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在20世纪初，国人盲目追求西化、否定中国传统之时，钱穆主张国人应该对国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就是希望国人能够对自己祖先的历史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尊重自己的传统，从而激起国人的爱国情怀。在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有更直接的感触。

应该是对人们关怀！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们不是凭空诞生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生命流之中。我们和孔子等诸多先人已经有了一种历史的亲缘，我们的血管里也跳动着他们的血液。

　　近日，接连读到徐友渔文《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9月27日《新京报》）和鄢烈山文《谁要玩祭孔，就让他们玩去》（9月28日《新京报》），我同意他们的一些分析和批评，我也相信，与祭者多有不懂其礼仪者，更勿论其精神，这种仪式后面可能羼入了商业的动机或政治的考虑。我不喜看到儒学过分的政治化、商业化、仪式化以至庸俗化，而认为儒学新生的主要希望是在民间，是出现越来越多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信仰者，而与权力或市场结盟则反易损害自身。

　　但是，读完他们的批评和讥弹文字，我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因为我觉得文中透露出缺少足够的、对于我们自己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钱穆在抗战中撰《国史大纲》，他在书前写道：一个在知识平均水平线之上的人，应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现在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孔子也属于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人格象征和标识符号。

　　孔子思想的确是支配性地影响了中国汉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而且，他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人格和精神代表，故20世纪的反传统也始终是与反孔相伴而行。如唐君毅所言，孔子的伟大还是一种层累的伟大，是不断有推崇孔子的人如朱子、阳明将自己卓异的人格加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德业比霸业更伟大，难道我们愿意让一个政治人物来替换孔子，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或人们感怀追祭的对象？

　　不过，我首先来谈谈“祭孔”在今天是否具有危险或不适宜性。我觉得友渔文可能高估了这次祭孔活动的地位和性质，它还远非是“举国同庆、全民公祭”，甚至有多少国人知道祭孔这件事都是一个疑问。可能有些地方政府比较热心，也有一些官员参加仪式，但还谈不上是“国祭”，至于“独尊儒术”则更谈不上。还有一个判断是看这种祭祀是否有强制的因素，是否运用了政治权力要国人必须参加或观看仪式，规定国人从此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或有关文件，但显然是没有这种强制。而央视直播也没有什么奇怪，央视直播过多少各种类型的节目？

　　而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今人为什么还要视“尊孔”为洪水猛兽？儒学早已与政治体制脱钩，又经过反复批判，尤其以“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为高峰。儒学及其影响下的民俗，其实恰恰是在中国大陆被破坏得最为彻底，反倒在港台乃至韩国等地保留较多。经过这样的百年摧残，儒门早已淡泊、儒学花果飘零，稍有一点恢复，视作“死灰复燃”可也，视作“劫后重生”可也，但远谈不上是“全面复辟”。而现在的一些祭孔仪式和活动，也可说是对多年来孔子思想和形象一直被压制和批判的稍稍反弹，纵有被利用之嫌，或其中人有激越之语或过高期望，是否就值得大动干戈、讨之伐之？我虽不会热心参与有些仪式，但也乐观其成。总之，这种祭孔活动离“国祭”还差得很远，孔教更非“国教”，今天也并非一个倾向“政教合一”的时代，退一万步说，倘若孔子之道真的作为“国教”，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它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说儒家主张的纲常是赞成等级制，那么，人类诸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都生活在公开的等级制下，而古代西方即便是在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也还同时存在着奴隶制，并且是将妇女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我们并没有见西方人激烈地否定和批判古希腊，更别说成为一个百年不衰的运动，相反，西方进入近现代倒是以对古希腊的“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里如此激烈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否定自己的祖先。而在西方以外的后发国家中，像韩国、日本也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激烈地反传统，而它们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就比中国更坎坷。具体到人物，西方哲人并不因柏拉图主张等级制就否定或轻慢他的哲学，且多为其“注脚”；今天的美国人也不因华盛顿、杰弗逊等也是奴隶主就不尊他们为“国父”。

　　历史就当以历史识之。而且，我们不仅要看到制度，还要看到制度后面的精神。

　　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大敌是什么？倒有可能是极端的反传统者。我并不认为从儒学能直接开出上述价值原则，但我认为儒学完全可以和它们相容，甚至对这些核心的价值给予某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它就像是罗尔斯所说的那种不必在其上建立政治共识、但却是一种包含了人生哲学和宗教意蕴的合理的“广泛理论”。

　　而它除了可用来支持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它也可以被人们信仰，信仰者是可以由此引出一种有德有思乃至有诗意的生活的。如果说儒学历史上也曾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相当宽容的意识形态。儒学在历史上被“独尊”之后，其实也还是容有释、道等学说和信仰发展的颇大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也极少见大规模的源于宗教信仰的流血冲突和迫害。所以，为以上目标奋斗的人今天不仅不应该再反对儒学，再反对孔子，而是应该与之携手。

　　简言之，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就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而非别国的历史。

　　我们不是凭空诞生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生命流之中。

　　我们和孔子等诸多先人已经有了一种历史的亲缘，我们的血管里也跳动着他们的血液。而孔子之道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有温情、有敬意、重追思和感怀的智慧，是与我们亲近、切己的智慧。它重视亲情、主张慈孝、揭提恻隐之心、提倡忠恕之道、致意中和思想。它尊重祖先，尊重历史、敬天亲人、慎终追远。人类早期的几大文明，迄今或是湮没、或是换人，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不能不说其功厥伟。而如果今天的中国不想往暴戾和失敬的社会走，而要向有温情和敬意的社会走，还正有赖于孔子之道多多。

赞，好问题！历史记录了我们祖先的足迹，有喜乐哀愁，悲欢离合，忧国忧民之情，也有大鹏展翅，鹏程万里之举！知古识今，仁人志士无不以史为鉴，为今人和后人谋福祉！凡人史事从史册中历历可见！

出自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