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官僚发起，以“自强”（前期）“求富”（后期）为标志的自救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即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学习先进的制度及思想，以发展工业（军事工业为主），达到抵御外辱的目的。
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后期（19世纪70年代）的清朝水师的精锐部队之一（北洋，南洋，福建），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一大成果，而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全国上下正在举行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技术成果，积极推行土地改革，大力削藩，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当时尽管拥有一些先进技术，但仍然采取自上而下的封建统治，加之西方采取的技术垄断最终使得军事力量远远落后于日本。
1895年中日甲午爆发，中国惨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相对与一些同等时期的采取改革的封建半封建国家而言的，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改变封建制度，而日本的改革不仅使其走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更使其在甲午战争之后一举取得亚洲军事强国的地位，并最终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所以，甲午战争是一道分水岭，不仅使得中国的两半程度加深，而且使得日本取得军事强国地位。

北洋运动口号就是两个，一个强国，一个富民。甲午战争后标志着清朝并没有走向强盛，北洋的多年成果基本毁于一旦，保守派占据上风。而洋务运动的后期口号，富民则仍然得以保留。

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最辉煌的成果，是清朝朝野的骄傲，是中国洋为中用的标志，这支具有标志意义的舰队毁了，自然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北洋军是清政府的王牌，甲午战争后标志着清朝并没有走向强盛，使清政府在军事基本无反击之力。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最辉煌的成果是清朝朝野的骄傲，它的覆灭使清政府更加困难。同时清政府在资金也供应不足。也正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所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

一般来讲 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
笔者认为，在看这个问题时，尤其要注意：不能以北洋海军一军的成败作为洋务运动成败的决定依据，而应该了解甲午战争对洋务运动局限性的全面暴露，也要注意与甲午战争以后若干历史事件相联系。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判断洋务运动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也就是说，它不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正确途径，不能实现它的目的。而这个“不能实现”，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有了深刻的体现。

一般来说，都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虽然说，近年来，对这个观点的怀疑越来越多，但是此观点毕竟没有被完全推翻，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笔者认为，在看这个问题时，尤其要注意：不能以北洋海军一军的成败作为洋务运动成败的决定依据，而应该了解甲午战争对洋务运动局限性的全面暴露，也要注意与甲午战争以后若干历史事件相联系。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判断洋务运动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也就是说，它不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正确途径，不能实现它的目的。而这个“不能实现”，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有了深刻的体现。

首先，从战争的国际背景来看。
1、战争的双方是日本和中国。日本自从60年代后期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中国也在60年代开始了洋务运动。
而日本实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在不到30年中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飞跃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成功地摆脱了西方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而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是束手束脚，学习西方的思想，长期处于异端的地位，不仅不能像日本那样发展迅速，甚至还要不时为自己的生存辩护。
更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两过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变”的理解，存在这极大的不同。相比之下，中国方面，无论是改革的洋务派，还是反改革派，都背负着中国旧体制的巨大包袱，他们和日本的改革者不同，如果说，日本的改革者是要“迫切地改变”什么，那么中国人当时更多的，还是想“坚决地维护”什么。
结果，经过了洋务运动却惨败在了日本手下，这一对比，说明了经过制度变革的日本，比仅仅器物变革的中国发展更好。
2、洋务派实行的是“中外和好”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列强采取妥协政策。“中外和好”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重要条件。
在甲午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中国也产生了新的侵略要求，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对中国的侵略要求，在商品市场、原料产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投资场所这一条。
而日本对中国侵略，正反映了这一需求，因此，日本得到了列强的支持或者默许。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依靠列强的妥协的外交政策不能让中国避免这一战争危机。
而这一外交政策上的根本错误，决定了清朝在战前不能认真备战，战争开始以后又屡屡贻误战机。
这一外交思想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其实早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就已经有了不少的表现，中国的“不败而败”，固然从根本上是由于国力的衰弱决定的，但是李鸿章对法国过分的恐惧和妥协的态度，对最后那份让人感到窝囊的《中法新约》，作用也是不小的。
如果说中法战争时，李鸿章的“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尚有其合理之处的话，那么10年以后“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助手，良足以拱卫京畿”的北洋海军却又被李鸿章描述得一无是处，就实在无法向人交代了。
固然北洋海军的实力确实很成问题，但是这样一支海军，攻不足，难道在防守时就一点都派不上用场么？如果李鸿章确实地改变了对外妥协的外交思想，北洋海军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至少不至于屡屡坐失战机，输得如此窝囊的。
然后，从战争过程来看。
1、慈禧太后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洋务派的上台，自然也就没有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但是慈禧太后总的来说是个精于权谋而缺乏真正战略远见的人。她支持洋务派的本质并不是热心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而是由于她要依靠洋务派来取得外国的支持、制约顽固派。这就决定了他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也不可能从中国近代化事业的高度，真正地一贯而持久。
再加上慈禧太后个人贪图享乐，远远没有日本明治天皇的奋发精神。所以她到洋务运动后期，会为自己的享受而挪用洋务派经营海军的宝贵军费去修建自己的花园。导致北洋海军从1899年以后再也没有新增加军舰。甲午战争开始以后，她也没有对战局保持起码的关注，而是在热中于自己的大寿，甚至为了自己的生日而影响备战。有人曾经讽刺慈禧太后是“万寿疆无”，对这个统治中国的老妇人来说，“万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恐怕比“疆无”更重要。
她是一个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统治者，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个很精明的统治者。但是她这种精明，毕竟还是以个人为本的，而不是以国家为本的；是权谋的，而不是战略的；是短浅的，而不是长远的。
在这样一个慈禧太后以这样的心态支持起来的洋务运动，难免要被慈禧太后这样的个人因素所影响。
2、从平壤战役、辽东之战的情况来看，当时负责陆地战事的主要是李鸿章一手组建起来的淮军，而他们从将领到士兵，都战斗力低下，只有少数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可能扭转整个战局。
淮军是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军队，而且也是洋务运动在陆军建设上的重要成果。
从淮军全线崩溃所表现出来的腐败状况，也可以看见，洋务运动发展出来的陆军，虽然在内战中表现出了高于旧绿营、八旗的素质，在武器装备上也获得了不小的改进，但是终究不能将他们看成是“新式”陆军，在他们的骨子里，渗透的仍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屡次惨败的东西。
所以，洋务运动范围内进行的陆军改革，只能“剿发捻”，而不能“勤远略”。而不能有力抵抗外国的军队，又如何谈得上带领近代中国脱离苦海？显然是不能的。
3、从黄海战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北洋海军经费、训练不足，结果导致战斗能力大不如日军，再加上由于封建衙门在办理海军事物时贪污腐败严重，结果导致北洋海军连起码的弹药供应都有问题。“腐败”这种渗透在中国旧官场中的毒素，同样被中国旧官场中的部分人带到了新运动中。拖着这副被毒素侵蚀的躯体，又如何带领中国走出病态？
4、黄海海战以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海军退守，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外交思想问题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存政治资本。这也与洋务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办理机构有关，都是地方实力派分散办理，所以他们都把洋务运动的成果看成是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不敢为国家利益去损耗。
与之相关的史实，还有北洋海军面临存亡关头时，南洋水师尽管得到了北上增援的命令，但是刘坤一等人却以各种借口拖延，终未派一舰北上，坐看北洋海军的覆灭。这也说明，将海军看成个人资本的，不只有李鸿章一人而已，洋务派大员中，这一问题还是满普遍的。
5、威海卫战役的末尾，投降日本的决定是英国顾问策划的，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洋务派所大量依靠的洋匠在洋务运动中的消极作用。
本来，在洋务运动中，大量任用水平比较高的外国人，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为中国利益在奋斗，而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或许有其职业道德，但是并没有民族感情，在关键时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终究还是应该让中国自己人来决定（当然，话说回来了，当时身处高位的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呢？悲哀啊……）
第三，从和谈这个环节来看，洋务派依赖外国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导致清朝政府早早地陷入了日本和谈陷阱，与战争后期的惨败有重大关系。早在黄海海战结束以后，清朝的高层就已经在各处活动，向和谈去大肆努力，而不是在战争上努力。
既然连重心都不放在战争上了，又怎么能指望腐败落后的清军在面对素质高出一等的日军面前取得良好的战绩呢？
虽然清朝统治者不想打，想和，但是日本人不想那么快和，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捞到了足够的好处，让清朝统治者变得足够懦弱，他们才会到谈判桌前，来攫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清朝统治者对和谈的迫切愿望，反而成为了他们继续战争的烟雾。当清朝大员在张罗着和谈时，他们向清朝的抵抗力量发动了致命的打击，北洋海军正是在“和谈”信号发出以后覆灭的。
最后，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当时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解决民族危机，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进行制度变更。
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洋务派不仅不能继续他们学习西方的程度，保持其先进性，相反，他们在这个时候，宁可与曾经的敌人——顽固派站在一起，成为了妨碍历史进步的力量。这也从根本上表现了洋务派由于其阶级属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而当时的中国不实现近代化，也就不能真正富强。
综上，从甲午战争前洋务派的政策、从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多方面问题以及战争后洋务派对时代潮流的负面作用来看。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看成是洋务运动破产的重要标志。
当然，洋务运动并不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了，相反，洋务派在戊戌变法后，还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一点：洋务运动的众多局限性，已经被甲午战争暴露无遗，经过了甲午战争，洋务派已经不再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步代表，洋务运动也不再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正确道路。

洋务运动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皇帝炼制武器、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的基础差不多全破灭了

洋务运动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维护封建统治，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标志洋务运动并不能维护封建统治，它只是客观上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它破产了

全打完了。
资产阶级在中国立足了。
封建地主阶级自然就下台了。

一般来说，都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虽然说，近年来，对这个观点的怀疑越来越多，但是此观点毕竟没有被完全推翻，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笔者认为，在看这个问题时，尤其要注意：不能以北洋海军一军的成败作为洋务运动成败的决定依据，而应该了解甲午战争对洋务运动局限性的全面暴露，也要注意与甲午战争以后若干历史事件相联系。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判断洋务运动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也就是说，它不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正确途径，不能实现它的目的。而这个“不能实现”，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有了深刻的体现。

首先，从战争的国际背景来看。
1、战争的双方是日本和中国。日本自从60年代后期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中国也在60年代开始了洋务运动。
而日本实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在不到30年中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飞跃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成功地摆脱了西方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而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是束手束脚，学习西方的思想，长期处于异端的地位，不仅不能像日本那样发展迅速，甚至还要不时为自己的生存辩护。
更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两过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变”的理解，存在这极大的不同。相比之下，中国方面，无论是改革的洋务派，还是反改革派，都背负着中国旧体制的巨大包袱，他们和日本的改革者不同，如果说，日本的改革者是要“迫切地改变”什么，那么中国人当时更多的，还是想“坚决地维护”什么。
结果，经过了洋务运动却惨败在了日本手下，这一对比，说明了经过制度变革的日本，比仅仅器物变革的中国发展更好。
2、洋务派实行的是“中外和好”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列强采取妥协政策。“中外和好”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重要条件。
在甲午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中国也产生了新的侵略要求，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对中国的侵略要求，在商品市场、原料产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投资场所这一条。
而日本对中国侵略，正反映了这一需求，因此，日本得到了列强的支持或者默许。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依靠列强的妥协的外交政策不能让中国避免这一战争危机。
而这一外交政策上的根本错误，决定了清朝在战前不能认真备战，战争开始以后又屡屡贻误战机。
这一外交思想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其实早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就已经有了不少的表现，中国的“不败而败”，固然从根本上是由于国力的衰弱决定的，但是李鸿章对法国过分的恐惧和妥协的态度，对最后那份让人感到窝囊的《中法新约》，作用也是不小的。
如果说中法战争时，李鸿章的“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尚有其合理之处的话，那么10年以后“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助手，良足以拱卫京畿”的北洋海军却又被李鸿章描述得一无是处，就实在无法向人交代了。
固然北洋海军的实力确实很成问题，但是这样一支海军，攻不足，难道在防守时就一点都派不上用场么？如果李鸿章确实地改变了对外妥协的外交思想，北洋海军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至少不至于屡屡坐失战机，输得如此窝囊的。
然后，从战争过程来看。
1、慈禧太后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洋务派的上台，自然也就没有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但是慈禧太后总的来说是个精于权谋而缺乏真正战略远见的人。她支持洋务派的本质并不是热心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而是由于她要依靠洋务派来取得外国的支持、制约顽固派。这就决定了他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也不可能从中国近代化事业的高度，真正地一贯而持久。
再加上慈禧太后个人贪图享乐，远远没有日本明治天皇的奋发精神。所以她到洋务运动后期，会为自己的享受而挪用洋务派经营海军的宝贵军费去修建自己的花园。导致北洋海军从1899年以后再也没有新增加军舰。甲午战争开始以后，她也没有对战局保持起码的关注，而是在热中于自己的大寿，甚至为了自己的生日而影响备战。有人曾经讽刺慈禧太后是“万寿疆无”，对这个统治中国的老妇人来说，“万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恐怕比“疆无”更重要。
她是一个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统治者，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个很精明的统治者。但是她这种精明，毕竟还是以个人为本的，而不是以国家为本的；是权谋的，而不是战略的；是短浅的，而不是长远的。
在这样一个慈禧太后以这样的心态支持起来的洋务运动，难免要被慈禧太后这样的个人因素所影响。
2、从平壤战役、辽东之战的情况来看，当时负责陆地战事的主要是李鸿章一手组建起来的淮军，而他们从将领到士兵，都战斗力低下，只有少数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可能扭转整个战局。
淮军是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军队，而且也是洋务运动在陆军建设上的重要成果。
从淮军全线崩溃所表现出来的腐败状况，也可以看见，洋务运动发展出来的陆军，虽然在内战中表现出了高于旧绿营、八旗的素质，在武器装备上也获得了不小的改进，但是终究不能将他们看成是“新式”陆军，在他们的骨子里，渗透的仍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屡次惨败的东西。
所以，洋务运动范围内进行的陆军改革，只能“剿发捻”，而不能“勤远略”。而不能有力抵抗外国的军队，又如何谈得上带领近代中国脱离苦海？显然是不能的。
3、从黄海战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北洋海军经费、训练不足，结果导致战斗能力大不如日军，再加上由于封建衙门在办理海军事物时贪污腐败严重，结果导致北洋海军连起码的弹药供应都有问题。“腐败”这种渗透在中国旧官场中的毒素，同样被中国旧官场中的部分人带到了新运动中。拖着这副被毒素侵蚀的躯体，又如何带领中国走出病态？
4、黄海海战以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海军退守，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外交思想问题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存政治资本。这也与洋务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办理机构有关，都是地方实力派分散办理，所以他们都把洋务运动的成果看成是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不敢为国家利益去损耗。
与之相关的史实，还有北洋海军面临存亡关头时，南洋水师尽管得到了北上增援的命令，但是刘坤一等人却以各种借口拖延，终未派一舰北上，坐看北洋海军的覆灭。这也说明，将海军看成个人资本的，不只有李鸿章一人而已，洋务派大员中，这一问题还是满普遍的。
5、威海卫战役的末尾，投降日本的决定是英国顾问策划的，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洋务派所大量依靠的洋匠在洋务运动中的消极作用。
本来，在洋务运动中，大量任用水平比较高的外国人，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为中国利益在奋斗，而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或许有其职业道德，但是并没有民族感情，在关键时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终究还是应该让中国自己人来决定（当然，话说回来了，当时身处高位的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呢？悲哀啊……）
第三，从和谈这个环节来看，洋务派依赖外国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导致清朝政府早早地陷入了日本和谈陷阱，与战争后期的惨败有重大关系。早在黄海海战结束以后，清朝的高层就已经在各处活动，向和谈去大肆努力，而不是在战争上努力。
既然连重心都不放在战争上了，又怎么能指望腐败落后的清军在面对素质高出一等的日军面前取得良好的战绩呢？
虽然清朝统治者不想打，想和，但是日本人不想那么快和，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捞到了足够的好处，让清朝统治者变得足够懦弱，他们才会到谈判桌前，来攫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清朝统治者对和谈的迫切愿望，反而成为了他们继续战争的烟雾。当清朝大员在张罗着和谈时，他们向清朝的抵抗力量发动了致命的打击，北洋海军正是在“和谈”信号发出以后覆灭的。
最后，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当时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解决民族危机，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进行制度变更。
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洋务派不仅不能继续他们学习西方的程度，保持其先进性，相反，他们在这个时候，宁可与曾经的敌人——顽固派站在一起，成为了妨碍历史进步的力量。这也从根本上表现了洋务派由于其阶级属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而当时的中国不实现近代化，也就不能真正富强。
综上，从甲午战争前洋务派的政策、从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多方面问题以及战争后洋务派对时代潮流的负面作用来看。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看成是洋务运动破产的重要标志。
当然，洋务运动并不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了，相反，洋务派在戊戌变法后，还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一点：洋务运动的众多局限性，已经被甲午战争暴露无遗，经过了甲午战争，洋务派已经不再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步代表，洋务运动也不再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