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皇帝的陵墓。明朝历经十六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死后葬于南京钟山之阳称“明孝陵”。第二帝朱允文（建文帝）因其叔父朱棣以“靖难”（为皇帝解除危难之意）为名发兵打到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下落不明（这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悬案），所以没有陵墓。第七帝朱祁钰，因其兄英宗皇帝被瓦剌所俘，在太后和大臣的旨意下即了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在心腹党羽的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坐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也给捣毁了。而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这样，明朝十六帝有两位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十三位都葬在天寿山，所以称“明十三陵，建文帝最终是自焚还是从秘密隧道中逃走，至今还是个迷。

趣事？
万历皇帝的遗骨最后都被挖出来挂在树上
最后焚烧了事
这也能算是趣事
简直是没人性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个皇帝万历帝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年仅10岁时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当政之初，推行改革措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中后期怠于朝政，终年不视朝，致使朝政日趋腐败。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历时6年才完成，耗银八百万两。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如今，定陵已成为北京最著名的旅游点之一，每年都要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考古计划曾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但最终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这就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定陵。

□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亲选陵址，并起名天寿山。从此，包括朱棣在内，总计有13代明朝皇帝于此修建了陵墓，整个陵区居然比当时明朝北京城的面积还要大……

十三陵建造于公元15到17世纪的明朝，它的创建者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亲自主持选陵址，并起名天寿山，从此，这里就成为明朝的皇家陵园。包括朱棣在内，共有13代明朝皇帝在这里修建了陵墓。到明朝灭亡时整个陵区的总面积已超过120平方公里，比当时明朝的都城——北京城的面积还要大。

十三陵的总体布局就像一棵大树，每个陵墓如同是树枝，大树的主干就是通向陵墓的神道。神道，是进入整个十三陵的必经之路。神道两边排列着十八对巨大的石像，这些文官和武臣的雕像，表示皇帝在死后仍是帝国的主宰。按照中国古代皇陵的陵寝制度，阴宅仿照阳宅，十三陵的地面建筑全部仿照紫禁城的皇宫建造。外围是高大的城墙，城墙内的宫殿也严格地按照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在十三陵每
一个陵墓的后部，都建有一个明楼。明楼下立有皇帝的墓碑，明楼后是皇帝的坟墓。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挖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一次秘密的考古行动在1956年春开始了……

对十三陵的考古挖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这个计划的，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挖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

在挖掘计划中，长陵是首选目标。整个十三陵中，长陵规模最大，保存得也最完整。然而，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考古队决定，先另找一个陵墓进行试掘。经多方调查，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进入考古队的视野。

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在定陵宝城一处城砖脱落的相应位置挖开第一条探沟。探沟刚刚挖到1米多深，就在宝城内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擦去石条上的泥土，3个刻在石条上的字显露出来：“隧道门”。十几天后，考古人员在城墙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券门，同时在探沟的两侧发现了两道砖墙，两墙之间形成一个隧道，伸向宝城的深处，考古队判断这就是通向地宫的隧道。为减轻挖掘工作量，考古队没有继续第一条探沟的挖掘，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挖开了第二条探沟。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第二条探沟一直没有新的发现，在第一条探沟中曾经出现的隧道砖墙也奇怪地消失了。

进入9月，挖掘工作才出现新的转机。一天，在第二条探沟的深处，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明朝人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这块石碑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考古队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三条探沟。到第二年5月，考古队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在金刚墙上，考古人
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中国古书上记载，许多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陵墓不被盗掘，都在坟墓中设有复杂的暗器机关，一旦有人进入就会瞬间丧命。疑虑与担心在考古挖掘人员中蔓延……

十三陵中所有的地宫都被深埋在陵墓最隐秘的位置。白万玉是考古队中最富有经验的考古专家，也是现场的实际指挥者，在打开金刚墙时白万玉也很担心会有意外发生。

为了保障安全，考古队决定先把梯形开口最上面的几层砖拆下，金刚墙很快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经过谨慎的观察，考古队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入地宫。白老决定派考古专家庞中威下去。庞中威回忆说：“我当时也害怕。给我在腰上拴了一条大麻绳，然后我背着一个手电筒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弯着腰，躬着身，精神特别集中，心里也很紧张。”等他出来以后大家才松了口气。之后又有几个人跳了进去，
借助手电筒和马灯，他们找到了地宫的大门。

第二天，考古队决定彻底打开金刚墙。墙砖很快就被全部拆下，用整块的汉白玉石雕凿而成的地宫大门完全暴露在考古队面前。

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沿着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着三个大殿：前殿、中殿和后殿。考古队员最先进入地宫的前殿。前殿的地面上铺满了条状的已经腐烂的木板，这是当时入葬时为避免棺椁压坏地面而使用的垫板。考古队员穿过前殿进入中殿，摆放在中殿内的座椅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座椅上雕有龙的图案。座椅前面是用来祭祀的器皿，一口盛满了黄蜡的大瓷缸，即民间传说中的
万年灯。

仿照紫禁城中的东西六宫，定陵地宫的左右有两个配殿。配殿通过狭窄的甬道与主殿相连。这里应是留给妃子陪葬的墓室，但空荡荡的棺床显示这里没有被真正使用过。

考古人员继续前进，最终找到了隐藏在地宫最深处的后殿，对应于紫禁城中的皇宫，后殿相当于皇帝生前居住的寝宫。挖掘定陵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地宫内三口棺椁的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万历皇帝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其漫长的帝王生涯却充满了悲剧色彩。在这座墓室中，同死者一起埋葬的还有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1572年，年仅10岁的万历继承皇位。万历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于是万历必须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儒家的传统经典，生活枯燥而乏味。在他有足够的能力独立处理朝政时，又处处受到大臣的牵制。压抑的宫廷生活，只有聪明伶俐的郑贵妃给万历带来惟一的乐趣。万历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生的儿子，但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万历无力改变，便采取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对抗。万历在位48年，其中30年一直隐居在紫禁城的后宫，最后20年，他几乎拒绝和所有的大臣见面，国家政务陷于瘫痪。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两。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万历最后一次亲自到这里视察，然后默然返回北京。

1620年，万历和自己的一位皇后先后病死并同时入葬定陵，另一位早年病死的皇后也被迁来合葬。郑贵妃于10年后死去，她被大臣们看作是给国家带来祸患的女人，最终未能获得入葬定陵的权利。万历终于没能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

□定陵中的出土文物不仅让人联想起万历的人生，同时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明朝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手工艺取得的惊人成就。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在精心的准备后，考古人员打开了万历的棺椁。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

打开棺材以后，人们看见它凸凹不平，上面盖着一层金被，金被也部分糟朽塌陷了。考古人员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逐层清理，一直清理到第11层，才找到了万历的尸体，尸体已全部腐烂，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骨架。

地宫中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其中除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

随葬品里有被称为冕的皇冠，还有一些为皇帝专用的铠甲、腰刀和弓箭。在棺椁中发现的金冠，需用150根细如丝发的金线，经非常复杂的工艺才能制作完成，这说明明朝的手工业者已掌握了高超的贵重金属制作工艺。定陵中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其中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是丝织品。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出土的衮服采用中国传统的缂丝工艺织造而成，据说即使是最熟练的织匠，要织完这件衮服，也需要10年的时间。随葬品里的皇后穿用的袍衫，采用的是复杂的刺绣工艺，整个袍衫总计使用了4种昂贵的丝线和11种不同的刺绣方法才全部完成。

2003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昔日的皇家陵园最终成了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1956年5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化局组织了发掘队，决定试掘十三陵中的一个陵——定陵。

　　定陵位于长陵的西南，大峪山下，它埋葬的是明代第十个皇帝朱翊钧（万历）和他的孝端、孝靖两个皇后。当朱翊钧22岁的时候，就劳民伤财地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陵墓了。前后经过了六年时间才完工，这是一座地下的雄伟的宫殿。

　　从地面的隧道口开始，经过了长达40公尺的隧道，才通入深藏在地下7.3公尺的地宫大门。地宫是由五个石拱券结构的殿堂组成的，就是联接起来的前殿、中殿，中殿两侧的左右配殿和后殿。五个殿的总面积达955平方公尺。各个殿的入口都是整块汉白玉雕刻的玉石门，地面上铺的是金砖（明代宫廷特地在江南烧制的大型铺地砖）。

　　前殿没有任何摆设，相当于一个前厅。中殿是地宫的正殿，当中放置了宝座、五供（香炉，烛台、花瓶）和长明灯。左右两侧配殿没有随葬的器物，只有一个汉白玉的棺床，用途还不太清楚。后殿是最重要的一进了，它是放置棺材的墓室。当中放置了朱翊钧的棺木，两侧是孝端、孝靖两个皇后的棺木。在棺床上下的朱漆箱子里放置着大量的随葬器物——制作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像金王冠、金壶、金爵、玉壶、玉杯、玉碗，玉耳环、瓷瓶、瓷碗等。

　　今天，这座宏伟的地下宫殿正在修缮，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一座傅播历史文化知识的地下博物馆。

北斗七星葬式

定陵玄宫（明代称地宫为“玄宫”或“玄寝”，墓主的梓宫所在，为陵寝建筑的核心部分）的建制可用“五室三隧”概括。
　　“五室”即玄宫的殿室共有五座组合而成。其中，后室又称后殿，为玄宫主室（明代文献称之为“皇堂”），平面做横向长方形。室内面宽30.1米，进深9.1米，顶高9.5米。顶部为横向的条石拱券，断面呈尖顶，两弧相交的“锅底券”形制。室内地面铺砌着打磨平整的正方形花斑石石板，里侧居中的部位设有宝座（棺床）一座，宝座之上铺砌同地面一样的花斑石，周围以汉白玉石镶边，做须弥座形。宝座中央部位留有左右长0.4米，前后宽0.2米的方孔，内实黄土，是风水术中所讲的“金井”。宝座上陈设着帝后的棺椁及随葬器物箱。神宗皇帝的棺材居中，覆金井之上，孝端、孝靖两后棺材分置左右。随葬器物箱多置宝座两端。
　　中室，又称中殿，位于后室之前。它与前，后，左，右四室相通，在五室中处于枢纽地位。室内平面作纵向长方形，面宽6米，进深32米，室顶高7.2米 ，为纵向的条石拱券结构。室内地面铺砌细料方砖。西部陈设着一帝二后的神座、五供和长明灯。神座，白石雕刻而成，制如帝后生前所用的御座。皇帝的靠背之上雕有四个龙头，背后雕一整龙，龙头伸向靠背前作戏珠状，靠背内侧，浮雕的宝珠两侧雕饰龙纹。两侧扶手之上也各雕龙头。扶手内外两侧及靠背的外侧则均雕云纹。皇后的神座式同皇帝神座，但靠背及扶手上各雕凤头，靠背内侧也雕饰凤纹，两扶手内侧则雕龙纹，其余部分同皇帝神座一样。五供均为黄色琉璃制品，帝后各一套，分置神座之前。每套各有香炉一个，烛台两个，花瓶两个，分置白石座上。还有长明灯，又称万年灯，均以高和口径为0.7米的青花云龙大瓷缸为灯具，上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缸内储油，油面有铜制圆漂一个，内置灯芯。
　　前室又称前殿，平面亦做纵向长方形，顶高面宽尺度及起券形式、地面铺砖均同中室，不同的是进深为20米，且室内无任何陈设。
　　左右室，又称左右配殿或侧穴，对称的设于中室两侧。平面均做横向长方形，面宽各26米，进深各7米，顶高各7.4米，券顶同前、中、后三室。室内地面各铺青白石石板，里侧各设宝座（棺床）一座。宝座形制亦为白石须弥座镶边，长17.4米，宽3.7米，高0.4米。宝座上部平铺方砖，中部亦各设一金井。室内无陈设。
　　“三隧”，是指该玄宫共设有三条隧道，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据发掘资料记载，这条隧道分为砖石两段。从宝城右侧的隧道门至明楼后这一段，为砖隧道。砖隧道的尽端终止于一道略呈弧形，有四层城砖砌成的矮墙。由矮墙往里，对着玄宫不远的地方为石隧道的起始处。石隧道的走向通往玄宫前殿，其两侧墙壁，除接近金刚墙部分用城砖垒砌外，均以花斑石砌成，且随着隧道的逐步加深，由一层最后递增至十七层之多。石隧道总长为40米，宽8米。
左右配殿的隧道，即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其全程走向虽因未经全面发掘而不能详知，但从已发掘的局部情况看，其与左右两室相接的部分情况与主隧道和前室相接之处的做法却基本相同：都有保护石门的砖券顶的“隧道券”，且隧道券的外侧都有横截于隧道之前的“金刚墙”。
三、十三陵与“九重法宫”
　　明十三陵中，长陵至昭陵九陵的玄宫未经发掘，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根据文献资料所记，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理由如下：
　　首先，陵寝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恪守祖制”、“法先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定陵为明朝中后期的陵墓建筑，其玄宫制度自然应源自其先前九陵的玄宫制度，也就是说，九陵的玄宫制度应与定陵的大体相同，至少相去不远。
　　最重要的是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而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明长陵及明永陵等的玄宫制度也是按照明朝皇帝所居的皇帝内廷建筑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有史料以下为证：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记，嘉靖十五（1536）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在讨论永陵的营建时，曾对辅臣李时、夏言等说：“寿宫规制宜逊避族陵（指长陵）�6�5节省财力，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止，工力甚巨，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但大臣们对世宗皇帝一心要仿造长陵建造寿宫的真正用意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卜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它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大臣们的意见得到了世宗皇帝的同意，传旨“俱如拟�6�5其未尽事宜，俟朕亲往决之”。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长陵的地下宫殿是仿造九重法宫建造的。永陵的建造，大臣们的建议虽称“稍存其制”�6�5实则是一种文饰之词，真正的意图却是仍仿九重法宫建造。
　　那么什么是九重法宫呢？
　　“法宫”一词见于《前汉书�6�1晁错传》：“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魏人如淳谓：“法宫，路寝正殿也。”又，清经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道录》中则又称：“明堂天法，故曰法宫。”可见古代法宫最初所指是帝王日常所居的宫室建筑路寝，或天子朝诸侯，享上帝，临朔布政的礼制性建筑明堂。
　　明朝时的法宫，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可指皇帝日常所居的乾清宫，也可指皇帝内廷或整个皇宫建筑。如，《明臣奏议》卷十三辑正德九年（1514年）张原《时政疏》由这样的话：“伏望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思天下仰赖之广，体圣贤善治之言，尊皇祖垂世之训，身居法宫，尊严简出……。”这里的法宫是概指整个皇宫建筑。又，《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五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而法宫严寝一时灰烬。”则这里的法宫有泛指皇宫内廷建筑或乾清宫。而前所述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与皇宫内廷建筑布局的妙合关系，正是定陵玄宫遵从长、永等陵祖制仿明代九重法宫建造的有利诠释。
四、九宫图与玄宫设计
　　明代的九重法宫乃至地下玄宫之所以会采用具备前、中、后、左、右五个方位的殿室格局进行规划和设计，是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文化源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具备这五个方位的建筑群绘制成平面图，将他们放在网格之中，就会发现他们所构成的图案原来正是在我国起源甚古，并曾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观念的“九宫”图案。
　　“九宫”图案，即今人所称的“九宫格”，由纵横各为“三”数的方形网格组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周时代，就已是人们心目中一种极为神圣的图式。尽管那时“九宫”这种名称还没有出现，但“大而分周，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却已是史家公认的史实。存世的先秦著作中，记有九畿[1]、九野[2]、明堂九室[3]、以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系列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布局图案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先秦著作之一的《易纬乾凿度》则进而将这一图式加以神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数理及哲学含义，　　于是这一图式又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运行规律（包括事物发展规律），亦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认为在《易经》中，天地阴阳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合等于十五的发展变化关系（郑玄注《易》，五为天数，十为地数，合为十五。又，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6�5老少阴阳相合亦各为十五，）是“道”亦即宇宙规律的体现。所以，太一神（又作太乙神，天地之别称，为天神中最尊者）“取其数以行九宫”，留下了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均得十五的“太一九宫图”。此图中宫为太一神所居，余八宫为八卦神所居，于是九宫图式又以神话的方式被赋予了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八卦”含义。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吧。
　　此外，后世儒家绘制的河图洛书也是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图案。
　　河图洛书，见载于《尚书�6�1顾命》、《论语》、《礼记�6�1礼运》、《易�6�1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他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认为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于是伏羲氏据图画成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禹因此第之以成九类，即《洪范》中的九畴。还有些儒家认为河图洛书同出自伏羲氏时。总之，说法不一，亦无图样传世。
　　到了宋朝，儒家们始考据出如下两种有关河图洛书的图案：一种，据《大戴礼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将从一至九的九个数字（奇数用白点表示，偶数用墨点表示）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位于中”的方式排列，式同太一九宫图；另一种据《易�6�1系辞》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将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同样以黑白点表示）按照“六一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的方式排列，融入了哲学中的“五行”含义。
这两种图式，儒家们有的以九为洛书，十为河图，也有的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说法不一。但就图案的构成而言，却均未能脱离九宫图案的模式，只不过从一到十的图案只是占据于九宫中四正及中央五个方向之宫罢了。
九宫图式的运用在我国古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图案所蕴含的内容又如此神秘，可见，力主尊儒复礼的明朝统治者将它奉若圭臬，以它作为皇城，皇室，乃至陵寝等重要建筑规划设计所遵从的神圣模式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