。有人认出来，这两人本来是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国王的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孤竹国王钟爱叔齐，想把王位传给他，伯夷知道父王的心意，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在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人一起投奔周国，定居下来。这回听到武王伐纣，就赶来阻止。

周武王接见他们时，两人拉住武王的马缰绳说：“纣王是天子，你是个臣子。臣子怎能讨伐天子，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啊。”

武王左右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有的把剑拔出来，想杀他们。太公望知道这两人不过是两个书呆子，吩咐左右将士不要为难他们，把他们拉开。哪知道这两个人太固执，不再吃周国的粮食，竟躲到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上，绝食自杀。

周武王的讨纣大军士气旺盛，一路上势如破竹，仅仅经过6天行军，于2月初四拂晓就打到距离朝歌仅仅七十华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

纣听到这个消息，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立刻拼凑了十七万人马。他想，武王的兵力不过五万人，十七万人还打不过五万吗?于是商纣王亲自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可是，那十七万商军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俘虏。他们平日受尽纣的压迫和虐待，早就对纣恨透了，谁也不想为纣卖命。在牧野战场上，当周军勇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大批奴隶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十七万商军，一下子就土崩瓦解。太公望指挥周军，趁势追击，一直追到商都朝歌。

商纣逃回朝歌，眼看大势已去，纣王下令手下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堆到鹿台上。当夜，就躲进鹿台，放了一把火，跳到火堆里自焚而死。

周武王率大军威严雄壮地进入朝歌城。商朝老百姓扶老携幼站在道路两旁欢迎周军。武王命令南宫适把鹿台里的还未烧毁的金银珠宝拿出来，分发给老百姓，还叫他打开钜桥大粮仓，让群众前来领取粮食。朝歌城里欢声四起，人们到处都谈论武王的好处和纣王的残暴。武王还叫毕公高释放被商纣王关起的奴隶、罪人以及从各地掠夺的女子，让他们获得自由。

周武王灭了商朝，结束了殷商王朝600年统治，把国都从丰邑搬到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建立了周王朝。

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从周武王起，把自己的亲属和功臣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太公望被封在齐国，他的弟弟周公旦被封在鲁国，召公睪被封在燕国。据说从武王到他的儿子成王，一共封了七十多个诸候国。

武王伐纣可能不是因为纣王的暴虐无形而是因为西周本来就是想进攻商朝而编造的一个故事。西周的文明程度很有可能还不如商朝。就算是史书上记载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相。

武王伐纣这件事情我们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从小就看《封神榜》等之类的小说和电视剧。而且神话故事里面也说是因为商纣王的荒淫无道，所以西周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才发兵攻打的商朝。

而且史书记载和学者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认为商纣王荒诞无道，所以周武王是奉天命才攻打的商朝。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博物馆我们可以发现商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

这件青铜器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铸造手艺和和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对现在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意思。而且商朝同时期出现的还有另一件青铜鼎，也是非常珍贵的。

但是相反，我们在看西周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如此多的珍贵的青铜器。照理来说不应该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取代一个落后的文明吗？那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却没有出现像商朝这样珍贵的作品呢。

其实西周是游牧民族的出身，曾经他们是农耕民族，但是后来被赶出中原之后，便开始学着像胡人一样以征略为主。

所以后来就养成了攻略杀伐的性子。西周要攻打商朝是因为跟商朝一直都有仇，所以才下定决心要攻打他们。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周没有出现像商朝那样精湛的铜铸技术。

西周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商代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具体断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西周时代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青铜器铸造业比商代更为兴旺发达，这时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更高水平。从青铜器本身特点上看，西周初年多沿袭商代后期特征。可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器很多。武王时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时代有何樽、保卣、保樽、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小臣速簋等；昭王时代有旂樽，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樽、召卣、小臣宅簋等。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0克。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与天亡簋相似，为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簋腹和方座饰有饕餮纹、夔纹，圈足饰有夔纹、云雷纹。腹内底部有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2字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樽彝。

译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国，甲子日早上，岁祭，占卜，能克，传闻各部军队，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军队在阑驻扎，赏赐右史利铜，用作檀公宝樽彝。内壁铭文有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战胜商朝8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

分析起来，从开战后的第八天，就对有关人员进行奖励，说明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

通过对利簋周围炭样检测，著名的“武王征商”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牧野之战，武王克商，是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凭借的都是文献资料，而没有直接的实物见证。先秦史书记载，商代末年，纣王荒淫无道，设酒池肉林，宠爱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腾，社会动荡，诸侯离心。

周本是远在西北的一个小国，但经过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渐强大起来，周围小国有的被征服，有的自愿归附。到武王即位时，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属于周国了。

武王得到姜子牙、周公旦等名臣的辅佐，积极准备讨伐商纣王。面对周武王的咄咄进逼和武力示威，纣王却不做准备，反而调集主力对东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空虚。

公元前1046年1月初，武王率戎车300辆，虎贲300人，包括各广土众民、部落之师，合计4万余人，出兵征商，浩浩荡荡地杀向商都朝歌。纣王以由罪隶和俘来的东夷人等临时拼凑成的约70万人的大军，迎战周军。两军在牧野相遇，武王的军队锐不可当，再加上东夷人阵前倒戈，纣王大败，自焚而死。当晚，周军进入朝歌城内，商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

据《尚书·牧誓》及《逸周书·世俘》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正可与“利”青铜铭文语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互证。由此可知，《尚书·牧誓》及《逸周书·世俘》有关记载为实录。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上面的铭文内容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做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能确知的昀早的西周青铜器。

陕西发现的天亡簋，也是记述武王伐纣的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又称“大丰簋”或“朕簋”，高24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

天亡簋为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

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

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做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谐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辞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昀早表现形式。其铭文如下：

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显王乍省，不肆王乍唐，不克，气衣王祀！丁丑，王乡，大宜，王降亡勋爵复觵。隹朕又庆，每扬王休于樽白。

还有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发现的康侯簋，也记述了武王伐商的历史，该簋通高24厘米，口径41厘米，侈口束颈，涂腹微鼓，高圈足加宽边。兽首耳垂长方形小珥，翘鼻耸角。器身纹饰，腹部为单一的直条纹，颈和圈足为火纹与4瓣目纹相间排列，颈部两面中央又有突起的小兽首。

康侯簋器底有铭文24字，记述周王伐商后，命康侯建国于卫地，涾司徒为亡父制作此器。

西周时代礼乐制度得到很大发展，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和长安张家坡发现了三件一组的甬编钟，是昀早的编钟。钟悬挂使用，方便而实用，也起到音质更佳、音调更准确的作用。

这时还出现了组合酒器的酒座禁。如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夔纹禁，呈长方扁形，四周有镂孔，禁面上有3个椭圆孔，可能是放置青铜卣用的。

周早期的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

这时青铜礼器的组合，有爵与觯、鼎与簋的配合。鼎制上开始出现列鼎制度，反映了礼治的加强。鼎在形制上，三足器柱足与蹄足并存。而且，周初开始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饮食器，如有名的重器大盂鼎重153.5千克，气度厚重，古朴典雅。

另外，还有在陕西淳化县发现的淳化大鼎，通高1.22米，口径0.83米，重226千克，实属罕见。此鼎除两直耳外，腹部还铸有3个半圆形耳，足鼎器造型的特例。

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蜥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

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4条鳄型原龙，其造型高大魁伟，纹饰庄严神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

鼎也有在圆底下再置一盘的，盘是用来置炭加热的，这种小巧玲珑又实用的器物，是当时的新发明。这一时期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兽面纹和夔纹仍是这时期纹饰的主要题材，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纹饰，如陕西泾阳高家堡发现的簋，腹及方座上饰有对称的卷体夔纹。凌源马厂沟的燕侯盂腹上有华美冠羽的兽头鸟身纹饰，极富时代特征，长尾高冠或长身尾的凤鸟纹，常饰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异常华丽。还有凌源发现的鸭形樽，鸭腹上饰有斜方格网纹以表现羽毛的丰满。

陕西长安发现的一件大鼎，器腹布满勾连雷纹，很独特。双身龙纹和四川地区发现的一首两身的牛纹，风格奇特。一些器上装饰有高大的扉棱或平雕动物的某一部分翘出器表，如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发现的蟠龙兽面纹罍，盖上蟠龙之首，以昂首姿态翘出盖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的伯矩鬲，盖与器上的兽头纹，兽角外翘，宏伟奇美。

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而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

至早期的中后段，鼎、樽、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其中卣有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的一对简状卣；觚有陕西扶风发现的旅父乙觚，薄而均匀，中腰极细，优美可爱。另外腹耳平盖鼎、高领鬲、四足盉、方形圆口有鋬樽、双耳盘等，在形制上均有别于商后期的同种器物。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

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A、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

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而且字体多作明显的波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