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4年2月，刘宋孝武帝刘骏病逝，享年三十五岁，在位十年。临终前，刘骏任命太宰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始兴公沈庆之、尚书中事颜师伯和领军将军王玄谟等五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太子刘子业。

刘骏留给刘子业的摊子，其实并不算烂。

毫无家族背景和军政班底的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在权力中枢辅佐刘子业；皇族代表（刘义恭）与几个豪门士族、军政要员（柳元景、颜师伯、沈庆之、王玄谟）作为辅政大臣在政府中辅佐刘子业。

如果戴法兴等中书通事舍人妄图威胁皇权，必然会受到刘义恭等辅政大臣的联合抵制；反之，如果刘义恭等辅政大臣妄图威胁皇权，必然会受到戴法兴等中书通事舍人的联合抵制。

实际上，宋孝武帝刘骏设置的权力格局远比上述的更复杂。因为在刘骏的权力格局中，王谢等重要豪门士族以及除刘义恭外的其余皇族都没有出场，这股庞大的力量还在外围起着约束中书通事舍人和辅政大臣的作用。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宋孝武帝刘骏设置的权力格局应该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刘宋孝

前几天，我着重写了魏太武帝拓跋焘之死，主要是因为他集权速度过快，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其实，但凡是喜欢集权的雄主，必然都是猜忌心极重，为人极其严苛的。关于这一点，宋孝武帝刘骏和魏太武帝拓跋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现在，这个猜忌心极重，为人极其严苛的宋孝武帝刘骏去世了，中书通事舍人、皇族、豪门士族和军政大佬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总算不用战战兢兢地活着了。

人被压抑久了就要释放，如果不能对着事主释放，则必然会对着其继承人释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中书通事舍人还是辅政大臣，在刘子业面前总是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对刘子业更是动辄呵斥。

比如说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他就公然呵斥刘子业：“你这样胡来，是不是想当营阳王？”营阳王就是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当了不到三年皇帝，就被徐羡之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当皇帝与自己意见不一时，戴法兴居然敢拿一个被杀死的皇帝来威胁刘子业，他平时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废帝年已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耶”——《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五十四·恩幸

此时的刘子业已经十六岁了，这个年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叛逆。

戴法兴

戴法兴作为一个臣子，居然想让皇帝事事听从自己的安排，本就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皇帝。

宋孝武帝刘骏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用王僧达等人的鲜血阐述了一个事实：当皇帝与臣子有了意见分歧的时候，臣子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否则，王僧达等人就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现在，宋孝武帝刘骏去世了，刘子业继位，这一套是否还管用呢？

如果中书通事舍人能够与皇族、豪门士族和军政大佬的利益一致，这一套自然就不管用了，因为刘子业不具备他父亲宋孝武帝刘骏的实力。

但由于上述几大实力派之间也有着无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得罪刘子业的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就显得格外孤独。

中书通事舍人这个职务的级别很低，通常都由寒族担任。只不过因为他们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可以每天面圣，才显得格外重要。

可这样一个必须依附于皇权之上的职务，却与皇帝产生了矛盾，结果会怎样，还用说吗？当刘子业决定严厉打击戴法兴的时候，获得了皇族、豪门士族和军政大佬一致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戴法兴连一个回合都没挺过，就直接出局了。

帝遂发怒，免法兴官，遣还田里，仍复徙付远郡，寻又於家赐死，时年五十二。——《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五十四·恩幸

刘宋孝

把戴法兴清理出局之后，刘子业并没有停手。他提拔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彧进入了权力中枢，这种做法引起了辅政大臣的集体恐慌，因为这意味着刘子业打算着手削弱辅政大臣的权力了。

庚午，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尚书右仆射。——《宋书》·卷七·本纪第七·前废帝

面对刘子业的这种行为，据说刘义恭等人整天搞聚会商量对策，这种做法总给人一种密谋串联的感觉。过不了多久，刘义恭、柳元景和颜师伯，五位辅政大臣中的三位，竟然开始密谋造反了。

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谋欲废立。——《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武三王

至于另外两位辅政大臣——沈庆之和王玄谟，他们与刘义恭等人素来不和，沈庆之被排挤出了最高决策圈，王玄谟更是被排挤得外放青、冀担任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