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攻城的技术手段和能力很差，修筑城墙都会被视做割据的表现。《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杜预 注：“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史记·孔子世家》：“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

修建百雉之城，也就是长三百丈的城墙，是国君的特权，大夫如果修的城墙太高大则属僭越。大夫有了城墙，就等于有了统治中心，这样的话，大夫进可以进军首都秉持国政，退也可以负隅顽抗作为一城之主，其他人包括国君还拿他没有办法。

春秋时，鲁国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鲁桓公，历史上有名的绿帽王，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庆父、同、牙、友。庆父是庶长子，是为孟，嫡长子同即庄公，牙是为叔，友是为季。公子庆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其后代分别被称作孟氏、叔孙氏、季氏。因出自桓公，合称“三桓”。

鲁桓公让他的嫡长子姬同继承君位，也按照封建礼法分封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做了大夫。随后，由于鲁桓公传位不当，鲁国发生了政治动乱，三桓势力越来越强大，鲁国国君则自宣公起，就日益衰弱，国政被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

这样大权旁落的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孔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八肖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开始试图改变卿大于公的局面，具体的做法就是拆迁，把三桓僭制做出来的城墙都给拆除。可是，在三桓强大的实力面前，终于无法成功，最终被赶出鲁国。鲁国末年，三桓强盛而公室微弱如同小侯。“三桓胜。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古代所谓的城市，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堡垒，一般都是用作军事用途，跟现在意义上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人们选择建设城市的地点，一般也都是选在兵家必争之地。如赵简子建造晋阳城，把城市里的大型建筑的柱子都用铜水来浇筑，这些都是为了以后的战争需要。

这样的城池，其能够承载的人口必然是非常有限的，须得是相当信任的人才可以生活在城里，在城外生活着的则成为鄙人、野人。

所以，秦国打下来城池后，就有计划地破坏了一些城墙，如秦始皇还收尽天下兵器，铸造了12个大金人，其目的就是削弱地方上的反抗能力。既然城市沦陷了，为了国家强制久安，秦始皇效法春秋战国的做法，隳毁城墙。城里的居民有时间一定要往出去跑。

有一些战略重地，城池也相当重要，进可以做前哨基地，退则可以自保有余。于是，秦国执行了驱逐计划，如魏国的安邑，本是旧都，秦军占领后，为了将安邑打造成一个军事基地，就将所有的魏国人都驱逐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秦军士兵。后来秦国发动的几次战争，都是以安邑为出发点。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有盛世自然有乱世，有乱世必然有乱象，而乱世中最大的乱象莫过于战争。

在人们的印象中，战争总是与惨烈、残酷相关联，而最能体现战争的残酷性的就是屠城。

“屠城”这一残酷手段的历史很悠久，殷商时期盛行人祭，祭品就是战败的俘虏。在胜者严重，俘虏就是奴隶，是物品，即便将其杀死作为祭品也是十分正常的事儿。这样的意识为今后频繁的屠城行为埋下了种子。

屠城，屠的不仅是敌方军队，还有城中无辜的百姓。

就如明·洪武元年，明朝开国将领杨璟在进攻靖江时，派遣手下张彬从南关攻入，结果遭到对方顽强抵抗，南关守城者对张彬破口大骂，张彬大怒扬言要屠杀城中百姓，还好被及时赶到的杨璟制止，城中无辜的百姓才躲过一劫。

先是张彬攻南关，为守城者所诟，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禁止之，民乃安。《明史·杨璟传》

但淮安城百姓就没那么幸运了。元末，朱元璋与元军作战，元军将领张明鉴在夺取扬州一年后弹尽粮绝，企图拥戴镇南王作乱，但镇南王在淮安去世，于是张明鉴顺势占据淮安，屠杀居民以为食。

“逾年，食尽，谋拥王作乱。王走，死淮安。明鉴遂据城，屠居民以食。”《明史·缪大亨传》

这种不顾及无辜，肆意杀戮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明朝，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朝代更是数不胜数，就如楚霸王项羽，不仅杀降，还要将“男子十五岁以上”尽杀之，在攻打襄城时，“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杀的全城“男女几无孑遗”。

屠城不仅大量屠杀无辜百姓，而且手段还极其残忍，“诛杀其人，如屠六畜”，场面极其血腥。

就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屠城已经从不分目标的乱杀，演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虐杀。南朝宋时期的沈庆之、宗悫。刘道隆在屠广陵时，已经不单单是杀人抢劫，而是有意识地虐杀城中百姓。

“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悫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宋书·卷二十六》

魏晋南北朝的十部正史中共记载了47次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惨遭屠杀的城池有70多座，杀人之后还要抢掠财物，焚烧房屋，一座城池就此化为废墟。

打仗归打仗，为什么要屠城呢？尤其在古代，人口决定生产力，攻下一座城池后，屠尽城中百姓，无人可统治拿什么发展？况且屠城易失民心，尤其是杀降，往往会造成敌方拼死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