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ot try and bend the spoon. That's impossible. Instead，only try to realize the truth…There is no spoon”“不要试图去扭曲勺子，那是不可能的。你应该去发现真相：根本就没有勺子”–《黑客帝国》, Neo

亲爱的粲粲，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卷的主题，“现实是什么？”

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我们先后讨论过何种问题：

“存在”是什么？超出了个体经验的、普遍的、不因个体而变的“实在”是可能的吗？“我们不观察月亮的时候，它还在吗？”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如何填平？我们的意识是独立于这个客观世界而存在的吗？客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吗？主客体之间，是二元并立，还是一者依赖于另一者？如果真的有一种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实在，我们又是如何可能知道经验之外的超验的客体呢？我们为何要执着于“客观实在” 这种理念？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还是我们过往经验告诉我们的？进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能不能通过理性的分析而达到？还是说必须要依赖我们对世界的直接经验 – 诸如观察、体验？抽象实体，诸如数字、时空等概念，它们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吗？如果是，它们存身何处、我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认识到它们呢？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与如何理解它们的“客观性”、“必然性”？建立在直接观察经验之上的自然科学，与哲学对自然的探讨有何不同？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终极自然法则”到底存不存在？自然科学的定律，是对客观实在的描述，还只是一种对我们经验的自然现象的一种归纳工具？在人类认识自然的漫长历程中，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哲学之间有着何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深刻而又令人震惊，在它揭示的量子现象背后，究竟何种诠释是“合理”的？

那么，我来问你，到现在为止，上面这些问题，你都有答案了吗？

你可能会抱怨，哪里来的答案啊，上面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讨论了半天，但是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下过结论啊！上面接近20章洋洋洒洒的篇幅，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却没有一个问题能够给出答案，这不像是一堆废话吗？

我现在告诉你，这些问题，其实大概率都是没有答案的。我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向你灌输一种“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向你展示这些问题本身。人类就是在不停地思考这些最艰难的问题的过程中，才不断进步的。而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人类才得以不断进步。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也是人类知识进步的终结之时。

“实在”，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每当我们的认识加深一步，感觉到能够窥见它的面目一斑之时，它就会突然变幻自己的面目，重新变得陌生起来。于是，一次次地，那些我们已经多次充分讨论的问题又改头换面地杀回来，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认识基础做出重大调整。我们就像是患有强迫症的建筑师，不断地构建起美丽的大厦，然而却又一次次地把它完全拆毁，来检查地基是否牢靠。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就是不断地在这种自我迭代的过程中上升。我们不妨用简短的篇幅大略地回顾一下这个认知过程。

人类在远古时期，各个文明对“存在”的讨论，不约而同地起源于神话传说：关于自然的诸神。我想，这一点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不解和好奇的必然结果：那些我们不可预知、无法控制、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归结为神秘主义。不论是古希腊诸神，还是东方的盘古女娲神农伏羲。各个古老文明都有着自己的神话传说。我对这些传说并没有太多研究，但是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神话中，都没有包括所谓的“创世”。古希腊的宙斯大神，是在混沌和地球之后才出现的，而中国的盘古，虽说有着开天辟地之举，但是也是从混沌之中诞生的。而“混沌”为何？这就成了神秘主义本身也无法描述的神秘。因为在一个尚无宗教信仰作为开端的情况下，何种“创世”都无法满足人民的好奇。无论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说的：

“First Chaos was created,……”（最初是混沌……）

还是中国古代神话记载的：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这可能就为人们后来谈论“实在”留出了的空间：宇宙究竟从何而来？宇宙的秩序究竟从何而来？

最远古的思想家们对自然的思考，一般都围绕着宇宙的“本源”问题：万物从何而来？将毁灭于何处？万物变化之中何者保持永恒？诸如此类。那时候，哲学家们从朴素、直观和经验的自然主义态度出发，试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于是远古的原子说出现了，运动论出现了，元素说出现了……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源于火；

泰勒斯说，万物源于水；

阿那克西美尼说，万物源于气；

而中国古代思想家说，万物源于五行；

……

总之，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果却离他们要求认识自然的理想越来越远。

从人们对宇宙起源的探讨中，就诞生了形而上学的最核心问题 – 本体论问题。在古希腊，这些神秘主义都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就被一代代思想家反复追寻，形成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各种流派。这中间，最令人瞩目的，可算是巴门尼德了。他可能算是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的最早开创者。他认为，时间的一切，都起源于某种“唯一（the ONE）”。世间看到的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现象，皆起源于此。非常巧合的是，在几乎同时代的中国，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 老子。而老子的思想，也与巴门尼德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在老子这里，那个唯一的起源被称作“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种不相干的两个地域产生的思想的相似性，恐怕不是巧合，但是为何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巴门尼德在整个哲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他首先用严谨的逻辑来推演他的结论：在他看来，“常识”是不可靠的，因而也就是不可信的。过往的自然哲学家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而偶然的，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因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而可靠的知识必须来自严谨的分析。

巴门尼德的思想起源，可能有西方语言的自身结构有关。例如说，我们对万物的认识和判断，都是在说某某是某某 – 诸如旺财是只狗，来福是只猫，地球是个行星，今天是晴天，如此等等，这些认识包括了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事物，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我们总是在谈论它“是（be）”什么。我们的Be动词可以有各种时态，但是Be动词本身却是不变的。因而，“是”本身就是万物存在的最普遍形式。我们把这个“是（being）”翻译做“存在”，虽说大致能够把握要义，其实并不准确。

比如说，就像是你以前曾经跟我提到过的，你和同学曾经讨论过的问题，“颜色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问，

“红色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自然科学中有着明确的回答，颜色不过是太阳光谱中某一个部 分 – “红光” - 由特定的物体反射到我们眼中，从而在我们感官中产生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问，

“红光是什么？”

物理学说，光是一种电磁波，红光就是电磁波中的一个频段。那么进而，

“电磁波是什么？”

电磁波是空间中电场和磁场随着时间的某种往复变化。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向下追问，电磁场是什么？但是不论我们如何向下追问，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针对于某种实体的性质的问题。然而，最终极的，我们可以问，在这一系列提问和回答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具体的科学所能回答的：

“是”是什么？

巴门尼德说，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种万物的最普遍形式，being。只有这才是“真理之路”。否则是行不通的。诚然，我们只能谈论“存在什么（something is）”而无法谈论“不存在什么（something is not）”。因为我们只能知道“有什么”，而不知道，甚至无法谈论“没有什么”。这一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如何可能谈论某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你可能说，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谈论一匹长着三条腿的独角兽。事实上，当我们在谈论这种异兽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你主观想象出来的一种形象，而不是异兽本身。而这种想象的形象当然是存在的。

基于这种“只能谈论有不能谈论无”的原因，我们就不能谈论事物的演化，它不可能起源于无，也不可能消亡于无 – 否则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面临着“不存在的事物”的尴尬了。所以事物必须是永恒的、不变的。同时事物必须是唯一的、不可分的。因为如果事物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那么他的一部分就会存在于此，而不存在于彼 – 又一次我们在谈论“不存在的事物”这种nonsense了。

那么，什么是值得谈论的呢？就是那种普遍的、永恒的、必然的、作为存在本身的存在 – Being。对宇宙本源的追求，不是探讨时间上的宇宙起源，而是探讨逻辑上宇宙存在的因。这一点，就成了今后近2000年以来哲学史上最核心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门尼德成就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转向：从朴素的自然哲学转向对形而上学的探索。他的逻辑从现在看来显得简陋，但是在历史上却熠熠生辉。从这一点看，他是一个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竞争“逻辑学之父”称号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形而上学之父”。

也是同样的原因，使我对老子充满崇敬。他提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有影响的形而上学 – 同时，道家思想在后世的大一统中不得发展、最终蜕变为宗教，可算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了。

不管怎样，古希腊迎来了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因而也就进入了“后苏格拉底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的世界观深受巴门尼德的影响。柏拉图把这种万物中的普遍性上升为“理念”。在柏拉图看来，我们可感的世界是变幻的现象世界，而相对应的，是各种现象背后的普遍“共相”，是永恒的理念世界。例如说，我们说“苏格拉底是哲学家”，这句话里面，苏格拉底是可感知的，我们可以对话、受其影响的具体事物，而哲学家则是一种普遍的形式。苏格拉底可以诞生、衰老、死亡，他是变化的，有限的，而不论苏格拉底在或不在，都不会影响哲学家这个概念，哲学家是永恒的、不变的。

柏拉图说，我们对现象世界的感官印象来自理念世界在我们感官中的投影。柏拉图这种把世界分为“现象”（可感世界）和“本质”（理念世界）的分类，奠定了后续形而上学的一大基础：形而上学研究的是理念世界，而不是现象世界。怀特海曾经说过

“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

虽不中亦不远矣！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数学，在形而上学形成的过程中，对哲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同时哲学对数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字的崇拜。数学这种抽象的、必然的、普遍的知识，无疑非常适合于本体论的精髓。基于此，数学是“柏拉图世界”中的完美的存在，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之一。数学无疑是柏拉图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柏拉图开办的学院的大门上，竖立着这样一个牌子：

“"Let no one ignorant of geometry enter"”（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由此可见一斑。而同时，我们前面章节中也可以看到，柏拉图主义在数学中长达千年的统治地位。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思想，但是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学科的提出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metaphysics”有趣的起源。虽则如此，亚里士多德本人从未用过这个词。他把这些问题划归所谓的“第一哲学”或者“神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属性的研究，可以归为具体的学科分支，例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等^{[1]。而“这些属性”由之而存在的存在本身 – “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 – 则不归具体学科的研究，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正如存在的属性都必须以存在本身为前提，第一哲学（也即是形而上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切科学的前提。}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他展开了对柏拉图关于现象与理念“分离”的观点的批判。然而出于对普遍知识的追求，在根本上他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又是一脉相承的。

在亚里士多德哪里，存在的最核心形式即实体 – 简言之，就是具体的事物。对于“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不是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存在不可能通过“共相”的方式来下定义，我们无法直接规定存在是什么。“共相”是依附于具体实体而存在的，我们从各种不同实体性质中抽象出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视角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例如说，物理定律（例如牛顿定律）概括了所有物体运动的普遍性规律，所有不同的物体在运动中都表现出了这种相同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普遍”。在柏拉图看来，物理规律是高于具体物体的存在，属于“理念世界”。而具体物体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则属于“可感世界”。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理定律是依赖于具体物体运动而存在的，具体物体才是真正的存在，而定律则是这些实体在运动的表现出的普遍形式。

亚里士多德用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亦即存在的存在方式称作“范畴（ketagoria）”^{[2],他说：}

“范畴有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

由此，巴门尼德以“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论就演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

值得一提的是，从亚里士多德这里，逻辑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正式诞生了。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少了开创性，而多了集大成和更接近常识的东西。如果说柏拉图是一代思想的开创者，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相应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显得更加繁复，缺乏核心，这也是我个人更加喜欢柏拉图的原因之一。这里我并不想具体深入其中，这将会花费太多的不必要篇幅。简言之：

如果柏拉图更像是数学家，则亚里士多德更像是科学家；如果柏拉图更像是理性主义，则亚里士多德更像是经验主义；如果柏拉图更像是唯心主义，则亚里士多德更像是唯物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后世的很多哲学争论，都可以从这两个大佬这里找到根子：他们所讨论的东西，几乎涵盖了后世一千年的核心话题。

古希腊哲学在三贤这里达到顶峰，随后进入了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在这段时间，出现了若干哲学流派开始了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例如，怀疑论本着“一切都是可疑的”这个原则，质疑我们如何可能认识“理念世界”的存在？斯多葛学派本着坚定的一元论原则，坚决反对柏拉图主义中的理念-现象、物质-精神、肉体-灵魂的二元划分。这些批判的声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在哲学史上地位无疑是差得远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了一个非常可贵的萌芽：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思考，进而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很快在战乱中湮灭，然而草蛇灰线，在千年以后的文艺复兴重现人间，并且被笛卡尔、斯宾诺莎这一代哲学家发扬光大，成为一场重大的哲学革命。

在这些批判当中，柏拉图主义也在发展，经过融合、进化进而形成了“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最著名人物就是柏拉提诺，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绝对真实的“唯一（the one）”，经常被译作“太一”。而我们所见的现象世界，则是以这个“太一”为根源所“照耀”的东西。就好比太阳，它至善、永恒、光明。我们把它比作是这个“太一”，那么靠近太阳的地方，表现出来的是光明，这种现象就更接近“本质”。而远离太阳的地方，就更加黑暗，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更加远离“本质”。这个“太一”所放射出来的，首先表现为绝对的心灵，然后是灵魂，最后是物质。这个“唯一”与巴门尼德的“唯一”有相似之处，然而却很不同。在巴门尼德那里，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是“唯一”，是整体而不可分割的。而在新柏拉图主义这里，显然就不同。

而在这个时候，古希腊的千年辉煌结束了，西方社会进入了中世纪。基督教兴起，而这个“太一”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上帝的明证。

中世纪可算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段黑暗时代^{[3]。伴随着间或的政局动荡，战乱，瘟疫，还有着一以贯之的宗教对自由思想的压制。总的说来，宗教的兴起与古希腊的哲学传承产生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一方面宗教大力压制与圣经教义不符的各种思想，剿灭“异教徒”，关闭了无数个辉煌的古希腊学院；而另一方面，教会的思想家们又极大地受到来自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使其成为官方教义的一部分[4]。宗教给形而上学探索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使得思想家们愿意以狂热的姿态为之献身。}

这接下来的一千年基本上形而上学成为为宗教服务的哲学，而人们得到了一种圣经与古希腊思想混合的奇异体。人们对“存在”以及自然界的普遍性的追求，就变成了对上帝的崇拜。在这个阶段，哲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人们的思想探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1， 关于理性和信仰：对宗教的信仰是来自对独断论式的权威的盲信，还是来自人们理性的产物？

2， 关于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3， 关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的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卑微的人类语言又如何能够对至善的上帝做出合理描述？

4， 关于“普遍”和“特殊”的讨论^{[5]。普遍的性质诸如“红色”、“大小”是独立于人类思想而存在的吗？应该说，不同于前三者明显的宗教色彩，这方面的讨论却是纯正的哲学讨论，因而也代表了中世纪哲学的最高成就。}

应该说，对宗教的崇拜虽然使人们的思想从自由走向了盲信，但是这些讨论也在推进着人类思想的进展。例如，对上帝的证明也体现出形而上学对普遍存在的研究；而对上帝的描述问题，则缓慢地推动着认识论的发展。这在后来的笛卡尔身上有着明显的痕迹。

正如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压抑之后则是爆发。经过了一千多年专制和宗教对人性的压抑，从15世纪开始，思想界爆发了，几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发生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版业兴起。

我们现在可以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人本主义对思想禁锢的激烈反弹，而实际表现中，则是古希腊思想的浴火重生。与中世纪哲学把古希腊思想用于宗教服务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对古希腊典籍的研究中，开始颠覆“神性”，关注人性自身 – 人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状态。古典柏拉图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中与教义相悖的种种思想被发掘出来，同时，诸如怀疑论、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等思想焕发了第二春。人们开始考虑这样一种问题：主客体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世界到底是主客二元的，还是主客统一的一元整体？进而，有别于形而上学、神学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人类自身的角度上，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对形而上学影响更大的，是发端于哥白尼、伽利略，完成于牛顿的科学革命。这场巨大的革命，以及其无与伦比的成功 – 的确，从哥白尼到牛顿短短100多年期间其获得的能够影响我们实践活动的成就，就已经超越了过去千年的哲学思辨 – 让人们不得不用最严肃的态度来审视它为哲学界带来的影响。自然科学在诸多方面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传承了千年的论断，诸如自由落体定律等，使人们从这些独断论式的思想下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在科学诞生之初，它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归根结底是要取决于观察，还是思辨？这一点在我们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详细讨论了。古代先贤们通过纯粹的思辨而得的的“确定无疑”的真理，根本就难以获得实证的支持。那么，这种理性思辨的传统，是否应该让位于实际观察？

没错，形而上学以其对自然本质、对“存在”的穷究，孕育了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在诞生之初就立即引发了形而上学的大地震。

人本主义、怀疑论、自然科学等等这一切在发酵着，人们发现，传统的形而上学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

一个不依赖于个体的“真实存在”是存在的（或者说，一个高于一切的上帝是存在的），而形而上学的任务是通过我们的理性来揭示这个存在。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前提是可靠的吗？即使是可靠的，如果我们抛开神的视角，而真正地站在人这个认识主体的角度上想，人有没有可能真的对这个存在产生认识？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这样的问题：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人如何知道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可靠的？人又是如何可能对世界产生认识？

于是笛卡尔应运而生了。笛卡尔就相当于近代哲学中的巴门尼德。他开始考虑上述的崭新的哲学问题。与形而上学所关注的“真实的存在”不同，他本着怀疑论的原则，考虑的是这样一种问题：作为知识的主体，我们对“存在”的认知到底有多可靠？知识来源于经验吗？但是经验是可以骗人的。知识来源于纯粹理性吗？但是理性的推理总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又是从何而来？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以及主客二元的层层思辨。哲学，开始悄悄地发生第二次转向了。

于是乎，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乃至于更加基本的问题，“我们如何可能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在欧洲大陆与英国岛屿上，展开了一场史诗级的论战。理性主义 – 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 - 坚持以理性推衍确定无疑的知识；而经验主义 –洛克、休谟、贝克莱 – 则坚持理性无法带来新知，只有直接经验和观察才能给我们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

理性主义对应的方法论就是我们惯用的逻辑推演，是所谓的“演绎法”。而经验主义则对应着归纳总结，是所谓的“归纳法”。对这两者，我们显然都不能放弃的理由。这就暗示着，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方法能够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融合起来。在论战的后期，大家或多或少地都开始意识到知道这个方向，可是这个融合的工作太难了。

论战持续了一百多年。没有赢家。

虽说没有赢家，然而这段时间的思想界却是硕果累累。首先，是思想启蒙。人们的思想从神的主宰下被解放出来，开始以认识主体的角度思考世界。这个阶段对神的论证 – 例如证明神的存在 – 事实上把上帝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不再是一个前提。虽然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但是这里的出发点却是怀疑论。也就是说，在论证之前，对“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持怀疑态度。人们发现，当人们抛却上帝这个包袱之后，思想迅速地繁荣起来。人们的思想开始从信仰转变为求知，从对神的崇拜转变为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伴随着人们思考的深入，人类另一个思想硕果，逻辑学，开始酝酿着突破。从莱布尼兹开始，形式逻辑萌芽了。我们可以看到，形式逻辑对后世的科学和哲学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

科学的急速成长，更加使人类的知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自然科学对万物运动规律的探索，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传统。它是如此强大：它不但可以解释世界，而且有着强大的预言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使得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前所未有的一致：它开辟了一条探索自然的正确道路，科学的认识，不同于哲学认识的众说纷纭，它是正确的，毫无争议的，它是真理。

自然科学自牛顿以来，确立了一种近乎权威的地位，形成了现在我们称之为的“经典力学”。而它的迅速发展，对哲学造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经典科学的世界观：实在论、因果论、决定论。这些往往被称为“机械唯物观”。世界就是一台精巧无比的机器，上好发条以后，每一个零件都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行。物理定律统治着一切，如果我们知道世界的状态和所有的定律，我们将会精确预测它的一切未来，这就是拉普拉斯之妖。上帝几乎失去了一切地位，它对世界的运行毫无干涉，只除了在一开始推动了一下而已。世界像是一个巨大的台球桌，上帝轻轻地一杆开球，所有的台球就运动起来。然后，上帝的工作就彻底结束了。我们人类，也不过是众多台球中的一个而已。

在经典力学中，我看到了柏拉图主义的深刻影响 – 虽然并不是很多人会同意这一点。在经典力学里面，我们寻求的是一切纷繁运动表象背后最普遍的规律。我们前面讲到过自然科学的大融合过程：不但是机械运动，还包括热运动，电磁运动，化学，生物学等等，它们都遵循着一套简单到不可思议的定律：它不随时间变化，是永恒的，不随空间变化，是普适的，精准预言一切运动，是完美的。这种复杂个体背后的普遍规律，像极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物理定律，或者更加前进一步，描述物理定律的数学结构（我们可以参考前面提到过的数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和数学宇宙假说），就是物体的最普遍、最抽象的存在形式，是理想国中的“哲人王”。这种抽象结构最终表现给我们感官的，就成了复杂多变的现象世界。我们可以窥见这种理念高度的存在，但是却不需要柏拉图的“前世记忆”。

在这里，自然科学有一点是与形而上学以及当时的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实在，并不是那种我们所见所感直接呈现给我们的现象，它是更加深刻的、表象背后的东西。这一点，即使是当时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是无法否认的。而在康德那里，这就是“物自体”。

康德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家。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自然科学巨大影响的。首先，他承认经验的重要性；而在同时，他在努力地消除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者带来的困难 – 例如休谟。休谟说，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然而经验必然是有限的、偶然的，因而从这些经验出发，我们就没有可能得到一个普遍的认知：自然科学是没有理性基础的，我们不可能知道物理定律的普遍性，而因果论也只是一种幻象。康德的努力的一部分，正是要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找到基础。

康德说，经验是知识的来源，但不是知识本身。一切可以被我们认知和理解的东西，都必须要符合我们先天的认知形式。数学之所以是必然的，科学之所以是必然的，不是因为外部对象如此，而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先天认知形式要求如此 – 不满足它的，不可能形成我们的知识。

简言之，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必须要经由我们的大脑的处理。我们所见、所感传递到大脑来的，是一些无意义的经验素材。这些素材被我们的主观意识（大脑）加工后，即形成了知识。因而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就必然要局限于我们大脑的加工方式，或者说，是我们大脑的底层算法。因而，我们对外部事物的认知，并非取决于外部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大脑的加工方法 - 这就是先天认知形式，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理性。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同样的猪肉，经过火腿肠生产线，出来的就永远是火腿，而不可能是其他；如果经过的是绞肉机，出来的就是肉馅。我们的理性，就是这样一种火腿生产线，它产生的，必然是火腿肠。而我们的知识，就是火腿肠生产线彼端的接受者。所以我们所能接受到的就是火腿肠，而猪肉是何物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外部世界，使我们的理性创造的，是我们的理性对感官经验素材的加工。用康德自己的话说：

“知性为自然立法”

石破天惊。

这在哲学史上，被誉为哥白尼式的华丽转身。形而上学孜孜以求的终极存在，并非属于存在本身，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并非神创造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终于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前面也曾详细介绍过康德，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康德并不否认外部实在的存在。只不过这种无法被我们经验感知并被理性加工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对它产生任何知识。这就是那个永远处于彼岸的“物自体”。它是形而上学式的终极存在，但是是不可知的。

很多人对康德思想里的这种不可知论元素感到不满，然而，并非很多人知道的一点是，这是康德有意为之，而不是无奈之举。其原因，仍然是部分地来自于自然科学。前面我们讲到在那个时代，科学界盛行的是机械唯物论，拉普拉斯之妖无比嚣张。在这种世界观里面是没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空间的。这让康德无法容忍，他必须要留下某种神秘不可知的东西，成为自由意志的避难所。诚然，对未来的全知全解就必然意味着自由意志的冰消瓦解。而这种我们不可知的彼岸世界，就成了自由意志得以存在的可能。康德连续用四个“二律背反”来论证理性的边界：我们的认知，必然是有局限的。

如果说笛卡尔是近代的巴门尼德，那么康德就是近代的柏拉图。他完成了哲学的第二次转向：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把哲学的核心从“存在是什么”转向了“我们可以认识什么，以及我们认识的边界在何处”这样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就已经寿终正寝了，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只不过对它的研究，变成了由认识论入手而已。这一阶段每一个哲学大家，对应于其认识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形而上学体系，诸如笛卡尔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以及康德的物自体。

有了柏拉图，就有亚里士多德。那么谁是近代的亚里士多德呢？那就是黑格尔。如果说康德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那么黑格尔则是终结了一个旧时代。

简言之，黑格尔批判康德的物自体及其引发的不可知论和主客二元论。在我们谈论形而上学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形而上学是可能的。我们不能预设这个独断论式的前提，康德哲学回答了“我们如何可能认识存在”这个问题，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然而，在这种主客二元的情形下，我们永远不可能回答认识论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可能认识‘认识’”这个问题。那么所谓的认识论也不过是一种独断论。黑格尔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主客统一起来，“实体即主体”。

黑格尔认为康德抓住了一个真理，人类的对现实的认识所反应的不是现实的结构，而是人自身的意识结构，但是康德距离那个真正的秘密还差了一步：人的意识和现实世界其实是一回事，我们不需要康德的物自体。没有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实体对象，也没有对外部实体对象产生认识的主体。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在一起无法分割的整体，“绝对精神”。我们的认识、自我意识等等都是这个绝对精神的通过我们的一种体现。绝对精神不断地通过自身的理性来认识自己向前进展，达到绝对真理。存在即是认识过程，认识过程也就是存在。因而本体论就是认识论，认识论也就是本体论。

这个看起来很费解。我想我们可以后退一步，用一个软化一点的说法ease in。对认识主体而言，实体不过就是主体大脑建立的模型，因而是意识的结构，而不是它自身的结构。而反过来，主体自身也是实体的一部分。因而，实体和主体是不可分的。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在认识自身。当我们对某一个对象产生新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改变自身的认知状态，在同时也就改变了我们试图去认识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去对新的对象加以认识。如此迭代，不断发展变化。所以说认识是个过程，而实体也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黑格尔恐怕是哲学史上最矛盾的一个人（ironically，“矛盾”是他的学说核心之一）。有人斥之为虚妄之徒、吹牛的骗子，也有人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体系宏大，包罗万象，一切事物均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他的位置。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在诸多专业领域（尤其是物理学）发表了不少胡言乱语，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民科中的民科。自从自然科学建立以来，黑格尔恐怕是唯一一个有勇气在他的体系中直接对抗科学理论的哲学家了。我喜爱的科学家玻尔兹曼评价黑格尔是“毫无意义的空洞文字游戏”，数学家高斯也说，“他对牛顿的批评，与他的后续言论相比已经可算有智商了。”我无意掩饰我对黑格尔的不喜，但是无论如何，他仍然在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我很想进一步展开，但是却难以措辞。这并不是因为黑格尔多难（当然它的确很难），而是因为我自己也总是难以搞明白他到底是在说什么。不但是他的语言晦涩，而且有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当我试图阅读那些关于他的介绍性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黑格尔，但是每个人说的都不同！所以对于黑格尔，我就只好打住了。但是总而言之，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发展观，与我们现在日常谈论的辩证法和发展观是有本质不同的。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事物总是在发展的”这种描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理性本身必然带来的结果。

是的，黑格尔其实是对康德的一种反叛。他回归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用超验的，纯理性的方式构建无所不包的体系。他竟然成功了，他的体系宏大而精致有如艺术品。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形而上学又一次建立了一个宏大体系。形而上学“完成”了，然而在完成的同时，它的路也走到了尽头。就如昙花一现般，经过了短暂的辉煌后，黑格尔就被置于历史的博物馆，供人瞻仰，却束之高阁了。

因为人们这时候开始认真审视形而上学的一个前提：宇宙是符合理性的、遵循理性规则的。这个前提正确吗？随着这个疑问，传统形而上学理性思辨的、追求超验实在的传统突然就失去了基础。

这时候，隔壁的数学和科学各自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两场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闯入哲学领域，摧枯拉朽一般，把哲学殿堂中陈列的华丽艺术品砸了稀巴烂。

其一，就是数理逻辑的爆发，以及数学基础问题的巨大进展。逻辑主义崛起，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大纲领的鼎足之势，进而就有了数个数学中著名的悖论，以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随着形式逻辑工具的完善，人们得以认真分析我们所陈述的一切命题，最重要的，是那些形而上学命题。以弗雷格和罗素为首的逻辑主义运动开始了。人们发现，当我们试图用严谨的形式逻辑语言来表述那些形而上学命题的时候，过往的许多自然语言运用的混乱就被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们想要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辩论，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大家所说的语言在逻辑上有一致性，而以英语为主的自然语言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这种明晰和严谨。很多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但是无法达成一致的论题，其实源自语言的含糊不清。例如英语中那个最重要的系动词Be，就有这各种不同含义。例如：

表示同一性，如“旺财是我家唯一的一条狗”；表示隶属性：如“旺财是狗”；表示包含性：如“狗是动物”；表示属性：如“旺财是黑白的”；表示时态语态的辅助性：如现在进行时的“旺财 is running”；表示存在性：如“这是一条狗”（There is a dog）；表示时空位置，这一点在中文中并没有什么体现，但是英语中却很清楚，如“旺财 is in doghouse”如此等等……

前面我们看到，Be这个词在形而上学中何等重要，例如最关键的概念“Being”。如此重要却又如此含糊，难免让人捏一把汗。人们必须要用严谨的分析语言对此梳理清楚。于是就有了语义学（Semantics）和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我们必须要做的，把我们想要表达的表达清楚，否则问题就毫无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虽然在英语中特别突出，却有着普遍性。每一种自然语言都难免其中。例如在中国，古代公孙龙的著名诡辩“白马非马”就是一例。在这里，“非”如果表示隶属性，那么这句话显然不正确，然而如果它表示同一性，这个论断则是正确的。公孙龙就是故意混淆了这两种语义，才得以混过城门。这个通过逻辑的梳理其实非常浅显，然而在公孙龙述说起来，看起来就很高大上，并且难以辩驳：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由弗雷格发起，罗素全力推动的分析哲学^{[6]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哲学第三次转向 - 语言学转向开始了。这一次，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而是“我们能够探讨什么”。如果说罗素是现代哲学的巴门尼德，那么现代哲学的柏拉图就是他的学生兼挚友维特根斯坦。}

维特格斯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并非出身哲学家。少年时崇拜玻尔兹曼，立志拜他为师学习物理。然而后来玻尔兹曼自杀，他未能如愿，便该学空气动力学。在流体力学的计算中又迷上了数学，此时恰逢数学基础的重大突破，他先是拜访了弗雷格，然后成为罗素的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然后在战场上完成了划时代的《逻辑哲学论》。在完成了此书之后，他宣称，哲学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于是率性而为的他，抛下哲学，独自一人飘然到山区的希望小学教书去了。直到六年以后，他重新拾起哲学兴趣，返回剑桥，成为哲学教授，然而他却不喜欢这份工作，认为“哲学教授”是一个荒唐的事业，最终辞去职位，专心思考、著书直至去世。

如果说，认识论是在为我们哲学命题的可认知性划界，那么语言哲学则是在为哲学命题的可表达性划界。从认识论角度看，可知的才是有意义的，讨论不可知的东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从语言哲学看，可表达的才是有意义的，不可表达的东西无法谈论。那么，我们应该仔细分析那些形而上学命题，看看它的真实含义，甚至看看它的真实含义是否可以被表达出来。哲学问题的界限，从认识论就被转移到语义学了。维特根斯坦说：

“那些可以言说的，必能说清楚；那些不可言说的，我们应保持沉默。”

这就成了他思想的核心slogan。

在数学革命的同时，理论物理界也正在发生自诞生以来的最大革命。经典力学面临的“两朵乌云”引发了物理学的全面大地震。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应运而生。这场变革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人们原以为完美的、正确的经典物理学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有局限的，这些证据来自多个实验的实锤。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经典物理作为理性的、确定无疑的真理这种信念。

然而在旧科学的废墟上，新的科学迅速迅速建立起来，并且欣欣向荣。科学的这种成功的华丽转身，与哲学界动辄百年的争论而毫无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源于强大的科学方法和实证原则，令人不禁心向往之。加上同时代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很快地，在维也纳，一批具有科学家和数学家背景的人组成了所谓的“维也纳圈子”，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成了分析哲学的又一个高峰。

逻辑实证主义，顾名思义，遵循逻辑和实证的原则。它们把科学实践看作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知识途径，它们树立了两个原则：一个判断要么可以通过逻辑来判断真假，要么可以通过经验判断真假。而其余的我们无法获知其真假与否，它们就是毫无意义的。可以通过逻辑判断的，叫做分析命题（如红苹果是红的）；剩下的就是综合命题（如苹果是圆的）。一个分析命题，逻辑上讲必然是同义反复的（重言式），因而无法给我们提供新知识，但是却描述了知识的结构；新知识来自综合命题，而综合命题无法通过逻辑证明，就只能诉诸实证检验。

而形而上学命题，还包括伦理学命题，它们言说的是无法经验的抽象“存在”，则属于无法通过经验来实证的综合命题，毫无意义。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它不属于现象，无法被感知；而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分析命题，无法通过逻辑来判定真假。这么一个不知真假的东西又有何意义？过往那些企图将形而上学科学化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

于是乎，这场哲学转向，从开始的为可表达性划界，变成了拒斥形而上学的运动。

所谓的拒斥形而上学，并非指的是反对某个形而上学命题或学派。因为对形而上学命题的反对，本身也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这里指的就是纯粹视之为无意义的态度：形而上学问题不是问题。

借科学发展的东风，逻辑实证主义势力大张，而形而上学，也迅速地从“一切科学的前提”的顶峰跌落至“毫无意义”的尘埃。一时间，人们甚至以谈论形而上学为耻。形而上学进入了至暗时期。而同时代的哲学分支中，科学哲学成为一枝独秀。奎因甚至说，科学哲学就是全部的哲学。这里的代表人物包括波普尔和库恩。

虽说以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确实也已经无路可走了，但是人们心目中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终极现实的渴望，却不会就此消失。在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之中，也总是若隐若现地藏着一些形而上学的苗头。例如说，被逻辑实证主义大本营的维也纳圈子推崇备至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其实并未放弃那些难以言说的问题。有一次他在给好友von Ficker中说，

“我本想在书（指《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写几句话，但是没有写。现在我写给你，因为这是你理解这本书的钥匙：我的书其实有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是第一部分，而没写的是第二部分。但是恰恰是那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

此话何解？正如他书中所言，对凡是不可言说的，都应该保持沉默。而这里，他对第二部分保持了沉默。而恰恰对他而言，这不可言说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这部分包括什么？不可言说的、不是问题的问题，诸如人生的意义，自由意志等等，或许还包括了形而上学。维特格斯坦认为，这些不可言说的问题，我们永远无法打破语言的牢笼来对它们进行探讨，“我的语言就是我的世界”，然而，“世界的意义就在世界之外”。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老子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这也就是为何，人们总是觉得，维特根斯坦这个逻辑天才，多多少少是个神秘主义者。

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的最重要学派之一，然而它也受到来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批判。其中最强有力的，来自奎因。奎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第一个，是分析-综合的划分。他指出，这个划分并不总是能够明晰的。到底何为分析命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要么循环论证，要么依赖于语境，总之我们并不能明确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这个划分本身就不是一个经验的，而是形而上学的教条。因而所谓的“分析命题可以被逻辑证明，综合命题可以被经验实证”就有问题了。第二个就是还原性，即一个有意义的陈述总是可以通过逻辑演绎，还原为一个可以被直接经验验证的综合命题。然而，根据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奎因的科学整体论（holism）。可被经验验证或证否的，是整体理论体系，而任何孤立的单一命题却做不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有意义命题（可用经验验证的综合命题）和无意义命题（不可用经验验证的命题）之间，是无法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的。因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并不总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诚然，我们可以看到，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以来，我们的科学理论越来越进入抽象领域，很多原来纯粹的形而上学命题，现在堂而皇之地进入科学殿堂，并且就占据着核心地位。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确实在变得模糊。这个在量子力学诠释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例如本体论波函数和认识论波函数之争）。

奎因说，我们不应该采取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完全拒斥的态度。所谓的本体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何物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种，一个是“事实上”何物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我们的理论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语言使用中的 “本体论的承诺”问题。

因此，本体论承诺问题与本体论问题其实是不同的两个问题。本体论问题是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它问的是存在的真实性问题。而本体论承诺问题与何物“事实上”存在并没有关系，而只与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承诺什么东西存在有关。也就是说，按照某理论，某物必须存在。

“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就是按照那个理论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门理论学说，总是要对存在性做出陈述的，例如，逻辑上当我们谈论某物A的性质时，我们总是说“存在某A，使得如何如何”，或者说“对于任何A，都使得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就对A做出了本体论承诺。我们不能用“A本身是否可以直接经验验证”来判断A是否有意义。因为根据奎因的知识整体论，A是一个理论系统的一部分，对其单独讨论可实证性是无意义的。我们只能对整个理论系统做出有无意义的判断。接受了理论系统就意味着承认了本体论承诺。我们前面也曾经提到，对于数学实在问题的讨论，奎因用的就是这个思路。

因而我们有必要把形而上学命题或概念重新纳入研究范围。但是这时候的形而上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哲学”或者是“一切科学的前提”了。现在，形而上学的问题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理论结构，并最终搞清楚我们在一个理论体系中到底承诺了什么东西存在。

如果你问该事物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对它的断言是否符合经验？对不起，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回答的。

因而，本体论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种语言哲学的问题了。而哲学家的任务，已经不是为科学寻找依据、前提，甚至试图指导科学，而是变成了通过语言分析，理清理论结构，而为科学服务了。

至此，形而上学重新回到了了在哲学研究中来了，只不过现在它改头换面了，它成为了一种语言学的概念了，又被称为分析形而上学。这个，被有些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复兴”。

在这之后，分析形而上学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例如斯特劳森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然后，随着逻辑学中模态逻辑（一种描述可能性的逻辑，或曰“可能世界”的逻辑）的发展，又出现了模态实在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我们用非常简短的篇幅大略回顾了科学史、哲学史上的思想变迁。这些描述是粗陋的，极度简化的，事实上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名，都可以展开成为比本书篇幅还要长的论述。这里我并不是想让你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思想，而是想让你知道，人类对“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发展脉络。

在哲学上，人们的认识经过了形而上学转向，从朴素的“宇宙的起源和运动”问，转向了“作为存在的存在”问题；随后经过认识论转向，从“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转向了“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最后，经过语言学转向，从“我们如何认识存在”到了“我们如何正确提出问题”的问题。

而每一次重大的转向，中间总是伴随着数学或自然科学的推波助澜。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人们的哲学探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体。然而每一次的深入和具体化，对存在这个抽象概念的探讨就退缩一步，从一开始的第一哲学，转向为科学寻求依据，进而转向为科学理清逻辑和语言结构的方向，从一开始作为一切科学的前提，最终成为了为科学服务的学问，而把问题研究的主导权渐渐交入科学之手。相应地，科学的发展不断地抽象化，对“存在”的探讨范围越来越广泛。最初的形而上学问题不断地被纳入科学的范围，成为了研究“存在”的主力军。

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或许，真的如黑格尔所说，“真理”不是一个真知，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然而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展现的是人类认识发展中最宝贵的精神，好奇，求真，理性，逻辑；更加重要的，是哲学中的批判与辩证的传统，以及科学的实证与自我进化的精神。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巴门尼德说，存在即是“一”；柏拉图说，存在即是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说，作为存在的存在是第一哲学；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康德说，知性为自然立法；黑格尔说，存在即理性；罗素说，科学是我们所知，哲学是我们未知；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就在世界之外。

亲爱的粲粲，你想说些什么？

《何为现实？拉普拉斯之妖与薛定谔猫之决战》至此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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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请注意，在当时，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和化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尚未存在。
2.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用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存在方式：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
3. ^现代史学家对“黑暗时代”这个称谓提出了质疑。因此其饱受争议而被史学家们避免使用。这里我们不严格遵循史学意义上的称谓。
4. ^虽然教会思想家们认为自己接受了来自柏拉图的传承，事实上，这些传承实际上是来自柏拉提诺。
5. ^也就是“共相”和“殊相”。但是这里我不打算引入过多的哲学术语。
6. ^事实上，黑格尔后，哲学界大致地分成了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个圈子。后者我这里就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