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是秦朝末年著名的军事家，以勇猛好武闻名。在秦末动荡中，项羽追随叔父项梁起义，并在叔父阵亡以后率军援救赵王歇，于巨鹿之战大败秦军主力，威震华夏。不久，项羽杀死秦王子婴，定都彭城、广封天下灭秦将军和六国旧贵，并自称西楚霸王。

然而伴随着汉王刘邦的崛起，历时四年的楚汉争霸拉开了帷幕。即便神勇无比的项羽曾于彭城之战大败汉军，却依旧难以挽回西楚的颓势，最终上演了“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悲情故事。

　　虽然最终在战场上走到了尽头，但是千百年来围绕项羽的争议却始终未曾平息，文人墨客对于他的评价呈现出极端的两面性。后世在感怀项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神武雄姿的同时，亦会对其仁义不施、忠言不纳的行径有所鄙夷。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士子、诗人、甚至是君王都曾写过与项羽有关的诗句，其中尤其以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的最为出众。那么，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对于项羽做出了怎样的描写，又都有何背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吧！

　　杜牧入仕之初，便凭借对国事的关心和对孙子等兵家著作的研读，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甚至曾有一次献计平虏，并被当朝宰相李德裕采用。要知道，当时李杜两家可谓世交，有着李德裕的看重，此后的杜牧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并在23岁时作出《阿房宫赋》。

在这篇旷世奇文中，杜牧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忧国忧民的观点，并发出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呼声。十多年后，杜牧结识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增孺，从此二人私交甚笃。只是，9世纪前期的大唐长期处于朝堂党争之中，李德裕和牛增孺作为党争的核心人物，却先后对杜牧表现出了足够的赏识，这不能不说是其才华的绝佳体现。

　　然而，在前后拉锯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中，双方之间的矛盾早已异化，不会允许杜牧这样的中间派存在朝堂之上。终于在会昌二年（842年），他被外放为黄州刺史，遭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

两年之后，杜牧又被迁为池州刺史，在赴任途中经过和县乌江边的乌江亭时诗兴大发，挥斥方遒作了一首《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于熟读兵家的杜牧来说，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是何等的荒谬。

真正有志向的男儿就应该忍辱负重，决不能被一时的失意打败，只有重整旗鼓才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事实上，杜牧明面上是在替项羽负气自刎而惋惜，指责其胸襟不够大气，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鼓舞志向，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因为贬谪外地而气馁。在担任池州、睦洲等地刺史期间，杜牧都能兴利除弊、关心百姓疾苦，最终再度入京，担任吏部员外郎。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这年距离杜牧贬谪外放过去了整整200年，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早已崩塌，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之后，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那就是宋朝。

北宋吸取了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武人乱政的教训，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大政方针，并尝试加大君主集权统治。为了保证中央的权力，达到对地方官员的制约，北宋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僚职位的方法以实现权力制衡，从而出现了“十羊九牧”的恶果。

冗兵、冗官、冗费合称为“三冗”，逐渐成为宋朝财政的巨大压力，反而影响了国家的稳定。王安石入仕之初，宋朝仁宗皇帝曾支持改革派重要人物范仲淹推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奈何改革阻力太大，其重要针对的“冗员”问题，更是触及了守旧官僚的利益。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新政的失败对王安石的触动很大，从1051年到1054年，王安石当了4年舒州通判，更是加深了“三冗”现象对百姓的危害之大。1054年秋，他在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进京述职，途径乌江亭，想起了两个世纪前另一位忧国忧民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

只是，相较于杜牧从自身志向出发的角度，王安石更愿意从江东百姓的视角去看待项羽的乌江自刎。“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在王安石的这首《叠题乌江亭》中，我们清晰的感受到他处处为民着想的观点。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凭借自己多年在地方上的执政经验推行了变法改革，史称“熙宁变法”。

只是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虽然全面，但太过于激进，并未获得执行官员的认同，从而导致在诸多律令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阳奉阴违、偷天换日的情况。

加上在变法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排除异己之风明显，最终在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党争中落了下风，最终失败。从此，新旧党争开始成为北宋朝堂之上的顽疾，其恶劣程度远超于唐朝牛李党争，并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为止。

　　伴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相继失败，北宋“三冗”情况愈发严重，朝廷财政负担巨大、军队和地方官员效率低下，百姓生活困苦。然而，凭借着宋朝对商业的积极开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官商集团在北宋影响巨大，这也导致宋朝的农民起义虽然数量巨大，但规模却很难跨越一个行政区域。

只是随着东北女真人的崛起，金朝建立并南下中原，宋朝羸弱的军事和行政机器几乎不堪一击。靖康之耻、建炎南渡，士大夫出身的才女李清照也随着丈夫赵明诚一起逃到南方。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但建康却在两年之后发生内乱，李清照和丈夫不得不再次难逃，这一年是南宋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

杜牧在注“内间”时说:“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因败丧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赂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

杜牧在这里将《孙子兵法》的“内间”涵义更为详细具体化了,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间思想,即:内间的任务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搜集敌国情报,离间敌方君臣,也可以探获敌方间谍对付己方的阴谋。这就把内间的作用扩大了,改变了以往认为内间只执行单一任务的旧观念。

在中唐、晚唐的过渡时期，诗歌创作一度有些冷落，到文宗开成年间（827年），杜牧、李商隐等又一代优秀诗人崛起，再度开创了唐诗的新局面。

杜牧（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828年）进士，初为校书郎。杜牧秉性刚直，被人排挤，仕宦颇不得意。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为幕僚多年，又作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等，中间虽也曾入朝任监察御史、左补阙等官职，但时间都不长，终官至中书舍人。与李商隐齐名，世称小“李杜”。人称“杜樊川”，有《樊川文集》二十卷。

杜牧的七言近体诗，精炼含蓄、明丽俊爽、委婉曲折，自成一家。其诗歌主要是抒写自己的斗志与理想，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忧民思想。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写于杜牧在宣州（今安徽宣城）团练判官任上。此诗抒写了诗人在开元寺院水阁上，俯瞰宛溪，眺望敬亭山时的古今感慨。其中流露出诗人较浓的感伤情绪，描绘婉曲细腻，节奏和语调轻快爽利，突出了杜牧诗歌豪宕俊爽、空灵深婉的特点。

杜牧的长诗有《感怀诗》《群斋独酌》二首。概括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事实，对藩镇拥兵自重、外族入侵、国家动乱、民生憔悴等现实表现深沉的慨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平生五条线，愿补舜衣裳”的报负壮志，写自己忧国忧民的壮志难酬的忧愤。

还有《河湟》诗，通过今昔对比，抒写诗人对朝廷不言恢复，醉生梦死的义愤，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属于政治讽刺诗。

杜牧表现相思题材的代表是《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这首诗抒写诗人对妙龄歌女留恋惜别的心情。此诗写离愁不用“悲”“愁”等字，却写得坦率真挚，道出了离别时的真情实感。明明多情，偏从“无情”着笔，著一“总”字，又加强了语气，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史学世家的遗风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的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登临咏怀之作，别人写来大抵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写来，却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总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讽刺统治者的奢侈荒淫的诗有《过华清池》。诗写历史事实，旨在揭露建立在剥削和奴役人民之上的统治集团的享乐生活。描写委婉，但讽刺意义很深。后代许多人作华清池诗，而杜诗尤为绝妙，脍炙人口，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

写景抒情诗《泊秦淮》，写烟水、月沙等组成的秦淮夜色以及夜色中飘荡的歌声，以古刺今。《玉树后庭花》乃亡国之音，以抒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色调素淡，声情轻柔，讽刺辛辣。

写景诗《山行》：“远上寒山石经斜”“霜叶红于二月花”写秋景之美，表达对自然美的热爱。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以七绝咏史最有成就。诗写得繁华异采，言简意长，含蕴无尽，一唱三叹，且长于议论。

语言凝练含蓄，抒情性很强，叙、抒、议交融一起，以轻言抒豪情，气势豪宕而又情意缠绵，是其诗歌风格。

然而，当时代的衰颓和自身的怀才不遇使他感到无可奈何时，他也常常以自我旷达豪放来寻求解脱，希望有一种闲适的生活和恬静的心境，如《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

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

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

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

看著白苹芽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

这些诗一面显示着洒脱无羁和看破红尘的高逸情致，一面又透出诗人内心的痛苦。

由于杜牧习惯从广大的历史上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性格比较豪爽开朗，他的诗中虽然有颓唐的成分，却并不显得局促阴暗，相反，无论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能在忧郁中透出高朗爽健、意气风发、俊逸明丽的气格。

杜牧的诗风既没有元白诗平俗易懂，也不像李贺那样雕琢，以艳险奇丽取胜。由于杜牧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读韩杜集》），并写有《杜秋娘诗》及《大雨行》这样颇似杜甫、韩愈风格的诗，说明他受杜、韩的影响较深。从杜牧所擅长的七律、七绝的语言艺术上来看，他有杜甫那种讲究顿挫抑扬、开合回环的声律与布局的特点，但又不像杜甫诗歌那么沉郁浑厚，更多地有一种高朗俊逸的气质。而对于韩愈诗歌较为流畅轻灵的一面，杜牧确有所吸取，对其最具有强烈特征的奇崛怪异的风格，杜牧却没怎么采纳。

总体上说，杜牧是以明丽的意象和俊逸的气骨，加上他特有的历史感所形成的诗的深远开阔的视野，构成了其诗歌的特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