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拿破仑三世的观点吸引，那就危险了。

他的文章非常善于用貌似客观、公正的语言包装自己的野心。他几乎不使用枯燥、晦涩的政治学或哲学辞藻，而是用报刊政论式的大白话，并善用比喻、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法，一步步将读者诱入“圈套”。和希特勒那种张牙舞爪、歇斯底里的煽动相比，这种平易近人、温文尔雅的文风同样具有欺骗性。

本文所指的“青年”，既包括拿破仑三世1840年（32岁）因发动叛乱被捕入狱前的时期，也包括1841—1846年他在阿姆监狱服刑的时期。其实，称呼这一时期的他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更合适。

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波拿巴流亡瑞士。少年时期曾在一位雅各宾派的私人教师指导下学习。后加入瑞士军队。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波旁复辟王朝被推翻。波拿巴本以为家族的流亡生涯会结束，但结果却令其非常失望。

1830年和1831年之交的冬天，波拿巴前往罗马走亲访友，这次旅程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之一。

1831年春，意大利中部爆发了革命，路易–拿破仑和同父同母的哥哥加入了烧炭党人的活动。革命因遭到奥地利的打击而失败，哥哥也在战斗期间病死。其母亲赴战区，斗智斗勇，平安带回这个仅剩的儿子。这对母子利用假身份，办了前往英国的护照，而后从英国进入法国，最终到达瑞士。逗留法国期间，其母与奥尔良王朝（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会见。国王的虚伪态度使波拿巴怀恨在心。奥尔良王朝在他眼里是革命的背叛者和法国之耻。

本文主要介绍波拿巴的以下作品：

《政治梦想》（Rêveries politiques，1832）

《拿破仑思想》（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1839）

《拿破仑思想简编》（L'Idée napoléonienne，1840）

《糖类问题分析》（Analyse de la question des sucres，1842）

《加莱海峡之进步》杂志部分社论（Progrès du Pas-de-Calais，1843）

《驳拉马丁》（Répons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à Lamartine，1843）

《消除贫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1844）

《对瑞士政治和军事的思考》《炮兵手册》《1688年和1830年历史残编》《尼加拉瓜运河》暂不讨论。

一、《政治梦想》

背景简介：

从意大利归来之后的5年，是波拿巴一生中比较平静的一段时期。但这段时期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也非常重要。

第一，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上升了。由于他的亲哥哥和拿破仑的亲儿子先后去世，他的继承权排到了第三位（第一位是拿破仑的长兄约瑟夫，但他膝下无子；第二位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父亲老路易，但他健康状况堪忧）。路易–拿破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将自己推到历史的前台。

第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整理、宣传其政治思想的尝试。

1832年5月，波拿巴出版了第一部论著《政治梦想》（Rêveries politiques）。该书只是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但对了解波拿巴早期的政治理念非常重要。他研究了伯父的生平和思想，分析了法国人的心理和诉求，设计了他打算提供给法国的一套制度。可以说，这本小册子就是他的“建国大纲”。

内容速览：

在文章之初，波拿巴就自我表白：“促使爱国者写作的原因之一，就是改善人民状况的急切意愿。因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民族的命运，就会感到震惊不已，并且只会发声捍卫理性和人性的权利。”接着，他指出，七月革命的成果已经被那些“害怕自由之树，仅仅在腐烂了数个世纪的树桩上嫁接嫩枝”的人糟蹋了，这里抨击的对象不言而喻。随后，他又批判了欧洲的政治状态：“在欧洲，人民对其君主缺乏信心导致了可见的普遍不安。……无法将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相结合的君主，是多么悲哀啊；当其中一方的光荣无法给另一方带去光荣，当维护一方会给另一方带来伤害，当一方无法信任另一方的承诺和誓言时，也是多么悲哀啊。”他反对的不是所有的君主制，而是无法与“人民利益”相结合的君主制。

如何实现“公德战胜阴谋，功勋压倒偏见，荣耀为自由加冕”的目标？波拿巴提出了一种怪异的主张——结合拿破仑二世（拿破仑之子）与共和国！于是，这本小册子的重点开始了。他说：“伟人拿破仑一世的儿子是最高程度的光荣的唯一代表，而共和国是最大程度的天赋自由的具象化。拿破仑的名字让人们不用担心重返‘恐怖统治’，而共和国的名字让人们不用警惕恢复绝对权力。”

一说到拿破仑，他就开始为伯父辩护了：“法国人！公正一点，向那位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人表示感谢吧——他传播了人类才智的光芒，他保障了国家的独立。如果某一天人民自由了，这就是拿破仑的功劳。他让人民习惯于美德，而这是共和国唯一可靠的基础。不要因其独裁权力而责怪他——这将我们导向自由，正如铁犁翻开了土地，给我们带来了丰收。……拿破仑统治的不幸在于，他无法收获他播下的所有种子。他已经解救了法国，但还没能让她自由。”

接着，波拿巴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第一需求，是独立、自由、稳定、选贤与能和“平等扩散的幸福生活”。为了保障国家独立，就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而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就应当得到人民的信任。自由是国家独立的结果，全体人民都应当参与选举，“大众是永远不会腐蚀的，既不谄媚，也不伪装，他们应当是一切权力的持续源泉”。至于“平等扩散的幸福生活”（l’aisance également répandue），这个措辞比较绕弯子，含义虽近似物质资料的公平，但更像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是生活水平的最终平等，而是生活水平提高机会的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波拿巴的措施是：“不仅税收要降低，政府也要制造稳定感，安定人们的内心，保证对未来的预期……政府要稳定，体制不能单一，也就是说，不偏袒任何阶级，而是宽容所有阶级，尤其是与大部分人的需求和愿望保持和谐。”其中，“不偏袒任何阶级”非常具有迷惑性，他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也喜欢将自己打造成一种“超阶级”的存在。

他一方面坦白“我的原则完全是共和派”，一方面又给共和制设定了很多条件：“如果莱茵河是莱茵海，如果美德是人类行动的唯一动机，如果只有功勋才能获得权威，那么我会是个单纯的共和派。”他认为，共和国存在缺陷，国家是需要皇帝的。在波拿巴的世界观里，帝制与共和这两种制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于是，他大力鼓吹“共和帝制”这种怪物。

下面这段话可以很好地总结波拿巴的观点：

我希望看到建立这样的政府，它可以保证共和制的一切优点，但没有它带来的不便。一句话，这是强大而不专制、自由而非无政府、独立而不寻求征服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应当是：一、国之三权应当是人民、立法机关和皇帝；二、人民应当拥有选举权和认可权；三、审议权应当在立法机关；四、行政权应当在皇帝。

（按照他的设计，认可权指对皇帝的认可。）

《政治梦想》的最后是波拿巴草拟的一部宪法，包含了具体的制度设计（限于篇幅，不多介绍）。可见，他的野心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准备；不是毫无章法，而是有着周密的思考。

附：致维埃亚尔的两封书信

维埃亚尔（Narcisse Vieillard），原为波拿巴亲兄的导师，也是波拿巴的朋友和顾问。第二帝国时期成为元老。

（1835年1月30日）波拿巴的自嘲：“凭借名字，我得到了很多；凭借自己，我一无所有。出生是贵族，天性和政见又是民主派。通过继承得到一切，但实际上一心向着选举。一些人因为我的名字奉承我，还有一些是因为我的头衔。如果我跨出了日常的轨迹一步，就有人说我野心勃勃；如果我安静地待在角落里，就有人说我冷漠无情。一句话，我的名字对自由派和绝对君主主义者都会造成相似的恐惧。我唯一的政治盟友只能在赌徒中寻找，他们认为在诸多可能性中，我可能成为有用的筹码。”

（1836年1月29日）1.不在乎共和制和君主制的界限：“我认为在这两种不同的政府中，都不存在什么违反根本原则之处。一个也好，另一个也罢，依据情况，都可以产生好结果。”2.对世袭制的态度：世袭制与人们对财产的热爱紧密相关，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看不到这种观念的衰退。“世袭原则出自时代的利益，而不是文明程度的标志。”波拿巴善于用貌似不偏不倚的论述为自己的野心做铺垫的语言风格，在此有着鲜明的体现。

二、《拿破仑思想》

背景简介：

1830年的革命让路易–菲利普坐上了王位，但他的统治却并不依赖当初参加革命的人民。他以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替换了贵族统治，整个政权因此一直存在参与度较低的问题。在奥尔良当局内部，派系斗争从未停止，内阁更迭频繁；而正统派（波旁王朝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共和派、波拿巴派、无产阶级也从不同的角度抨击奥尔良王朝。1831年，里昂工人运动爆发；1832年，正统派代表人物贝里公爵夫人发动叛乱；同年，共和派利用拉马克将军出殡之机发动起义；1834年，第二次里昂工人运动爆发……正是这种不稳定给波拿巴在内的各路冒险家提供了浑水摸鱼的机会。

波拿巴意识到，法国人并没有忘记他的伯父。从复辟时代到奥尔良王朝，有不少关于拿破仑的作品问世，有些是学术著作，有些是回忆录，还有些是夸张的传奇。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度更大。司汤达、大仲马、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都创作过怀念拿破仑的作品。总之，拿破仑情结不只是个别政治派系的问题，而是一种群体心态，甚至奥尔良当局有时也会摆一摆追忆拿破仑的姿态。如1836年夏，时任首相梯也尔主持了凯旋门的落成仪式。

波拿巴一方面急于登上政治舞台，一方面又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奥尔良王朝灭亡的时日。1836年10月30日，波拿巴率领一小撮同党，在斯特拉斯堡军营发动叛乱，本以为会引爆整个法国的局势，但仅仅两个小时之内就被平定，无人死亡。奥尔良王朝将波拿巴流放到美国（路易–菲利普仁至义尽，在波拿巴临行前还送给他一箱子黄金），其同党经审判后，全体无罪释放。

在美国仅数月，波拿巴就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遂经英、荷、德，回到瑞士。1838年，在法国政府施压下，离开瑞士，前往英国。

1839年7月，他的论著《拿破仑思想》（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问世了。

内容速览：

该书分为政府总论、思想总论、内政问题、外交问题、皇帝的目标、帝国覆灭原因论、结论七大部分，洋洋洒洒近200页。这是到目前为止波拿巴最明晰且最完整的思想表述。

1.政府总论

波拿巴首先讨论了人的两面性。人类永不间断地趋向完美，这是神性；但也逃不出固有的缺陷，这就是人性。国家和社会也是如此，既有不朽与进步，也有弊病与混乱。正因为如此，“政府之建立，是为了帮助社会克服阻碍其进步的障碍……政府不像某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必要之恶，而是所有社会组织的有益推动者。”所有国家都有共同点——自我完善的需要；也有着不同点——面临的弊病不同，因此，政府的形式“根据它们需要治愈的弊病、根据时代、根据它们所治理的人民而异”。“在政治中，善只是相对的，从不是绝对的。”

根据上述理念，波拿巴认为，像政论家那样过分强调一人统治和多数统治、民主政府和贵族政府的明确界限是不可能的。“能持续的都是好的。持续最久的，就是最适合这群人的。”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不在乎政府形式上的差别，而看重政府的实质——是否完成了它的使命，也就是“调整自身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在社会现有状态下采取必要手段为增进文明提供平稳从容的道路”。

在波拿巴眼里，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两个政府很好地履行了它们的“昭昭天命”，一个是俄国，一个是美国，而这两个政府的形式是相反的，前者君主独断，后者自由放任。处于中间的老欧洲，“就像一座自我消耗的火山”。法国呢，“你现在却没有需要完成的使命了吗？你要将自己的精力和能量消耗在儿女们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吗？不，这不是你的命运。”

2.思想总论

新思想的产生如同后浪推前浪，大革命带来的变革和破坏令人目不暇接，直到最后拿破仑闪亮登场，改变了混乱的局面，“将真理从热情中分开，将成功的要素从死亡的种子中分开”，恢复了一种可以将各种互相冲突的伟大原则综合在一起的政府形式。拿破仑是“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党派纷争的毁灭之火熄灭了，奄奄一息的革命女神将其最后的愿望托付给拿破仑：

“将我主要的奋斗成果集中在坚实的基础之上，重新团结法兰西分裂的人民，驱逐联合起来对抗我的封建欧洲，治愈我的伤痛，启迪各族人民，在我已经挖掘深度的地方拓展宽度，为欧洲做我为法国所做的事，即便你用自己的鲜血浇灌文明之树，即便你的计划被人误解，即便你的家族四海漂泊，也永远不要放弃法国人民的神圣事业，而是发挥天赋的才智，以人性允许的一切手段引导其走向胜利。”

波拿巴引用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的历史，说明新思想从最初引起恐慌（指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雅各宾派上台等事件）到最终被人接受是需要时间的，“自由”也是如此。此前导致社会撕裂的思想，在拿破仑的手中就可以巩固社会。“通过保存革命的道德影响力，削弱它引起的恐惧，拿破仑比起其他任何人都加速了自由的统治。若是没有执政府与帝国，革命就仅仅是一场壮观的大戏，留下许多伟大的记忆，却又了无痕迹。”

波拿巴坚决否认伯父的权力只来源于个人野心。他认为，伯父能完成那么大的事业，就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那么，为什么拿破仑要称帝呢？波拿巴是这么分析的：一个政府，首先要考虑它所治理的国家是什么情况，它可以依赖的力量在何处。旧式君主国的支柱是贵族和教士，分别代表了土地财富和道德影响。而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势力，重新分配了利益，如果再回到过去的统治、继续依赖已无根基的势力，这无疑是疯狂之举。而拿破仑虽然恢复了旧有的形式，却将权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他虽然恢复了宗教，但没有让教士成为一种统治方式。所以，拿破仑没有损害谁的利益，反而满足了政治与道德上的需求，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如果这些变化不是早已存在于大多数人的情感与理念中，拿破仑也不可能将其实现……他对全民族说：‘你们想要一个世袭君主国吗？’全民族通过400万张选票表示同意。”写到这里，波拿巴还特意加上了一段注解：“一些人对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提出怀疑，但他们这么做的话，等于也抨击了共和国的所有宪法，因为这些宪法还没有得到这么多赞成票呢。”

波拿巴比较了古罗马和法国的历史，以此证明传统制度的影响是很难摆脱的。古罗马有500年的共和时期，转为帝制后，仍然延续了共和制的很多形式；法国有1400年的君主时期，走向选举制共和国也不会是一日之功。所以，“恺撒必定希望保留共和制的形式，而拿破仑则重建君主制”，也就是“旧瓶装新酒”。

接下来，波拿巴又论证了世袭制的优越性，其实这是为自己继承伯父事业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其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他从“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区分开始说起。前者是永久利益，依靠传统代代相传，它只能通过贵族的形式而体现，如果没有贵族的话，世袭的家族也可以；后者是短期利益，因时而变，它只能通过人民的代表而体现，而人们的代表需要换届。

波拿巴总结道：“为了避免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缺乏——这是民主共和国的最大缺陷，有必要建立一个世袭的家族，担任普遍利益的保护者，但它的权力应当完全建立在人民的民主精神之基础上。”

3.内政问题

这是《拿破仑思想》最长的一章，占全书的一半篇幅，现择其扼要者叙之。

拿破仑上台后，首先要思考三个问题：哪些思想观念一去不复返了？哪些今后会取得胜利？哪些可以立刻得以实行？

波拿巴认为，伯父追求的目标是自由，“越是了解历史，就越会相信这一点”。但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是胡说八道。于是，波拿巴写下了这段比喻：

“自由就像一条河。为了让它带来沃土而不是毁灭，它的河床必须要挖宽、挖深。如果它在天然的边界内有规律地流淌，所经过的国家都会赞美它；如果它像急流一样冲破了界限，它就会被视为最恐怖的灾难。”

于是，接下来波拿巴用了连珠炮似的排比句，列举了实现自由需要的八大条件，概括如下：

1.党派猛烈攻讦，需化解仇恨；2.平等原则未普遍施行，需在全部法律中贯彻；3.公共精神、宗教、政治信仰缺失，需在三者中至少恢复一个；4.宪法反复更改，需重建法律的影响力；5.古老的习惯被摧毁，需依据新原则建立新习惯；6.无论何种形式的政府，既无力量又无威信，需重建权威；7.一个国家没有贵族，除了军队之外也没有其他组织，需建立规范化的组织以重建公民秩序；8.外与邻国作战，内有敌之党羽，需征服敌人、争取盟友。

总之，拿破仑帝国的法律，正是为实现稳定的自由而开辟道路。

“在耕地、播种、抽穗、开花、结果之前就想要收获的人，将会受到怜悯。相信仅仅靠宣布一些原则就可以建立新秩序，是致命的错误。”波拿巴写道。

波拿巴认为，伯父“是他所处时代的正确理念的代表”，试图融合而不是消除各种理念。皇帝曾说：“我喜爱各党派的实在人。”在他的国务委员会中，有斐扬派、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人士；他尊重法国各个时代的光辉历史，将“旧制度”下的若干名将移葬到荣军院；他签订了《教务专约》，调节了国家政权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对待犹太人，他既承认了其公民权和平等地位，又引导他们融入法国社会。但是，拿破仑虽然实施了“大综合”政策，但不代表他放弃了大革命的原则：他召回了“流亡者”，但他们被变卖的财产不可挽回；他娶了奥地利的公主，但不损害法国的利益；他恢复了贵族头衔，但这些头衔对任何阶级、任何行业的人开放。

接着，波拿巴耗费了大量笔墨，详细回顾、解读、吹捧了伯父在司法、金融、慈善机构、农业、工业、商业、公共工程、教育、军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政策，不再赘述。

波拿巴批判了法国人想要复制外国制度的倾向。他认为，英国的议会自由是好，但它的基础是贵族制，没有这一点，英国就是一团乱麻。还有美国，虽然我们看到了它的辉煌，但法国和美国不能相提并论：美国人尚未在他们的土地上扎根，所以美国人的利益是个人化的；美国是商业优先、工业次之、农业为末，而欧洲正好反过来。“从各种方面来看，法国都是文明世界的首领。但人们似乎怀疑她制定不出独一无二的法国法律，即适应我们的需求、立足于我们的天性、符合我们的政治地位！让我们采纳其他国家由长期经验所确立的进步成果；但也让我们保存自己的法律，法兰西的形式、法兰西的天性、法兰西的精神。”

波拿巴坚决否认伯父是个独裁暴君，反而指责法国人对待自己的皇帝太苛刻。他反诘道，英国的克伦威尔比不上拿破仑，尚且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为什么拿破仑不可以。

最后，波拿巴假借身处天国俯瞰人间的伯父之口，提出了以下质问：

你们这些责难我的人，在24年之久的和平环境中干了什么？你们缓解了不和，将各党派团结在国家的圣坛周围吗？你们让国家各权力机构拥有法律承认的道德优势，以保证稳定吗？你们让贵族院具备我的元老院那样的民主结构吗？你们保存了国务委员会的有利影响和有益功能吗？你们保存了荣誉军团组织最初的纯洁和威望吗？你们让选举制度建立在我的县级议会的民主基础上吗？你们通过保证议员的薪金，便利了进入代议院的渠道吗？你们像我一样，论功行赏、打击腐败、在行政机构中灌输严格而纯洁的道德，使权威值得尊重吗？你们通过施加权力的影响，改良风气了吗，犯罪是多了还是少了？你们通过完成土地登记，保证财产的安全了吗？你们像我一样，让各种新工业蓬勃而生吗？你们在长期的和平中，完成了我在残酷战争中开始做的一半工作吗？你们为商业开辟了新的渠道吗？你们改善了贫困阶层的状况吗？你们将法国的全部岁入用于她的繁荣这一唯一目标吗？你们恢复了离婚法，保证家庭的道德吗？你们将国民卫队组织成抗击侵略的不破屏障了吗？你们将教士限制在宗教事业中，而远离政治权力吗？你们保留了军队曾以正义的方式获取的尊敬和民心吗？或者说，你们是否试图败坏士兵的崇高使命？你们让滑铁卢的老兵吃到应有的面包，作为他们为法国流血的补偿吗？三色旗和法国人的名字，保住了举世尊敬的威望和影响力吗？你们为法国争取到了危难之际可以依靠的盟友吗？你们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吗？相反，你们的税收不是比我在战争时期的还重吗？最后，你们削弱了我仅仅是为了安内攘外而建立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吗？

这一连串的严厉质问，针对的是波旁复辟王朝和奥尔良王朝。“24年之久”，正是两者统治的时代。

波拿巴替伯父作了回答：“不，你们保留了我的统治中仅仅是暂时性的东西，而能够减轻其缺陷的好东西都被你们抛弃了。和平的益处你们得不到，战争的坏处你们倒是全部保留了。”

4.外交问题

拿破仑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波拿巴概括为“真诚地向所有愿意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政府提出与法国结盟”。“他不是侵略者，相反，他总是被迫击退欧洲的同盟。如果有时候他比敌人先行一步，那是因为先发制人才能保证胜利。”

波拿巴是这样为伯父的频繁战争辩护的：随着战绩的增加，拿破仑的视野也相应扩大。“作为法国君主，他要为法国的利益服务；作为一位伟人，他要为欧洲的利益考虑……为了建立和巩固普遍的和平，西方的英国和东方的俄国，要么应当通过理性说服之，要么就通过胜利屈服之。”

波拿巴大谈特谈拿破仑的战争是怎样给意大利、瑞士、德意志、波兰带来社会进步的，他提供的论据未必是虚假的，但往往是经过裁剪和曲解的。他认为，拿破仑并不像其他统治者那样，把新附的人民视为被征服者，而是让他们享受到开明政治的好处。比如在意大利，他废除了封建制度和什一税，推行了民法典，鼓励科学、艺术的发展，以公民兵取代了雇佣兵……对于吞并皮埃蒙特、罗马、佛罗伦萨的行径，波拿巴进行了厚颜无耻的辩护，他说这是为了教育当地居民如何成为公民和士兵；等战争结束了，法国就会将这些地区归还给故国（意大利）。

波拿巴最后总结道：“帝国的战争如同尼罗河的泛滥。当河水淹没了埃及的田地时，人们会认为这个国家被毁灭了；但河水一旦退却后，他们就会迎来沃土和丰收。”

波拿巴论述外交的篇幅远远不及内政，似乎反映了他对内政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在之后的历史中，他也的确更加擅长内政而非外交。

5.皇帝的目标

本章是前一章逻辑上的继续，也是全书最理想主义的一章，口号多于论证。波拿巴认为，伯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联盟”。那个时代的其他政治家，只会将欧洲的均势建立在大国间的敌对之上，而不是相互间的普遍利益上。而拿破仑为了促进欧洲的联合，要推行一套欧洲法典，设置一个欧洲上诉法院，建立一个欧洲研究院，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波拿巴还利用社会契约论，即人们会为了共同利益而让渡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从而结成越来越大的群体，来论证欧洲共同利益高于各国利益的必然性。当然，他又强调，拿破仑的政府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

6.帝国覆灭原因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拿破仑这么伟光正，为什么还覆灭了呢？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实践中的有效性。

但波拿巴同时又陷入了一个悖论。探讨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否要反思他的错误？如果反思错误的话，是否又有损于拿破仑的威信？所以，波拿巴既要分析拿破仑的失败，又不愿意真正反思。于是，这一章就成了全书内容最短的一章。

波拿巴认为：“皇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得太快了，是因为一连串的事情以不寻常的速度压向他，也就是说，他的征服太迅速了……另一方面，外国人对暂时性的战争之恶不耐烦，忘记了拿破仑带给他们的好处，为了避免短暂的不便，浪费了未来的独立。纵然是现代最伟大的天才，又怎么能够在区区几年里使外国人摒弃所有偏见、接受所有良知呢。”总之，他的失败仅仅是因为计划过于宏大，“打算在帝国的十年里完成几个世纪的事”。

7.结论

第一，拿破仑虽败犹胜。“帝国时代是对欧洲旧制度的生死之战”，尽管拿破仑战败了，但他的思想在各处生根发芽。“征服者自己也采用了被征服者的理念，各族人民竭尽全力恢复拿破仑已经在他们之中建立的东西。”人们不禁要问，名败实胜和名胜实败，哪一种才算是伟大的政治家？

第二，当今之世，还有哪位非凡人物可以通过优越的思想博取世人尊敬呢？波拿巴认为，现在的天才只需要基本的理性即可。“一个人不应该仅仅复制已经做过的事，因为模仿并不总会带来相似的结果。事实上，复制一个过往的政府的细节，而不是复制其精神，就像一位将军，站在拿破仑或腓特烈曾经获胜的战场上，以为只需重复同样的操作就能取胜。”

第三，“拿破仑思想，不是战争的思想，而是工业的、商业的、人道的思想。如果在一些人眼里，它总是充斥着斗争的雷鸣，这是因为它确实长期以来被大炮的硝烟和战场的灰尘所笼罩。但现在烟消云散了，人们会透过武力的荣光，隐约看到公民的荣光，它更加伟大，也更加持久。”

《拿破仑思想》一书与其说是老拿破仑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小波拿巴的思想。后者总结了拿破仑的历史经验，又在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下对此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例如，拿破仑酷烈的独裁统治很难再有吸引力，于是波拿巴不得不承认那只是权宜之计，“不能被视为确定性的制度，而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再比如，波拿巴认为拿破仑思想是工业的、商业的思想，明显反应了法国发展工商业、完成工业革命的迫切要求。总之，《拿破仑思想》是打开波拿巴心扉的一把钥匙，也是他的行动指南，还是未来第二帝国的政策教科书。

然而，波拿巴的主张具有迷惑人心甚至包藏祸心的一面。第一，他大力鼓吹“全民政府”，实质是否认国家的阶级性。第二，他非但没有对拿破仑的过失进行反思（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反而极力美化其侵略战争。未来的波拿巴，也将借助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借口发动对外战争。第三，他的观点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例如，他既口口声声承认“人民主权”，却又主张恢复世袭制和帝制，无论他多么巧舌如簧，都无法掩盖这些主张在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三、《拿破仑思想简编》

背景介绍：

1840年，梯也尔内阁做出了一个让波拿巴感到诧异的决定——将拿破仑的灵柩隆重地迎回巴黎。路易–菲利普还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前往圣赫勒拿岛处理相关事宜。梯也尔是个善于作秀的政客，他迎回灵柩的意图，既是“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人面前挥舞拿破仑的宝剑”，也有由官方垄断对拿破仑历史的解释权的考虑。

波拿巴决定要和奥尔良王朝争夺话语权。同时，法国人民对拿破仑的深刻记忆，更让波拿巴感到民心可用。

内容速览：

总纲

1840年，波拿巴又写了一篇《拿破仑思想简编》（L'Idée Napoléonienne），作为《拿破仑思想》的前言。文前的题记是这么一句话：“不仅仅是皇帝的遗骨，他的理念也一定要带回来。”

第一节是对拿破仑思想的概括，比起前作，这一篇说理性较弱，煽动性更强。

波拿巴首先批判了现状：“25年来，法国一直没能建立起持久的状态……一边是腐败，另一边是虚伪，到处都是仇恨，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他认为，法国应该遵循伟大立法者的引导。他将拿破仑与摩西、穆罕默德、恺撒、查理曼并列为能够开天辟地的人物。

接下来，波拿巴用一系列言简意赅的句子，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拿破仑思想，例如：

拿破仑思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就像密涅瓦来自朱庇特的头部……它通过斗争而生存，通过胜利来说服。拿破仑思想意味着对50年来被打乱的法国社会进行重构，协调秩序与自由、民权与法律原则。（这里使用了“50年”，说明波拿巴眼中的拿破仑思想是适用于新时代的。）它对民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力量和稳定的元素。它既不追随党派的摇摆路线，也不追随暴民的热情。它通过理性而统治，并领导在前。它的前进不是通过排斥，而是通过调和，联合而不是分裂国民。它根据能力和行动，给予每个人应有的位置，而不计较其观点或政治过往。它只关注行动，讨厌无用的话语。它在一年之内执行其他人讨论十年的措施。它拒绝中世纪宗教话题般的争论，不为圣餐变体论之类的形而上问题而斗争。它鼓励农业，兴建新工业，从其他国家吸取对法国有利的进步措施。它的一切来自人民，但不奉承人民……它的目标不是通过激发半死不活的仇恨、迎合危险的热情，而建立短暂的民望。它对所有人坦诚相待，无论是国王还是公民，是富人还是穷人。它点燃了想象力，打动了人心，吸引了人民，因为它在说服人之前，先触及了人的灵魂。……

嘲讽保守派

第一节之后，还有“选举制度”“流亡”“保守派”“英国的个人自由”“法国的军事组织”五节。在这里，我们选择第四节“保守派”加以介绍。

波拿巴自己的思想也有保守成分，但他辛辣地嘲讽了某些自称“保守主义者”的法国人——“在一个一切都没有到位、一切都必定变化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名字难道不荒唐吗？”

英国保守，是因为有值得保守的东西。英国的制度保存了一个世纪，又是世界强国和世界工厂。“而法国的保守主义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作为一个党派，他们没有辉煌的先例，今天会保守他们昨天出力推翻的东西。”

保守王位吗？它没有坚实的基础，国王只是“宫殿中的囚徒”（这句话很可能是刻意针对路易–菲利普的）。

保守贵族院吗？它什么也无法代表，它微弱的声音对公共舆论没有影响。

保守众议院吗？它只能代表20万选举人，既无元老之尊严，也无民主之大度（这是在嘲讽奥尔良王朝的选举权限制）。

保守法国的物质繁荣吗？看看“制造业的停滞、人民的疾苦、上层阶级的腐败”。

保守法国的道德状况吗？“你们没看到我们正在向全面瓦解迈进，自私和抢劫才是今日之热情？”

保守国内的和平？“你们无法在不断浮现的暴乱中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

保守外交关系？法国不被欧洲人嘲笑就不错了。

四、《糖类问题分析》

背景介绍：

1842年8月，波拿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经济论著《糖类问题分析》（Analyse de la question des sucres）。该书的撰写背景是这样的：

拿破仑战争时代，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法国经历了严重的糖类短缺。为了减少对殖民地和外国糖产品的依赖，拿破仑决定开辟新的产糖渠道。1811年3月，拿破仑下令用3.2万公顷土地种植甜菜。尽管4年后拿破仑帝国就崩溃了，但甜菜糖却是他留下的一个持久的产业。然而，战争结束后，问题就出现了。法属美洲殖民地的蔗糖与本土的甜菜糖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法国的糖类市场分裂了！从波旁复辟王朝到奥尔良王朝，两种利益的代言人一直互相抨击。除此之外，法国糖业还需面临国外的竞争。就在这种背景下，波拿巴经过8个月的思考，写出了《糖类问题分析》。

内容速览：

该书的篇幅仅次于《拿破仑思想》，又使用了大量图表和数据分析。在书中，波拿巴站在“甜菜糖派”的立场上，指责政府对本土制糖业采取了打压政策，而这只会对外国制糖业有利；至于殖民地蔗糖的衰落，是一个早已开始的过程，而非甜菜糖的责任。他主张对甜菜制糖业实施减税等政策，并批驳了照顾本土产业会减少财政收入并削弱法国海上霸权的论调。

同时，波拿巴借助甜菜糖问题，表达了他的若干经济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对自由经济的怀疑。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1.自由贸易。“绝对不受束缚的自由贸易的传道者，将‘让每个国家经营自己的天然产品’这句格言当成了原则……如果该原则立刻得到全盘实施，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产业的每一个分支都会衰落，所有的人口都会死于饥饿。”与此相反，波拿巴强力捍卫本土产业。法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现有的工业应当在需要保护的时候得到保护。”

2.劳资关系。波拿巴认为，工厂主不需要像封建地主那样筑造城堡、身披甲胄，他只要关闭工厂的大门，就能让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由其摆布。如果爆发了革命，土地资源尚可在革命者中分割，而工厂的机器是无法分割的，否则每个人手中都只是一堆破铜烂铁。他多次批判了英国模式，认为该国的制造业“产生了病态的人口，拥有封闭空间的不健康劳作导致的各种身体缺陷以及贫困导致的道德缺陷”，一旦经济动荡，工人立刻就会陷入饥饿状态。波拿巴总结道：“以本国劳动者为代价而保护消费者，总的来说就是对富裕阶层有利，对贫困阶层不利……消费者的利益，迫使制造商成为压迫者。为了打败竞争者，以尽可能低的价格生产商品，他们肯定要让成千上万人陷入贫困，肯定要永远降低工资，肯定要雇佣妇女和儿童……英国实现了某些现代经济学家的梦想，其工业品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廉价。但这一优势只是以劳动阶级为代价的。商品的低价依赖于劳动力的低价，劳动力的低价使劳动者陷入悲惨的处境……如果自由贸易的信徒敢在法国实施他们的有害理论，法国将损失至少20亿财富，200万工作者将失业。”

波拿巴对瑞士模式青睐有加，这里的制造业是分散的，劳动者容易在工人和农民之间转换身份。当制造业遭遇危机时，劳动者也可以在田野中找到避难所。

第二，对工业发展的重视。“农业和工业是活力的两大源泉，而外贸只是其结果。一个明智的政府，应当永远不会为了后者的次要利益而牺牲主要利益。”“不要将我们的荣耀与物质利益分开，不要将商业繁荣的虚假体系建立在兴盛的国民工业的毁灭之基础上。”像甜菜制糖业这样的财富来源，如果为商业的利益乃至财政的利益让步，这就是鼠目寸光。波拿巴将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当成反面教材，认为前者为了商业而放弃了农业和工业，从而丢掉了帝国；而拉美国家的“农业处于婴儿状态，工业更是一无所有”，外贸因而是唯一的财源。

发展本土工业，需要从科学发明起步，再经资本投入，加以关税保护等政策扶持。当然，这种保护并不是永久的，该产业取得进步之后，便可以参与自由竞争。

波拿巴对甜菜制糖业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它是拿破仑的遗产，也是因为它结合了工、农业的优点。根据他的看法，甜菜制糖业可以让工人进入田地，在不景气的时节忙碌；又让农业阶层学习了化学和力学，掌握了工业技术；它使劳动力分散，而不像英国那样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它创造了社会得以组织和政府得以安全的基础。

第三，对殖民地的态度。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在于提供本土无法生产的产品。“法国土地上的产品，应当比热带的产品有优先权。殖民地是为了母国的利益而建立，而不是母国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更何况，衰落的殖民地只有马提尼克和瓜德鲁普。

波拿巴在1841年6月14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分析过殖民地问题，在此顺便介绍。他认为，建立殖民地，考虑的要么是贸易，要么是军事。而法国的殖民地很多是散布在天涯海角的孤岛，既不扼守重要的航线，又没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在和平时期单调乏味，在战争时期是累赘，如马克萨斯群岛和社会群岛。与其关注这些地图上找不到的小点，还不如经营阿尔及利亚和圭亚那。

五、《加莱海峡之进步》杂志社论

背景介绍：

“囚犯不出狱，尽知天下事。”1843年是波拿巴多产的一年。他在《加莱海峡之进步》（Progrès du Pas-de-Calais）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政论，内容广泛。虽然他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把奥尔良王朝批判一番，但当局始终没有剥夺其读书、写作、出版的权利。

现择若干篇加以介绍。

内容速览：

在4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波拿巴对议会中的反对派进行了“群嘲”。在他看来，“只要反对派没有热情、没有体系、没有目标，他们就永远无法在公共舆论中占据高位。”问他们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他们的回答模棱两可；问他们如何降低税收、发展经济，他们泛泛而谈；问他们如何建立劳动阶级亟需的组织，他们一问三不知。他们身陷云雾之中，还纳闷为什么没有人追随他们。波拿巴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批判道：

无论把热情放在发展经济，或是追求霸权，还是捍卫自由上，“反对派都要把目标放在心上，这样才能够打动大众的内心”；

无论是追求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还是普鲁士的、土耳其的，“在说服其他人之前，必须要证明自己的信念是坚定的”；

无论目标是长远的还是短期的，“最起码得存在一个目标，而且是可以理解的目标，这样人们才能判断它，如果是好的，那就追随它”。

说来说去，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才是能提出明确方案的建设型反对派。

四五月间，波拿巴又将兴趣转移到了法国的兵役制度上。

波拿巴认为，奥尔良王朝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没能建立一套能够有效抵御侵略的军事组织。毫无疑问，法国也应该有一支精良的军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有效的后备力量，保证失败后能够东山再起。相比之下，普鲁士拥有“文明国家中最完美的军事组织”。该国有1433万人口，常备军有14.5万人，各级预备役有38.5万人，每年花费不到5000万法郎，和平时期保持了较低的成本，且不占用过多劳动力，战争时期又能迅速调集大量战斗人员。波拿巴不仅称赞这套制度的军事意义，还称赞其道德意义。它打破了士兵和公民之间的界限，使国民以保家卫国为第一职责，也不允许富人出钱雇佣穷人代役，因而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波拿巴主张学习普鲁士的兵役制度。法国拥有3500万人口。根据波拿巴的计算，常备军将有31.6万人，后备军和第一轮国民卫队有521198人，第二轮国民卫队67.7万人，总计1514198人，花费2.39亿法郎。而现在的情况是，法国花费了近4亿法郎，而除去3万阿尔及利亚驻军、1.4万宪兵、老兵、巴黎和里昂守军等，能够保护边界的兵力不过20万。

在《我国议会应当改进的习惯》（1843年9月18日）一文中，波拿巴指出了保证英国议会顺利运行的5处制度设计，希望法国议会加以学习、改进。

1.结社权。“在英国，最重要的问题在被带到议会之前，都已经在公共和私人的集会中考查并讨论过了……而在法国，当议员进入议会时，他只从报纸上了解到政治争论，没有机会确认公共舆论的真实倾向，也没有机会通过较小的平台为严肃的讲坛讨论做准备。”因此，“结社权是代议制政府的根基。”

2.效率。虽然英国人循规蹈矩，但并不把时间浪费在会议的前期准备上，而且对问题的讨论也不是无休止的辩论。

3.三思而后行。每一项提案成为法律之前，需要在议会宣布三次，再通过三次投票批准法案。这可以减少议会投票的随意性和偶然性，真正体现稳定的舆论。

4.相约弃权。议会召开后，一位议员不得缺席，除非反对方一名议员也同意缺席。这样可以保证双方的力量不因个别人的缺席而失去平衡，从而削弱了表决结果的偶然性。

5.取消发言台。“发言台的最大坏处，是只容得下有技巧的演说家发言；而大演说家往往不是最有逻辑的人，也不是最能领会一项议题的价值的人。”波拿巴认为，议员应当直接在坐席上发言，这样才能使那些不擅长发表长篇大论的“卑微天才”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应当承认，波拿巴对英国的制度存在某些误解，例如英国的“相约弃权”是自愿的，并非硬性的规定；而法国的情况也没有他说得那么差，认为法国议员在议会之外就没有讨论问题的平台，自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这5条建议反映出波拿巴对政治制度的观察并非停留在大框架上，而是对细节之处也颇为留心。

《官员的才干》（1843年11月17日）是波拿巴针对法国内阁更迭频繁之弊有感而发的。统治国家是难度最大的艺术，非才能之士不可胜任。而今，只要是议会的多数党，就可以担任所有职位。于是，“人们的政治观点就是一切，他们的内在价值、特殊才干一文不值。”内阁一旦垮台，其中的大臣（部长）也跟着下台。关于甜菜糖的法案没通过，可能导致一位良将辞职；议会否决了关于军事组织的提案，可能导致制定工农业发展规划的大臣下台。这显然是滑稽的。在波拿巴看来，具体的部门只能由专业人士掌握。如果议会反对政府的政治倾向，首相可以下台，但大臣（部长）应当具有稳定性。

《教会与国家》（1843年12月13日）分析的是教会和国家争夺教育权的现象。“法国的神父们大部分都反对民主观点，给他们不受管控的凌驾于学校的权威，将允许他们向人民灌输痛恨自由和革命的思想。”另一方面，不支持教会，将迫使他们再度征收什一税、买卖圣职，也会使穷人失去心灵的慰藉。波拿巴认为，政治家应该调解冲突，寻求联合。他开出的方案是各打五十大板：“大学停止无神论思想，教士停止教皇至上主义。”波拿巴分析了南德意志的经验。在这里，天主教士是“最受教育的、最宽容的、最自由化的”，因为神职人员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培养长大，而是在大学里学习神学，就像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而且，在他们学会做个好神父之前，要学会做一个好公民。法国也应当如此，这样，僧俗两界的联合才会对社会有利。本文中，波拿巴主要强调了宗教可以适应世俗的一面。事实上，法国教会与政府争夺教育权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的第三共和国。“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看似公允，其实丝毫不能解决问题。

六、《驳拉马丁》

背景介绍：

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政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持温和共和主义立场，是之后的1848年革命的灵魂人物。

1843年8月23日，波拿巴针对拉马丁的反拿言论，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件。

内容速览：

波拿巴说：“我不为雾月18日革命的原则辩护，也不为其残酷手段辩护。暴动推翻已建立的政权，有些时候或许是必要的，但从来不是可以化为原则的榜样。雾月18日是对共和三年宪法的公然违反，但必须承认，这部宪法此前已经被肆意破坏3次了……那么，唯一的问题在于，雾月18日是否拯救了共和国，阐明这一点，需要看看国家在该事件之前和之后的状况。”

波拿巴不客气地说，拉马丁是第一个敢说督政府治下的革命不再有破坏性而是有创造性的作家。他列举了督政府的一系列弊政……直到拿破仑建立执政府，才通过一系列政策治愈了国家的伤痛，“使共和国和革命果实从全面毁灭中得以拯救”，这个事实是很多共和派也承认的。

接下来，波拿巴又反驳了“拿破仑在全欧洲消灭了法国这个名字带来的和平荣耀和对法兰西理念的热爱”的论点。共和国早已经与全欧洲开战了，哪里有拉马丁所说的“和平荣耀”？相反，拿破仑控制了人民的激情，让法国革命的真理传遍欧洲，他扫除了封建制度，在波兰、意大利、德意志传播了文明和法律。

对于“帝国的结局，就是欧洲人两次进驻巴黎”的观点，波拿巴的反驳似乎有气无力——毕竟，第一帝国的崩溃是波拿巴主义的最大软肋。他只好设定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如果法国没有失败，“英国就会低声下气，欧洲的寡头就会被消灭，周边国家的民族性就会复苏，自由就会在全欧洲建立”。

波拿巴说：“我并不系统化地为帝国的所有制度和皇帝的所有行动辩护，我只是对它们加以解释……但我坚持认为，执政府和帝国之前与之后的所有政府，即便在和平时期，为法国的繁荣所做的贡献，还不及皇帝在战争期间的千分之一。”

接着，波拿巴对拉马丁提出了一连串挖苦式建议：“拉马丁先生应该细阅帝国的组织法……他应该查阅犯罪数据……他应该咨询劳动阶级的状况……他应当计算14年内所有排干的沼泽、开凿的运河与港口、开辟的公路、建造的纪念碑、建立的工厂……”

波拿巴感慨道，像拉马丁这样具有民主精神的大才子，居然也能说出反拿言论，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七、《消除贫困》

内容速览：

1844年三四月间，波拿巴写出了一本关于社会问题的重要小册子《消除贫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这个标题未免有些浮夸，因为它是个无比宏大的命题，但波拿巴在文中讨论的方案其实非常具体。

在波拿巴眼里，工业既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也“将人类和物质同等地碾压在车轮下，将人们限制在狭小的空间无处呼吸，削弱思想和体质；当这些为它牺牲了精力、青春和生活的人没有利用价值后，就将他们抛弃”。那么，我们应该限制工业的发展吗？当然不是。波拿巴认为自己有信心治疗被工业所伤的人，同时又保护工业不受伤害。他提出的方案是“将城市的过剩人口引入乡村”。“劳动阶级一无所有，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拥有土地。”为了完成这一计划，需要先做到三件事：

1.法律。法国拥有919万公顷的未开垦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集体或私人），每年只能带来8法郎/公顷的收入。其中，除去无法耕种的或另作他用的1/3外，尚有612.7公顷有待开发。议会应当颁布法律，将这些未开垦土地提供给工人协会，使穷苦工人成为农业拓殖者，而工人协会每年需向土地所有者支付这些土地现在可以获得的收入。

2.来自政府预算的基金投资。波拿巴将税收比作太阳，它到处吸收水蒸气，又以雨水反哺大地；降水均匀、有规律，就会带来繁荣。据估算，为了实现拓殖计划，政府需要投资3亿法郎，在4年内支付，直到这些拓殖地变得有利可图为止。根据波拿巴的计算，只需投入相当于一年的军费或维护巴黎城防的资金，就能在20年内得到20亿法郎的收入。

3.组织。“没有组织的群众什么都不是；一旦有了纪律，他们就是一切。”群众和政府这两种影响力之间难免冲突，这就需要调解人的存在。工人们自由选举出廉正之士，代表他们的利益；而这些中间人又应当得到政府的尊重。中间人与工人的比例为1∶10。私人企业和农业机构都要设立中间人。

农业拓殖地有两项功能，一是为贫困人口提供生计，二是在工业不景气或者新的机器取代劳动力时为失业者提供临时避难所。

当私人企业需要劳动力时，它需要提供比农业拓殖地更有利的报酬，否则无法吸引劳动者。

拓殖机构还要从利润中保留一笔钱，建立劳动者个人基金，当后者离开时，可以根据他的良好表现和工作年限分到一笔高于工资的红利。

工人和中间人联合选举出更高一级的指导官，负责传授农业技术；中间人和指导官联合选举出再高一级的拓殖地都督；都督、1/3的指导官、2/3的中间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账目每年需提交给工人大会和省议会审计。

拓殖地兼有宗教、教育、医疗职能。劳动者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因为它的目标不是喂养闲人，而是通过健康的、有所回报的劳作和道德教育使人们变得高尚”。和军队不同的是，这里不存在服从性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劳动者的联合。

波拿巴受过圣西门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他伯父安置退伍军人的启发。无论他是否发自真心，也无论他的方案是否可行，至少《消除贫困》一书足以说明他对当时的社会弊病展开了严肃的思考，重视“沉默的大多数”的诉求，也意识到了人民组织起来会爆发强大的力量。这比起以往依靠一二十个同党突袭军营的方式夺取政权，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当然，《消除贫困》一书也有严重的问题。

第一，波拿巴完全没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农业拓殖地方案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这种逃避现实的田园试验，最终也会和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公社”一样，走向破产的结局。

第二，即便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波拿巴的主张也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比如，城市人口的增加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结果，将工人召回农村是逆势而为；再比如，资本家雇佣农业拓殖地的劳动力时，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这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

第三，波拿巴的方案也有很多一厢情愿之处。例如，真实的利润未必如他在纸面上推算的那样丰厚，很多问题只有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才会逐渐发现；再比如中间人的问题，如果中间人是劳动者自己选举的，如何保证他们能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信任；如果是政府支持的中间人，又如何保证他们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即便真正存在这种左右通吃的人物，又如何保证他们不忘初心，永不变色。这些问题波拿巴都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方案。

有趣的是，《消除贫困》有三处提到了中国：

“国内贸易遭受了损害，因为工业相比于它对劳动者的微小回报，生产得太多，而农业生产得太少，国家由无力销售的生产者和无力消费的饥馑者组成，这种失衡迫使政府像英国那样，在存在成千上万的失去一切的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情况下，前往中国寻找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这些法国人或英国人如果能够购买食物和合适的衣物，将创造出比最有利的条约大得多的商业活动。”“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数量，总是与其在必要之时能够向敌人射出的子弹数量成正比。近期在中国发生的事（指鸦片战争）就是一个证据。”“让国土的财富增长吧，而不是去中国寻找市场。”

十余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狠狠地打了波拿巴的脸。

附：与路易·勃朗的对话

1844年底，法国著名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前往阿姆监狱，对波拿巴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两人在批判奥尔良王朝时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并且都认为这个王朝迟早崩溃。但对于未来的安排，两人就开始争论了。下面这段对话就是其中一例。

波拿巴宣称自己捍卫“人民主权”原则。

路易·勃朗问：“那么，你对这项原则的运用有何高见？”

“普选制。”

“普选制作为一项原则，没有谁比我更热忱了。但我们不能只关注结果。你知道，法国的农业人口是多么蒙昧——很多人不识字。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依靠其他人才能为自己和家人获取面包？”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理由考虑国民的意愿？如果你掌权了，就有权将你的政治观点施加给拒绝你的大多数人？”

“我没有这么说。但我的观点是，普选权不应该成为孩子手中上膛的枪。人民主权原则绝不意味着那些有条件通过文章或演讲为公众启蒙的人缺席。每一个诚实的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努力拉拢大多数人，并反对任何利用人民以压迫人民的尝试。”

“说得没错。”

“仅从理论上宣布人民主权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去哪里推广它，应该尽力让它倾向于哪一方。政治信条是必需的。”

（短暂沉默）“我的信条就是帝国。帝国难道没有让法国达到伟大的巅峰吗？它没有给法国带来秩序吗？它没有带来荣耀吗？就我而言，我确信国民的愿望就是帝国。”

“但是，帝国意味着世袭原则。”

“毫无疑问。”

“世袭原则怎么能够与人民主权兼容？其中的矛盾是绝不含糊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人民的意愿是会改变的，它会随着事物性质的变化而变化；而世袭原则从本质上讲是不可变的。今天的民意提前推翻了明天的民意，人民通过他们的主权行为而放弃了他们的主权，这是多么荒谬啊。为了掐死一个人而拥抱一个人，这不是一种原则，而是一种背叛。现在的一代人，怎么能够通过宣布世袭原则，而合法地剥夺未来几代人的权利？这是一种明显无效的契约。”

（回避争执）“归根结底，基本点在于政府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应该关心人民的福祉。”

若干年之后，波拿巴如愿以偿地恢复了帝国，而路易·勃朗则流亡在外。两人终究还是走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