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与弟兄们斗得你死我活；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与权臣、贪官，甚至是自认为沽名钓誉的清官，一个都没有放过。

最后，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身边为数不多的还算贴心的人也没几个。斗了一辈子，英雄迟暮，他感到高兴么？

未必，他甚至感到非常窝囊、委屈和犯虚。

看起来非常矛盾。雍正，一直以来都充满自信？在所有的斗争中，他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曾有人担心年羹尧在陕西称兵作乱，就奉劝雍正不可过于苛刻，免得逼人造反，雍正把这种劝告看作无识之见。

他说：“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看他对自己的评介：“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

自认为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其实还真不是夸张之言。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描述了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告官的事都极为罕见（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在公堂上皇帝自己充当被告，谋逆的反贼作为原先，在堂上一本正经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没事事，还要把辩论记录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一千零一夜了。

这与一个叫曾静的人有关系，曾静，号蒲潭先生，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县学生员，本来以授徒为业，有得力弟子张熙等。曾静性迂阔，喜谈道学。其家境甚为贫寒，又由于家乡连年灾荒，于是对清朝统治的现状表现得极为不满，滋养、萌生了反清意识。

曾静派其弟子到浙江购书，其中有吕留良的书稿，曾静见其书中多有反清复明之意，便对吕留良倾慕不已。但遗憾于吕留良早死。就与吕留良弟子严鸿逵及徒孙沈在宽等人书信往来非常密切，并互相写诗赠送。

如此一来，曾静便与吕留良思想紧密相连起来。曾静还曾写了一篇《知新录》，文写道：

“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把满清贬得一文不值。

可见曾静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持多大的支持，而吕留良对曾静的反清思想影响又是如此之大。

在西北有位汉人将领岳钟琪，曾静自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又道听途说雍正曾三次征召他，他都没有进京，已受到雍正的猜疑。

认为有机可趁，就赌了一把，上书劝岳钟琪反清。因此，曾静便派张熙并分别化名夏靓与张倬，千里迢迢送去自己的书信劝岳钟琪谋反。

曾静在信中“华夏汉族之间的区别，比君臣之论更生要”，现在满族是夷人，是禽兽，禽兽哪能统治全国呢？，而雍正帝胤禛犯有十大罪状，分别是：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

而且雍正称帝以来，频频出现天灾人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来老天也在不满意雍正的统治。。

你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现在雍正对你多有猜疑，希望你岳钟琪要利用“握重兵，据要地”的条件，像你的祖先那样“为汉人复仇”。

岳钟琪却能看流于形式，这个时候造反根本就是无法成功，则随后就密奏雍正。雍正帝决定利用吕留良、曾静的案件，严厉地打击反清的思想和行动。雍正立即命人将曾静捉拿归案。

在官府顺藤摸瓜以及重刑逼问之下，曾静也是一个软骨头，还供出了严鸿逵、沈在宽等人。雍正随即命令迅速缉拿吕留良的家属以及严、沈二人，并将严、沈二人秘密编抄的吕留良的文集全部搜获。

雍正在对曾静的审问中，对之软硬兼施，曾静不仅向雍正歌功颂德，而且把自己骂成禽兽不如的东西，悔恨不已。他还在雍正的诱导教唆下写了《归仁说》，吹捧雍正是至孝纯仁，康熙传位于他兼得传子、传贤之意。而且向雍正献忠道：

如果能留我性命，我愿意现身说法，去引导感化那些愚昧顽固的人；如果不能保全性命，把这篇文章留下，也可以使那些冥顽不化的人，打消造反的念头

雍正把自己就此案的有关谕旨及曾静的供词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并为此颁发谕旨：

此书“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所有的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并令每一个学宫之中放一本，使将来的读书人，都来看具体内容”，而且还警告地方官员：“如果没有看到这本书，没执行皇上的旨意，一经查出 ，一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透露出雍正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统一并强加给全国士民，甚至想延及后世。

《大义觉迷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一是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了全面批驳；二是对曾静所说雍正谋父逼母夺嫡自立一系列之事，逐条进行反驳。

就这样，雍正导演出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大狱，由于曾静、张熙在交待自己的谋反思想时，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已故的吕留良，说自己“中吕留良之毒太深，所以不明是非，而发表不不当的言论，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于是，将只是文字思想犯的吕留良，可怜的吕留良死后飞来横祸，被朝廷“剖棺戮尸”，并广为株连。

雍正自认为，书无论怎么毁，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不被留传给天下后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静当“反面教员”一样，把吕氏著作当成是“反面教材”, “来讨论其道德学问的真假”。这样，吕留良的著作除了未刊刻之《备忘录》《日记》、抄藏残稿、信札等外，都没有被焚烧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