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发源于黄河、洛水流域，由于为了躲避战乱，中原的汉人分别在西晋时期、唐朝和北宋末年分三次大规模南迁至福建闽南，这样也就把河洛语带到福建，闽南以外的闽南语则是后来闽南人向外迁徙形成的结果。

当今的闽南方言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

　　

闽南语的发音主要特点有：1、多数古浊可平声字，今读音时不吐气；2、念知、登等，有时保留破裂音，成[t]、[I];3、无轻唇音[v]、[f]；4、有韵尾[-m]、[-p]、[-t]、[-k]；5、声调七类，以上为主，与古代声调系统不尽相当。此外，在闽南语中，文、白语言区别较大。白读音代表本地方言比较久远的源头，据研究，它是秦汉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所带来的汉语与当地闽越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就开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音体系；文读音则是本地方言与本民族权威的方言(古代的雅言、通语、近代的官话、现代的汉语、词汇、语法等方面向权威的共同语靠拢的表现)。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闽南语的发展，对保护、弘扬中国古代语言遗产，研究中国其他语种以及古代闽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积极的作用。

　　

使用闽南语的区域，主要以福建闽南地区的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区域以及闽西龙岩地区为主。另外，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是台湾，台湾岛上，除了高山族地区外，差不多通行着近乎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闽南话。其中，通行有于台中、台北的闽南语，稍偏于泉州腔；流行于台南、高雄的闽南语，则稍偏于漳州腔。除了台湾省以外，广东省的潮汕、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新加坡、菲律宾、马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区也使用的语言也属于闽南方言。

　　

知道闽南语是唐朝和北宋官方语言的人很多，但知道闽南语还是商朝官话的人就不多了。

　　

汉民族的文化是三千年前，即商代(B.C.1765～B.C.1122)时发展出来的，商朝是甲骨文的开始，也是汉字的开始，更是汉文化的开始，换句话说是中国历史的开始。

　　

今日的闽南语，即是河洛话所延伸发展出来的，河洛话原本是商朝时的官话，商传至纣王为周武王所灭，留在河洛一带的商民，上阶层者被迫迁至洛邑当奴工，营建新都「成周」，下阶层者被分配至卫、鲁、齐国当农奴，在东方尚存的几支顽强商族只好退回原籍江南，利用丰富的资源发展工商业，而居东南沿海者则形成越族后裔。

闽南语发源于黄河、洛水流域，由于为了躲避战乱，中原的汉人分别在西晋时期、唐朝和北宋末年分三次大规模南迁至福建闽南，这样也就把河洛语带到福建，闽南以外的闽南语则是后来闽南人向外迁徙形成的结果。
当今的闽南方言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
闽南语的发音主要特点有：1、多数古浊可平声字，今读音时不吐气；2、念知、登等，有时保留破裂音，成[t]、[I];3、无轻唇音[v]、[f]；4、有韵尾[-m]、[-p]、[-t]、[-k]；5、声调七类，以上为主，与古代声调系统不尽相当。此外，在闽南语中，文、白语言区别较大。白读音代表本地方言比较久远的源头，据研究，它是秦汉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所带来的汉语与当地闽越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就开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音体系；文读音则是本地方言与本民族权威的方言(古代的雅言、通语、近代的官话、现代的汉语、词汇、语法等方面向权威的共同语靠拢的表现)。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闽南语的发展，对保护、弘扬中国古代语言遗产，研究中国其他语种以及古代闽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积极的作用。
今日的闽南语，即是河洛话所延伸发展出来的，河洛话原本是商朝时的官话，商传至纣王为周武王所灭，留在河洛一带的商民，上阶层者被迫迁至洛邑当奴工，营建新都「成周」，下阶层者被分配至卫、鲁、齐国当农奴，在东方尚存的几支顽强商族只好退回原籍江南，利用丰富的资源发展工商业，而居东南沿海者则形成越族后裔。

闽南语起源于黄河、洛水流域，在西晋时期、唐朝、北宋迁移致福建南部，发祥于福建泉州。现主要分布地除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外，还广泛适用于闽东北地区、浙东南区、广东潮汕和海陆丰地区、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
闽南语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两次的移民潮，移民的原因是征蛮、避乱：
第一次：第四世纪晋朝人移居入闽，部分初级泉州话的形成晋朝五胡乱华时期(西元304-439)，异族入侵中原，伫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的时候，中原的衣冠八族(詹林黄陈郑丘何胡)开始避难到福建的泉州晋江等流域一带，他们把当时的古汉语(比如，有身、瞑、鳖、斟酌、鼎、箸等)带过来，后来称作“泉州话”。但这次数量很少 ，移民多留在闽江和木兰溪流域。南朝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析晋安郡南部置南安郡，以保持闽疆南部安定取称，治所在今南安市 丰州镇，领晋安等三县，辖今之厦门、莆田、泉州、漳州一带，但不久就被撤销，直到200多年后的唐朝中期，又在今泉州市区第三次置武荣州，不久改名泉州，泉
闽南语历史州市区一带的建制才稳定下来，泉州的安溪、惠安、永春、德化在400多年后的五代时才设县。所以少量“泉州话”就是第三、四世纪的中原音参“吴楚方言”(比如：水薸(phio5)、手ng2、鲎hia)和当地的“越语(比如：loo3(高)、san2(瘦)、lim(饮)、hiu3(洒))融合而成的，这就是”白话音“主要的来源，比”读书音“较早。
第二次：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囝屯垦漳州，漳州话的初步形成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福建南部蛮夷祸乱不安，朝廷派陈政、陈元光父子(郡望河东)南下平乱，平乱了后屯兵伫即马的漳州一带，亦包括今天龙岩地区新罗，漳平一带，这批人带来七世纪的中古汉语。 唐代设立漳州前不过几千户人家，这些人应为唐朝可以控制的农业户口，在他们之外还有少数蛮僚生活于漳州南部山区。陈元光所率领的唐朝军队与蛮僚为争夺漳州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双方交战的最后结果，唐朝控制了漳州沿海平原等广大地区，而蛮僚最终被平定。唐代的漳州还不是很繁华，漳州的发展是在南宋进入第一个**。而其具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明代独对漳州开放海禁，“市镇繁华甲一方，港口千帆竞相发”是其当时生动的历史写照。
第三次：第九世纪后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统治福州、泉州等，泉州话形成。
唐代末年，中国发生黄巢之乱(公元878)，唐代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南下平乱，平乱了后王潮被封做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即此批人阁带来九世纪的中原话。第三次的移民大多数是唐代淮南道光州人。福建人读四书五经的时候，这就是部分”读书音“主要的来源。明末学者对于当时闽南语进行系统整理，著有《汇音宝鉴》，十五音因而诞生。

闽南语，据传起源于黄河、洛水流域，在西晋时期、唐朝、北宋迁移至福建南部，发祥于福建泉州。现主要分布地除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外，还广泛分布于闽东北地区、浙东南区、及广东粤东、粤西地区、海南岛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全世界使用闽南语的有7000多万人。

"闽南语"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学术上泛指闽南语的集合，狭义则仅指闽台之闽南语。台湾及西方学者多认为是一种语言，属汉藏语系汉语族闽语支。在大陆语言学的分类上，属汉语族中闽语的一种。闽南语在各地有不同称呼，例如在中国大陆常被称为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福建话、河洛话（古代河南话）、学佬话、等；在台湾亦被称为台语、台湾话、河洛话或福佬话，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则称为福建话（Hokkien）或咱人话（台闽字写作咱侬话）

闽南语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两次的移民潮，移民的原因是征蛮、避乱：

第一次：第四世纪晋朝人移居入闽，部分初级泉州话的形成于晋朝五胡乱华时期（西元304-439年），异族入侵中原，伫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的时候，中原的衣冠八族（詹林黄陈郑丘何胡）开始避难到福建的泉州晋江等流域一带，他们把当时的古汉语（比如，有身、瞑、鳖、斟酌、鼎、箸等）带过来，后来称作“泉州话”。但这次数量很少 ，移民多留在闽江和木兰溪流域。南朝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析晋安郡南部置南安郡，以保持闽疆南部安定取称，治所在今南安市丰州镇，领晋安等三县，辖今之厦门、莆田、泉州、漳州一带，但不久就被撤销，直到200多年后的唐朝中期，又在今泉州市区第三次置武荣州，不久改名泉州，泉州市区一带的建制才稳定下来，泉州的安溪、惠安、永春、德化在400多年后的五代时才设县。所以少量“泉州话”就是第三、四世纪的中原音参“吴楚方言”（比如：水薸（phio5）、手ng2、鲎hia）和当地的“越语（比如：loo3（高）、san2（瘦）、lim（饮）、hiu3（洒））融合而成的，这就是”白话音“主要的来源，比”读书音“较早。

第二次：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囝屯垦漳州，漳州话的初步形成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蛮夷祸乱不安，朝廷派陈政、陈元光父子（郡望河东）南下平乱，平乱了后屯兵伫即马的漳州一带，亦包括今天龙岩地区新罗，漳平一带，这批人带来七世纪的中古汉语。 唐代设立漳州前不过几千户人家，这些人应为唐朝可以控制的农业户口，在他们之外还有少数蛮僚生活于漳州南部山区。陈元光所率领的唐朝军队与蛮僚为争夺漳州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双方交战的最后结果，唐朝控制了漳州沿海平原等广大地区，而蛮僚最终被平定。唐代的漳州还不是很繁华，漳州的发展是在南宋进入第一个高潮。而其具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明代独对漳州开放海禁，“市镇繁华甲一方，港口千帆竞相发”是其当时生动的历史写照。

第三次：第九世纪后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统治福州、泉州等，泉州话形成。

唐代末年，中国发生黄巢之乱（公元878年），唐代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南下平乱，平乱了后王潮被封做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即此批人阁带来九世纪的中原话。

第三次的移民大多数是唐代淮南道光州人。福建人读四书五经的时候，这就是部分”读书音“主要的来源。

明末学者对于当时闽南语进行系统整理，著有《汇音宝鉴》，十五音因而诞生。

闽南语的支系皆源于泉州漳州音系，但依分化时间的早晚、地理隔阂、漳泉音演变等因素，出现了不等的差异和变化。

闽南语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两次的移民潮，移民的原因是征蛮、避乱：

第一次：第四世纪晋朝人移居入闽，部分初级泉州话的形成于晋朝五胡乱华时期（西元304-439年），异族入侵中原，伫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的时候，中原（河南一带）的衣冠八族（詹林黄陈郑丘何胡）开始避难到福建的泉州晋江等流域一带，他们把当时的中原语言（比如，有身、瞑、鳖、斟酌、鼎、箸等）带过来，后来称作“泉州话”。但这次数量很少 ，移民多留在闽江和木兰溪流域。南朝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析晋安郡南部置南安郡，以保持闽疆南部安定取称，治所在今南安市 丰州镇，领晋安等三县，辖今之厦门、莆田、泉州、漳州一带，但不久就被撤销，直到200多年后的唐朝中期，又在今泉州市区第三次置武荣州，不久改名泉州，泉州市区一带的建制才稳定下来，泉州的安溪、惠安、永春、德化在400多年后的五代时才设县。所以少量“泉州话”就是第三、四世纪的中原音参“吴楚方言”（比如：水薸（phio5）、手ng2、鲎hia）和当地的“越语（比如：loo3（高）、san2（瘦）、lim（饮）、hiu3（洒））融合而成的，这就是”白话音“主要的来源，比”读书音“较早。

第二次：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囝屯垦漳州，漳州话的初步形成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蛮夷祸乱不安，朝廷派陈政、陈元光父子（郡望河东）南下平乱，平乱了后屯兵伫即马的漳州一带，亦包括今天龙岩地区新罗，漳平一带，这批人带来七世纪的中古汉语。 唐代设立漳州前不过几千户人家，这些人应为唐朝可以控制的农业户口，在他们之外还有少数蛮僚生活于漳州南部山区。陈元光所率领的唐朝军队与蛮僚为争夺漳州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双方交战的最后结果，唐朝控制了漳州沿海平原等广大地区，而蛮僚最终被平定。唐代的漳州还不是很繁华，漳州的发展是在南宋进入第一个高潮。而其具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明代独对漳州开放海禁，“市镇繁华甲一方，港口千帆竞相发”是其当时生动的历史写照。
第三次：第九世纪后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统治福州、泉州等，泉州话形成。
唐代末年，中国发生黄巢之乱（公元878年），唐代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南下平乱，平乱了后王潮被封做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即此批人阁带来九世纪的中原话。

第三次的移民大多数是唐代淮南道光州人。福建人读四书五经的时候，这就是部分”读书音“主要的来源。

明末学者对于当时闽南语进行系统整理，著有《汇音宝鉴》，十五音因而诞生。

资料好多啊，这里简单发一些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还不过多，你自己到 闽南烽火台 那个网站看看吧。。。

闽南福建简称为闽，闽南即指福建的南部，从地理上可以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龙岩

五个地区均可称为闽南。但我们通常所说的闽南这个说法，具有特定的涵义，并不包含莆田，

龙岩地区除新罗区与漳平市以外的各客家县，其主要是依据语言、文化、风俗上等来划分的。

莆田通行语言是莆田话略区别于闽南话，而龙岩除新罗区与漳平市以外，通行语言是客家话。

两地均不属闽南语系。因此狭义上所指的闽南仅指--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地区。
闽籍作家大致都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作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政治之余还留下大量的诗词，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严复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而林琴南则以其不懂外语而精通翻译的一系列域外小说的译介，为中国社会转型必然到来的文学革命引入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社会观念和文学实践，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前奏。这一世界性视野的遗泽，一直惠及后来的闽籍作家。

　　其次，闽地的局促和文化的边缘性，使闽籍作家大多不安于困守远离中心且发展空间狭小的故地，宁愿历经磨难而漂走四方。这是具有长期移民传统的海洋文化的影响。入门为虫，出门则龙，“闽”字就是门里一条虫。不甘守在门里成为一条虫的闽籍作家，大多有离乡漂走的经历，或者北向上海、北京，或者南下南洋。前者大多出于理想的追求，后者则更多由于生活的逼迫。现代以来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名的闽籍作家，几乎都是根植闽地而花开四方。冰心、郑振铎、许地山、林语堂、卢隐、林徽音、胡也频、梁遇春等等，莫不如此。即如七月派的诗人鲁藜、九叶派的诗人杜运燮、曾以《兵临城下》名扬一时的剧作家白刃，都是闽籍的华侨，他们都在经历了一段南洋人生之后才回归祖国投身文学而取得成就。

　　第三，海洋文化的浪漫感性，使闽籍作家的文化性格更多倾向于个人化和抒情性；这也是长久以来福建文学的优势多在散文和诗歌而不在小说的潜在文化原因。

　　第四，相对于创作，闽籍学者的理论批评的影响远远超乎其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蒙就有文学理论界的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之说。孙绍振和南帆在“闽派文论丛书”的《总序》中指出，这个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异军突起的文论出击，有过两次精彩的表演，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启蒙时期所涌现的一批文化先驱；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又一次风云际会。以闽籍学者为主导的朦胧诗论争和主体论、方法论的讨论，深化了80年代的文学变革，也把闽籍学者推上了学术的前沿。此后不断壮大的闽籍文论新军则如“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那样，在新人辈出的才智与气魄的激烈竞争中仍居于重要地位。

　　福建南临大海、北堵高山的狭小地理格局，形成了历史上福建的文化边缘位置和迫使闽人冲出边缘进迫中心的不懈努力。随着交通、资讯的发达，地理区隔所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已逐渐减弱，但心理区隔仍是障碍边缘地区的文学进入中心的重要因素。近年福建文学的发展，尤其小说表现出来的可喜态势，既有走出福建的作家如北村等，也有守住本土的作家如杨少衡，北北、须一瓜、陈希我等，正说明这种变化。如果说以往福建作家必须走出福建，使自己的身份由“福建”变为“闽籍”，借助异地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那么现在这种“走出”已变得并非“绝对”必要，固守本土的“边缘”，同样也可能进入中心，甚而可能借助“边缘”的优势，成为“中心”的另类而异军独起。
有人用“门内一条虫，门外一条龙”来形容福建人，颇令人回味。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门内一条虫”，是指闽字，闽为福建的简称。历史上福建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因此福建人常被人看不起。生产搞不好，交通不方便，卫生也很差。在生活上，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大多小孩无法上学，文盲成堆。

　　福建贫穷落后，当然不是福建人生来就笨或懒，是另有原因的。

　　首先，福建地处我国边远地区，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经济落后，犹如世外桃源。晋以后中原地区连年发生战乱，人口不断向南迁移，南迁的移民多集中于福建，特别是福建沿海地区。人口增加给福建带来巨大压力。在以农立国，农业技术又十分落后的年代，人们吃穿都难以解决，更谈不上文化教育的发展。如果遇上荒年就更惨了。人们走投无路，相随逃难，流落街头当乞丐；那年代，民间卖儿鬻女的每有所闻。

　　其次，福建地处偏远，山高皇帝远，政治腐败，向来居全国之首。清人徐宗干曾说，全国吏治之坏至闽省而极。地方官吏只懂得搜刮民膏民脂供其享受，全不顾民众死活。加上近代外国列强不断入侵，许多农民破产倾家，流离失所。可谓雪上加霜，在这种局面下，福建怎不落后？

　　面对贫穷落后的局面，许多有良心有才干的福建人忧心如焚，可他们在家乡发挥不出自己的作用，一部分人只好设法离开生养自己的祖籍地，到外面去闯天下。或到台湾从事开发和建设，或到南洋各地从事手工艺或经商，一句话到外面去谋生。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同胞中祖籍福建的特别多，华侨华人中属于福建籍的也特别多。

　　再看“门外一条龙”。这是一个宠字，福建入到了台湾或去南洋各地后，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赢得世人的瞩目和敬重，人们用“宠”字，即得宠或荣耀来形容出门后的福建人，那自是很贴切的。

　　历史上福建人为开发建设台湾，保卫台湾，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和合作，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颜思齐、郑成功、陈永华、硷琅、吴风、关沙、沈葆桢等人的功绩永载史册，他们都是福建人。福建籍的华侨、华人在南洋各地所发挥的作用，同样是有目共睹的，陈嘉庚、黄乃袁等是人们所熟悉所敬重的。他们也都是福建人。

　　福建人在外面各行各业所取得的成就，多得举不胜举。他们是福建人的光荣和骄傲。

远在1500年以前，甚至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汉民族为了躲避战乱，辗转到河南，汉民族的文化也就这样由其子孙带到此处，此后再迁至闽南，最后部分跨越海峡，到了台湾，故称河洛语。
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此一文化的语言，正是我们现在习称的“闽南语”，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大迁徙中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很完整地保留了唐朝及五代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那时的中原标准音。
由于日语主要来自于迁徙到现在日本的中国汉族的古汉语、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和马来人语言融合而成，所以今天日本人诵读佛经，吟唱诗词时，与闽南人用闽南语古代汉音诵读佛经，吟唱诗词在发音上几乎是一样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佛经中音译或意译使用普通话无法了解其意旨，而用闽南语却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师常常感叹，闽南语汉音之失传对诵读佛经的人是极大的损失。
闽南语支系按照分化时间的早晚、地理隔阂、漳泉音演变等因素，出现了不等的差异和变化。基本上，按照地域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次方言：
泉州话 漳州话 台湾话 厦门话 浙南闽语 东南亚福建话 。闽南话会流传这么广，主要是闽南人的移居，在福建布政使支持下，招募福建沿海几万灾民，用船载运去台垦殖；1862年，钦差大臣沈葆祯来台办理防务，招徕垦野，因而再次解除了长达近200年的渡台禁令。 海陆丰大多数是闽南移民.，.东南亚的闽南人的部分后代，在福建人的社会圈子和家庭也使用闽南语。除闽南外，闽东北的一些地方，江西上饶地区的许多乡镇，在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的平阳、台州地区的玉环以及舟山群岛小部分，江西东北部的上饶、铅山、广丰、玉山等地，四川的成都附近，广西东南部的桂平、北流及柳州附近，以及江苏宜兴和四川泸州地区的一些地方，都流行着闽南话

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闽南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拼才会赢是“外人”对闽南人的一种认知，它向全国乃至世界传播着闽南人的精神；世界第一等相对于前者，只有闽南人熟知，这也是闽南歌曲的代表作，这两首当之无愧是闽南歌曲历史地位前三。

闽南话 (Hokkien/Min Nan/Ban-lam-gú/Hō-ló-ōe)，又称福佬话或鹤佬话，属于汉语族闽语，也是最有影响力的闽语。分布在福建南部、台湾、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闽西龙岩市区与漳平一带、闽东宁德市的福鼎一带、浙江南部苍南、平阳、洞头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按地域，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次方言：
漳州话\ 泉州话\ 厦门话(Amoy) \东南亚福建话(Hokkien)\ 浙南闽语\ 潮汕话 \海南话

闽台片
亦即本土闽南语。漳州和泉州是语言学范畴内所指的各种闽南方言的发源地，所有的闽南方言，其源头都是漳州话和泉州话。漳、泉方言内部有些许差异，主要是音韵系统方面微有区别，但相互之间有严格地对应关系；语法及用词则基本一致。明清以来出现的厦门话和台湾话(两者高度接近)，都是直接由漳、泉各县（市）方言混合而成，均体现了亦漳亦泉、不漳不泉的特点。基于此，厦门话和台湾话亦被国内外人士视为典型的闽南话。闽台片的的闽南话内部较为统一。东南亚的福建话也就是指闽台片的闽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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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片
明末清初时期，有大量的闽南人（主要是龙溪、海澄、漳浦、安溪、惠安、同安等地）迁徙到浙南的苍南县、平阳县、玉环、洞头一带以及福建东北部的福鼎、霞浦一带。浙南与闽东地理相连，口音亦相近，这个片区统称为“浙南片”。闽南话传入浙南、闽东地区后，由于自身的演变和受周围方言（浙南是瓯语，闽东是福州语系）的影响，与闽南本土的闽南话形成一定差别，苍南人习惯把这种方言称为“浙南闽语”。现代的浙南闽语与闽台片的闽南语相比较，主要是入声韵、鼻化韵的退化消失以及用词方面的差别。但总体而言，浙南闽语基本还是保留了本土闽南语的其它特点。相对来说，浙南闽语要比潮汕话更接近闽台片闽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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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片
潮汕话与闽台片的闽南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相互之间差别仍旧十分明显。其语法与闽台片相同，词汇也有高度的对应，语音语调上则差异明显，彼此不能沟通。在潮汕话和闽台片相交融的地区，兼具有二者的发音特色，如福建的诏安，新加坡等。潮汕话除了分布于广东省潮汕地区以外，还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众多潮人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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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片
海南话据说是由闽南（一说莆田）人迁移过去之后与当地语言混合后形成的一种闽方言。 海南话以文昌话为代表，与其他片区的闽南话的差别最大，基本不能通话了。

闽南方言是全国八大方言之一。它分为五个次方言：

厦门话区：厦门、金门、同安。

泉州话区：泉州、石狮、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八个县市。

漳州话区：漳州、龙海、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华安、长泰、平和、南靖等十个县市。

龙岩话区：龙岩市、漳平县。

大田话区：大田县、尤溪县的一部份。

闽南话的流播不只在闽南地区，早已超过省界和国界，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是台湾，台湾岛上，除了高山族地区外，差不多都通行着近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闽南话。据初步调查，台中、台北稍偏泉州腔，台南、高雄稍偏漳州腔。闽南人移居台湾据说开始于元代，大规模迁移是在17世纪中叶，大量闽南人随郑成功渡海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回台湾。300多年来，闽南人和其他地区东渡的汉人，和高山族同胞一起，开发祖国的这个宝岛，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闽南方言始终作为主要交际工具，保留在台湾人民的口中。特别是今天，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密切，台湾的父老兄弟不断到大陆寻根、探亲、访友，闽南话显得更加重要。

除了台湾省以外，广东省的潮汕、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许多侨胞也使用闽南方言，据初步统计，海内外操这种方言的人将近6000万，这在汉语诸方言中是十分突出的。令人自豪的是：如今的闽南话已经作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被录制在美国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号太空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寻觅知音……

从闽南方言看闽台地缘、血缘、语缘的亲密关系闽南方言的形成与闽南人的历史休戚相关。今天的闽南方言区早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乱华”年代。当时中原一带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大批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来此避难落户；及至“永嘉之乱”，又有“衣冠八族”移居闽地。唐五代，更有成批汉人从中原迁入福建。这些闽南人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河南，他们带来了不同时期洛阳一带的中原汉语，跟当地原有的语言和方言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闽南方言。客家人习惯上称闽南人为“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便是这个缘故。时至今日，古河洛话在洛阳本土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却还保留在今天的闽南话里，成了闽南人根在中原、闽南话源于中原汉语的佐证。例如，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并明显地表现出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层次，其中既有秦汉上古音的残余，如“飞”读[b；]①，“猪”读[di]，即所谓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又有隋唐中古音的保留，如“接”读[zidp]，“节”读[zidt]，“席”读[sik]，“沉”读[dim]等，即完整保留着中古汉语L—P]、[—t]、[—U三套入声韵尾和r—m]、[—n]、[—ng]三套鼻音韵尾；还有历代语音的变异，如“三”读[snd]，“石”读[zi6h]等等。这些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北方中原汉语在闽南话中留下的痕迹。

闽南方言是随着历史上闽南移民东渡台湾而传播到台湾的，如今它已普遍通行于台湾全省大部分地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语典·自序》中说：“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这里所说的“台湾之语”，实际上指的就是台湾的闽南话。从广义上说，台湾话包括山胞话、闽南话、客家话和北方话。从台湾全岛使用闽南话的人口比例看，目前台湾岛内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多达1200多万，约占全省人口的80％。闽南话可以说是台湾的主要方言。

从福建各地的一些族谱可以看出，早在宋元时期就陆续有闽南人移居台湾。如《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序》说：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这是苏家七世祖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撰写的，序文写于南宋初，而移民到台，自然会更早，且当时去台的移民也绝不止苏氏一家。·元代在澎湖设置了巡检司，入台的闽南移民就更多了。从《永春帖山陈氏族谱》和《南安丰州陈氏族谱》等一些闽南族谱可以看到一些线索。②

闽南人大规模迁移台湾则始于明代。明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郑芝龙领头开发台湾，招募了不少龙溪、海澄、泉州等地的人到台湾屯垦定居。1661年，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后，在台施行屯兵制，分兵到全岛各地拓荒垦殖。郑成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的将士也多是泉州人。因此，初期移往台湾的闽南人中，尤以泉州人居多。据《台湾在籍汉民族乡县别调查》(1928年)表明：“当时全省福建系人口计312万，占总人口的73．5％；其中以来自泉州府者为最多，占福建系总人口的54％；漳州府次之，占42％。”②因此台湾闽南话有泉州音和漳州音之分。台湾许多闽南话的地名也为我们提供了闽南人移居台湾的历史线索。这类地名是随着闽南垦民赴台开拓的进展而增加起来的，“它凝聚着垦民由祖居地带来的多种文化要素”④。据专家考证，以“盾”(闽南话用作“房屋”义)来命名地名，这同中原汉人南迁入闽的历史有关。⑤至于象“省”(小丘的山背或山顶)，“婉”(边沿)这类独特的地名用字，更是闽台以外其他地方所罕见的，体现了闽台之间地名文化的同一性。其次，这类地名往往冠以闽南故乡的地名或家族姓氏，凝聚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思亲念祖之情。台湾一些以寺庙命名的地名，既是闽台民间文化上共同信仰的记载，又是该地移民史的佐证。如清水祖师是安溪籍民的信仰对象，开漳圣王是漳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王爷主要是泉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等等。“寺庙转化地名中所包含的信仰习俗、开发史等文化要素，都说明两岸文化的密切关系。”⑧

目前分布在台湾全省各地的闽南方言尽管存在着某些土音乡调的差异，但总的说来，内部还是相当一致的。闽南方言声韵调以及词汇、语法方面的基本特征，台湾话都具备，它同今天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大同小异。这是因为当年无论从泉州、漳州还是厦门迁来的移民，入台以后，只有极少数聚族而居、自为村落，多数人是交错杂处，来往频繁、经过长期的历史交汇，全省各地的闽南话自然终于熔冶于一炉。台湾学者丁邦新在《台湾语言源流》中说：“如果我们把台湾闽南话比作当年厦门开埠以后的厦门话，说它不漳不泉、亦漳亦泉、拥有几种方言的特点，实在是很确当的。”⑦台湾闽南话这一特点反映了闽南人移居台湾的历史过程。闽南话中有“踩水过台湾”的古谚，台湾话中有“人同祖，语同源”的俗语。闽南和台湾都有所谓“陈林半天下”的说法，至今闽台两地陈林两姓仍然都是大姓。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闽台之间亲密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语缘关系。

二、闽南方言是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明证特定的文化常常把某种烙印加在语言之上，语言里往往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亚尔(Edward SaPir)所说的：“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息息相关，我们不难看到，两岸的闽南方言在语言诸要素上的许多特点既体现出闽台地方性共同文化之源，又显示了其统一的中华历史文化之根。

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有文读音和白读音两种读音的区别，在社会交际中这两种读音又是并行不悖地使用。文读音与《切韵》一系韵书所反映的中古标准语音系比较一致，所以闽台两地的闽南人用文读音吟诵唐宋诗词就显得韵律和谐，平仄相合。⑥白读音则是活跃在群众大量的口语词中，如闽台两地都称浇水为“沃”[dk]，这是白读音。“沃”作“浇灌”义是有其来历的，《广韵》：“奉沃盟”，疏：“沃，谓浇水也”；当“沃”出现在“肥沃”这个词里头时，又得改用文读。可见文白异读同词汇的构成和社会交际是分不开的。同时，文白异读也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在两地的闽南话里，一个文读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白读音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精”文读[zZng]“精神”，白读[znZ]“宿精”(精灵、滑头)，另一白读[zni；]“精肉”(瘦肉)；“成”文读[slng]“成功”，其相应的白读就有[snid]“几成”，[znid]“成才”(一表人才)，Lcnid]“成尾”(把收尾工作做好)。这些文白对应的语音材料，为我们了解汉语语音发展演变提供某些线索。⑥

在语法方面，闽台两地都将“公鸡”、“母鸡”说成“鸡角”、“鸡母”，“公猪”、“母猪”说成“猪哥”、“猪母”，语素的排列次序与普通话正好相反。这种被修饰成分在前，修饰限制成分在后的现象，正应合了汉藏语系中大多数语言的词序，很可能是远古汉语语序的残序。而象“食饱也末?”(吃饱了吗)、“好势无?”(行不行)、“伊较悬我”(他比我高)等这样一些与普通话不同的特殊句式，也是古代本有的用法。如：六朝吴处厚《青箱杂记》“(刘焊)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唐代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画眉深浅入时无”、韩愈《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在词汇方面，从《诗经》到六朝笔记小说，从唐宋诗词到元明话本戏曲，举凡历代经传典籍，无不在闽台两地的闽南话中留下了许多明显的痕迹。这些不同历史层次的古代词语的积淀，更是集中体现了闽南方言和汉语共同语、闽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闽南方百里所保留的这些古代词汇成分，尤其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往往反映了词的较原始意义，藉此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中华物质文化。例如：“鼎”为古代一种烹铰器具，中原汉人南下时将这个上古词语带到福建，在闽南话里保留至今。在北方，后来曾以“锤”替换了“鼎”，《淮南子·说山》注：“有足曰鼎，无足曰键。”闽台两地炒菜用的“鼎”，普通话说“锅”(铁锅)。这些不同的叫法，体现了“鼎”这种炊具古今形制的变化。两地的闽南话里还保留着不少反映历代社会政治生活、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婚姻家庭以及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领域的古语词，为我们了解古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历史的印证。例如：“礼教”原指礼仪的等级，《左传·庄公十八年》：“礼亦有数”，今闽台两地闽南话泛指“礼节”。“法度”本指“规矩”、“制度”。《书·大禹漠》：“做戒无虞，阁失法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庭。”今两地“法度”均为“方法”、“办法”义，如“伊无法度”(他没办法)。一些亲属称谓仍沿用古代的说法，如两地称媳妇为“新妇”、“婆婆”为“大家”[dage]。汉乐府《为焦仲卿妻作》：“新妇初来时，小姑姑扶床”，“新妇”指的就是“媳妇”。唐代赵磷《因话录》：“昨夜大家小不安适，使人侍之”，“大家”指的就是“婆婆”。闽台两地为满周岁小孩做生日称做“度脾”，这是古代习俗的沿袭。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之五《育子篇》：“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脾；至来岁生日，谓之周碎。”《说文》：“孵，周年也。”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所具有的上述这些共同特点，无不镑刻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种种烙印，有力地证明了中原汉语是闽台两地方言的共同之源．中华历史文化是闽台文化的统一之根。

三、从闽南方言看闽台文化的地方风貌从海峡两岸所使用的闽南方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闽台文化既从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又展示了自己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风貌，它是闽台人民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两地人民血肉相连亲密关系的有力证据。闽台有些方言词汇反映了闽台两地岁时节日、宗教信仰、丧葬礼俗、婚姻生育等民俗文化的共同特点。例如，妊娠反映称“病因”，孕妇临产月称“顺月”，产后一个月称“月内”。又如，闽台传统丧礼沿袭儒家以“孝”为核心的周礼丧制，以厚葬死者和做佛事敬鬼神为基本内容，融合了地方文化色彩。闽台民间丧礼有一系列繁绸的礼仪名称，如人临终的时候，要移至住屋正厅，并放置于用两条板凳和三块木板临时搭起的“水床”上，这叫“搬铺”。丧家为死者送葬叫“出山”，于死者死亡之日起每七天一次的祭柏称“做旬”，一般要做到“七旬”。丧家延请僧道来祭枢称“做功德”。每年于死者死亡之日举行祭拜称“做忌”。人死后满一年，丧家为死者举行祭把称“做对年”等等，这些习俗，不仅两地的叫法一样，而且至今仍在两地民间流行。

闽台两地人民口语中有许多寓意深刻的方言俗语，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是地方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的投影。如“紧炊无好耀”(欲速不达)、“破柴看柴痕”(因势利导)、“恿猪挥灶，恿图不孝”(不能溺爱孩子)等一类俗语，是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种经验和体会对现实生活的讽诫。启发人们吸取经验教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两地沿用’的一些方言俗语大都又与山上海里相关的东西或现象有关。如“掠蚜走蛾”(顾此失被)、“铺面烃、浸水螺”(以假象欺人)、“近路明行行山坪”(舍近求远)等等。另有一些俗语反映了民间习俗，如“末冬节就L孽圆”(迫不及待)，“冬节”就是冬至，闽台两地都有冬至搓汤圆的习俗。“一年补霜降，较好规年补富窃”，闽台民间习俗在农历节气“霜降”这一天，人们通常要进食补品。

闽南方言还同流行于闽台两地的民间戏剧、曲艺、音乐有密切关系。如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芗剧)、南音、答缘鼓、锦歌；布袋戏(木偶剧之一种)等；无不深深扎根于闽南方言，进而又对闽南方言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这些为两岸人民共同喜闻乐见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都是用闽南话说唱的。其唱词及语音又是以发样地的语音为标准的。如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瑰宝”的南音，唱词是以泉州话为标准。尽管千百年来南音唱词辗转流于海内外，但至今仍与泉州话的语音相当一致。其次，由于源于民间，南音及地方戏剧的唱词与诗文比起来，显得更加口语化，表现在语音上便是以白读音为主，而对于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唱词，出现书面语的地方才改用文读音。根于闽南的台湾歌仔戏源于漳州锦歌。在台湾扎根后又再移植于闽南老家，闽南人称之为“芗剧”，实为同一剧种。随着各种形式地方戏曲的广泛传播，对闽南方言的发展和流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今闽台两地都有一些俗语是源于地方戏曲的，其中有的直接借用戏文，有的则是来自戏曲故事、人物或表演。如泉州戏谚06‘三十六仙嘉礼搬百万兵”(比喻吹牛皮)；“李固见员外，无话通说”(理亏词穷)；“搬戏头，乞食尾”(形容旧时艺人凄凉晚景)。又如“答晓鼓”是从“念四句”发展而来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它采用押韵的闽南话对话形式，恢谐风趣，具有浓郁的乡俗民情。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答晓鼓从闽南传入台地，并一直流传至今。由此足见闽南方言对闽台民间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

其实闽南话的来历是：在西晋，东晋时期，中原汉人为了躲避中原的战乱逃到福建晋江市一带沿晋江而居，当时晋江没有名字，当时晋江没有名字 ，所以中原汉人把他们沿江而居的江叫做晋江，因为他们是晋国的子民。闽南话就是当时的中原古汉语与当地的土语的组合，当然古汉语起主导地位，所以现在闽南话还有文言文的影子。

我是听不懂闽南话，但我很喜欢闽南的歌曲。闽南的歌曲就是曲调很好，而且唱起来也好听。我听闽南语的歌曲只是在乎唱歌的人的音色和曲调。

因为 历史悠久流长啊 闽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一些歌曲特别是港台出的都是闽语唱得。

闽南话听起来有点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