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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讽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得比较明确，认为这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在《与董思白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跋语一开头就说：

“盖有所刺也。”看来，万历间的第一批读者心里大都明白，《金瓶梅》并不只是一部“秽书”，而是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的。其矛头指向谁？他们躲躲闪闪的言词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于严嵩、陶仲文、陆炳之流的最高统治者？

明朝君王之贪淫，实为空前。成化时，万贵妃宠冠后宫，群小皆凭以竞进，方士胡僧等纷纷以献房中秘方骤贵，一时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武宗、世宗、穆宗衣钵相传，多信媚药，淫乐无度，以至佞幸进献成风。其中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金瓶梅》所影射的陶仲文，即世宗时进“红铅”得幸：“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宫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死时才三十六岁，不比差不多同样致死的西门庆多活几年。接下来就是《金瓶梅》出现的万历朝。神宗之好淫，比之乃祖有过之无不及。据记载，万历十二年，他一次就扩充了宫女九十七人。他幸御嫔妃嫌无味，犹试男宠：“选垂髫内之慧且丽者十余曹”，与之“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万历野获编》)。大臣们接二连三地“进无欲之训”，劝他“嗜欲以节”，但这位恋色成性、淫欲过度，以致不时“动火头眩”、气虚体弱的皇帝根本不听，后来发展到终年不接朝臣，日处深宫荒淫。夏日，于明月高悬之夜，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扑流萤。若流萤落在某女簪上，则是夜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盼流萤光顾。冬天，则于洛殿大池，注满香汤，挑柔肌雪肤的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之会”。至于春秋之淫乐，更别出名目，不言可知。皇帝如此耽于女色，不但整个社会淫风大炽，而且直接给朝廷政治带来了危害。万历十四年后，正是由于神宗迷恋“情色”、宠幸郑贵妃而萌发废长立幼、动摇“国本”的念头，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震动朝廷、长达十几年的异常激烈的斗争。在万历二十年《金瓶梅》成书前后，正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高潮。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本来，神宗的王皇后没有生孩子。万历十年，神宗私幸慈宁宫宫女王氏后得长子常洛。这位王氏宫女的年龄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时高兴，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孙心切，神宗还不一定认账。迫于母命，神宗于四月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这个一生倒霉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宠的郑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岁夭折)，二月即册封为贵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这时，长子常洛已五岁，皇帝毫无册立东宫的迹象，于是朝廷内外纷纷怀疑将立三子，当时的宰相申时行等人连续两次联名上疏恳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皇帝的答复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过去。接着，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强调正名定分，并明确指出当“首进恭妃，次及贵妃”。这下触怒了神宗，说：“恶彼疑朕立幼废长。”这正是不打自招。应麟就此被谪为山西广昌县典史。但这件事让太后不大高兴。一天，帝入侍，太后问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这是因为内廷呼宫女为都人，太后亦宫女出身。正因此，神宗虽欲立三子为太子而有碍于太后名分，不敢断然废长子。他内心充满矛盾，臣子们又不断上疏，指斥宫闱，这使他十分恼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传》)的恶性循环。每年总有几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册立太子，随着的就是降职、罢官、打屁股。其中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帝戒除酒色财气四病。关于色，他就这样说皇帝，“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疏文最后，特地附“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以献。这篇四箴疏，可以说是对神宗全面而严厉的批评，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册立太子的事一直闹到万历十八年，皇帝总算答应“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册立”。可是反复无常的神宗，后来发了一次火，又改为二十一年举行。二十一年到了，又变卦了，说再等几年。于是天下大哗，廷臣谏章日数上，力请追还前议。闹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让十三岁的常洛出阁讲学，于是臣心稍安，一股“争国本”的浪头趋向低潮，但也时有催请册立、触怒皇帝之事，一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册立之礼。《金瓶梅》的作者，假如卷入了“国本”之争的漩涡，甚至是因此事牵连而被迫去国如屠隆者，难道不会很自然地将此事反映到小说中去吗？

明神宗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财气”中的另外三病也相当严重。雒于仁所陈四箴，完全基于事实。请看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抗疏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就此一例，即可见其酒、气两端。至于神宗之贪，也实惊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评这位皇帝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明清史讲义》)。《金瓶梅》的作者，作为这样一个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而又追求作品有所“寄意”的小说家，难道对此能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吗？

事实上，当时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写武松到安平寨去时，“不想路上听见太子立东宫，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陈经济的母亲张氏也说：“喜者，如今且喜朝迁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显然，这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盛传皇帝要册立太子的时代浪潮冲击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名：陈四箴。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何其高”。这两个寓意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是把雒于

仁陈四箴以及其他人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地谏诤于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与当时的历史并非无关，作者对当时时政也没有无动于衷。假如再进一步联系小说卷首特意附上一组批判酒色财气的《四贪词》，编进项羽“只因宠着一个妇人”而毁了霸业和刘邦“只因也宠着个妇人”而想废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对“四贪”的批判，特别是对贪恋情色的鞭挞，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长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当然，《金瓶梅》惩淫色、戒四贪的客观意义和主观创作意图，都不一定仅仅是针对神宗之荒怠，西门庆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类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挞的对象。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部小说包含着“指斥时事”、讥刺君王的重要因素。这部有名的“淫书”，也正是一部具有相当现实政治意义的“有为之作”。写淫与讽政的统一，也遂使这部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