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
主观原因：
1、日本本国角度（必然性），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可谓是蓄谋已久，侵占台湾-征服朝鲜-占领中国东北和蒙古-征服全中国-侵占亚洲、争霸世界，这在机务中日战争之前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同时还有日本自身的军国主义，也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
2、世界其他国家（催化剂）：其他列强的纵容与默许态度，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催化剂。列强在中国争夺殖民地，矛盾异常尖锐，日本就利用了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自己侵华找到了空隙、3、中国清政府角度（可能性）：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统治集团的消极抵抗政策，也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契机。当时清廷权臣李鸿章长期推行避战求和政策，一心保留北洋海军实力，并且寄希望于国际列强的调停上，使日军对侵华态度更为嚣张。

客观原因：很多侵略的客观原因都是生产发展受到阻碍，日本也一样。日本国内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生产力不能适应生产关系，人民反抗加剧，同时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其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产品倾销地，所以注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而且日本对其相对熟悉，所以就必然成为了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侵华战争（1937-1945）日本侵华战争，从中国角度来讲，就是八年抗日战争，其发动的原因于甲午中日战争有相似，也有不同。根本原因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不平衡。

主要原因：
1、日本是一个岛国，岛内资源匮乏，而中国地大物博，可以作为原料地和倾销地，加上一战战败，国内经济政治局面都十分紧张。
2、世界范围经济危机降临，日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内无法平衡解决只能对外扩张。3、日本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极具优势。4、世界范围内交往的不断加深，西方国家“殖民地”思想对日本来说也是根深蒂固，加上自身军国主义的特点，都注定其必须继续走殖民扩张的道路。

有些话说出来好多伪FQ就都急了.不过我还是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这社会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社会和家庭不一样,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竞争对手,所以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多数人不是袖手旁观就是落井下石,而不会像家里人一样帮助你度过难关.

具体到中国这个问题,清代末期中国的孱弱是不争的事实,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列强后摆脱了中国自唐代以来对它的巨大影响.日本的强大必然刺激它对资源,人力和土地的需求,而这是日本本土所缺乏的.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考虑他自然会选择对外扩张,正赶上我国国力衰微很不幸的,我们成了他扩张道路上第一个选择的对象.但试想如果我国当时国力依旧强盛,连英法等欧洲列强都畏惧我三分日本还会铤而走险的打一场没有把握胜利的战争么? 任何有智商的成年人都会说不.

如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你在非洲大草原上看见一只羚羊待在一头睡狮身边,狮子醒来以后肯定要吃掉羚羊.当时的我们就是病弱的羚羊,日本就是刚刚苏醒的睡狮,我们不幸的被咬掉了一大口肉,而且至今都在滴血.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有些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毕竟自唐代以来我们始终是压日本两头甚至三四头的,中日两国地位的猛然转变自然会使一部分人在失望之余口出不逊.再加上日本在中国的非人道的行为,也就演变成"日本侵略性格强是中国被侵略的主要原因"这种错误观点了.

这个题目我认为完全没有可辩论性,因为事情的道理就是板上钉钉摆在这里的.还有我觉得,不是盲目的仇日仇韩仇满才叫爱国.认清我们失败的本质原因,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才是正道.具体到每个人,多看看好书,认真学习,比在网上暴吧,骂所谓"亲日派"有用的多.

顺便再说一句,不管FQ们承认不承认,唐代至近代中国沿海的所谓倭寇,有一部分是中国人打着倭人的旗号在下手.

这个问题具有多面性的答案。1：为了钱财。2：为了领土和资源。3：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扩大自己的政权，想让更多的人屈服与他的脚下。

田中奏折中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刻骨入髓，绝对服从，迷信命令；盲目崇拜天皇，认为天皇是“现人神”；崇尚为天皇卖命的“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认为大和民族是天神的子孙，应该统治世界；坚持侵略理论，认为日本国土小，资源少，向外扩张是为了民族生存。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如果困守孤岛就等于坐以待毙，早晚要葬身大海。其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强大起来，可以和西方列强抗衡，他把自己当成亚洲的盟主，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亚洲事务。其三，日本最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和团结，他希望中国始终软弱、分裂、军阀割据。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各个军阀纷纷归顺国民政府，红军也被赶到边缘的西北地区很难作乱。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当时进入了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做大、做强，因此在占领东北后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实现他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其一: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盛唐时期,扶桑(现在的日本)曾倾全国之力,和大唐水师在白令海海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战,结果是扶桑水军全军覆灭,最后不得不对唐人辅首称臣。试想一下，以大和民族居多的扶桑，又怎么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呢？只不过他们是一直无法从每一个方面超越我们中国人，所以就一直以“学生”自居，慢慢尝试从各方面超过中国，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00多年，唉，这可算是世界史上最久才回应的复仇！其二：在中国疆域最辽阔的元朝（外国史学家称为“蒙古帝国”）我们也曾对东瀛（元人对当时日本和称呼)发动了一次海上入侵。只是蒙古人本只擅于平原作战，不通海事。当时的元军就把日本列岛整个封锁，那时的日本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亡国的气氛中。当时我史料记载中说道，日军为防止元军登陆，修筑了很高的城墙把整个日本都置于高墙之内。墙外的元军进不去也就只有封海。只可惜后来，一次超大的台风吞噬了数万元军将士的性命！自负的日本人认为他们虽然在神风的帮助上战胜了蒙古人，但赢的不漂亮，自然会找机会打一次他们认为可以载入史无册的，漂亮而利索的仗。这就是他们侵华的第二个原因。其三：日本历史上的大军阀丰成秀吉，发动数十万大军攻下朝鲜半岛，没来得及好好改善日本匮乏的物资环境，就被大明王朝的铁骑及主动配合的负隅顽抗朝鲜军民，无情地赶回老家种田去了，他们第一次付之实施的侵华就这么泡汤了，能不饮恨再来吗？其四：日本、朝鲜半岛、新加坡等这几个国家的文化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的文化如：茶艺 在今天的朝鲜和韩国还是原汁原味地称作“茶艺”。可在日本就叫“茶道”，那么可见日本人是很喜欢随意更改别人的东西。（看到了这一点就能把他们的思想根源找到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日本人的军国主义的源头是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的源头就是在盛唐时传入日本的“儒家思想”，但可惜的是他们只取了其中的四个字“礼、义、廉、信”并把他们原来的意思完全否定掉，给日本化了一下，就成了日后发动侵华战争思想的总源头。其五：(其实在第三点也有提到)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不断增多，物资原来就少得可怜，后来就成了严重匮乏的局面。人活着总要生存，于是就有人开始在想使大和民族过得更好又比较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发动战争，因为不管是谁发动战争，赢的人总是拥有一切。其六：日本在明治天皇发动的“明治维新”中慢慢强大了起来，而当时他们顶礼膜拜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再对这样的穷苦大哥顶礼膜拜，必定会使日本人觉得没面子！日本人自古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好斗；还有就是日本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也是它一直渴望向外扩张的主要原因。距离远近对它来说只要有能力它都不想放过，长途跋涉偷袭珍珠港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中国，自清朝末年中日就已交恶，两次甲午海战日本均战胜了当时号称亚洲实力第一的清海军，而且又参加了后来的八国联军，作为当时的列强之一，它理所应当的希望霸占中国。再次，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中国已战乱多年，没有一个正式的政权来控制这个国家，处于军阀混战各占一方的局面，国力衰退，人心涣散，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占了天时和地利，外加多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它们完全掌握了中国人的心理弱点。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
根本原因：根据既定国策，日本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
现实原因：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面临严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原因一：需要资源
日本除了渔产品特别丰富以外，基本没什么像样的大型矿产。而中国早在鲁迅的时代，就已探明的煤矿储量够全世界用几百年了。再加上辽宁的铁矿等。中国有着开启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除了石油以外，几乎都有。所以，日本急需离本土近大型的矿区。

原因2：需要市场
那时候的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一样。都是出口产品多，卖到国外去，厉害的国家抵制你的产品。所以，就要欺负一些人口多，而且国力弱的国家，逼着他们来买自己的工业品。你看跟现在的中国情况一样的。好多产品物美价廉的，然后拉到美国去卖，美国人说你倾销，所以不让你卖。日本当年的做法就是，不让我卖？我把你打服了，看你买不买？

原因三：需要人口和土地
日本以几千万人口，就想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到时候粮食不够、兵员不够都会是问题。所以需要征服整个东亚，以扩充自己的兵员。并且日本耕地有限，获取东亚地区的耕地以支持日本战争，对它们而言是必须的。

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的影响：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场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野蛮、屈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社会性质的变化。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社会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三、革命任务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43年至1844年，《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通商口岸相继开放。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故意曲解《虎门条约》中关于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永久性居住的条款，又以“华洋分居，避免纠纷”为诱饵，迫使上海地方官员，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上海租地章程》。其中规定：“洋泾洪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变相攫取的最早的租界。

战后短短几年，英国输华商品比战前增加了3．5倍，其中棉纺织品占总值的70％以上，增加了4倍多。1845年，福州官员奏称：洋货“充积于厦口”。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闽产之土布土棉……不能出口。”江苏松江、太仑一带是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中心，素有“衣被天下”，的盛名。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洋布畅销，“松太布市，销减大半”，东南沿海一些专以纺织为业的乡村，受到很大冲击。尽管这种现象是局部地区的情况，但它表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外国商人还从中国收购大量农、副、土、特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中国丝、茶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丝、茶生产的发展。外商操纵着中国丝、茶的出口贸易，使中国丝、茶生产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日益殖民地化、商品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瓦解着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

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它经历了"康干盛世"，早已由盛到衰，危机四伏了。在清王朝每况愈下的同时，英国资本主义却在殖民掠夺的腥风血雨中迅速发展，它把侵略、掠夺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早已成为英国资本主义觊觎的对象。

1840年6月，英国以虎门销烟为藉口，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各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加入侵略、掠夺中国的行列，不断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最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7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从此输入中国的鸦片日益增多。鸦片大量流入中国，逐渐成为败坏人们品格、腐蚀人们思想、扼杀人民生命的毒品，并形成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1796年清政府下令停征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以后又多次下令禁止鸦片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从此，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的活动，鸦片遂由公开贸易变成大规模的走私。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从鸦片贸易中捞取了大量的中国白银。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地严禁鸦片，但烟毒泛滥却日甚一日，到1830～1831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已增加到21849箱，1836～1837年增至28307箱，1838～1839年剧增到35500箱，鸦片输入的数量直线上升，吸食者日益增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首先，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以上；其次，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威胁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也使清政府财政收入日趋枯竭，百业萧条，市场凋敝；再次，鸦片贸易使清王朝统治更趋衰败，军队日趋腐化，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军事力量。这些都严重地危害着清朝的统治，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

1838年12月，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从英美鸦片商贩中缴获的两万多箱鸦片全部当众销毁，冲入大海。虎门销烟的壮举，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振奋了民族精神。

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以"保护通商"为名，决定要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领四千名英军，到达中国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挑起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战争爆发，到1841年订立《穿鼻草约》。战争初期，因两广总督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对沿海严加戒备，英军在粤、闽沿海遭到失败。后英军北犯，7月5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英军又北上直逼天津海口。后期因妥协派穆彰阿、琦善等得势，林则徐、邓廷桢被道光皇帝革职查办。琦善到广东负责中英交涉，擅自与义律订立《穿鼻草约》，密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和赔偿烟款600万元。1月26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作为继续侵华的重要基地。

第二阶段，从1841年1月到同年5月《广州和约》订立。1月下旬，道光皇帝感到割地赔款有损大清尊严，下诏对英宣战，派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带兵万余人赴广东迎战，并"革职锁拿"琦善。2月，英军进攻虎门，关天培率部孤军奋战，壮烈殉国，炮台失陷。5月，英军进犯广州，因奕山未作认真部署，激战数天，清军败退城内求降，奕山与英军订立《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7日之内缴广州"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英里，赎金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第三阶段，1841年8月到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英政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利益，任命璞鼎查代替义律，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10月1日，英军再次攻陷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鹏率兵英勇抵抗，以身殉国，五千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接着，英军攻陷镇江、宁波。1842年6月，英军进攻长江，攻打吴淞炮台，年近七十的老将、江南提督陈化成英勇抗敌，壮烈牺牲。最后，清政府在英国大炮的威逼下，被迫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

虽然有林则徐、关天培等一些爱国将领英勇抗敌，但由于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清政府的昏庸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技术落后，以及由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形成的军事装备的低劣、军事技术停滞，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2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中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无权自行确定，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1843年，中英又相继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凡中国人与英国侨民发生纠纷，交涉诉讼，其英国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关税值百抽五，规定英国货物进出中国海关，大部税率"值百抽五"，内地通过税"照旧输纳，不得加增"，从而把中国关税税率固定在最低限度；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就成为以后各国窃夺侵略特权的重要手段；英国军舰可以常驻五口通商口岸，实即外国军舰对通商口岸进行武力威胁，破坏中国的领海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等侵略者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他们分别于1844年7月和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它们不仅取得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一切特权，美国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规定不仅中美民众之间，而且美国人不论与哪国人在中国发生纠纷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美国人有权在五口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开设医院、建立教堂，进行思想文化侵略；法国则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此后，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普鲁士等国纷至遝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利益，1849年，葡萄牙公然强占了澳门。古老中国的大门终于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和强权打开了。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它是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捩点。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始遭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破坏。英国取得了香港，葡萄牙霸占澳门。中国的关税、司法、贸易等主权也遭到严重的践踏，从而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此外，外国侵略者还利用攫取的特权，首先在上海，继而在各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制度。独立的中国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的中国转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凭藉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榨取地，这些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遂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在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发展最为迅速，它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可以迅速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取钜额利润。但是，五口通商以来，英国很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一是因为中国农民购买力极低，二是因为鸦片大量倾销。然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归咎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辟得太少，于是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掠夺进一步深入内地的权利，取得开放全中国，压低内地税率、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新的特权，以延缓和挽救英国国内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获取更大的利润。

1856年至1860年，英、法等国侵略者为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攫取的权益，打着全面"修约"的幌子，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3日，英国侵略者以"亚罗号事件"为藉口，悍然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857年，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藉口，派兵与英军组成侵华联军。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然后沿海北上。翌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进犯天津。6月，清政府派员赴天津谈判，被迫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九江、镇江、汉口等十处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军舰、商船有权驶入长江和各通商口岸；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并在附约中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1860年春，再次挑起战火。10月初，侵略军一路烧杀掠夺，闯进北京，火烧圆明园。逃往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派奕（欣）为主持和议的代表，分别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规定：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赔偿英法兵费各八百万两。11月，英法联军退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沙俄侵略者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大肆侵吞中国大片领土。1858年5月，俄国侵略者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霸占；1860年11月，俄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1864年10月，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行割占了中国西部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神圣领土大片被割占，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蹂躏；资本主义侵略者攫取了增开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以及压低关税等特权，侵略势力扩展到北方沿海和内地，这些口岸不仅成为列强侵华的经济据点，而且由于外国军舰"有权"驶入长江和通商口岸，因而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军事据点和桥头堡，中国的主权被西方列强进一步破坏和践踏了，使中国社会经济加速半殖民地化；传教士深入内地"自由传教"，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许多传教士干涉中国地方政治，霸占民田，搜集情报，扶植教民欺压人民；战后，鸦片贸易合法化，烟毒危害更深；《北京条约》把北京的门户、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开为商埠，使之实际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大肆掠夺华北经济的侵略据点，而且有利于西方列强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北京；各国公使常驻北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更便利了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投靠外国侵略者，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他们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在中国建立起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为了适应半殖民地化形势的要求，清政府增设了新的统治机构：一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是总税务司，这两个机构的建立，正是清朝统治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加深了。

三、甲午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大大加深。

19世纪70年代以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西方列强加紧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地处远东的中国及其邻邦，则成了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它们从中国的邻国到本土，实行逐渐的蚕食和鲸吞，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侵略西藏，1876年9月，藉口"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朝签订《烟台条约》，英国势力逐渐侵入西藏。19世纪后期，英俄两国在新疆进行激烈的争夺。1883年，法国挑起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妥协投降，中国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仍然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而结束。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侵略势力伸进我国云南和广西，大大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掠夺朝鲜和中国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19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支持和唆使日本侵略台湾，日本在侵略台湾的同时，也侵略朝鲜。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进行镇压屡遭失败，请求清政府派兵。日本政府决定利用这一事件侵略朝鲜进攻中国。6月，日本以保护日侨和使馆为名出兵朝鲜，蓄意挑起战争，战争一触即发。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后，李鸿章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置清军于被动挨打的境地。9月初，日军兵分四路进逼平壤，清军守将叶志超临阵逃脱，平壤陷落。17日，日军在黄海海面袭击清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双方激战5个小时，互有损失，清海军管带邓世昌等战死，北洋舰队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沉没，失船较多，伤亡很重，李鸿章旋下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基地。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并掌握了黄海、渤海制海权，遂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丁汝昌最后自杀殉国。2月12日日军入踞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由于李鸿章和慈禧太后始终抱定乞求帝国主义"调停"和对日妥协的卖国方针，中国军民虽然英勇奋战，仍然损失惨重，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国失败告终。

1895年4月，李鸿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在俄、法、德的干涉下，1895年11月，日本向中国索取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在中国付清"赎辽费"后，日军撤出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并可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放；条约还规定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和通商行船条约批准互换后，日本才撤退军队。

《马关条约》使日本割去中国台湾等大片领土，这就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日本继沙俄之后，对中国领土进行的一次极严重的大掠夺，它直接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他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群起效尤，争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从此，列强以条约为"依据"，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企业，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原料，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到沉重的打击，直接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的发展；钜额的赔款，加剧了清政府财政经济的危机，更加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二亿两赔款和三千万两"赎辽费"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清政府无力偿还，不得不靠借外债应付，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马关条约》还为列强勒索大宗赔款开了恶劣的先例；中国割地赔款，加速了日本向军国主义转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这笔钜额赔款，投资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增强了它向外扩张侵略的军事实力，日本逐渐成为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之一。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卖国条约，它的签订使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化。

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以中国为宰割对象，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俄、英、德、法、日纷纷攫取在中国的各种特权。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开设工厂，抢夺矿山，成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同时，列强对华的商品输出仍在继续增长。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大量涌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设厂投资、侵夺铁路、矿山等资本输出的方式，逐渐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命脉，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加重了民族危机，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他们强烈地要求设厂自救，主张自办铁路厂矿以"抵制洋商洋厂"。

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但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为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要求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根据资产阶级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所提出的变法建议，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变法共103天，9月21日，新法被慈禧太后废除，变法运动宣告彻底失败。

当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社会上掀起维新运动的时候，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和部分士绅，在社会的最底层广泛地掀起了反侵略、反瓜分和反洋教斗争。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些广泛而分散的爱国救亡运动，迅速地形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反帝爱国运动如急风暴雨般地迅速席卷京、津，波及全国。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严重地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4月间，英、美、德、法四国照会总理衙门，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

1900年6月10日，英、美、法、俄、日、德、意、奥（奥匈帝国）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共二千一百多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的率领下，由天津进犯北京，正式挑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战争。6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天津近郊的义和团纷纷进城协同清军作战，打响了悲壮的天津保卫战。6月21日，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发出宣战诏书，决心同洋人"一决雌雄"。慈禧在宣战诏书中表面上慷慨激昂，实际上只想"苟且图存"。宣战后几天，清政府电令驻外使臣，请求体谅，并保证"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为了达到乞降的目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用出卖义和团来换取帝国主义的谅解，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当义和团在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和天津保卫战中同侵略军殊死战斗时，新任帮办北洋大臣宋庆，竟下令清军在背后攻杀义和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使战局日趋恶化。8月4日，八国联军在攻下天津后，集结2万兵力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分兵进犯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分兵四出攻掠，烧杀抢劫，使京津之间不少地方变成了瓦砾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部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同联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北京保卫战中，共毙伤侵略军四百余人，清军也有＊＊十多人战死。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美、俄、法、日、英 、德、意、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朝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二千多万两，并规定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各国可以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民不许在界内居住；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允许外国军队在北京和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十二个战略要地驻扎，帝国主义还禁止把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以两年为限，如列强认为有必要时，还可延长禁运年限；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该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祸首诸臣将"，将端王载漪革职充军新疆，庄亲王载勋、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均赐令自尽，共处死大小官员百余人；在侵略者"被虐"、"被杀"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办理对外事宜；清政府分派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并在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之处建立碑坊，为被毁的外国人的坟茔建立碑碣，"以昭涤垢雪侮之意"。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又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帝国主义通过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严酷的控制和勒索，使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

首先，在经济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凋敝。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敲诈勒索，钜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一两银子，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总收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大规模的勒索。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除了田赋以外，几乎别无财政来源，于是加重搜刮人民，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外债永无还清之日。中国在经济上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

其次，帝国主义从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统治。《辛丑条约》虽然没有规定割让领土、开放通商口岸的条款，却规定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中国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它表明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军事，使馆界的设立，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外国军队驻守北京使馆区，使得以武力为后盾的各国公使团可以直接地随时随地形成对清政府的军事控制。北京和大沽等地炮台被拆除，各国驻兵从北京到山海关，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外国军队可以随时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此外，清政府的许多重要政治措施，都必须听从帝国主义的指使，帝国主义可以挟持清政府惩办官员，可以指使清政府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斗争团体，可以责成清政府禁止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清政府各级官吏便不遗余力的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他们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帝国主义俨然成为凌驾于清王朝头上的太上皇。

再次，这时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在此之前，清王朝统治者与帝国主义之间既勾结又有矛盾，经常处于又和又打的状态。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震惊于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民族精神"，认识到"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决定仍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继续把清政府当作它侵略中国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一点，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提出《辛丑条约》的条文时，尽管勒索极为苛刻，但对清王朝统治者还是极为宽容，继续让慈禧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以致于慈禧向侵略者感恩戴德，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的初步结合，到《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派水乳交融的彻底结合，从此，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彻底变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1、概述：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件《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有四点：赔款、割地、开岸、商税。

2、从中英南京条约来看：
割香港岛给英国损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开放五口通商损害了我国的贸易主权，大量国外商品的涌入，自然经济开始瓦解。
关税协商损害了我国的关税主权，沉重打击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此我国的国家主权开始受到了破坏，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表现。

3、归结：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虽然是同时期的改革，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开始时所具有的基础就大为不同。双方在起跑线上就拉开了差距。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 中国高度中央集权日本是在中央集权下，相对的地方上存在一定的分权。其地方分权较多的特点与同为中央集权体制的中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与中国长期以来绝对的中央集权相比，日本具有西方国家分权制度的某些特点。故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日本虽闭关锁国 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16世纪起，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到日本。因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同时，维新前的日本本身教育发达。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识字率在当时世界上处于第一位。中国闭关锁国是对外一无所知并且毫无兴趣在鸦片战争被英国用大炮打破国门之前，清朝人对国门外的世界接近一无所知。就连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实际上也对外知之甚少。直到战争开战前，他还认为英国兵到了陆上就会一仆不能复起。而他更是坚信英国必须购买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统统便秘而死。对于世界的一无所知可见一斑。林则徐尚且如此，当时普通清朝臣民可想而知。就算被英国的大炮打开了国门，清朝臣民对于世界也毫无兴趣。鸦片战争结束后22年的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渊之别。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相对顺利；而洋务运动只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日本的变法主体较为庞大，手腕比较高明。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十分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6℅－10℅，在武士实力雄厚的萨摩藩，甚至占该藩人口的25℅），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收归天皇，进行改革。证明明治维新群众基础坚实对是在确定日本的政治体制时的一次论战，有六十四次上书请愿，而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了幕府旧政权。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主体是日本的中下级武士。为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其中一部分直接与资产阶级结成特殊联盟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因此日本中下级武士实际上充当了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个联盟的武士精英们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与了之前的幕政和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这些官员型精英的领导下，整个维新过程沿着控制中心夺取政权改变政体发展经济全面改化的路径循序渐进，每一阶段完成一个最主要任务，脚踏实地又坚定执着，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假设没有这样一个具有远大目光、杰出才干以及崇高威望的精英领导集团，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化的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洋务运动是少数先进的洋务派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了千年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洋务派和顽固派曾围绕要不要兴办洋务,发生过激烈的论争。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使得洋务派三十年来日在谣瘃之中。在奕?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强烈的反对。大学士倭仁上书：夷人称兵犯顺，震惊宗社，焚毁圆明园，残骸众臣民。是大清两百多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朝廷饮恨议和，当不忘雪耻复仇，岂能师事夷人。不甘大权旁落和继续沉沦落后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依旧沉睡在天朝上国梦的士人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合力，使洋务运动对原有社会的任何改动都阻力强大。明治政府为维新加税引发大量农民起义1873 年，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货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为地价的 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但是政府在征收地税的标准上确定了总体上不低于旧年贡的政策，因此在核定地价时极力提高，给地方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据资料统计，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即 1868 年到 1877 年的农民骚扰，竟达 500 件之多。其中反对地税改革的代表性一揆有真壁暴动、伊势暴动，而山重县的农民一揆是对政府冲击最大的一次。频繁发生的农民一揆反映了民众反对国家的重税和重课，具有反抗明治初期国家对民众掠夺的性质。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也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在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领导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根基于田赋之上的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负担。各地虽然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 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 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1878 年至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初步在底层社会实施有限自治，推动了日本地方制度向近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官僚统治。日本民间因此比清朝底层能承受更重的税负去从事变法维新的公共事业。正如学者指出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征得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缴税的，比如贵族等。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坐大，埋下后来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祸根。明治维新造近代国民国家 政权集权高效当时新日本统一的唯一道路，即废除立于封建制度上的藩及藩知事，改为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度。维新政权分阶段解除了原藩国领主占有土地和统治领民的权力。随后又通过逐步改组政府，将大量旧贵族从中央政权中排挤出去。从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到废藩置县，维新派以武力作保证，运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仅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使政权性质有了实质性改变，将国家权力收归中央，。明治维新将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它既保留天皇，却又开议会，行宪法。建立起新的法理型政治权威。在四民平等中建立起近代化国民国家。在此基础上，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现代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拥有近代国家机器集权而高效的特点。清朝维护传统体制 地方借洋务做大国家分裂随着镇压太平天国，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支撑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但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从这个角度上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的命运早在发起前就已注定。而一场成功的近代化改革，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因为靠一个中世纪的底层社会，想撑起近代化甚至现代化的上层，是不可能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