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高欢（496－547）即北齐神武帝，祖籍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名贺六浑。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东北；也作绥远固阳），成为鲜卑化的汉人。曾掌东魏兵权，称大丞相，他以晋阳为基地，东征西讨。《北齐书》：“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神武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启”，“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十月壬辰，神武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崩于晋阳”。其子高洋建立北齐，追尊其为神武帝。
其祖高谧曾为北魏侍御史，后因犯法举家徙于怀朔，此后三代遂世居于此。怀朔是鲜卑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高欢就生长在这里，史称他“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而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富户出身的娄昭君为妻。
　　六镇起义爆发后，他先后投靠杜洛周和葛荣；后脱离义军投尔朱荣，受到宠信，任晋州刺史。葛荣失败后，他收编葛荣余众，以山东的冀、定、相诸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为自己的据点。同年，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杀死后，尔朱氏族人控制朝廷。普泰元年(531)，高欢起兵声讨尔朱氏，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元朗为魏帝（后废帝）。永熙元年（532）夺取邺城，大败内部不和的尔朱氏联军，进入洛阳，废尔朱氏和他自己所立的两个皇帝，另立孝武帝元修。高欢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随即平定并州，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东魏的建立，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高欢为人深沉，富于机谋。善用人，不问地位高低，唯才是举。治军严明，将士乐为效死。孝武帝想依靠据有关陇的宇文泰以消灭高欢，计划不成，于永熙三年逃奔长安。高欢在洛阳立孝静帝元善见，是为东魏。535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文帝元宝炬，是为西魏。东西魏皇帝，实际是高欢、宇文泰分别操纵的傀儡。 　　他统治时期，南朝梁虽有北伐，但与东魏的关系仍以频繁通使为主。高欢害怕北方士大夫望梁朝为正朔所在而投奔江南，也无意南向扩张疆土。魏分东西后，彼此抗争，柔然的倾向对东西魏有举足轻重之势。高欢娶柔然公主（又称蠕蠕公主），表示对柔然结交求和。孝静帝即位，高欢即决定迁都于邺，他多次与西魏作战，双方各有胜负。武定四年（546），高欢悉举山东之众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余日，士卒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退军。高欢智力皆困，而发病。次年正月丙午（初八）日（547年2月13日）高欢卒。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可能

人物介绍
高欢是南北朝时期东魏权臣，北齐的奠基者。小字贺六浑。祖籍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东）人。其子高洋称帝后，追尊为太祖献武帝（后被改尊为高祖神武帝）。高欢的先祖因犯罪徙居怀朔镇，世居北边，生活习俗鲜卑化。东魏的建立，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高欢为人深沉，富于机谋。善用人，不问地位高低，唯才是举。治军严明，将士乐为效死。孝武帝想依靠据有关陇的宇文泰以消灭高欢，计划不成，于永熙三年逃奔长安。高欢在洛阳立孝静帝元善见，是为东魏。535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文帝元宝炬，是为西魏。东西魏皇帝，实际是高欢、宇文泰分别操纵的傀儡。
他统治时期，梁虽然有北伐，但与东魏的关系仍以频繁通使为主。高欢害怕北方士大夫望梁朝为正朔所在而投奔江南，也无意南向扩张疆土。魏分东西以后，彼此抗争，柔然的倾向对东西魏有举足轻重之势。高欢娶柔然公主，表示对柔然结交求和。孝静帝即位，高欢因此决定迁都于邺，他多次与西魏作战，双方各有胜负。546年，高欢悉举山东之众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余日，士卒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退军。高欢智力皆困，而发病。次年高欢卒。

总评
《北史》记载：神武（高欢死后被儿子高洋尊谥为献武帝后改为神武皇帝）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经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方。听断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护勋旧。……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居家如官，仁恕爱士。……至南和梁国，北怀蠕蠕，吐谷浑、阿至罗咸所招纳，获其力用，规略远矣。”其中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不失公允。
高欢足智多谋，眼光深远，善于权谋机变，极具军政天赋。从他替尔朱荣出谋划策，到后来击破掌权的尔朱家族都显示了这一点。另外，高欢临终前嘱咐儿子高澄，指出侯景必然造反，但只要用慕容绍宗为帅就可讨平。结果不出高欢所料。并且高欢用人惟才是举，高澄、高洋日后的班底，基本不出他的建制，为北齐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高欢当政十五年，比较留意农桑，关心民间疾苦，先后沟通了卫水、漳水，开通了天平渠（于天平年间开凿，故以年号命名），用来灌溉良田。还曾多次治理黄河水患、亲自出巡四方，了解各地吏治民生，对于苛暴行为，及时革除惩戒（如尉景）；清廉州官，则奖掖提拔（如韩轨）。
然而，百密终有一疏，只因一时之仁、一念之差，致使宇文泰走脱、孝武帝出奔，最终造成东西魏对峙之局。虽然如此，高欢控制的东魏实力还是远强于西魏，但他前期轻敌，后期又运道欠佳，结果导致神武如他，终其一生竟也未能一统天下！真所谓时也运也，冥冥之中，造化弄人。
尔朱荣认识高欢时，对高欢能让马乖乖站着让他清洗，十分惊讶，高欢表示软硬兼施（类似于今日老美大棒在手、金元在口政策）才是唯一方法，尔朱荣对他记忆十分深刻，开始拔擢他。后来，高欢几个儿子有次面对一团绳索难解，其中次子高洋一刀砍断，高欢十分高兴。此为“快刀斩乱麻”一语由来。

历代评价
段长：“君有康济才，终不徒然。”
尔朱荣：“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
慕容绍宗：“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
李百药：“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统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方。听断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性周给，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论心，不尚绮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稀见任用。诸将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画，多致奔亡。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居家如官。仁恕爱士。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擒，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故遐迩归心，皆思效力。至南威梁国，北怀蠕蠕，吐谷浑、阿至罗咸所招纳，获其力用，规略远矣。”
卢思道：“齐高祖神武皇帝，天纵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龙摅豹变，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会韩陵。类蚩尤风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陈。彼曲我直，天实赞之。日未移晷，大歼丑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统。群后成务，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灾，震逼为梗。居郑流彘，去而不入。迁鼎旧邺，国命维新。朝章国宪，灿然毕举。渭南失律，似乌林之丧师；洛北先鸣，同官渡之凯入。虽天命有归，而尽于北面，方之魏武，具体而微。”
朱敬则：“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沈。望之俨然，风尘自远；听之逾厉，雷霆或闻。至乃足践列星，声振原地。”

北齐神武帝高欢（496年－547年），鲜卑名贺六浑，祖籍渤海调蓨（今河北景县南）。北朝东魏权臣。因祖犯法，遂移居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北，一说内蒙古固阳），成为鲜卑化汉人。他曾参加杜洛周起义军，继归葛荣，为亲信都督。后叛降尔朱荣，
并收编六镇余部，镇压青州流民起义，任第三镇酋长、晋州刺史。他竭力调和汉胡关系，依靠鲜卑族和汉族高门，扩充政治实力。普泰二年（532），一举消灭尔
朱氏残余势力，以大丞相控制北魏朝政，永熙三年（534）逼走北魏孝武帝，另立孝静帝并挟其迁都邺城。高欢专擅东魏朝政16年。其子高洋取代建立北齐，追
高欢为献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