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仰的核心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

神道也经过了几个发展历程，有古神道、儒家神道、国家神道等等。

但神道的根本核心是日本的“古神道”，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追求和对以天照大神为最高神、以天皇为大神后裔的天神地祗的信仰。

神道发展至今，不断随时代而改来改去，外衣换了一件又一件，先后披上佛教、儒家、社会达尔文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外套，但核心不变，即古神道始终不变。日本人信仰的核心，始终未变化过，并对外部环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将日本人的信仰比喻成一个蛋的话，以天皇（蛋黄）、神道其余神祗（蛋白）所组成的古神道是其蛋质。

以神道、儒家、禅宗所混合而成的武士道是其极为坚固的蛋壳，保卫着脆弱的蛋质。

神道提供了蛋壳所需要的精神源动力和效忠的目标（保护蛋质），儒家的忠孝礼仪提供了理论基础，禅宗提供了修炼方法。

三者混合形成的武士道，始终是保卫日本传统价值，即古神道的坚固屏障。

蛋质是菊花，蛋壳是武士刀。二者是个整体，相互依存，不能分离，双方都不能单独存在。所以外人看日本，总有日人精神分裂之感，但这其实是一软一硬，既对立又统一的。

蛋是个整体始终不变，但包裹着蛋的外套却是因时势而不断变化的
军国主义是日本在危机时期，或者是它自己感觉到危机可能来临后，所选择的外套。表现为对内整合强化、对外扩张，是极端残忍和暴虐的。

民主主义是日本在战败后，美国为其选择的外套。其目的在于削弱日本的极端思想，拴住这条凶残的东亚看门狗。当然，老美也是文武两手，所以美国在日本还有驻军。

即使在和平时期，蛋仍没有被打破，持刀武士变成了企业战士，军事扩张变成经济扩张，单纯的忠君变成直接忠于企业，间接忠于天皇。武士道仍然是日本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最大精神源泉。

所以日本仍然是强大和可怕的。

日本的这种蛋的思想，（日本丸、日之丸、XX之丸），其形成原因是和日本的独特地理位置、岛国性质分不开的。日人狭隘、自私、敏感而又极为坚韧顽强，与我国虽为近邻，实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日本本质上是个神道宗教国家，相信人死后成神，忠诚于天皇，武士道就是殉道精神，提供给了日本人“不怕死”和“殉道死”的信仰支撑。

二战时期的日本人，主要表现为在战争中不畏惧死亡，战后的日本，主要表现为为了企业，不惜“过劳死”。

一个始终不怕死的民族无疑是可怕的，武士道圣经《叶隐》中说：只有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别人的命。

国人指责倭人的扩张思想和军国思想，殊不知那是为神道、天皇和日本利益服务的。宗教这东西，利益这东西，谁能说理去？谁愿意和你说理去？秀才和大兵说理，平民和强盗说理，荒唐之极。

我们主张的“和平主义”可不是“绥靖主义”，这点要严格区分
常言说，只有从敌人那里，我们才能学得最多。日本人的信仰架构，为我们的皇汉之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所以我虽然反日，但始终对日本这个国家有浓厚的兴趣。

以皇汉信仰（混合了儒家、墨家、道家和其余诸子百家思想）为信仰内核，表现为汉本位的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国家观等。

以皇汉武士道为坚固外壳。（混合了儒家的忠孝仁义、儒墨两家的殉道精神、传统天命观等）

我其实很喜欢武士道这个词，武士道原本就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精神，并且这三个文字是如假包换的汉字，梁启超在其《中国武士道》一书中说：武士道一词，“其名雅训，且含义甚渊洁”，故用之。今世人受满化已深，反日反到了快要反汉字的地步，将武士这一中国名词拱手让于日本，岂不可笑。

但是武士道是需要修炼的，有了再多的理论，有了效忠的目标，若不能实际力行，始终是空谈而已。军队若不进行严格的各种科目训练，光进行政治学习，一样毫无战斗力。国人从不缺空谈，独缺力行之实践。

修炼是需要各种训练科目和艰苦的奋斗过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导致内容，形式就是内容。

军人入伍后的第一课，就是站军姿、队列训练等科目，而后有拼刺刀等科目。没人认为站得直、队列整齐划一、“豆腐块”叠得整齐，和能打胜仗有直接的联系。拼刺刀在信息战争时代仿佛也早就落伍。但这些对塑造军人素质、培养团队精神和和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以及军人的向心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人认为这些是花架子，它是必要科目。同样，效忠军旗、拉军歌等，也是必要科目。

当然，还有其他训练科目，军人可不是光为了站军姿和走正步的。
汉人的精神早已丧失，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之。

汉服如同军服，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气质的象征，必须恢复之。

汉心如同军心，只能加强，不能分裂和动摇。坚决反对地域主义和血统论。

汉礼如同军礼，必须上下一致实行之，方不愧礼仪之邦的称谓。当然，不必全盘彻底复古，要有所扬弃。

汉族的传统思想的学习，如同军队的政治学习，必须进行，当然，是经过改造后的、适合当代的国人信仰，我们不是要开历史倒车，完全复古。

汉族的传统乐曲、戏剧等等文化，以及包括各种民间汉文化，也都必须保留和继承。

至于其他的如同科学技术、国体政体之类，那就好比军队的武器更新换代了，越先进越好。军队的编制也是越适合实战越好。

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该学习的学习，该引进的引进，但最终，我们要有自己的科研能力和自己的武器开发体系。有选择的西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西化而西化，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汉化。

一支军队，有不怕死的精神，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体制，有上下平等、官兵一体而又有严格的军衔职务等级关系的军队制度、有勇于创造、锐意维新的精神、有不贪腐、清正廉洁的体制、有爱民爱国的情操，这样的军队，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仁义之师。

军内民主不是无组织，不是无纪律，不是制造分裂，不是一些人的借口。

国家同之。

军国思想？是，但也不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国之工具耳。而国者，汉民之工具

日本人真他妈混蛋！反正不管怎样，我是一个很片面、很极端的人，就是不喜欢日本！

这本书是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的。所以，如果要引用的话最好找个英文版的。

我手里只有汉文版的，商务印书馆的那个版本，不可以吗？

读《武士道》的时候，想起的是林语堂“两脚蹈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写下的《吾国吾民》，同样是东方的学者向西方人推介东方的生活方式和智慧，二者的风格却大相径庭。 林语堂是幽默蕴含智慧，豁达却不失自嘲，将东方的智慧不偏不颇、娓娓道来。而《武士道》却更像是向西方传达日本的精神，以削除西方世界对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的偏见。因此林语堂的语言就带着些戏谑的语气，而新渡户稻造则显得平实和诚恳，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能与日本精神相参照的细节，以说明深刻影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合理性。因此，作者不惜笔墨，大量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来印证日本古代圣贤的教诲。 你在读这本小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武士道”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东西，这里所谈到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些早已存在的体系的延伸。正如谈到武士道的渊源的时候，新渡户稻造提到的几个成因——禅宗、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孔子和孟子的儒家经义与王阳明。由此也可洞见武士道的内核与中华文化的底蕴其实是统一的。 武士的形象非常接近于《史记》中的“游侠”，以及稍后的幕僚和门客，而其区别则在于两者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发展在动乱之后一般能够形成一段较长时间的清平时期，以武立身不为传统知识分子所热衷，重文轻武是历代历代的训条，因此中国的“游侠”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抛弃了剑与铠甲的文人知识分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 这并不是说文官制度就与日本的武士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实际上，二者只是阶层的外在形象的区别，而其内在的道德体系和社会责任赋予了他们相同的职能。由于他们本身的特权也使得社会对于他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无论是日本的武士阶层还是中国的文人阶层都将内在修养作为个体的首要要求。 在太公所谓六守中“仁、义、忠、信、勇、谋”，勇是排在倒数二位的，而在武士道的信条“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中却列在第二位，可以看到两者对于自身定位的不同。中华的智慧讲求“先道义、后谋略”，而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轻生取义”变成了一种了最大的美德。同样是“仁”，孟子说“仁者无敌”，而在《武士道》里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仁”的形式：勇猛的武士熊谷在战场上揭开一个敌人的头盔时看到一张少年的面孔，他以慈父的语气让少年离开，而少年坚决拒绝离开，并且为了双方的荣誉而要求熊谷砍下他的头。熊谷的心碎了，但他最后仍然挥起刀染红的刀刃。熊谷凯旋而归，但是他却不再想念功勋，剃度出家将其余生托付游方生涯。 武士道和文官制度其实就是相同内在的两种状态——内在的都是道德标尺和社会规范，只是在不同的国度中，他们寻找到了不同的附着体，也因而有了不同的侧重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