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贺龙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他在湖南屡次崛起，和哥老会有很大的关系。

不说清楚哥老会，我们就不能理解贺龙。

按照哥老会内部文件的说法，哥老会的祖师爷是郑成功。

当年明朝灭亡，郑成功无力回天，便把一本书、一方玉印放进铁盒子，扔到海里，等待有缘人捕捞起来，继承自己“反清复明”的遗志，和清朝奋战到底。

至于书里写的内容，基本是如何成立组织、口号和纲领，玉印则象征号令天下的权力，颇有“武林至尊宝刀屠龙”的意思。

到了清朝道光年间，郑成功扔到海里的铁盒子，终于被福建人捕捞起来，然后卖给云南大理的郭永泰。

郭永泰继承郑成功的遗志，创办哥老会的精忠山堂，那本书也起名为《海底》，成为哥老会的纲领性文件。

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用大脚趾都能想明白。

一个铁盒子扔到海里200年，竟然没有被洋流卷走，而且密封性好到不漏水，可能吗？郑成功用的又不是无缝钢管。

所以这个说法，基本是打郑成功的招牌，做自家的生意。

事实上，哥老会能成为旧中国的重要组织，属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清朝初年的时候，四川经历几十年的战乱，导致四川原住民几乎死绝，朝廷为了治理四川，不得已从东部省份向四川移民，这个过程也叫“湖广填四川。”

中国古代王朝的治理模式粗糙简陋，皇权不下县，所以基层政府必须和士绅合作，才能在农村维稳和收税。

但移民占多数的四川，由于没有根深蒂固的士绅家族势力，基层政府便失去稳定的合作对象。

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权力讨厌真空”，于是在四川农村地区，移民们根据祖籍、血缘和人脉等关系，到处奔走串联，推举出说话有分量的人物，替代士绅家族执掌基层的权力。

政府也需要合作对象，便认可了农村重组权力的做法，甚至在收税和剿匪等事情上，还有非常明显的扶持倾向。

随着清朝统治稳定下来，四川的民间组织经过野蛮生长，逐渐有了固定的礼仪、组织和黑话。

这些民间组织，就是哥老会的前身。

而民间组织壮大之后，必然要和政府争夺统治权，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越来越多的农民、手工业者、长江水手游走在破产的边缘。这些失业者对现实非常不满，便和争权的民间组织一拍即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力量。

既然是反政府，总要有纲领口号吧。

巧了，清朝唯独不缺反政府的纲领口号，从1644年喊到1911年的“反清复明”，不就是现成的嘛。

于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反清复明的哥老会正式出炉，并且和邪教似的，向云南、贵州、湖南、陕西等省份扩散，不过主阵地仍然是四川。

也就是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给哥老会提供了大爆发的机会。

随着太平军一路向东征战，那些散布在西南各省的哥老会成员，纷纷起来拉队伍，响应太平军的反清战争。

在数年的征战过程中，原本在西南省份发展的哥老会，也渗透到太平军的队伍里，沿着长江一路传播到江浙地区。

哥老会的传播路径，当然包括湖南的湘军。

曾国藩就明文规定，湘军将士不允许参加哥老会。但是没什么用，在缺乏权威和秩序的晚清时代，哥老会的组织，恰恰能给将士们带来温暖和庇护。

曾国藩整顿了几次也没效果，只能躺平。

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曾国藩解散几十万湘军，那些军官回乡买田盖房子，过起黄四郎的日子。

可士兵们已经习惯了刀口舔血的生活，不甘心回乡做一个农民，便分化成两拨：

其中一部分留在江浙，成为漕运起家的青帮骨干，另一部分带着军中的哥老会兄弟回到湖南，到处开山堂。

湖南，便成为和四川比肩的哥老会重镇。

于是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太平军沿长江一路东进，湘军又在战后返回湖南，导致江浙的青帮、两广的天地会、西南的哥老会被串联起来，形成遍布长江流域的反政府会党组织。

其中发展最猛烈的就是哥老会。

到了清末民国的乱世，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彻底崩溃，基层政府的控制力更加软弱涣散，哥老会等会党组织，便成为正式政府之外的隐形政府。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有武装力量，还取代了相当一部分的政府功能，那些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其实是县太爷+军头+商人的混合体。

在哥老会兴盛的地方，你想做任何事情，不经过哥老会的同意，你就做不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哥老会，成为哥老会的自己人。

曾经在泸州驻军的朱德、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民盟主席张澜，都参加了四川哥老会。

甚至晋西北的神池县，有个叫谷思慎的同盟会员，不到20岁便开了哥老会的山堂，招揽起几万兄弟。

抗战时期谷思慎去延安的时候，经过晋西北和贺龙见面，俩人聊的特别开心，可能和哥老会的渊源有关系。

好了，终于说到贺龙了。

二、

贺龙是湖南桑植人。

这地方离川渝地区很近，清朝道光年间就有了哥老会，贺龙的曾祖父贺廷璧，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咸丰四年拉起数千人的队伍，响应太平军的反清战争。

虽然贺廷璧反清失败，被清朝政府斩首，但贺廷璧成为哥老会的英雄，被湘西人民口口相传了很多年。

家族有这么个祖宗，贺家的地位、声望或者人脉，都不是其他人能比的。于是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名分，也就在贺龙家族传下来。

贺龙未成年就出来闯荡江湖，官方资料说是为了谋生才做骡子客、吃大户、暴揍富家少爷等等。

贺龙家里是穷了点，但是在贫穷的背后，贺龙家族有一连串的社会身份：

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龙头大爷，姐夫谷绩廷是哥老会高管，就连未成年的贺龙都是哥老会“闲散大爷”、“十排老幺。”

哥老会的内部等级是头排到十排，中间没有二、四、七、八、九排，因为关羽是二爷，四不吉利，排行第七是叛徒，八和九占了杨家将姐妹的称呼，就剩下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和十排。

头排大爷也叫龙头大爷，地位最高，负责管理一切事务。

十排的地位最低，大部分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但有一个“凤尾十排”的名号，专门给有潜力的后辈。

所以贺龙是地位最高的龙头大爷，因为年轻需要历练，就从“凤尾十排”做起。

你以为贺龙是穷人家的苦命孩子，其实贺龙是董事长的公子，下基层挂职锻炼的。

经过多年闯荡江湖，贺龙在桑植县“打”出名头，并且团结起一大批兄弟，成为爱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的神人。

哥老会内的等级排位，也从闲散大爷转正为龙头大爷，成为通吃黑白两道的湘西话事人。

有这样的江湖地位，贺龙才能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用两把菜刀拉起队伍，在湖南军阀中左右逢源。

即便队伍被打散兼并，贺龙回到桑植喊一嗓子，又能满血复活，谁都奈何不了他。

《红星照耀中国》里说：

“贺龙可以到全国任何一座村庄，向哥老会亮出自己的身份，然后拉起一支武装来，甚至几次将地方哥老会的武装力量，全部收编至红军麾下。”

斯诺没有吹牛逼，在那个年代，“贺龙”两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各级领导人分批突围。

贺龙于11月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不清楚贺龙的江湖地位，准备安排他在上海休整，然后去苏联学习军事，具体做什么工作，等留苏回来再说。

但贺龙是老江湖了，非常清楚自己的号召力，便和周恩来说：

“湘西、云贵、川渝的地形和人情，我都了解。尤其是湘西地区，想拉队伍是没问题的，我还是回去组建红军吧。”

周恩来想了几天，最终同意贺龙的请求，并且给他组建了领导班子，包括湘鄂边前委书记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等。

1928年初，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到达湘鄂边，不费吹灰之力拉起一支人马，组建了红四军。

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就是姐姐贺英执掌的哥老会家族武装，共计千余人。

而且有件事特别逗。

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回湘西的时候，路过常德澧州，十几个人正在吃饭，突然被30多名国民党军包围了。

贺龙起身掏枪准备战斗，结果国民党军发现是贺龙，赶紧立正敬礼，尴尬的笑笑：“大帅，我们也是来搞点东西吃，没想到惊动您了。”

因为贺龙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他们不敢惹，贺龙也做过澧州镇守使，是他们曾经的老首长，不愿意惹。

贺龙知道是老部下来了，也不在乎刚才的事，对他们说：“免了。老子要住在这里，你们给老子站岗放哨。”

那些国民党军乖乖站了一夜岗，第二天送走贺龙，才回去报告，说没抓到贺龙。

能让国民党军站岗放哨，除了贺龙以外，红军将领里恐怕再没有别人了。

借助哥老会关系和共产党组织，贺龙重新在湘西扎根，陆续创建了湘鄂边苏区、鄂西北苏区、黔东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红四军也发展成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

屡败屡战，屡扑屡起。

和其他根据地的红军相比，贺龙部队的战绩不算耀眼，地盘也不是最大，但是生命力最强。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统帅的名字叫贺龙。

三、

我们在《绿林大侠毛泽东》里说过，那种江湖大哥的身上，往往有两种特质，其一是喜欢打抱不平，其二是非常有人格魅力。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回去补课。

众所周知，贺龙喜欢打抱不平。

早在青少年时代，有个富家公子羡慕保长的威风，说长大以后也要做保长。

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刘秀说“仕宦要做执金吾”，这个富家公子以为，自己和汉朝二祖一样牛逼。

结果贺龙瞅了他一眼，说老子长大要做打保长的人。

此时此刻，并不是彼时彼刻啊。

毕竟哥老会的起源是反清，骨子里就有一种反抗的情结。

贺龙做为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不可避免地受到哥老会侠气熏陶，不管在朝在野，都关心穷苦人民的生活，愿意替他们打抱不平。

而这种江湖的反抗情结，正好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契合，于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的时候，贺龙决定放弃高官厚禄，跟着共产党走，甚至愿意把亲手拉起来的队伍，无偿交给共产党指挥。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国为民的信念，贺龙一辈子都没有动摇过。

很多人说，贺龙军长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共产党，其实反过来看，未尝不是共产党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贺龙。

这种双向选择，算是互相成就吧。

至于贺龙的人格魅力，更不用说了。

南昌起义前，贺龙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显，有些军官不愿和共产党革命，想带部队投奔更强大的蒋介石。

他们私下和蒋介石的代表开会，商量能带哪些部队离开，然后逼贺龙向蒋介石靠拢。

结果商量半天，发现没辙。

参谋长陈图南叹一口气：“只要老板在，把我们这些人全加上，又能拉走几个兵。”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到：

“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有上千人冻死在雪山上，更有几千人饿死，或者被南京方面的炸弹炸死。但是贺龙的个人影响力非常大，许多部下宁愿和他共赴生死，也不愿中途离开。”

整个红军队伍里，能有这么强的个人魅力，让红军战士和他共生死，除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外，接下来就是贺龙了。

对于很多红军战士来说，参加红军队伍，其实就是追随贺龙。

从这个角度来看，贺龙在红二方面军的影响力，直追红一方面军的毛泽东。

而半辈子的江湖生涯，贺龙习惯了刀口舔血，也锻炼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他平时说话不多，一旦开口，便能直至核心问题。

比如贺龙和周逸群同时拿一本小册子，贺龙读两遍就背下来了，知识分子周逸群还没有背下来。

贺龙把小册子中的理论，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理解，偏向务实操作。而周逸群把理论和古今中外联系起来，更偏向务虚文学。

比如建国初期，贺龙指挥18兵团入川，解放成都之后就在四川驻扎下来。

18兵团的官兵大部分是北方人，他们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想着都解放了，留在四川做什么，趁早回北方安家吧。

政工干部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怎么说都没用，北方官兵回家的心思，反倒越挫越勇了。

再这样下去，军心浮动要出大事，但是专门做思想工作的政委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事情闹到贺龙的办公室，请他想想办法。

贺龙一听就怒了：“什么特么的思想工作，两句话的事，遇上秀才就越搞越复杂。”

他召集干部开会，劈头盖脸就骂：

“我们南方干部到你们北方吃了8年小米，抗了8年战，现在带你们北方干部到南方吃几年大米，还不行吗？还要再做多少思想工作？”

将心比心，北方干部想想也觉得没毛病，此后再也不闹了。

这就叫直指核心问题。

政工干部要求他们服从组织纪律，但是组织纪律重要，人情也重要，用组织来压人情，极有可能起到反面效果。

贺龙却换位思考，用人情来引导人情，两句话就把事情解决了。

能拉队伍、能管理队伍、三言两语快刀斩乱麻，这就是龙头大爷的本事。

四、

1937年抗战爆发，三大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赴抗日前线。

贺龙和关向应率领120师主攻晋西北地区，麾下有张宗逊、王震、萧克、甘泗淇等将领，陆续收复了河曲、保德、偏关、宁武等晋西北县城，指挥了雁门关大捷，累计作战1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

晋西北地区，至今流传贺龙的故事，谁家要是参加过八路军，乡亲们都会点个赞，哎呀，他们家是贺龙的兵。

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其他部队的首长，都成了各路野战军的统帅。唯独以120师为班底的部队，被改编成西野，由彭德怀统帅解放大西北。

问题出在哪里？

有的说法是剥夺贺龙兵权，其实是不对的。

军人能不能争到领兵打仗的权力，需要用战绩来证明，自己能带领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贺龙更倾向于做拉人、用人、驭人的统帅，具体战役指挥方面，打游击战绰绰有余，十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远不如林彭粟的战绩精巧。

用韩信的话说，善将将，不善将兵。

贺龙军事生涯的转折点，就是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

1946年初，解放战争还没有爆发，国共处于军事摩擦的阶段，互相试探实力，给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我军想攻克大同，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想攻占张家口，阻断两大解放区的联系。

战事一触即发，我军为了占据先机，便决定发起大同战役。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两大解放区派出30个团的兵力，并且成立前线指挥部，晋绥军区的张宗逊做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的罗瑞卿做政委，指挥部队联合作战。

贺龙和聂荣臻坐镇后方，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具体作战部署，5个旅和地方部队攻大同城，4个旅和地方部队在内蒙古集宁负责打援。

原本作战计划进展顺利。

7月31日到9月初，我军歼敌数千人，基本扫清大同城的外围防御据点。

但因为部队火力不能集中，又缺乏攻城经验，导致大同城怎么都攻不下来。

攻城战，变成拉锯战。

我们都知道，我军的优势是运动战，拉锯战对我军极为不利，于是战役的进程非常垮塌。

而就在9月3日，负责国民党军战役指挥的傅作义，派出3万人进攻集宁。

集宁是我军准备打援的地方，现在傅作义的部队来了，便决定调回大同的攻城部队，先和傅作义在集宁决战，然后再回师攻克大同。

总共30个团的部队，调到集宁25个，这是准备决战的架势。

计划是美好的，现实却很骨干。

我军阵地陆续被傅作义部攻占，随后又收复失地，并且歼灭数千人，准备再接再厉歼灭敌101师，但是没有成功，反而在傅作义部优势兵力的反击下，我军处于战役劣势。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我军于9月13日撤出集宁，第二天撤围大同。

这次战役历时1个半月，虽然歼灭傅作义部1.2万人，但没有完成攻克大同的任务，也没有把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更悲催的是大同集宁作战失败，间接导致晋察冀首府张家口失守。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严重的军事失败。

从此以后，贺龙和聂荣臻掉出战役指挥的第一梯队，有什么大仗硬仗，军委优先考虑彭林来指挥，实在忙不过来，才会选派他们俩。

这是贺龙没有指挥大兵团的内因。

至于外因也很简单。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共两军的主战场，变成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贺龙在抗战时期开辟的晋绥解放区，突然从前线变成了后方。

而东北主帅是林罗，中原和华东是刘邓、陈粟的主场，贺龙唯一能争取的西北战场，也因大同集宁战役表现不佳，被彭德怀接替了指挥地位，麾下就是贺龙亲自带出来的部队。

于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贺龙，就成了后勤大管家，用晋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有力支援了前线的作战行动。

最后到建国前夕，才带领18兵团南下四川，做了西南军区司令员。

我估计啊，中央派贺龙去四川，和他出身哥老会有关系。

毕竟90%的四川成年男性都是哥老会袍哥，派一个龙头大爷坐镇成都，不论剿灭或者安抚，工作起来都会很方便。

还能说什么呢，时也运也。

五、

最后又要说到贺龙的人生结局了，写那代人的故事，大革命是绕不开的话题。不过这个话题太敏感，我们长话短说吧。

贺龙和教员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

早在1927年的时候，教员便用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鼓励和自己革命的同志们。

即便后来贺龙不再执掌大兵团，教员也把贺龙当作一面旗帜，尊重且重用。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离开军委，贺龙和林彪、聂荣臻被选举为军委副主席。

再过4年，因为林彪的身体不行，教员让贺龙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70岁的贺龙到达人生巅峰时期。

贺龙也一直追随教员。

长征到达陕北，贺龙做为红二方面军的灵魂人物，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直接表示支持党中央和毛主席，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而且贺龙称教员为“毛大帅”，在他这种旧时代军长的概念里，大帅是最高领袖的专属称号，称呼谁为大帅，就代表对谁的绝对认可。

到了建国以后，贺龙专门做了一个很大的木板床，铺上纯白色的褥被枕套，并且在半张床上摆满马列著作、毛选、历史书和武侠小说。

家人不知道贺龙要干什么，还以为他要考大学呢，结果贺龙说：

“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书也比我的多，睡觉前随手一抓就能看书，看困了就睡。”

那几本《毛选》，贺龙读了无数遍，每次都要用红蓝铅笔划重点做眉批，时间长了，他还读出藏在书里的气韵：

“书里的文章浅显易懂，真是大境界。因为功夫到家自然返璞归真，文章写到极处就是一个淡字，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很容易，而淡中知其味，非大家伟人做不到。”

教员和贺龙，论私是两相知的关系，论公是互相尊重的革命同志，而且教员让林彪和贺龙同时做军委副主席，未尝没有互相制衡的意思。

如果就这样下去，贺龙的晚年会很幸福。

但是大革命来了。

教员希望贺龙能支持他，沿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毕其功于一役，完成“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使命。

估计贺龙看不到这个层面，便不表态支持。

即便如此，教员依然在各种场合给他讲道理，想说服他支持自己，甚至在贺龙受到冲击的时候，直接说“我是你的保皇派”，保护贺龙的安全。

所以在大革命的前几年，贺龙还是很安全的。

林彪和他谈话：“现在的问题是支持谁、反对谁”，暗示贺龙跟着他走，结果贺龙是装糊涂的高手，根本不接茬，林彪碰到软钉子，照样拿他没办法。

就这样过了3年，教员始终没能说服贺龙，很无奈的说了一句：“贺龙不保了。”

失去最大的保护伞，贺龙就要面对想用他博功名的人，命运可想而知。

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必须大量喝水，结果住的地方被停水几十天，导致身体迅速垮掉，住院抢救的时候，又被输了1000cc的葡萄糖。

然后就去世了。

当然，1974年贺龙就被平反了，但看一下时间就知道，那时林彪已经跑了，大革命的进程急转直下，为了稳定大局，必须安抚人心。

嗯。

其实现在回头来看，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中国的血祭，从教员、贺龙到整整一代年轻人，都用自己的血，在祭坛上做出正面或反面的教训。

那些追随教员的，未必是出自真心，也有可能是投机。

那些不追随教员的，也可能是真心爱党爱国的，比如贺龙，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爱党爱国。

正如在怀仁堂看完话剧《青年一代》以后，贺龙对孩子们说的：

“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就一个愿望啊，接好革命班，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