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
第一，胡适选择的哲学道路对于中国人评价他造成什么影响。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条解构主义道路。这在落后贫困的旧中国很显然是显得特立独行的，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迎合民粹”，还是偏黄色下流的那种，而不是打鸡血的那种。这样一种哲学道路，就导致胡适哲学的成功的结果就是受众对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的嘲讽。《让子弹飞》里，“没有你，对我很重要。”那么，胡适就像那个假的黄四郎，是“没有我，对我很重要。”
第二，胡适为何选择这样一种哲学道路。

二战进行到后半段，前所未有的全面动员导致这已经变成了一场“思想战”。倘若不加强思想教育，那么各国就会重蹈一战“王冠落地”的覆辙。

这时，二战就呈现出一种与一战相似的状况，即集体安全，而且是思想领域的集体安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冷战”。简而言之，就是假如德国倒了，那么整个轴心国就倒了，无论其他小弟过得多么滋润；苏联倒了，整个东方阵营就倒了；美国倒了，整个西方阵营就到了。这与二战之初日本、法国乃至美国等列强吸取一战教训，各自为政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

在这一阶段，纳粹也好，苏联也罢，打出的旗号都是“科学”。相对应的，旧世界的英法帝国，甚至于蒋介石这种身处同盟国阵营的，日本这样身处轴心国阵营的，打出的旗号都是“传统”。这种传统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一种自废武功式的“反智主义”，在科学的冲击下风雨飘摇。

此时，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就“倒果为因”，炮制出一套“众生平等”的“无智主义”。即知识多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科学的），手握理论武器的人并不能指导知识少的，缺乏理论武器的人，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消解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的神圣性——读书只为稻粱谋，千里做官只为钱。

而这种“去指导”潜含着一种“闷声发大财”的逻辑，如此就避免了觉醒民众对于“传统说教”的逆反心理，进而不知觉地坠入庸俗化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彀中。而另一方面，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彻底放弃民族主义国家的建构，千年帝国的宏图，转变为一个只要发财了，或者有发财意愿都能来的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高等华人”、“高等东欧人”、“高等非洲人”用亲身经历有效迟滞了东方阵营的冲击，以极具感染力的个例反驳高深莫测的乌托邦体系。这一套不能说高尚，但却击中了人性的弱点——表功讳过，十分之有效。

这件事其实中国历史上有过先例。

胡适是一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人物，或许正如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答陈独秀语所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先生亦然。我只知道，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孤立地去评说，不能脱离其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而用今天的标准，以现在人的智识去要求先生，苛责先生。先生固然犯过很多错，一些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政治见解甚至不免有些错误。但先生是一个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坚持他所坚持的那么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爱真理，爱自由的人。先生于历史的贡献也是不容置疑的，虽其学其说，未必太深刻，也未必能持久，但先生开山有功，不容异议。先生实在是一个“开风气”的大儒。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总体评价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名人评价
余英时 (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季羡林(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张中行(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梁实秋(文学家):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蝴蝶》作于1916年8月，出版时题为《朋友》。全诗内容如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先生采用白描表现手法，叙写了一只黄蝴蝶对自身遭际的无奈和迷茫，并以物喻人，并无创新之处。
　　此诗并不符合中国诗词传统的“蕴藉”的审美习惯，显得幼稚而浅白，无法给人以审美愉悦，无法通过对具体形象的塑造来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
　　如果要挖掘此诗的现实意义，它作为一种尝试，为摆脱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为中国白话诗歌开辟一条道路。这就是此诗独有的历史意义了。
　　其次就是此诗的背景。《蝴蝶》其实是一曲中西合壁的现代“梁祝”。它纪念了胡适与韦莲司一生的爱情悲剧。这是胡适对自己爱情生活的一声叹息。胡适十几岁时就与江冬秀订了婚，但到美国之后，邂逅了才情超逸的韦莲司并为之倾倒，两人的半世情缘从此启幕，现在已不是秘密了。这首诗写于1916年，正是胡适回国的前夕，这首《蝴蝶》其实是一曲中西合璧的现代“梁祝”。本来“双双飞上天”翩翩翻飞的两只蝴蝶，因胡适母亲催胡适回家成亲，不得不“忽飞还”一个，剩下韦莲司一个人孤苦伶仃，望穿秋水，也真“怪可怜”——韦莲司一生未嫁。表达了他当时孤寂、苦闷心情。

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

胡适是一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人物，或许正如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答陈独秀语所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先生亦然。我只知道，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孤立地去评说，不能脱离其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而用今天的标准，以现在人的智识去要求先生，苛责先生。先生固然犯过很多错，一些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政治见解甚至不免有些错误。但先生是一个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坚持他所坚持的那么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爱真理，爱自由的人。先生于历史的贡献也是不容置疑的，虽其学其说，未必太深刻，也未必能持久，但先生开山有功，不容异议。先生实在是一个“开风气”的大儒。暂此，不能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