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曹琍璇：寻找历史的共识

－－作者：刘永峰

她是胡佛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然而，在通往历史真相的路上，她却常常陷入感情与公正、私心与坦然的矛盾挣扎之中。

1949年，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一位姓曹的国民党军官带着他年轻的妻子，离开了故乡湖南，来到台湾。两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婴。然而孩子降生的喜悦，却无法抵消客乡飘零的痛楚。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思念故乡的亲人，常常是一天到晚地哭泣。

因为生了个女孩，父亲略有些遗憾，但依然不断地讲一些为国牺牲的道理，要她像男孩一样。父母说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家在湖南，我们要回家乡，只是暂时在这里。儿时调皮的玩伴，会冲她讲些“外省猪”之类的话语。

就这样，这个女孩长大了，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到了美国，结婚生子。她就是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

直到1995年，已是40多岁的时候，宋曹琍璇才第一次来到大陆。她的脚踏到北京机场的那一刻，高兴极了。她激动地说：“主啊，我回来了！我回到我的故乡了。”多年以后，讲起往事，她依然记得当时的兴奋，“我真的是闻道了这个祖国的味道，每看一个东西，都惊奇得不得了。”

到了湖南，宋曹琍璇受到了贵宾的礼遇。然而，当内心火热得不得了，跟故乡人说起自己是湖南人时，她看到的却是毫不认同的表示，“你哪里是湖南人啊，你不像。”她走到哪里，人家都问：“你哪儿来的，你是外国人啊？”

宋曹琍璇女士谈起这些往事，感慨说：“我们外省第二代的孩子是很悲哀的，我们是一群没有根的人。”

正是感受到历史带给他们的悲哀，这几年，她才会对历史更正运动那么积极。她说，很长时间内，她对历史都不了解，只是偶然的机遇，她才踏进了史界，如今她是胡佛研究院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然而，在通往历史真相的路上，她却常常陷入感情与公正、私心与坦然的矛盾挣扎之中。

进入胡佛

1971年，宋子文去世后不久，家人便将其档案捐给了斯坦福大学内的胡佛研究院，并部分向公众开放。其中有19盒，因为涉及到宋美龄，规定须在宋美龄去世后方可公布。

2003年10月，极为紧张地办完了宋美龄的葬礼，宋家人就商量，推举宋曹琍璇作为家族的代表，到胡佛去审阅宋子文的档案，对档案开放进行“把关”。因为她生长在台湾，中文的基础最好，而宋家其他后人多在海外长大，都不太懂汉语。

就这样，理工科出身、自称对民国史知道很少的宋曹琍璇，很偶然地走进了胡佛，接触起历史这一陌生的领域。当时，家人让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心态，就是要保护我们宋家的名声。”宋曹琍璇说。

她说，因为一直以来耳朵听到的、外面讲的，“都是丑化我们家族的人”。的确，宋家的财富一直是历史、舆论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在宋曹琍璇嫁到宋家后不久，一本叫《宋家王朝》的书便在美国持续畅销。作者西格雷夫在书中引述了大量的，关于宋家人骗取美援、中饱私囊的报道。“甚至说我们家里，有三十亿以上的美金。”宋曹琍璇说。据此，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选中，宋子文被称为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像这样的材料，在此后各类新出版的书籍中一再地被引用、复述。

宋曹琍璇嫁到宋家这么多年，从没有人谈这个事情。丈夫有自己的实业，“外面说我们那么有钱”，但依然辛苦工作。有时，她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婆婆控制着，都没有告诉我”，“我们媳妇哪里敢问什么”。

受各种传说的影响，宋曹琍璇一开始抱着“捍卫家族形象”的心思，但真的来到胡佛，翻开档案的时候，她却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发现宋子文是那么卖力，而且全心全力那么辛苦。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她发现，根据文件的日期，宋子文每一天的电报都有几十封，公文百封以上。而且早上七八点到半夜两三点，都有电报不断地进来。“那时我就在想，像他这么勤勉、辛苦的人，哪里有时间去想贪污的事情呢？”宋曹琍璇说。

随着看到的档案慢慢增多，她发现，“那个时侯宋家并没外界传说的那么有钱”。有一次，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在档案中发现了一封电报，是抗战结束后宋子安写给宋子文的，说抗战时借给国民政府的450万美元，是不是可以归还了。得知这个信息后，她便拼命地要去找有没有借据，“大家全部在笑，为了450万美元，Shirley（宋曹琍璇英文名）发疯了！”宋曹琍璇笑着说。

她在史料里看到，宋家不但没有贪污，反而把自己家里的钱，拿去借给国家用。那时候，宋美龄在给宋子文的一封信里面，就写道：“如果我们没有钱支持委座，没有钱支持他打仗，你把我的首饰，跟我的房地产卖掉，我来支持他。”宋曹琍璇说：“当后来她看到蒋介石日记时，这件事得到了印证。蒋公写：夫人要卖她的首饰跟她的财产来支持我打仗，我感激至深。”

“我就是从史料里面看到这些东西，就开始有信心了。”她说：“看到档案以后，我知道宋子文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宋家没有对不起国家。”2004年4月，她最后决定，19盒档案全数开放，任公众查阅。

宋曹琍璇原本以为，在胡佛就是短期的帮忙，两三个月就结束了。但这个时侯，台湾蒋家的儿媳蒋方智怡来找到她。

蒋家日记“出走”海外

就在宋子文档案安静地躺在世界一流的档案馆，等待向公众开放的时候，一批更为重磅的民国史料文献－－“两蒋日记”，却正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在中外政治家里，蒋介石的日记绝对是一道盛景。他自1915年28岁记日记开始，便是一天不辍地写了57年，甚至每周、每月还要写“反省录”，直到去世前3年，因手肌萎缩，不能执笔，他才停止了这一几乎终其一生的习惯。由于战事等原因，早年间的日记有部分遗失，今存日记53年，63册，如此规模，在大人物中大概冠绝古今。而且考虑到蒋介石的身份、经历，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全部日记留给了蒋经国。蒋经国似乎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有记日记的习惯。1988年，蒋经国在病逝前，又把蒋介石日记连同自己的日记都交给了三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去世，其遗孀蒋方智怡便成了两蒋日记的保管人。

2003年，蒋方智怡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日记。“我先生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蒋方智怡坦率地说。尤其是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到很多历史的背景，好多人的昵称、名号，整理起来更有难度。

而让蒋方智怡感到更为不安的则是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当李登辉、陈水扁陆续在台湾主政以后，都在极力地淡化两蒋，搞族群政治，“去蒋化”，“去中国化”。陈水扁甚至说蒋介石是外国人，是台湾的侵略者，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蒋家人的反感。除此之外，当局对两蒋日记也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台湾既缺乏完善的文物管理办法，也未设置两蒋图书馆，因此这些日记就成了蒋家私产、任由其后人处置。

而正在这时，对收藏中国近代史档案情有独钟的胡佛研究院，对蒋方智怡展开了积极游说，力劝蒋方智怡把两蒋日记交由胡佛保管。蒋家人最终达成共识，把两蒋日记暂存于胡佛研究院，期限50年。胡佛并没有日记手稿的所有权，时机成熟时，它将“永远保存在中国的土地上”。

于是，2004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郭岱君两位教授亲往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接到胡佛。而消息一出，台湾舆论哗然，研究者扼腕浩叹不已。

而三年后的一些事情，证明了蒋家人的决定不无道理。当第二批蒋介石日记将对外公开的消息发出后，台湾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蒋介石的草山行馆被人为烧毁，一些蒋介石雕像也被泼油漆。“当我们公布蒋介石的第二批日记的时候，台湾地区正发生摧毁蒋介石文物这样令人悲伤的事件。”马若孟说，这正是胡佛力争保存国民党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一个原因，几年前他们便预感到台湾当局“去蒋化”、“去国民党化”的趋势，“很遗憾，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

与宋子文档案开放时，相对风平浪静的局面不同，“两蒋日记”落户胡佛，让蒋家的后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事实是台湾的环境“逼走”了它们。蒋方智怡说，一流的档案保存条件与公正的学术氛围，才是这些史料最需要的。

震撼

经过胡佛的多方动员后，蒋家后人也绝大部分同意，可以将日记分期分批陆续公开，每整理多少就定期开放多少。因为蒋家后人大部分在台湾，而此时宋曹琍璇也正在胡佛审阅宋家的档案，于是，蒋家便委托宋曹琍璇在胡佛继续审阅蒋介石日记。

宋家离胡佛有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宋曹琍璇每天开车往返就要两个小时。宋曹琍璇看过宋子文的档案后，对于宋家升起了信心，这反倒让她在接受蒋家委托时，少了很多负担。

不过，她当时有的是另一种紧张。拿到蒋介石日记的时候，她手心冒汗，紧张得要命。她告诉自己，眼前即将要看的，是一个从小即尊为“蒋公”的，高高在上的，在神位上面的人的日记，而自己只是个“是要鞠躬敬礼、恭敬磕头的小百姓身份”。怀着对高不可攀的人物无比崇仰的心情，宋曹琍璇打开了蒋介石的日记。

然而，那一刻，她震撼了。“那时候我简直真的是从椅子上掉下来！”“简直疯狂了！”“我心里的那种震撼啊，是真的无言可喻啊！”她激动地说道：“怎么这种人当‘总统’啊？怎么是这个样子！”

宋曹琍璇自言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她对道德的要求会比较严格。然而，蒋公日记里面所写的事情毕竟太过分了。她惊讶地看到，一个年轻人荒诞无度的过日子，那样的纵情、纵欲……

她想，这个我是不是要马上全面地封杀，不能公开呀？她说：“我觉不对劲了嘛，这怎么是蒋公呢？因为我小时候的观念，人家都说‘总统’多好多好。怎么搞的？见了女人就心动，见了女人就起欲心。”这跟她小时候接受的蒋的形象差距太大了。

日记的开放

蒋介石日记带来的巨大震撼，另一方面，却激发起宋曹琍璇无比强烈的好奇心。她越看越多，简直入迷了。一天天过去，她开始渐渐理解了，日记中那个青年人的放荡行为。

在那个时代，男人有三妻四妾，纵容自己本是极为寻常的事情。那时，国民党秘密集会的地方不是在妓院的后面，便是在赌场的后面。他们每一天都从那里经过，一个年轻的男人每天要经过灯红酒绿的地方，要经过那些莺歌燕舞的场所，看得眼花缭乱，尤其蒋介石是个刚从溪口上来的乡下小孩，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怎么会不心动呢？

宋曹琍璇这样想后，又在日记里发现，蒋介石还是个具有自省精神的人。1915年，蒋介石从老师那里第一次见到日记，当时他不知道日记为何物，便问老师，老师说，这是一个自省的材料。受理学影响的蒋介石，满是克己省身的道理，觉得非常有意思，自己也开始写，一写就是五十多年。

宋曹琍璇认为，蒋介石一日一日的所记就是为了自省而写。她说：“他在做任何一件坏事的时候，都要自省。他都要说，我要戒欲、戒色、戒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日记里那种心理的挣扎让宋曹琍璇看得入迷，她说：“那时根本是连饭都不要吃了。”在胡佛研究院，有宋曹琍璇专门的办公室，她不受上下班的限制，每天晚上都看到九、十点钟，舍不得回家。她说：“因为太吸引我了，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转变成一个伟人的，从早期那个样子。”有学者则跟她讲：“Shirley，我们只要看到上面有灯，就知道你在继续为我们努力，因为你看得越快，日记开得越快嘛。”

开始时，胡佛研究院跟她介绍了几个原则：对原文不能删，也不能销毁。以下情况家属可以做一些处理：一、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二、个人健康问题；三、家属方面的财务问题；四、对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评。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条例，宋曹琍璇还是经常地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她说：“一方面，我赞成史学家的立场，希望越透明越好、越多开放越好；另一方面，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我的亲人，我又在犹豫是否应该有选择地保留一些内容？”

本来私人的健康情况，是可以不公开的。宋曹琍璇说：“蒋公早期的时候得过淋病，那个时侯，我真的想删掉，后来人家告诉我，老早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她挣扎了半天，又看了好多书，发现已经太多人知道了，便决定不保密了。

蒋介石日记的前面部分开放时，宋曹琍璇几乎没有拿掉任何东西，全部开放了。但面对的阻力也十分强大，台湾“保皇派”的学者，曾经的“总统府”秘书秦孝仪就很是紧张。宋曹琍璇回台湾时，跟秦孝仪讲：“孝公，我觉得日记是可以开的。”秦孝仪连连摇头，说：“你在冒险啊，绿营的人会见缝插针，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秦孝仪反对全部开放，据说有次曾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做蒋家的罪人。”

宋曹琍璇无力去化解，那些政治、历史的争执。但作为一个专修过神学的基督徒，宗教的情怀却影响着她对于历史的立场。她认为，“没有人能够还自己的罪债，只有神借着他不罪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把你的罪给赎掉。”

因而，宋曹琍璇对秦孝仪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信一个神，没有人可以变神，我们今天不在历史里造神运动，没有造神运动。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一个人，我们就把他原貌显示在众人面前。”

一个年轻人为自己荒唐无度的行为一次次的自省，一个领袖为了战乱中的黎民与国家的苦难常常跪祷神灵，看到这些，宋曹琍璇开始觉得蒋介石是了不起的。在她看来，尽管蒋介石早些时候对于基督教的看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但1939年的时候，“他开窍了”。她说：“我在蒋介石日记里面发现，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对我来讲是个极大的安慰。”也许正是这些，给了宋曹琍璇开放蒋介石日记的勇气与自信。

出版

2006年3月底，胡佛公布消息，开放整理出的第一批蒋介石日记。2009年，最后一部分蒋介石日记也在胡佛解密。与此同时，宋曹琍璇负责审阅的，还有2005年落户胡佛的孔祥熙档案，2009年9月，已整理出47箱，向公众开放。而蒋经国日记，因涉及到太多隐私的内容，何时开放还在讨论之中。

蒋介石在日记里面，经常会骂宋子文卖党卖国，违背革命原则，把宋子文骂得狗血淋头。这些内容，宋曹琍璇也都留了下来。有学者说：“Shirley，你是宋家的人，怎么搞的？人家骂宋家人骂得这么厉害，你都会开。”她说正是这种坦诚，让她这个史学界的非专业人士，赢得了学者们的厚爱。

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为学者提供了无比丰富、宝贵的资料，而胡佛研究院也只是提供材料，对于使用档案的人，并不限制他们的立场与观点。

然而，即便这样，“凡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的学者，无不叫苦连天”，那里不允许带电脑进去输录，更不允许拍照影印，只有最原始的笔录和抄写。况且查阅的多是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学者，远赴美国，实在过于不便。

因而，蒋介石日记的出版成了学者们最翘首以盼的事情。宋曹琍璇说：“很多人到胡佛来，写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同看一样东西，你写的是非常负面的，他写的非常正面，他写的又很公正，那么到底蒋的日记里面写什么呢？”出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全中国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个日记，看到事实是什么。

因为蒋介石日记，全部用毛笔繁体写成，不分段落，没有句读，很不便于阅读，因而在影印版外，还会出打字版，即校正版，对其中人名字号也会做出注解，同时对历史背景稍作解释。没有意外，自2021年底，蒋介石日记便可陆续出版问世，全部日记，将分55本，略作处理，延后开放的仅有二十几处。

认同

宋曹琍璇说，上中学的时候，国民党还要继续反攻大陆，念的历史地理都是大陆的历史地理，从上古到现在，新疆甘肃，什么都念。但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她对民国史很少了解。

三十年前，她嫁入宋家。她记得，第一次见婆婆的时候，婆婆很严肃地说：“你知道你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么？”她说：“宋家，是蒋夫人的亲戚嘛。”婆婆说：“你错了！你知道这个家庭的重要性么？没有宋家就没有中华民国！”宋曹琍璇点头说是，但一出来，她就对先生宋仲虎说：“你妈真嚣张啊，讲些什么话呀！”

一直以来，宋曹琍璇都觉得，婆婆讲那些话太骄傲了。可是，等她在胡佛看到越来越多的档案，跟学者交流的增多，这个被历史迷雾包裹的家族，开始在她的心中清晰起来，她慢慢了解了自己家族的历史。

去年，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位学者发言，她一听，“怎么和我婆婆讲的一样！”她说：“那一段话，让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才真正地认同我婆婆讲的那句话。”

“当我之前未踏入历史界的时候，我不了解。当我看到了真正的史料的时候，我发现，跟我耳闻、眼睛所看的新闻完全不同，为什么不愿意真相大白呢？”

宋曹琍璇说：“我觉得一定要把历史更正过来。不管是两岸的中国人，或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我相信都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未来的路就比较好走。”

我眼中的蒋宋家族

　　－－专访宋曹琍璇

作者：何书彬 刘永峰

宋曹琍璇近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是因为她不仅是宋美龄的弟弟宋子安的儿媳，而且是胡佛研究院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2003年，她进入胡佛开始审阅宋子文档案；2004年，“两蒋日记”落户胡佛，她作为特别四人小组成员，最先看到全部蒋介石日记；而且迄今为止，她是仅有的几个看过蒋经国日记的人。她眼中看到的蒋宋家族，是什么样的？

宋子文，没有对不起国家

《看历史》：蒋、宋、孔档案公开以后，史学界对这几个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宋曹琍璇：当我们两岸各说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可是一直到宋的档案出来、蒋的档案出来、孔的档案出来，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证明了一些事情，他们才发现，原来真相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三个档案开放以后，造成了很多“黑天鹅效应”。这个“黑天鹅效应”，中国大陆的学者更显得惊讶。学者的态度是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他的专业，如果他这一辈子，都是写一些假的，他将被别人评论什么？

《看历史》：档案公开后，外界对宋子文的负面评价似乎也少了。

宋曹琍璇：陆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登报纸说，宋子文自己的外贸公司有贷款3亿，结果全国哗然。总共的外汇额度才有5亿，宋家跟孔家拿掉3亿，那还得了。他们就去查，结果查出来以后，发现是小数点的错误，陆铿就叫报纸登了一个小小的启事，说是小数点的错误，他们忽视了。可是后来呢，陆铿还是说，他没有错，是因为受到了压力。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谎言。香港郑会欣教授写了一个论文，拿给我看。他说在宋的档案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宋把公文都拿出来呈报给蒋介石看，孔宋两个外贸公司才300多万，内容是跟海外购买军备、购买布匹什么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产业已经没有在生产了，所以很多东西都从外面运进来，两家一共是300万。宋的档案很好，批文都有复制留下来。郑会欣博士拿了这些资料以后就写了那篇论文，在2008年发表的，证明了陆铿当时讲的是不实在的。

《看历史》：在档案里面，您看到的宋子文呢？

宋曹琍璇：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知道宋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宋家没有对不起国家，绝对可以全部开放。也是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才有了信心。在看蒋介石日记时候，他里面骂宋子文卖国卖党、违背革命原则，他把宋骂得狗血淋头，我都留下来。这没问题啊，去对照宋的档案，去看嘛，为什么这天骂宋骂得这么厉害，去看宋这一天的档案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对照的，大部分都是要钱不给，蒋介石要钱他不给。没办法，然后蒋要印钞票，宋说不能印钞票，宋是懂金融的，蒋是军人嘛，对这他不懂。宋说不能够印钞票，这还得了啊。蒋每次骂宋，看宋的档案对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宋子文的档案里面，有一封信，我们看了都在笑。他说那时候，廖仲恺要钱，蒋介石要钱，他说我中国银行就这么一点钱，如果你们都要钱，你们都拿走，我中国银行就关门，不做了。吴景平教授出的《宋子文画传》，以及有照片的《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是我们宋家给的一些照片，里面有外国记者访问宋子文时画的一幅漫画：在一个上坡的路上，宋子文一个手撑住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压力，一个手往上推，然后说我受不了了。

宋美龄，人们应该看重这位女性

《看历史》：在蒋宋家族的重要成员里面，您是见过宋美龄的，她给您的印象如何？

宋曹琍璇：我嫁到宋家，耳朵听到的，都是丑化我们家族的（内容）。我嫁到宋家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谈这个事情，也不敢问。可是你眼睛看到，你会觉得很惊讶，你会说为什么姑妈吃饭那么简单，穿衣服那么朴素。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夫人到了美国，砍掉了她所有这些医生、护士的人数。大姐（孔令仪－－笔者注）告诉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姑妈的所有首饰都是她妈妈（宋霭龄）的，她可以随便用。那我才知道，蒋夫人是不买首饰的，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讲究的不是一种物质的享受。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怀疑，为什么人家都说我们贪污？我们钱到哪儿去了？

《看历史》：当了解到一些历史之后，您对宋美龄的评价呢？

宋曹琍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一位女性，关键是她是否真的做了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她为了中国的女性，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所做的事情。她把很多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引进到中国来。抗战的时候，她认为女人要对社会负责，女人要在男人在打仗的时候，负起后方的责任，所以发起了整个中国的女权运动。她一直到处演讲。在那个时候，全中国的女性给她写的信，几乎有2万多封。这些信藏在台北妇联会的地下室里面，一直没有公开。曾经有几封被检出来，登在台湾早期的妇女杂志上面。现在我跟吴景平老师两个人正在搜集《宋美龄及她的时代》的一个史料画传。吴老师这次去，在杂志里面找到了那几封，看到后非常感动。2003年，蒋夫人在纽约去世，那个时侯太突然了。孔令仪就说，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不要办了，就随便把家人弄来就算了。我就抗议说，姐姐，不行！为什么？蒋夫人虽然是我们的姑妈，是你的姨妈，但她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绝对不能草率。

《看历史》：吴景平教授现在是宋家历史研究方面非常权威的学者，那他对宋美龄是怎么看的呢？

宋曹琍璇：吴老师是在大陆长大的一个学者，他的印象里宋美龄应该是比较奢华的。这次我带他到官邸里面去，看到蒋夫人住的地方、蒋夫人的衣橱。他说，就这么小啊？我说对啊，（如果像传闻那样）她一天做一件旗袍，她一定有几万件旗袍，那你觉得她放哪里？吴老师就笑。然后我就说，你看她的床，你看蒋公的书房，我说是不是够简朴？他说，我觉得应该说是简陋。我就跟他讲，那个时代，他们是卧薪尝胆，他的心态已经不在这个物质上，他要的是怎样的能够雪耻，在蒋介石的日记上，每天的都写着雪耻两个字，那个时侯雪耻很重要。

蒋介石，知行合一与基督教信仰

《看历史》：有人说蒋介石是为了娶宋美龄才信的基督教，是这样么？

宋曹琍璇：我们先讲，蒋公学阳明理学。早期时候他在私塾念书，他的老师都是浙江人，浙江是以阳明理学为重的一个省份，他也是非常地遵行阳明理学。阳明理学是讲知行合一，他是知而行的一个人，那他不知的时候，他常常不会坚持去行。当时他要追宋美龄的时候，到了日本，宋母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家庭，你必须信这个。他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经》，我也没念过，我念完再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后来他就开始念《圣经》。他是一讲出的话一定做的人。你在日记里看到，蒋介石看《圣经》的步骤是非常慢的，偶尔看看，今天看一下《孙子兵法》，明天看一段《圣经》。他说，今天读《圣经》一节或几章，就这样子。你就看到他是随便看的。他跟蒋夫人1927年结婚，结婚以后，宋美龄为了让他了解她的信仰，就把她在《圣经》研读班的那些资料拿来交给他。她说我自己都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被妈妈逼得信耶稣的，现在为了蒋公，我就重新把那个时侯的笔记本拿出来大家一起研读，这对我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蒋夫人就觉得蒋介石是非常认真地在学习。1930年的时候，宋母生病，他就在日记上说，宋母病重，我为了要安慰她，回馈她，报答她对我的爱心，我决定受洗。他当时受洗，也当然是因为结婚这两三年蒋夫人带他学习，加深了了解。可是他受洗的一个动机，却是为了感恩，为了感恩宋母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栽培。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她高兴，所以他在家里就受洗了。你在他的日记里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奇妙，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此每天看圣经，日记里面就开始了，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圣经》里面讲哪一段话，然后今天读经怎么样，今天祷告怎么样，今天聚会怎么样……这就表示这个人是蛮有诚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

《看历史》：他的信仰是虔诚的么？

宋曹琍璇：我自己也是基督徒，也念过神学院，我看他基督教的成长，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看了一些书，就是基督信仰的书跟黑格尔的辨证论，当他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的时候，对他冲击很大的。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他的信仰有挣扎。在1939年，他突然开窍。虽然之前他有去查经，有去聚会，有去做礼拜，什么都有，因为他从小是信佛的，他妈妈信佛的嘛，他的信仰里面还常常会掺杂一些佛教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以为的信仰是很好玩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就是上帝，我们要天人合一，耶稣就是天人合一，他想了一大堆的道理，比如儒家的孔子讲些什么，认为儒家跟基督教是完全一样的。他前面讲的一大堆话，我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胡说八道，是他自己的一个假想跟幻想，他就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因为他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要了解，却不知道怎么了解，他就按照他已知的东西做了切入点，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到了39年之后，他才真正的看清楚了。我觉得他信仰的清晰，对于他后来49年失败后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49年那段时间，蒋介石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的时候，他完全依靠神。那个时候，他身边的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相继自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他就常常在想，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自杀了。基督徒认为神是他的主宰，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就抢夺了神在我自身上的主权，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的，主权在神手里，你凭什么自杀。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在日记里面写，如果不是神要我负担起中华民族的这个使命，我情愿死掉。在后来，在48、49、50年那些时间，日记里随便翻翻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人总要面子，他从45年的顶峰，四大强国的领袖，那种光环那种荣耀当中，突然一下子掉了90%的江山，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人的面子总挂不住，可是他那个时候谦卑到什么地步啊，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在这里等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求神拿掉他的耻辱。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在刹那之间变得怎么样，他那时候失控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蒋的日记里面，看到信仰对他多重要。而且他绝对不是为了婚姻的逼迫而信的，他不是那种人。当蒋介石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全然地投入，而且他信得非常清楚。

《看历史》：抗战时，汪精卫号称奉了委员长的命，或者达成了默契，跟日本和谈，但蒋一直没有松口，认为汪就是汉奸、卖国贼，日记里面他对汪怎么评价？

宋曹琍璇：非常不好，从一开始就不好，他认为汪摇摆，觉得汪不坚定。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开始，他对汪就已经非常不满意。那个时候汪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就开始对汪不满意，觉得他的政策是有错误的。汪后来要跟日本人妥协，很多人都说蒋也讲求和谈，其实蒋从来不愿意和谈。他在日记里面写，今天我们跟日本人和谈，如果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跟对方和谈，对方是比较强的，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到时候说不定又来赔款什么的。如果我们得胜了，再来跟他和谈，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好处。他在日记里面有一句，说胜而不武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他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信，文告、广播给日本人，希望他们能够醒来，不要来侵略，在东亚彼此相邻的俩个国家，我们应该和平相处。他说我拒绝和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占优势，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会受屈辱。所以他决定是一定要打，可是要打，他希望有一个国际的正义制裁进到我们国家来，帮助我们。

蒋经国，一位内心感性的人

《看历史》：您所看到的蒋经国日记里面，他的形象与您之前所知的形象有什么不同么？

宋曹琍璇：开始审阅蒋介石日记时，日记受损得很厉害，所以胡佛就先给我看了一些蒋经国的日记。看到蒋经国日记的时候，我就开始哭。在每一篇日记里面，经常看到他对家乡、对父亲、对母亲的思念。不管看到树也好，看到山也好，看到风景也好，他都想到他溪口的老家。他在日记里面就说，我是游子，真的是牵挂我的家乡。听说“文革”的时候，把他的家里破坏得怎么样，他就说，我是个不肖子孙，都没有资格去返乡，去修复。他又说，父亲对他的期盼，他实在压力很大，他不想当“总统”，他说我愿意做一介农夫，日出而耕，日入而息，那样至少我还有休息的时间。你看到日记里面，常常写午夜一时约谁来谈，半夜一点钟把人家叫到“总统府”来谈话，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给我的日记是从1980年开始，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看前面的。我倒要看看在1975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结果是，（他）每一天都在哭泣中。我就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我的脑子里面每天雄赳赳气昂昂，站在上面那么严谨的、很理智的一个人，经国的日记是十分感性的。

《看历史》：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蒋经国日记里面，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呢？

宋曹琍璇：我是看过，我也知道，但他的日记还没有开放。我就不谈他的日记里怎么写。从外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趋势，逼得他不得不开。我觉得他也认知了，这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走的一步。经国是知道，那个时候可以开，绝对没有问题，他对他自己有信心。因为“十大建设”，他对整个台湾的贡献。虽然民进党后来否认，可是台湾从那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屿，能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真的不容易啊。在七十年代石油涨价的时候，在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台湾一路窜上来，那是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开党禁也好，开所有的报禁也好，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他父亲一直对他有期盼。他认为，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他的使命。很多人认为，经国先生在台湾的表现了不起，其实我觉得都是蒋介石已经布好局，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整个“国家”的建设，他都尽量一直在保持，都要继续。所以经国在日记里面对父亲的这种怀念，对家乡的情结，与对中国整个大陆的一个使命感，是非常浓厚的。他对家里面的人的要求特别的严厉，他会骂家里面的人，骂得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方便公开。他的日记会不会公开，还在研讨当中，因为他的日记里面有太多私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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