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

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

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

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

“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

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