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瞳，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

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

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

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一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直正是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