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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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缺马”的情况并不算少见。比如北宋，一般观点认为其丢失幽云十六州，所以很难像汉、唐这些朝代一样畜养战马。但实际上，北宋缺马除了养马地匮乏以外，恶劣的马政也是原因之一。和宋朝的情况类似，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朝，以及之前的东晋，同样面临马匹匮乏，骑兵部队稀少的窘境。这自然和南朝疆域狭窄，难以补充战马有关，但除了养马地的缺乏，导致南朝缺少战马与骑兵的原因其实还有另一个。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养马地不足导致缺乏骑兵，其实有些牵强。以同样处于南北对峙时期的南宋为例，虽然也因为战马来源不足而伤脑筋，但通过互市等方式，南宋仍然在大敌压境、政权初立的恶劣条件下组建了一定数量的骑兵部队。直到蒙古南下时，襄阳吕文德都曾依靠5万骑兵进行防御作战。可反观南朝，从东晋到陈朝，禁军最巅峰时所拥有的骑兵数量也不过一万。除了少数时间段外，大多数情况下南朝给人的印象总是骑兵严重不足，以至于在与北朝的对抗中，只能以水兵、车兵配合步兵对抗北方的精骑，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来说，南朝的骑兵数量多寡变化较为复杂。有人将《三国志》等文献进行数据分析统计，认为在三国时代，吴国军中步军和骑兵部队的比例大概在40：1左右，相比于曹魏而言，的确偏低。三国后的情况就更加复杂，西晋为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政权，其军制基本上沿袭前朝，尚书省内设骑兵曹，专门负责骑兵管理，这一时期的西晋有着极为精锐的骑兵部队。

可惜，五胡乱华期间，西晋直属的骑兵队伍在战争中消耗殆尽，永嘉南渡后，东晋政权在南方确立，这一新兴政权里基本上没有往日中央军的影子，反而是以当地南部诸州的守备兵为底子重建了军队。在《晋书》等文献中，我们基本找不到东晋骑兵的记载，彼时，就连最为精锐的北府兵都是由步兵构成的建制，可见这一时期东晋骑兵的衰落。不过，和东晋不同，宋齐梁陈均是由地方实权武装篡位建立，比如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刘裕，就是依靠军功逐渐成长起来的实权派。这位实权派领袖，征讨南燕，击败后秦，像笔者在《气吞万里宋武帝刘裕，麾下1000人精锐，鲜卑虎纹突骑是种什么部队？》就曾经提到过，他曾经通过政府南燕获得了一只千人级别的具装骑兵部队“虎斑具装甲骑”。除此之外，他还曾经通过交易来武装自己的骑兵部队。

实际上，南朝大多数靠近北地的地方将领在骑兵配备上，大多要高于靠南地区的地方部队。他们获得战马的方式一般也无非两种，一是战争缴获，二则是利用辽东、川滇以及河西的贸易渠道购买。尤其是蜀地，能够直接与西域进行贸易，也是南朝政权获得战马的最佳渠道之一。

公元513年，既梁天监十三年，西域、河西地区势力开始大规模和梁朝进行接触，二十年间，有包含龟兹、邓至、高昌、柔然在内近十五个势力 与梁朝进行通使，别的不谈，光是柔然这样一个草原势力，按理说就足够让南朝的战马供应翻倍了。事实上，当时的一些地方势力的确通过通使通贸获得了丰厚的战马补充，比如当时一位叫做夏侯夔的刺史，“部曲万人，马两千匹”。这样的数量在北朝看不算什么，但对于缺马的南朝而言，这已经相当于中央军两到四成的战马数量了。照理说，有这些战马的补充，南朝的骑兵数量不应该像我们印象中那般匮乏。可问题是，对于南朝而言，地方军和中央军，并不是一个概念。

自刘宋政权建立到陈朝灭亡，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朝政权面临的最突出问题，除了皇权和士族的倾轧外，就是中央对地方掌控力的日渐衰落。这种衰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军队征辟和调动的迟滞和困难。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军入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刘义隆为了抵御北魏入侵，下令“丹阳统内尽户发丁，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三国时期“丹阳兵”曾是徐州刺史陶谦手下最精锐的军队。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丹阳郡一共有16城，总计13万户63万人，若刘宋时期丹阳郡人口和《后汉书》记载时类似，那么刘义隆这种“尽户发丁”所征辟的军队就有点太夸张了。

事实上，南朝时期这种几乎穷兵黩武的举动极为常见，比如南齐时期，齐高帝也曾经这样干过，《南齐书》记载：”是年虏动，上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为军，“值得注点的是，无论是宋文帝还是齐高帝，抑或南朝的其他国主，在危急时刻所征发的都是距离都城建康极为接近的所谓”京畿“地区，其对象除了平民以外，还有大量没有官职在身的士族子弟，有些士族子弟甚至因为这种征召被长期纳入吏籍，一些不堪忍受徭役之苦的士族人士甚至自残身体来躲避徭役，可见征发的频繁和任务的沉重。

南朝之所以如此”偏爱“京畿，专薅这一只羊的羊毛，只是因为，此时的南朝已经逐渐失去对地方的管辖和统治力。以地方豪族为根基崛起的各郡都督刺史，对于南朝的号令极为抵触。至于原因，则和南朝特殊的政治架构有关。和历史上许多大一统朝代不同，南朝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权利的核心主要由士族和皇族把持，注意，这里说的“士族”并不包含地方豪强们，而是单指国度建康内的士族群体。这一群体不仅自身“荣膺士族之名”，同时也将东西晋崇尚清谈、不习实务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说句实话，西竹林七贤这类例子若是远观的确让人觉得有趣和佩服，但如果作为同时代的百姓来看，有这种只会嘴炮成天饮酒作乐的士族当父母官却是一种何等卧槽的情景。

更倒霉的是，这种非主流画风在南朝却成了逼格最高的一种表现，甚至可以说，这成了建康士族们维持自身权利和地位的防火墙。任何打算进入建康的人如果不能打破这道墙，对不起，那就只能处于文化鄙视链的底端。这种例子在南朝数不胜数：梁武帝时期，交趾人并韶入建康求官，他虽然才华横溢，但因为“并姓无前贤”，只被授予“广阳门郎”（看门小官），愤怒之下，他回乡煽动乡党作乱，因交趾地处偏僻，这场叛乱历经数年才得以平息。

事实上，即使是皇帝本人，在面对建康士族时也经常因为“出身低微”、“不通玄学”而被建康士族耻笑，如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在崛起后“颇慕风流”，开始学习经学清谈之论，结果在和一位叫做郑鲜的士人辩论时，屡屡被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当然可以当做郑鲜不畏强权的事例，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何尝不是建康士族对刘裕这位以军功上位者的鄙视呢。

这种对于其他地区的鄙视，几乎刻在建康士族的骨子里，他们不仅瞧不起那些其他地方来的武人文士，自身更不愿意离开建康，去他地就职。如后梁时期的张瓒，因为被任命湘州都督、刺史，竟然哭哭啼啼的写下“路漫漫以无端，情容容而莫与”这样充满哀痛的词句。都督、刺史二职合一，意味着掌握湘州一地的军政大权，其权柄相当于唐朝的节度使，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地方大员了。可即使这样，也丝毫无法减轻他“去国怀乡”的悲伤。这种情况在南朝反复出现，不得已之下，南朝统治者只好尽量将士族子弟安排在京畿附近就职。这有点类似大英帝国后期对殖民地统治管理的问题，这个海上帝国之所以解体，除殖民地的激烈反抗外，也与英国本土官员不愿去发展迟滞条件艰苦的殖民地任职有关。

地方人才欲进而不得，建康子弟能出而不愿，这带来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隔阂"两字就能解释的了。失去了晋升之阶的地方豪族在面对朝廷的调令时阳奉阴违，敷衍塞责已是常态，而朝廷又根本派不出足够的人力到地方进行管理和监督。这样一来，南朝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根本无从谈起。

在面对北方精骑入寇时，南朝的应对总是显得迟缓。各军镇所培养的骑兵本就是这些实权派最核心的依仗。在朝廷、地方离心严重的情况下，除了少部分靠近京畿的地区外，大部分区域哪里肯将自己的心头肉送去让别人浪？正因如此，虽然南朝各地方势力并非没有骑兵，尤其是一些靠近北境的地区，骑兵部队有的多达上千，但这种数量上的优势没有经过统合，根本无法发挥骑兵集群作用。

相较于北朝骑兵突击时“铁骑为群，前后相接”的壮观场面，南朝除了少数几场大战外，很少有集合超过三千骑兵队伍的会战记载。即使是有数的几场大规模骑兵混战，南朝骑兵的表现也都差强人意，如公元523年后梁对北魏的北伐之战中，后梁将领裴邃统帅三千骑兵与北魏战于寿阳城下。战前，他为了整合原本编制分散各部的骑兵部队，特意让骑兵“自为黄袍骑”，但可惜的是，寿阳之战他战死阵中，其麾下黄袍骑也死伤惨重，在后续史料中再无相关的记载。可以说，正是因为建康士族对其他地域的歧视和排挤，导致南朝政权未能如臂使指的调度地方骑兵部队，才使得其在面对北朝攻势时，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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