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邊眾」的文章出籠之後，韓國一片譁然，中國的記者也進行了採訪。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厲聲透露，「東北工程」立項的初衷更多的是考慮到當時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面臨很多諸如大規模下崗、礦業城市資源枯竭等嚴重社會問題，「要解決現實問題，把歷史問題搞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厲聲說，這種思路在「東北工程」的全稱（「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中亦有體現。而以巨大的課題經費支撐經濟並不景氣的東北地區的科研力量，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另外學者認為，此次的中韓尷尬事件，與大陸學術研究自身存在的問題不無關係。改革開放後，國內學術界與外界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學術研究往往存在較為嚴重的「趨利傾向」。無論是課題經費還是社會關注度，經濟學、法學等學科在社會上「獨占鰲頭」，一些MBA老師年薪達幾十萬，一些著名法律學者擔任律師可以獲得五十萬元的律師費。而諸如歷史等學科，很多學者則需要自費出版研究成果，出現所謂「研究越多，學者越窮」的現象。這直接導致了研究人才分布的「貧富不均」。

本次採訪中記者發現，在國內尋找高句麗問題專家相當吃力。「我們對『高句麗』的研究遠比不上韓國。」國內一位常年從事東北亞問題研究的學者無奈地說，「他們一位學者寫過幾十本研究中朝邊界的書，而我們的情況是以前的老學者已經逐步退出研究，繼承者又非常少。人才匱乏，立志坐冷板凳的人太少。」

一位參加了「東北工程」的學者向記者透露，在「東北工程」中，研究高句麗時間在五年以上的人極少，但由於國家立項投入了課題經費，這一研究變得相當「熱鬧」。「這種做法不僅會養成一批學術『追星族』，也會讓國外誤解我們，誤以為有什麼政治背景。」此次「高句麗」爭議事件印證了這種擔憂 。

以上中國記者的採訪，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中國學術界貧富不均，沾歷史邊的最窮，學者迫切需要通過課題經費脫貧，尤其需要照顧日益落後的東北學者。二是「在國內尋找高句麗問題專家相當吃力」，他們斗大的韓文字母都不認識，為什麼偏偏要研究高句麗呢？不打自招還是為了錢。

網友評論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高句麗歷史爭端純屬無中生有，如果高句麗歷史都能成為爭議，那等於是宣布『史書是一堆垃圾』。有誰可以承擔這個風險？ 高句麗爭端除了讓某些『東北工程專家』騙騙經費之外，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