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即湖南西部地區。談到湘西，便不得不提沈從文這位現代文學領域的巨擘，其兩篇著作《邊城》及《湘行散記》活靈活現地刻畫出湘西樸素自然的人文地貌。對比研究兩作，兩者的風格、寫作心態以至體裁和深層意蘊都有各式出入。

時代背景上，《邊城》成書於1931年間，當時社會瀰漫著浮躁不安的空氣：

對內方面，中原大戰後，國共衝突逐漸升溫；對外方面，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落腳東北對整個華夏虎視眈眈。但與此同時，沈從文的學生也是他日後的妻子張兆和隨著他馬拉松式的示愛，對其態度逐漸軟化；事業上沈從文也漸入佳境，在山東大學任教的他被胡適譽為中國那時最有希望的小說家。

至於《湘行散記》則成書於1934年，此時中國政局達到自軍閥割據時代結束以來最紊亂的一刻，神州大地四分五裂，飽受戰火摧殘，沈從文年邁的老母親又要長期臥病在老家。若從創作背景分析，沈從文在締造這兩篇作品時的心態應當分別是憐憫的和壓抑的。

沈從文在開始創作《邊城》時，正處愛情事業兩豐收的階段，但整個國家卻位處內憂外患之中。意氣風發而對政局又氣餒的沈從文將對「人性美」的歌頌、盼望寄託在一個以人傑地靈的湘西山川為背景的愛情悲劇中。《邊城》中全數角色人格上極淳樸真誠，人們不講等級不講功利，只講奉獻與坦誠相待：

翠翠對外公的孝順以及外公對她的慈愛呈現了長幼之情；天保為成全儺送主动放棄追求翠翠選擇出海以及鄰里間的守望相助展現了奉獻精神；儺送得知哥哥遇船難後毅然決定踏上尋找其屍體的征途歌頌了手足之情......

《邊城》在情節方面構思了充分的矛盾衝突，於劇情上亦足够感性：

文中以翠翠及其雙親的悲劇愛情凸顯命運的無常；以儺送選擇了愛情而非碾坊謳歌兩情相悅的至高無上；以天保、儺送同時喜歡上翠翠但翠翠卻只喜歡儺送鋪墊戲劇化的內容走勢......一切的一切都猶如美麗的誤會。

作為一篇愛情小說，《邊城》從各方面來說都是無可挑剔的，文中這如桃源般一塵不染的的烏托邦世界都只是厄運的背景板。

《邊城》在引起對人性的思考同時具極佳的故事性——便如把《鐵達尼號》與《桃花源记》結合般。要是問該不該永遠把《邊城》陳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那我是舉雙手雙腳讚成的，原因是《邊城》無疑是一篇偉大的作品。

三年後，沈從文回鄉，及後將自己一路的見聞以及與妻子的筆信來往入冊成書。與《邊城》形式上最大的不同在於《邊城》本質上是一則以沈從文童年時期在湘西的經歷作為背景，再根據其個人對愛情乃至社會人性的感悟而虛構的故事。

而《湘行散記》則是沈從文以第一身視角，對自己一路所見所聞所受及與妻子的筆談所進行的紀錄。《湘行散記》對湘西人文地貌的描寫手法與《邊城》大同小異，但可見沈從文在其中加入了一些若隱若現的隱喻諷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桃源與沅州》一章——桃源和沅州都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一批渺小卑微、被壓迫的人安身立命之所，以「較上位者」的放浪形骸、軍警與學生以及農民們的流血衝突借喻現代文明對鄉土文化的破壞及政制的腐敗。

這是《邊城》所沒有呈現，甚至一廂情願地美化的。加上作者採用了第一身視角，令《湘行散記》的現實主義色彩濃厚，比起《邊城》更令讀者感同身受。

《邊城》成書後的三年間，社會的一次又一次動蕩讓沈從文難以釋懷，至親病情的加重也讓其疲憊不堪。如若《邊城》的創作是沈從文行有餘力之下的浪漫主義心靈雞湯，那麼《湘行散記》就是沈從文對那個時代以及故土命運委婉而又辛辣的指摘。或許是人們都鐘愛那牧歌式又帶有一點缺陷美的淒情小說吧，可與我而言《湘行散記》意境上比《邊城》成熟得不知道哪裡去了。

（當然，作品的文學價值並不能只憑其現實意義判斷，就像李白的作品以及當代的網絡文學一樣）

一如沈從文當初在《邊城》中所向大眾推崇的、理想化的烏從托邦式社會的面貌，再蛻變為他在閱盡人世黑暗後在《湘行散記》中對時弊和風潮的犀利隱喻：諸如沈從文這類文人也意識到了一個個體、一個社會在遇到問題時需要的是冷靜與理性，這樣才能直面問題與解決問題——心靈雞湯的目的不在解決問題而在逃避地把焦點挪至正能量，人們的心靈此情此景下，確實得到安撫慰藉，但若準備憑此助力時代變革那注定是徒勞無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