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

1、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以描写现实生活中平常琐事为题材的小说，笔墨淡雅，缺少激动人心的故事。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悖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观，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

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叶兆言的《枣树下的故事》、《状元境》等，都曾被有些评论划入“新写实”小说。

2、新体验小说

“新体验小说”以其“非虚构性”、“亲历性”特征突破了传统的小说观。思辨性、哲理性的锋芒在主体的压抑自控下更深地潜没于耳闻目睹的花草虫鱼人生百态之中，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亦更难以梳理。

3、新市民小说

“新市民小说”中的“新市民”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彻底告别传统，空前强烈地追求世俗化生活和拜金主义；

二是情爱观念令人诧异的变化。

“新市民小说”表现了一种对现代城市既向往又恐惧的心态，表现出了一种“另类”的姿态。他们具有他们应有的存在价值，然而，其中某些消极、遁世乃至自甘堕落应引起读者的注意。

4、新生代小说

新生代小说把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中许多被压抑、被省略、被遮蔽、被牺牲的叙事因素重新开发、呈现出来，这既使得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变得更为丰满、更为完整。

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学在处理国家民族现代性、人的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时不再那么机械、呆板，而是具有了更为从容、更为理性的模式。

5、新现实主义小说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在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这就自然决定了它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有它独特的现实品格。

从现实的社会境况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它既是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对其他文学现象的纠正和批判。

从塑造的人物看，也从理想的圣坛上走向平俗。改革者也成了困难的拯救者。那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果敢气魄早已消失殆尽，或裹挟在重重矛盾中，如陷泥潭不能自拔；或限定在困境中，如履薄冰艰难前行。这与当年叱咤风云的乔厂长大相径庭，但这却是20世纪末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大厂》中的吕建国、 《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 《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 《大雪无乡》中的陈凤珍、《破产》中的高德安，他们虽然身为厂长、乡镇长，但却身处困境、如牛负重，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也无济于事。他们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凝聚人心，用自己的牺牲铺平前行的道路。他们既是改革者，又是改革的牺牲者；他们既是现实困难的承受者，又是化解艰难困境的排头兵，但时代赋与他们的却是一个悲剧的命运。他们只能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此来履行自己的沉重使命。如高德安临危受命，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城北轧钢厂，他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但因腐败势力和黑恶势力的沆瀣一气，终无济于事。最后心力交瘁，死在工作岗位上。吕建国也无力挽救大厂，最后也只能用自己的牺牲给下岗的工人们找出路。他们有时为了公众的利益，还要忍辱负重。
如孔太平为了保住镇里的经济命脉，而不得不饶过强奸了自己表妹的民营企业家洪塔山。而陈凤珍也同样是为了发展镇里的经济，不得不依靠民营企业家潘老五。因而有时他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自己也深受良心的谴责、灵魂的折磨。这些人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情怀，一样的境遇。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这样他们就从理想世界中走向了现实社会。这，无疑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现实品格中最重要的一点。
新现实主义小说也继承了改革文学的理想精神。因为理想是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就是热切关注国家、社会的现状和前途，深切关爱人民群众生存命运的忧患意识。而这种精神的强大底蕴和生命力就在于作家对国计民生的挚爱和关注，在于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密切亲和，在于作家对国家和社会所担承的责任和使命。现实主义精神不仅要求作品真实地再现现实，而且要求以热情为元素，把所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展现出来。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不仅要关注热爱生活，而且应该站在社会时代的高度看取社会走势，把握时代脉向，同时将自己的审美激情灌注到审美形象中去，给人们以感染和鼓舞，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新现实主义小说从当前现实景况出发，冷静客观的剖析社会现状，塑造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作家们也不在以启蒙者的身份俯瞰人世，而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把自己溶入平民的生存空间，表现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同情和关爱。可见，新现实主义小说与以往的“改革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它表现出对“改革文学”的超越。它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是强化保守和官僚的势力同进取和改革的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这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惰性和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在当前一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观念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如在关仁山的《太极地》中，乡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已不是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的关系，而是利害关系，是激烈的官场争斗。做事务实为人谨慎的何乡长终因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范书记而被排挤走。政绩平庸的乡团书记小郑却因其对象的舅舅是县委组织部长而在竞选中捷足先登。原本忠厚老实的邱满子也在官场的角逐中磨练的圆滑成熟，后来以牺牲乡民的利益为代价由官场的失意者变为赢利者。
这些官场内幕的现形、个体生命的异化说明了党的干部的整体形象正在扭曲变形，以及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迫切性。又如在谈歌的《大忙年》中写出了金钱和权势对人们心灵的污化。陈浩因无权无势而在岳母家受歧视，同学会也以权钱为集结的标尺。在《山问》中则写出了道德的迷乱，文明的衰落。山民们对勘察队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勒索，蛮横无理地敲诈。这与当年对勘探队的体贴关怀大相径庭。这些利害关系都说明物欲横流漫溢了我们营造多年的精神围墙，世俗使我们丧失了崇高。调适人们失度的心态，扶正倾斜的精神标尺，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