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是邓小平首次去美国。在纽约，邓小平只停留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4月13日，星期六，阳光很好。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征求邓小平意见：“要到纽约什么地方看看吗？比如双子大厦、自由女神、大都会博物馆……”邓小平对这些地方没有兴趣，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华尔街。”唐明照提醒他：“周末华尔街的交易所、银行全休息，没有人啊！”邓小平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人也可以看看么。”1974年，在那时中国人眼里，华尔街是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第一次到美国，仅有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唐明照有些错愕。唐明照避开警卫，陪同邓小平到华尔街去转了一圈。当天邓小平话不多，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对此，《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这样评价，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1978年，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国家工作重心再次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这年春天，中央出台了规划，8年内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投资规模相当于前28年的总和。可是，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1978年6月，邓小平阐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紧迫性。7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领导层逐步统一了思想，决定放手利用外资，借钱搞建设。1979年下半年，财政部增设了“债务处”。11月，比利时贷款3亿法郎，用于河南平顶山电站项目；随后科威特贷款4亿元，支持厦门修建机场。从1992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银行最大借款国。这些外债成为我国水利热电、铁路港口、石化冶金等3000多个项目建设的重要保障。几乎同时，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内债发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借鉴20世纪50年代公债基础上，1981年中国发行了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10年还本付息，年息4厘，自发行第6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这给债券发行带来极大困难。不少人反映，“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活着时拿到本息”。除非强制摊派，当时国库券柜台销售几乎“完全失败”。1988年4月开始，财政部在全国7个大城市试点，允许国债买卖，让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得以提前兑现。1991年，放开城市扩大至400个城市。由于不同城市间国库券价格存在差异，“黑市”应运而生。著名的散户投资者“杨百万”就是在低价地区收国库券，然后到高价地区抛售获利。1990年，刚刚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决定利用最新科技手段做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STAQ系统开通后，游走在各个城市间的票贩子急剧减少。从此，国债走上了快速发展历程。2021年底，国债余额已达16.65万亿元。在现代经济学上，国债收益率（特别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又被称为无风险收益率，是市场其他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国债收益率往往也是经济增长的领先指标，比如收益率下降被认为是一国经济衰退的象征。可以这么说，国债是一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尽管资本市场大步向前，但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停过。货币作为社会生产资本，数年后会增殖，这被称为货币的时间价值。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观念并不被广泛认可。1982年，樊民在《经济研究》上认为，运用货币的现值观念，有助于正确评价投资效果，王隆昌在《金融研究》撰文，资本化的货币时间价值，这是货币的第六职能。很快，他们的观点遭到批驳，有人认为“货币时间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掩盖了剥削关系，是一种荒谬、反动的理论。还有人认为，货币的时间价值不宜引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场争论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在会计实务领域，“货币时间价值”早已大量应用，比如复利值、现值的计算等。国内会计领域的学者、刊物，无不认为货币具有时间价值，认为在会计管理领域应该引入货币时间价值，以指导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时间有价值，未来才有希望。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建设总指挥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次袁庚代表政府去香港买一栋大楼，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点预付定金2000万港元。办手续时，卖主将汽车停在门外没有熄火，一等交易完成，立即带着支票跳上汽车直奔银行。原来接下来是周末，如果当天下午3点前不能将支票交给银行，就要损失近3万元利息。这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让袁庚脑海中萌发了“时间就是金钱”口号。1981年，袁庚把这句口号写在一个红色广告牌上，竖在蛇口工业区。这块牌子很快引发震动，各种非议接踵而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为了大局着想，袁庚只好暂时把牌子拆下来。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在此前一天，袁庚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架在蛇口一个醒目的地方。这句口号究竟是对是错？他想从邓小平口中得到答案。当天，视察途中，袁庚趁机向邓小平提起心中深藏已久的话题。邓小平同志随之作了肯定的答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