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湘军实力发展到巅峰，有二十万精兵强将，几乎控制了大清东南半壁江山；而那时候的淮军、楚军等势力还远不如湘军强大，而且与湘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清廷的直属军队，也就曾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还有些战斗力，兵力也远远不如湘军，而且曾格林沁本人在与捻军的战斗中阵亡，清廷掌握的军事力量更加无法和湘军相比了。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部下有没有什么想法不好说，但要是曾国藩真想当皇帝的话，还真不是没有可能。
此时发生了对湘军打击最大的“刺马案”。当时面对湘军势力，清廷想尽办法压制，其中一个动作就是派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也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的名将，但不是湘军系统的，所以被朝廷利用来侵夺湘军控制区域；而两江（江苏、浙江）是湘军控制的重点区域，把马新贻安排在这里，等于是虎口夺食，自然引起了湘军的不满。
1870年，马新贻在校场检阅部队后，被刺客张文祥刺杀。此事轰动朝野，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引起关注，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国中央政权和最大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湘军军阀无疑是刺杀张文祥的最大嫌疑。清廷下令曾国藩主审此案，此时，如何尽快平定事端，避免湘军与朝廷矛盾全面激化甚至引发内战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曾国藩给张文祥定了一个“发匪”——也就是太平军余党的罪名，把案件解释为太平军余党的报复行动。同时，在此案结案之前，民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说马新贻有“杀友夺妻”等恶行。这个现象颇不寻常，个人推测可能是曾国藩故意放出的信息，把一起政治事件的舆论引导向道德和桃色事件，避免舆论对此案背后的政治意义过分关注。就这样，曾国藩用明暗两手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
此案结束后，曾国藩深感湘军势力太大，已经成为了影响清廷统治的重要因素。曾国藩忠于清廷，但担心自己的部下会给自己来个黄袍加身，所以开始配合朝廷大力裁撤湘军。最终，曾经辉煌一时的湘军势力衰落了，只留下了两万余人的一支部队，后来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湘军的衰落，引发了很多影响。首先是湘军衰落，造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海防空虚，导致了此后中国东南沿海列强势力壮大。李鸿章曾说：“如果不是刺马案，使得中央政府对湘军的裁撤和打击越来越厉害，终于导致了海防的日益废驰，而列强的气焰日益嚣张，战争不断国家便日渐衰弱。”但也正是因为湘军衰落，为淮军的崛起腾出了空间。

　　楼主你好！

　　【他们不是就地解散，而是后来裁军】

　　湘军，是清朝著名的地方军阀武装，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用“营官自招”方式组建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能征惯战，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详细介绍【湘军】：

　　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其营制主要采用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的”束伍”成法。陆军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十人为队，队有什长；八队为哨，哨有哨长，统以哨官；四哨为营，辖以营官；余为亲兵，直辖于营官。各队以抬枪、刀矛、小枪等长短兵器配合作战。水师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三十员在外），有长龙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只，各十四人。每船为一哨，设哨官；哨官之上，辖以营官。船只各有火炮，但仍配小枪刀矛，以备近战。湘军营以上设统领，统领辖数营至数十营不等。其后又在统领下增设分统，以便于指挥。在武器装备上，湘军不仅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还自设船厂，仿造新式武器。

　　【湘军战术】

　　作战非常讲究主客之道（防御为主、进攻为客）。
　　湘军作战，每到一地，必先深沟高垒，严密布防，然后再思作战。
　　湘军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决定了他们对扎营特别重视，有着详细而严谨的规定。
　　湘军扎营，一定要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一面临水更好），以免被断绝汲道（无粮尚可坚守几天，无水可是一天也守不住，马谡之败就在于此）。
　　曾公改革水军，学习太平军战法，不用大船，改用长龙、舢板。并且从两广购买大量英国前膛炮（一次就有两百余尊）增强水师火力。而太平军因为内耗不断，实力减弱，终于一败涂地，长江天险从此为湘军所有。

　　扎硬垒、打呆仗，湘军战法看似笨拙，其实是以拙胜巧的妙着。湘军兵少，兵员素质不高，将领缺乏战争经验（早期）是其弱点，但是当时清廷为外国所承认，湘军可以从境外购买大量新式武器，火力强劲是其优势；太平军正好相反，其兵多、将猛（早期），但是在外交和内政上都很失败，火器只能通过缴获来获得（自产的根本不堪用），弹药不充足，攻坚能力差。在这种情况下，多用正、少用奇，以火力决胜，避免肉搏就是扬长避短的正确战法。所以曾公才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就国家于危难，终于成就不世功业。

　　【湘军精神】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意志和精神力量比几件西洋火器有用的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其所参加的历次战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他说，虽然有名士相劝，但曾国藩主观上并没有要当皇帝的想法。曾氏从一个艰苦立学的农家子弟到京城高官，其被提拔之快，在满清历代都不多见，这显然与皇家的特殊重用密不可分。因此对满清皇朝，曾氏心存感激。此外，曾氏客观上也不具备争夺帝位的实力，虽然他创立的湘军一时风光无量，他也官至直隶两江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更清晰地看到，其嫡系打下南京后便彻底腐败，不可再用，而另一支嫡系水师，在未来的北方战场上，因缺乏河流可用也失去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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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已经是功盖日月的郭子仪了。首先他没有听从弟弟和谋士的建议造反，其次为了打消慈喜朝廷对他的忌惮，先让弟弟辞官，而后上表请求就地解散湘军，并且不要朝廷的遣散费，得到了慈禧的高度褒奖，充分表现出他的忠君报国之心。符合儒家思想的曾国藩只是为了求名垂后世，为子孙后代树立丰碑。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所以对于造反他是坚决不同意的。一些浅见。

1853年7月，太平军进攻南昌，江忠源要求增援，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派罗泽南领兵三千前往，第一次与太平军对垒，湘军损失惨重。这使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太平军远非一般农民起义军可比，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因此，曾国藩与江忠源商量了练勇万人的计划，训练也更加严格，以期养成艰难百战之师。同时，曾国藩感到光有陆师不够，还必须建立一支水师。1853年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湘军规模改为编练水陆各5000人。此后，曾国藩离开长沙，前往衡州练军。至1854年2月，水师、陆师各10营5000人练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最为凶悍的地主武装便诞生了。湘军练成之后，立即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他的“多条理、少大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说，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因此，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确实不同于骄惰的绿营和庸懦的团练，而显得十分的凶顽强悍。
　　曾国藩还能选拔和任用人才。他善于察额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祥，拙直、长工之才；等等。通过这种方法，曾国藩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使湘军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湘军出师德州之后，首先迎战入湘的太平军西征部队。湘军先败后胜，接着乘胜追击，攻占岳州，从此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4年8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出省作战，与太平军激烈争夺湖北、江西。
　　1855年，湘军攻占湖南省城武昌，次年又夺得江西重镇九江。1860年，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外拒援军，内困守敌，经一年多的血战，终于攻陷安庆，从此太平军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1862年，曾国藩指挥湘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展开进攻。长江以南，为左宗棠率领的楚军泊江西进浙江；江北，命李鸿章以湘军4营为基础组建淮军，出击江苏；曾国荃则率湘军主力沿江而下，直指天京。终于1864年8月（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其后，湘军在清王朝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西南苗民起义的战争中殊死作战，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而一大批以“书生领兵”起家的将领由此官运亨通，不少人并成为清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湘军的兴起，造成了清朝的“同治中兴”，也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

一 创办洋务运动与“革新”

素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魏源曾提出：“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友天下士”所“谋”之“救时方”，是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师夷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曾国藩依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之主张，故曾国藩实乃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开启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在之先河，使国人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萌生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基础。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所受顽固守旧势力之冲击自不必说，虽清统治者最终还算认定了诸洋务是功而非过，曾公本人亦算得善终，然对于诸功业皆取法“夷”这一事实仍是如鲠在喉，不很痛快。恐怕这也是为何后世学者有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之原因。毕竟洋务运动只是使清朝回光返照（也许在一些学者眼中尚算不得）似的“同光中兴”了一把，奠定的近代化军工业基础亦未使得中国真正富强，国人的排外心理终于有了发泄的理由，曾国藩的功绩不过尔尔，洋务运动也根本就是卖国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罢了。建国以后，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评价不宜过高。其主要目的毕竟是为“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好在当下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虽败犹荣”与曾国藩的良苦用心。而当今中学教科书中曾国藩其人仍是“疑似”反面人物，亦不容忽视。可见国人崇尚纯粹的“自力更生”远胜于恰当的“拿来主义”（毕竟农民起义乃“自力更生”，历来评价较高是自然了），民族自尊心由此可见一斑。

再论洋务运动的失败。（近来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历史运动[③]，可以一揆，在此仍按旧论。）洋务运动失败之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及洋务派均未认识到清朝之腐朽乃根源于封建制度之濒临崩溃。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脱离社会而存在，故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这里所言之“制约”并非只指思想层面，其实窃以为更多是行为层面的。曾国藩身处帝制时代，况位极人臣，圣眷隆重，从人性角度而言也不会起兵造反，其思维自然是改良。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深谙中庸之道，思想方面有革新开放的光芒却并无本质性突破。举一不甚恰当的例子，王莽、王安石之改革虽亦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改革的指导思想已大有资本主义改革成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故非他们囿于时代，而是时代束缚了他们的行动，扼杀了行动所应引起的效用。这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概而论之。当然，思想的突破乃可遇不可求之事，不可因王安石有突破就要求曾国藩亦如是，其功绩仍值得肯定。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且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 镇压太平天国与“立功”

之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言罪者云：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故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④]，故应当肯定。

从“功过之争”中可知，评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需明晰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

窃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功绩有三：一，极大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二，太平天国虽形式上未超出旧式农民起义之桎梏，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代表为洪仁歼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政新篇》。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之外国侵略者，一百余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这些功绩必须肯定，不可抹杀。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太平天国亦有其过失，主要有四：一，太平天国未解放农民，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二，太平天国亦未使农民得到政治自由，未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三，太平天国亦未代表或建立新生产关系。不论有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其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不良影响。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一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之绰号以形容其杀人如剃头之残忍严酷。这一点确系事实。曾国藩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亦深有感慨，其致子曾纪泽信中有云：“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然这一切若以当时清廷角度看则全然相反——剿灭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乃清朝“救命恩人”是也。或许于清廷看来，剿灭太平天国乃曾国藩一生功绩之首，胜过办洋务之成绩。的确，无论古今中外，颠覆政权一事皆是统治者（皇帝或政党）最难以容忍之事，而对于叛乱者几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太平天国运动确因清廷腐朽而致，系农民起义，有其正义性，但不可因此认为清廷不应对其予以镇压，此乃政府职责。曾国藩作为朝廷重臣，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乃为臣之义务，不能苛求其走向反叛道路，更何况太平天国并不值得全力支持以致助其建立所谓“太平天国”，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统治。曾国藩于镇压过程中的残酷血腥的确值得批判，其作为清政府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是否需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但这些要另当别论。盖国人生性同情弱者，而农民自古至今一向以弱者面目出现，故农民起义一直评价甚高。而农民起义绝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这更赚取了善良国人的情感倾向。其实细细忖度，不难发现，农民起义军多很盲目，盲目这中包括首领。而因其自身诸多条件所限，建立政权后腐化速度可谓神速。故对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 “洋务运动”间的内在关联。故若历数曾国藩一生功业，镇压太平天国理应算在其间。

三 处理外事问题与“卖国”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历来亦争论甚大。
借夷兵助剿——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以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且他于书札中表示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一揆其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故其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可以说，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故该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激烈反对，他致信总理衙门，“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又强调：“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经曾国藩等人强烈反对，清政府只好遣散舰队，“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之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干预之功。
天津教案——1870年，因天津望海楼法国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孩、开枪伤害中国公民之属，激起民愤，爆发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最后以中国的屈辱而告终。有学者认为，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之卖国行径与汉奸面目，暴露十分充分。据《曾国藩奏稿》、《曾国藩书札》等记载，当他受命处理教案之初，即认为“此次各国既伤多命，断难再认理屈”，表示出偏袒洋人的基本态度；而一到天津，即定下所谓“严拿凶手”、“以慰各国”之媚外卖国方针。且不顾舆论反对，送天津府县至刑部治罪，以讨好洋人。但窃以为，以天津教案指责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罪有过当：一，曾国藩处理时，虽有向法、英妥协之处，但亦作过有力抗争。如：在其执意坚持下，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天津府县免作刀下之鬼。同当时其他教案相比，天津教案使清政府蒙受的屈辱最小。二，天津教案作为一次屈辱外交，主要是因清政府国力衰弱，无法同法、英抗衡所致，而非曾国藩甘心情愿如是做。其致信他人时曾感叹：“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三，天津教案中，一意妥协投隆者乃以慈禧为首之清廷，如：清廷派出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为取悦洋人，不听曾国藩建议，将天津府县从重遣戍。权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是功大于过。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之结局。

汉语中比“鬼子”一词更遭人恨者便是“汉奸”（或“卖国贼”），但将一人认定为“汉奸”之过程往往仓促缺乏理性分析。故历史人物中之“汉奸”，是否该为其一一重新认定一番？

总之，曾国藩以上奏激怒咸丰帝为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入一新阶段。历史之步履无论何其艰难，但历史并非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使中国得一喘息之机，于一相对稳定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之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其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其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与爱国人物之中，且其重要性，于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一 创办洋务运动与“革新”

素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魏源曾提出：“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友天下士”所“谋”之“救时方”，是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师夷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曾国藩依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之主张，故曾国藩实乃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开启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在之先河，使国人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萌生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基础。

本“剿发捻”“勤远略”，本“自强御侮”，曾国藩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其于洋务运动中主要功业有五：一，率先筹设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工厂以手工和现有物质条件制造近代船炮，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此轮船制造不甚得法，但它宣告中国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二，向西方直接购办机器。1863年，曾国藩选派留美学生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三，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乃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之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 [②]。由该厂带动、示范、支援，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教育之近代化。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贡献，且对近代思想界影响颇大。江南制造局另附设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河。1872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序幕。此举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教育近代化，及新式知识分子初步队伍形成。五，促进我国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近代海军尚未形成，但近代海军发展壮大，其谋划之功不可没。曾国藩之于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形成发展及中国军事近代化。

当代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并未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洋务运动系一次革新，正因其欲“革”，打破了国人所崇尚的“一团和气”；更因此“革”非简单的除旧后代以一性质相类之物，而是欲代旧以“新”，又从根本上冲击国人之“守旧”观念。革新乃曾国藩思想之精髓。身处风雨飘摇之大清王朝，为臣者欲使王朝中兴，或固守先祖遗训，或匡救时弊以至“离经叛道”。曾国藩于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然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一面又宁肯背负“离经叛道”的骂名，于一片质疑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所受顽固守旧势力之冲击自不必说，虽清统治者最终还算认定了诸洋务是功而非过，曾公本人亦算得善终，然对于诸功业皆取法“夷”这一事实仍是如鲠在喉，不很痛快。恐怕这也是为何后世学者有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反动运动之原因。毕竟洋务运动只是使清朝回光返照（也许在一些学者眼中尚算不得）似的“同光中兴”了一把，奠定的近代化军工业基础亦未使得中国真正富强，国人的排外心理终于有了发泄的理由，曾国藩的功绩不过尔尔，洋务运动也根本就是卖国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罢了。建国以后，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评价不宜过高。其主要目的毕竟是为“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好在当下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虽败犹荣”与曾国藩的良苦用心。而当今中学教科书中曾国藩其人仍是“疑似”反面人物，亦不容忽视。可见国人崇尚纯粹的“自力更生”远胜于恰当的“拿来主义”（毕竟农民起义乃“自力更生”，历来评价较高是自然了），民族自尊心由此可见一斑。

再论洋务运动的失败。（近来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历史运动[③]，可以一揆，在此仍按旧论。）洋务运动失败之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及洋务派均未认识到清朝之腐朽乃根源于封建制度之濒临崩溃。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脱离社会而存在，故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这里所言之“制约”并非只指思想层面，其实窃以为更多是行为层面的。曾国藩身处帝制时代，况位极人臣，圣眷隆重，从人性角度而言也不会起兵造反，其思维自然是改良。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深谙中庸之道，思想方面有革新开放的光芒却并无本质性突破。举一不甚恰当的例子，王莽、王安石之改革虽亦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改革的指导思想已大有资本主义改革成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故非他们囿于时代，而是时代束缚了他们的行动，扼杀了行动所应引起的效用。这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概而论之。当然，思想的突破乃可遇不可求之事，不可因王安石有突破就要求曾国藩亦如是，其功绩仍值得肯定。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且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 镇压太平天国与“立功”

之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言罪者云：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故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④]，故应当肯定。

从“功过之争”中可知，评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需明晰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

窃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功绩有三：一，极大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二，太平天国虽形式上未超出旧式农民起义之桎梏，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代表为洪仁歼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政新篇》。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之外国侵略者，一百余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这些功绩必须肯定，不可抹杀。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太平天国亦有其过失，主要有四：一，太平天国未解放农民，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二，太平天国亦未使农民得到政治自由，未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三，太平天国亦未代表或建立新生产关系。不论有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其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不良影响。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一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之绰号以形容其杀人如剃头之残忍严酷。这一点确系事实。曾国藩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亦深有感慨，其致子曾纪泽信中有云：“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然这一切若以当时清廷角度看则全然相反——剿灭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乃清朝“救命恩人”是也。或许于清廷看来，剿灭太平天国乃曾国藩一生功绩之首，胜过办洋务之成绩。的确，无论古今中外，颠覆政权一事皆是统治者（皇帝或政党）最难以容忍之事，而对于叛乱者几全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太平天国运动确因清廷腐朽而致，系农民起义，有其正义性，但不可因此认为清廷不应对其予以镇压，此乃政府职责。曾国藩作为朝廷重臣，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乃为臣之义务，不能苛求其走向反叛道路，更何况太平天国并不值得全力支持以致助其建立所谓“太平天国”，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统治。曾国藩于镇压过程中的残酷血腥的确值得批判，其作为清政府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是否需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但这些要另当别论。盖国人生性同情弱者，而农民自古至今一向以弱者面目出现，故农民起义一直评价甚高。而农民起义绝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这更赚取了善良国人的情感倾向。其实细细忖度，不难发现，农民起义军多很盲目，盲目这中包括首领。而因其自身诸多条件所限，建立政权后腐化速度可谓神速。故对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 “洋务运动”间的内在关联。故若历数曾国藩一生功业，镇压太平天国理应算在其间。

三 处理外事问题与“卖国”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历来亦争论甚大。
借夷兵助剿——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以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且他于书札中表示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一揆其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故其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可以说，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故该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激烈反对，他致信总理衙门，“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又强调：“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经曾国藩等人强烈反对，清政府只好遣散舰队，“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之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干预之功。
天津教案——1870年，因天津望海楼法国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孩、开枪伤害中国公民之属，激起民愤，爆发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最后以中国的屈辱而告终。有学者认为，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之卖国行径与汉奸面目，暴露十分充分。据《曾国藩奏稿》、《曾国藩书札》等记载，当他受命处理教案之初，即认为“此次各国既伤多命，断难再认理屈”，表示出偏袒洋人的基本态度；而一到天津，即定下所谓“严拿凶手”、“以慰各国”之媚外卖国方针。且不顾舆论反对，送天津府县至刑部治罪，以讨好洋人。但窃以为，以天津教案指责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罪有过当：一，曾国藩处理时，虽有向法、英妥协之处，但亦作过有力抗争。如：在其执意坚持下，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天津府县免作刀下之鬼。同当时其他教案相比，天津教案使清政府蒙受的屈辱最小。二，天津教案作为一次屈辱外交，主要是因清政府国力衰弱，无法同法、英抗衡所致，而非曾国藩甘心情愿如是做。其致信他人时曾感叹：“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三，天津教案中，一意妥协投隆者乃以慈禧为首之清廷，如：清廷派出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为取悦洋人，不听曾国藩建议，将天津府县从重遣戍。权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是功大于过。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之结局。

汉语中比“鬼子”一词更遭人恨者便是“汉奸”（或“卖国贼”），但将一人认定为“汉奸”之过程往往仓促缺乏理性分析。故历史人物中之“汉奸”，是否该为其一一重新认定一番？

总之，曾国藩以上奏激怒咸丰帝为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入一新阶段。历史之步履无论何其艰难，但历史并非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使中国得一喘息之机，于一相对稳定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之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其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其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与爱国人物之中，且其重要性，于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建议你看看范文澜先生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就知道了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是晚清汉族地主阶级的进步分子，创立湘军，屡败屡战，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这里面主要是太平天国腐化内乱的因素，当然曾文正的战斗精神可嘉--屡败屡战,哈哈）。他的另外一个主要成就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筹建了江南制造局等近代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西方先进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等汉族地主通过镇压天平天国起义和兴办洋务运动起家，实际支撑着清朝的危局，为近代北洋军阀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可谓是北洋军阀的鼻祖。
总体来说，曾国藩是进步的封建地主阶级，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他是股肱之臣，有功之臣。很多人甚至将他成为晚清中兴之臣。对于劳苦的农民兄弟而言，他只是满清的走狗，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客观上，通过洋务运动，建立了近代工业雏形，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但是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曾国潘终究是落后的封建地主，他的大思维更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是远远落后的。当时掌权的是愚昧无知、软弱无能的慈禧太后，曾国藩在镇压国内人民（太平天国）功勋卓著，在对外（西方）方面毫无建树（幸好他死的早，没想李鸿章在1895年那样受辱） 。洋务运动的成果---北洋海军、福建水师等在与日本、法国的战争中被动挨打，全军覆没，可悲可叹。 由于曾国藩在传统文化、官场权术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备受后人推崇，包括枭雄和英雄。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实不愧为当世之名将。

题外话：
一说到近代历史，很多人都会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不尽然。看看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清朝以胜求和）、甲午海战（实力占优却一味避战，躲进威海卫死亡之港，让日本三面夹击全军覆没,），恐怕对西方包括倭寇的畏惧情绪和懦弱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害怕与列强结怨，不敢与之真刀真枪的干，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一味割地赔款，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统治，鱼肉百姓，贪图享乐，苟安思想严重。（跟南宋一个德行）其实以晚清的实力绝对可以战胜日本，完全遏制日本的任何侵略中国的企图，那样历史就改写了。可惜晚清是扶不起的阿斗，所谓朽木不可雕也。
英雄生在近代，大都壮怀激烈，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既不能摧锋于正锐，也不能挽澜于极危，纵是英雄也枉然啊。
近代史着实让人郁闷难当，建议大家多研究建国后的对外斗争史，抗美援朝、1962中印边界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才解气，那才是中华血性男儿的本色。

湘军
中国晚清时期曾国藩以湘乡练勇为基础，在湖南创建的一支军队。又称湘勇。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 ，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其营制主要采用明代军事家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在武器装备上，湘军不仅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还自设船厂，仿造新式武器。湘军于1854年初在衡州（今衡阳市）编练建成，共1.7万余人。是年夏，出省作战。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沿江地区争夺。1858年5月，其精锐李续宾部即深入皖中，气势很盛。至11月间，李续宾及所部6000余人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三河之役被太平军歼灭，锐气顿减。1860年，曾国藩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筹饷较易，湘军势力大为扩充，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主力。1861年9月，攻陷安庆。次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再以曾国荃率湘军主力沿江进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以左宗棠部及李鸿章新募淮军进攻江浙其他地区。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声势愈大。曾国藩为避免清廷的疑虑，又因湘军暮气日深 ，大量裁撤直系部队，其支系仍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 、江苏等地镇压捻军。湘军水师则守湘军旧制，取绿营规模 ，改建为长江水师。以后，左宗棠平定新疆虽也利用湘军，但湘军已不是国家的主要军队。

曾 国 藩（ 1811 ～ 1872 ）

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清廷震恐。 适曾国藩因母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 团练。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 号“湘勇”（通称湘军）。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会集湘潭，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 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 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攻陷湖北省 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此后用兵更为谨慎。旋因朝廷 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 兵。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 守南昌。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 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
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 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 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 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 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 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 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 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 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 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 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 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 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 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 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湘军，兴起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在这个历史时刻湘军在湖南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政府一方面对地方汉族武装不信任，另外不得不倚重于湘军。湘军及其他地方军虽然挽救了清王朝，但是重权落入汉族重臣，客观上加快了其灭亡。

湘军在镇压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中迅速成长，涌现出一大批的名将和重臣。除了曾国藩外，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王麟、郭嵩焘、李鸿章……，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

由湘军开始，湖南形成了延续至今一股人才潮，改变了千余年湖南人默默无闻的形象。湘军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动力，至今湖南人对此仍然非常自豪，

湘军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主要活动: 湖南湘乡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政府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於湘军。曾国藩同时也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湘军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还参与镇压了各地的其他起义，挽救了清王朝，但是重权落入汉族重臣，客观上加快了其灭亡。

名臣和幕僚

湘军在镇压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

主要湘军人物（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

曾国藩，湘军统领。建立湘军，消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

曾国荃

曾国葆

曾国华

李鸿章，晚清重臣。由曾国藩一手提拔，并创立淮军。

江忠源

江忠济

胡林翼

左宗棠，晚清重臣，民族英雄，曾收复新疆。

杨岳斌

彭玉麟

刘长佑

李续宜

李续宾

刘蓉

刘坤一

程学启，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

丁汝昌，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曾指挥黄海海战。

蒋益沣

刘檡昭

刘锦棠

罗泽南

王錱

康福

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

从道光三十年的金田起义开始，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华大地上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时势造英雄，湘军应运而生。一群从湘乡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曾国藩等人的带领下，在一次次的战斗中从不受待见的编外团练逐渐成长为被清廷所倚重，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水陆并进，扎硬寨打硬仗，下九江，平安庆，最终攻克天京。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消亡，湘军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后继而起的是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各国列强都对中华大地上的财富垂涎三尺，原来跟在湘军后面亦步亦趋的这两支军队的主要使命也从镇压内乱转为威慑外敌，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落幕，清廷的军事力量重新洗牌，传承自湘军的楚军和淮军亦先后凋零，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足迹也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