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

由避讳闹出的笑话也不少。南宋有位大臣名字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很聪慧，也很孝顺。儿子对父亲的名讳自然是非避不可的，他每当读书时，遇“良臣”二字，便改读为“爹爹”。一天，他读《孟子》，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之句，便在父亲的面前大声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看看，避讳本意是尊敬，在这里反成了辱骂。

五代时的冯道，字可道，不用说是来自于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冯道，历事五个朝代为相，人称“不倒翁”，自称“长乐老”。一天，他心血来潮，让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门客想，开篇这个“道”字是犯讳的，可不敢说呀，于是就连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门客这样念《道德经》，一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至到近代，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之时，北京煤铺墙上“元煤”二字得涂掉，“元煤”的谐音不是“袁没”吗？“元宵”，听来像“袁消”，更不好了，于是将“元宵”改为“汤圆。替李鸿章操办洋务的盛宣怀，是近代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这人偏爱火腿，有人投其所好，送来两条云南宣威火腿，礼帖上写着“宣腿一双”。一个“宣”字，触犯了他的名讳，恨恨然道：“什么宣腿宣腿的，拿走！”只因避讳，失去了到嘴的口福。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称镜子，只称鉴子。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所以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他认为养猪、杀猪，是对皇帝的不敬。不料此令一下，几年后，全国的猪几乎断种，以至于节日用来祭祀天地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劝谏，他才不得不取消这道令人哭笑不得的禁令。国讳是如此，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前述李贺、杜甫等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
　　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由于避讳在一个朝代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讳字数量常成倍增长。这对于当朝人写文章，特别是科举考试，造成极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触及讳字，轻者落选，重者获罪，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更有甚者还会株连九族。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事物因多次避讳，其名称彻底改变，令后人很难寻觅其踪迹。如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一种植物叫“薯蓣”。唐后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称“薯药”。入宋后，宋英宗赵曙即位，又改称“山药”。有些姓氏，也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庄氏，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如东汉严子陵，本姓庄；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为周氏；淳于氏，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氏等。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因王莽篡汉称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讳，去“世”，称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国讳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因避唐太宗名讳，而省去“世”字，称为观音菩萨。因避讳，不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连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死后又因汉武帝刘彻即位，而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作蒯通。南齐时，将军薛道渊因避齐太祖萧道成名讳，去“道”字，只称薛渊。但到唐朝编修《南史》时，又因避唐高祖李渊名，遂改其名为薛深，改来改去，弄得后世读者难以辨认。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西晋愍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业(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上述三种避讳的方式，都是古人在长期的避讳“实践”中发明的，在当时满足了秩序和虚荣的需要，对后世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后一笔，就变成“日”字。由于避讳，就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名称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鸟，称为雉。西汉时，因吕后名雉，这种鸟便只得改称“野鸡”。与吕后同样，清末慈禧太后属羊，于是下令，不许人们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一类的话。但是慈禧太后嘴馋，又不能不吃羊肉。于是又下令，管“羊肉”叫“福肉”“寿肉”，真是可笑之极。所幸的是，慈禧的“福肉”“寿肉”没有像野鸡那样被后世所接受。
　　在封建君权高于一切的时代，避讳被推演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晋文帝名叫司马昭，那么“昭”字别人谁也不许用，于是，连古代的王昭君也得改名，叫“王明君”。晋愍帝叫司马业，那么“业”字就为皇帝独霸了去，甚至连地名“建业”(今南京）也改名叫“建康”。唐高宗叫李治，“治”字就变成皇帝独有的字，而且和“治”同音的字也得改。在行文中凡是遇到“治”的字都改写成“持”“理”等同义词的字。而“稚”字因和“治”同音，凡是用“稚”的地方，都必须用“幼”来代替。好在汉语当中同义词较多，否则真不知如何办才好。唐高宗的太子叫李忠，那么“忠”字也得避讳。朝中实行多少年的官职名“中郎将”，也奉命改为“旅贲郎将”。到了宋代，避讳之风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同音、音近的也要避讳。宋仁宗名赵祯，与“祯”音近的“蒸”也要避讳，“蒸干饭”的“蒸”改为“炊”。比如，《水浒传》中，吴大郎所卖的饼，本来是蒸熟的，却不得再叫蒸饼，而改叫“炊饼”。宋徽宗因为属狗，因此天下的狗便走了运，有旨禁止天下杀狗。宋高宗赵构，因他名“构”，四川勾姓大家，姓都改了姓，统统不准再姓“勾”。为避“构”字而牵连及于够、媾、购、遘……等同音字，达五十多个！
　　由避讳闹出的笑话也不少。南宋有位大臣名字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对父亲的名讳自然是非避不可的，每当读书遇“良臣”二字，其子便改读为“爹爹”。一天，读《孟子》，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之句，便在父亲的面前大声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五代时的冯道，字可道，历事五个朝代为相，人称“不倒翁”，自称“长乐老”。一天，他让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门客为避讳，连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在场者都笑得前仰后合。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之时，北京煤铺墙上“元煤”二字得涂掉，“元煤”的谐音不是“袁没”吗？“元宵”，听来像“袁消”，更不好了，于是将“元宵”改为“汤圆”。替李鸿章操办洋务的盛宣怀，是近代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这人偏爱火腿，有人投其所好，送来两条云南宣威火腿，礼帖上写着“宣腿一双”。一个“宣”字，触犯了他的名讳，恨恨然道：“什么宣腿宣腿的，拿走！”为了避讳，著名特产也横遭白眼了。
　　可以说，古代因避讳而更改名称的事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民国成立后废除。那时，人们对皇帝或尊长是不能直呼或直书其名的，否则就有因犯讳而坐牢甚至丢脑袋的危险。避讳常见的方法是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别的字来代替要避讳的字。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或事物名称改头换面的奇怪现象。避讳给古代文献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给今天的阅读造成诸多不便。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
一是帝王，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讳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三是避圣贤，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避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密。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不名母名也。
又如苏轼祖父名“序”，即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轼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
古人常用的避讳方法
古人常需避讳，他们在小心谨慎之中总结了种种避讳方法：
改字形。有的改用同（近）义字词来代替需要避讳的字。例如汉武帝名彻，知名辩士蒯彻便改名为通。唐高宗名治，天下人便用理字替代治字。有时也可以通过增减笔画来避讳。例如邱姓先人本姓丘，但是孔夫子名丘，为避讳便加了一个耳朵。从宋代开始都要避丘字，写时往往要省去一笔，有的写作□或空格不写。
改字音。例如，秦始皇名政，所以正月的正要读作平生。有的以某字代读，读到应避讳的字时改读某。
比如：
阴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这是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要在一年的第一个月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一年的政事。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一月出生，取名“嬴政”，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月”的“正” 不再读政而读作“征”了。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唐太宗叫李世民，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
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更有甚者，宋高宗名构，为避“构”而牵及够，媾，购，遘……避讳字达五十多个！如果满意,请选择满意答案,谢谢!

避讳是封建时代等级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习俗。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了尊敬君主、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说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来加以回避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在古书用字上造成了许多混乱，给我们阅读古籍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我们学习古代文化，对古代的避讳习俗很有必要认识了解。 避讳起源较早，至少在春秋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左传》《礼记》及《孟子》等书对避讳也有记载和论述，但在整个先秦时代并不普遍。秦统一六国之后，帝王的地位急剧升高，避讳才逐步盛行起来。从秦汉到唐宋，避讳的趋势是愈来愈严，在宋代达到极盛。并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还另外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臣民必须遵守使用，否则就要砍头问罪。
避讳的范围，历代并无统一规定，但一般来说，多限于国君和长辈。因此，避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避国君或帝王的名字，这是最主要的一类，古人又称这类避讳为“国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在全国正式实行统一的避讳。秦始皇名嬴政，全国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正月”或被改称为“端月”，或改读“正”为“征”音。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的名字也要避讳，因为庄襄王叫嬴子楚，所以秦称楚国为“荆国”。西汉开国皇帝高祖名刘邦，改战国官名“相邦”为“相国”。汉文帝名刘恒，改北岳“恒山”为“常山”。汉武帝名刘彻，秦末汉初辩士蒯彻就被改名为“蒯通”。汉宣帝名刘询，战国后期大思想家荀卿（荀况）就被改称为“孙卿”。东汉光武帝名刘秀，改读书人“秀才”为“茂才”，鲁迅小说《阿Q正传》“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一句中“茂才”即指“秀才”。汉明帝名刘庄，改光武帝年少游学长安时的同学庄子陵为“严子陵”，庄子陵在富春江上的隐居之地至今仍称为“严子陵钓台”。汉安帝刘祜的父亲清河孝王名刘庆，于是“庆”氏改姓为“贺”氏，现今的贺姓就是东汉庆姓的后代。到了宋代，避讳更甚。宋太祖名赵匡胤，字典中凡是和“匡”“胤”二字音同的字均不收录。宋钦宗名赵桓，改“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齐威公”，甚至连和“桓”字古音相同的“完”字，书写时也要缺笔。 第二类，是避长辈的名字，古人亦称为“家讳”或“私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史记》中就把宦官赵谈改称为“赵同”，《报任安书》有“同子骖乘，袁丝变色”的句子，“同子”即指赵谈。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名刘长，《老子》中“长短相形”一句，在《淮南子•齐俗训》里引用时改为“短修相形”，把“长”改为“修”。北宋司马光的父亲名司马池，司马光在给同朝士大夫韩持国写信时，将韩持国改作“韩秉国”。苏轼的祖父名苏序，苏洵写文章改“序”作“引”，苏轼为别人作序又改用“叙”字。避家讳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恐怕要数唐代诗人李贺了，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肃”和“进士”音近，竟因此不能考进士。韩愈为此愤愤不平，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辩解。 另外，从北宋开始，对圣人孔子的名字也要避讳。凡是遇到孔丘之“丘”，读作“某”或“区”。今天常见的“邱”字，是清雍正三年之后才出现的，现在的邱姓，也就是古代的丘姓避孔子讳而改的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称镜子，只称鉴子。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所以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他认为养猪、杀猪，是对皇帝的不敬。不料此令一下，几年后，全国的猪几乎断种，以至于节日用来祭祀天地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劝谏，他才不得不取消这道令人哭笑不得的禁令。国讳是如此，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前述李贺、杜甫等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
　　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由于避讳在一个朝代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讳字数量常成倍增长。这对于当朝人写文章，特别是科举考试，造成极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触及讳字，轻者落选，重者获罪，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更有甚者还会株连九族。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事物因多次避讳，其名称彻底改变，令后人很难寻觅其踪迹。如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一种植物叫“薯蓣”。唐后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称“薯药”。入宋后，宋英宗赵曙即位，又改称“山药”。有些姓氏，也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庄氏，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如东汉严子陵，本姓庄；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为周氏；淳于氏，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氏等。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因王莽篡汉称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讳，去“世”，称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国讳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因避唐太宗名讳，而省去“世”字，称为观音菩萨。因避讳，不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连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死后又因汉武帝刘彻即位，而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作蒯通。南齐时，将军薛道渊因避齐太祖萧道成名讳，去“道”字，只称薛渊。但到唐朝编修《南史》时，又因避唐高祖李渊名，遂改其名为薛深，改来改去，弄得后世读者难以辨认。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西晋愍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业(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上述三种避讳的方式，都是古人在长期的避讳“实践”中发明的，在当时满足了秩序和虚荣的需要，对后世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后一笔，就变成“日”字。由于避讳，就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名称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鸟，称为雉。西汉时，因吕后名雉，这种鸟便只得改称“野鸡”。与吕后同样，清末慈禧太后属羊，于是下令，不许人们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一类的话。但是慈禧太后嘴馋，又不能不吃羊肉。于是又下令，管“羊肉”叫“福肉”“寿肉”，真是可笑之极。所幸的是，慈禧的“福肉”“寿肉”没有像野鸡那样被后世所接受。
　　在封建君权高于一切的时代，避讳被推演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晋文帝名叫司马昭，那么“昭”字别人谁也不许用，于是，连古代的王昭君也得改名，叫“王明君”。晋愍帝叫司马业，那么“业”字就为皇帝独霸了去，甚至连地名“建业”(今南京）也改名叫“建康”。唐高宗叫李治，“治”字就变成皇帝独有的字，而且和“治”同音的字也得改。在行文中凡是遇到“治”的字都改写成“持”“理”等同义词的字。而“稚”字因和“治”同音，凡是用“稚”的地方，都必须用“幼”来代替。好在汉语当中同义词较多，否则真不知如何办才好。唐高宗的太子叫李忠，那么“忠”字也得避讳。朝中实行多少年的官职名“中郎将”，也奉命改为“旅贲郎将”。到了宋代，避讳之风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同音、音近的也要避讳。宋仁宗名赵祯，与“祯”音近的“蒸”也要避讳，“蒸干饭”的“蒸”改为“炊”。比如，《水浒传》中，吴大郎所卖的饼，本来是蒸熟的，却不得再叫蒸饼，而改叫“炊饼”。宋徽宗因为属狗，因此天下的狗便走了运，有旨禁止天下杀狗。宋高宗赵构，因他名“构”，四川勾姓大家，姓都改了姓，统统不准再姓“勾”。为避“构”字而牵连及于够、媾、购、遘……等同音字，达五十多个！
　　由避讳闹出的笑话也不少。南宋有位大臣名字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对父亲的名讳自然是非避不可的，每当读书遇“良臣”二字，其子便改读为“爹爹”。一天，读《孟子》，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之句，便在父亲的面前大声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五代时的冯道，字可道，历事五个朝代为相，人称“不倒翁”，自称“长乐老”。一天，他让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门客为避讳，连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在场者都笑得前仰后合。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之时，北京煤铺墙上“元煤”二字得涂掉，“元煤”的谐音不是“袁没”吗？“元宵”，听来像“袁消”，更不好了，于是将“元宵”改为“汤圆”。替李鸿章操办洋务的盛宣怀，是近代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这人偏爱火腿，有人投其所好，送来两条云南宣威火腿，礼帖上写着“宣腿一双”。一个“宣”字，触犯了他的名讳，恨恨然道：“什么宣腿宣腿的，拿走！”为了避讳，著名特产也横遭白眼了。
　　可以说，古代因避讳而更改名称的事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作者在文章中凡是涉及到本朝的皇帝、自己的长辈及尊崇的人名时，每每避而不用该字，而以改字、空格、缺笔等方法代替。这种现象就是避讳，表示作者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

　　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希望你能够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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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希望你能够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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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希望你能够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