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唐朝时，农业有较大的发展，表现在：
　　1、唐朝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并创造了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2、大面积兴修水利。黄河、长江流域等开凿一系列灌溉渠，并修旧渠和河堰。
　　3、开劈大量荒田。劳动人民创造大量财富，唐政府每年向农民征收大量的粮食和布帛。人口大大增加，玄宗时的户数是唐太宗时的近3倍。
　　唐朝的手工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丝织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品种多样，有一种花鸟纹锦，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飞鸟.散花，绚丽动人，反映了唐朝高超织锦技术。
2、陶瓷业：邢州白瓷象银象雪，越州青瓷象玉象冰。还创造了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饰，色彩鲜丽，造型美观。
　　3、造纸业：宣州、益州的纸，都十分有名。
　　唐朝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那里，有来自各国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人，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
　　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那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朝时候，中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和印度半岛有频繁的通使往来，玄奘西游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唐朝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输入。

唐朝时，农业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
1、唐朝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并创造了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2、大面积兴修水利。黄河、长江流域等开凿一系列灌溉渠，并修旧渠和河堰。
3、开劈大量荒田。劳动人民创造大量财富，唐政府每年向农民征收大量的粮食和布帛。人口大大增加，玄宗时的户数是唐太宗时的近3倍。

唐朝的手工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丝织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品种多样，有一种花鸟纹锦，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飞鸟.散花，绚丽动人，反映了唐朝高超织锦技术。
2、陶瓷业：邢州白瓷象银象雪，越州青瓷象玉象冰。还创造了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饰，色彩鲜丽，造型美观。
3、造纸业：宣州、益州的纸，都十分有名。
唐朝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那里，有来自各国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人，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
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那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朝时候，中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和印度半岛有频繁的通使往来，玄奘西游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唐朝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输入.

唐朝和汉朝在当时都是世界强国，经济和文化都是唐朝，军事和经济都是汉朝。唐朝在唐玄宗时期达到鼎盛。汉朝则是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

"无赖派(ぶらいは)"又被称作"新戏作派",是日本继"战后派"后 ,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也是战后日本最早出现的代表性文学思潮。
　　1.无赖派文学的产生
　　战败后的日本文学界虚无颓废思想泛滥,宣扬悲观绝望的文学广为流传。这些思想的存在为无赖派文学思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无赖派”一词,是战后不久由其代表性作家太宰治最先提出的：“因为我是无赖派，所以我要反抗战后的风气。”…“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文坛遂将太宰治的这番言论称作是“无赖派宣言”，这一流派也因此而得名。
　　无赖派的代表作家有太宰治外,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石川淳,田中英光,檀一雄,伊藤整等。创作题材多与无业流浪汉、穷人、酒鬼、妓女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反对传统的自我小说模式，文体简洁明快，被认为是“在特殊时期绽放的一朵病态的花朵”，其文学思想也是独具特色，在战后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2.无赖派文学的特点
　　a,首先是其强烈的叛逆精神。既“对伦理本身的破坏，对现实的叛逆，成为（无赖派）精神基调”。无赖派反对天皇制，反对一切权威和权力，甚至怀疑自我存在的价值，表现了一种虚无感。无赖派反对旧秩序，却又寻找不到建立新秩序的途径。于是，企图采取虚无的行为，重建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以确立对旧秩序的独立的批判立场。
　　b,第二个特点是追求“自由思想”和“人性解放”。无赖派认为战后首要任务是恢复丧失了的自由和人性，以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他们追求的“自由思想”的核心，是要从战时的体制和权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从旧的秩序、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无赖派文学最重要的思想性格。
　　 无赖派所追求的这种“自由思想”的价值观，更多的表现在对弱者的同情。他们讴歌自由，扶助弱者，成为其“自由思想”的重要内核，但采取这种“自由思想”却没有斗争的对象，全然是建立在自我内省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自由也便成了一种幻影。
　　他们主张的“人性解放”是抛弃道义和人情的一切虚伪，着力揭示人性的阴暗面，从自虐中追求自我完善，从埋没在世俗的灰尘中挖掘人的真实，以重新建立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他们这种颓废思想是基于对世界的认识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以对社会和人不可信赖为基础的。他们对现存的一切都感到绝望，统统加以斥责和抛弃，认为在战后的废墟上幸存下来，无抱负可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文坛上出现的重要文学派系之一的无赖派文学，对日本战后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赖派文学中的“无赖”一词，从其字面意思上来看，是指人的行为无章乱序，放荡不羁，有无赖，无用之意，但其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即有反叛，反抗，蔑视，反对传统之意思。而无赖派文学的作家有的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是他们持有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特征均具有“无赖”的特点，因而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也正是由于以其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二战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文思想，体现了与“正统文学思潮”完全相反的文学理念，因此促进了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和发展。

而日本无赖派文学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家是坂口安吾，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石川淳等。根据日本文学史家的划分，也将田中英光，檀一雄，伊藤整，高见顺，北原武夫，三好十郎列入无赖派文学作家的行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赖派文学作家要属太宰治，而太宰治的《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是日本无赖派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轰动，与日本国民产生了共鸣。因此，太宰治可以说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同时其与坂口安吾一起被日本文坛称为无赖派文学的两大泰斗。

日本无赖派文学

日本无赖派文学的大主题就在于展现“旧时代的黄昏”。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的怀旧情结，而是日本文学和现代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苍白无力和无力抵抗。

这一部分文学家并没有像明治时期的文学家依然存留对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自豪，而是彻底的“死亡”，并且留给了当时日本人一个被摧毁后的空壳。

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坛显出了一种“泼皮无赖”的影响，这批文人开始自暴自弃，并且极度厌恶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旧时代的黄昏”，例如我们熟知的太宰治和坂口安吾。

日本无赖派文学对于这个时期的态度其实就是日本现代人的态度的前身。

坂口安吾就认为所谓“死亡”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现象，这种积极的“死亡态度”，觉得日本人该停止拿以前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符号继续欺骗自己。

他们认为，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绽放死亡的唯美价值观，造成了日本人自古以来的频繁死亡，无赖派认为应该追随西方化的进程，让过去的“死亡美学”价值观死去，彻底的和原来做个告别。

川端康成

而最后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川端康成。

他的“死亡美学”传达自成一派，在日本文学的历史中算的上是最细腻的一个了，这种细腻无可比拟，是西方著作中完全无法表达出来的。

当通读完川端的名著之后，就会明确的感觉到哀伤和隐匿的波澜慢慢扩散开来，一种留有浓厚佛教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混合精神的印记往往也会显现出来。

川端康成的“死亡美学”更多是淡淡的物哀精神，不像《源氏物语》那样通过大量和歌的插叙诗化景致、升华意境，也不同于三岛通过对人物思想不断的强调和表达来提炼情感，而是大程度的依靠对景和物的描写来寄托升华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的心情。

1972年4月16日，川端口含煤气管死在了他新购置的工作室里。

他躺在棉被上，身边放着威士忌和酒杯。

川端作为艺术家，他觉得“死是最高的艺术，死就是生”。

那么，他是殉职而死，尤其是离开家，走到工作室去结束生命，更说明了他的用意之深。

川端同时也是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日本的“死亡美学”，用自己的行动坚守日本文学最后一片属于自身历史的土地。

无赖派是日本文学的一个文学流派。日本文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现代主义流派，如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战后派、无赖派、太阳族、荒原派、内向派、透明族等。80年代以来，日本各种流派，特别是现代主义流派被广泛介绍到中国，中国这一时期对战后日本各种流派译介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中文名
无赖派
传入中国
80年代以
活跃时间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
创作特色
有着反抗权威的意识、颓废倾向
历史背景
无赖派指的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间活跃于日本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流派。但是严格来讲，这一派的作家并没有像其它派别的作家那样组成文艺团体或出同人杂志，只是因为在社会秩序混乱和价值体系崩溃的战后那个特殊年代，他们的作品风格正好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和倾向，才被日本评论界和文学界统一冠上了无赖派的头衔。
创作特色
所谓无赖派就是指作家有着反抗权威的意识，对生活采取自嘲和自虐的态度，专写病态和阴郁的东西，具有颓废倾向。
代表作家
二战结束后，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个重要且特殊的作家流派——无赖派。其主要成员包括太宰治、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等人。他们带有极度的忧郁和对传统价值的嫌恶之情，呈现出一种自我嘲讽和否定一切的特征倾向。
作用影响
在社会秩序混乱和价值体系崩溃的战后那个特殊年代，无赖派的出现可以说添补了战后的文学空白，对读者特别是试图否定过去知识体系的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关作品
“无赖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有坂口安吾的《白痴》,《在樱花盛开的树林下》;石川淳的《废墟中的上帝》,《黄金传说》;太宰治的《斜阳》,《人间失格》;田中光英的《野狐》等。无赖派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太宰治。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斜阳》，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被翻！

汉代以前，日本向中国学习主要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通过从赴日中国人那里得到先进的技术文明。汉代以后，日本开始派人到中国主动学习先进文化。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到了唐朝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潮逐渐高涨，当时的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土，国力鼎盛，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古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局面。出于对中国大唐先进文化的仰慕和渴求，为了求的推动本民族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治国经验，日本曾在唐朝时期一次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及僧人被通称为遣唐使。其实，早在隋朝时日本就开始派遣遣隋使，但是次数和人员不多。到了唐朝，日本来华使节和留学生急剧增加，其数量和频繁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达到历史顶峰。究其原因不仅是唐超开过之后国力空前鼎盛，威名远播，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历史发展恰处于奴隶社会区趋于解体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急需学习引入中国当时还很先进的封建社会体制，以加速本国的建设，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公元623年即唐超建立后不久，访华归来的日本药师惠日等上奏天皇说：“大唐国者，法事备定，珍国也，长须达”。惠日的上奏促使日本天皇下定决心派出遣唐使，并把派遣唐使一事视为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举措予以高度重视。派遣的使团成员一般都是上层贵族和有学问造诣的人，使团经费以及乘坐的船只都由朝廷拨付经费、专门督造。经过几年精心准备，公元630年日本第一个遣唐使团出访中国。此后绵绵不绝先后达18次之多。到唐朝后期，日本已尽得唐文化的精髓，逐渐失去了越海求学的热情，同时出示中国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也使日本朝廷财政吃紧，这样遣唐使的派出便无疾而终。遣唐使的经历如一首万行史诗，反映了大和民族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中日两国素有一衣带水之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过四、五百海里的距离，一两天的路程，算不得遥远，等谈不上艰险。但是，当时的日本虽为海洋国家，造船航海技术却非常简陋。据史料记载，日本的使唐船舶不过是把大树锯成方木之后，用铁片连在一起，木缝之间塞上一种细草。整个船舶既无铁钉固定，更无桶油等物密封，而且船底也不像是现代海船那样成V字形。这种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的规律还常常遭遇顶峰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在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换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一次处世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回国。航程之艰险，可举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关于第10次遣唐使遇难经过为证：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完成出使任务后，从中国长江口入海踏上回国的旅程，搭乘使船的还有唐超派出的使节。惹人注目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在船航行到东海将近日本时，突然遇到疾风大浪，使团的三艘船舶沉没两艘。包括中国使节在内的20多人葬身鱼腹，喜娘及其余人员只得将船上物资全部抛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进，侥幸回到日本。作为中日友好的结晶喜娘九死一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隆重欢迎，写就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遣唐使旅途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绝大多数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后继不绝于途。因此，当时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视为英雄所为、悲壮之旅。每当任命遣唐使时，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举行召见、赐节刀等仪式，然后赐宴赋诗践行。例如日本孝谦女天皇时期给遣唐使践行时，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赋诗话别，其中一首写到“此行唐国去，事毕自归来。威武英雄业，平安奉酒杯”，遣唐事业之伟溢于言表。这些遣唐使回国之后，带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遣唐使还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进入权利中枢，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封建改革。其中遣唐使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中的翘楚，回国后不久被孝谦女皇所赏识，受命教育皇族《礼记》、《汉书》，成为女皇的宠臣，对儒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不避艰险到中国的日本使者和留学生，唐帝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都赏赐甚厚。个别日本人来华后还长期旅居，甚至归化了中国。比如名载史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学成后就不愿回国，留在大唐。因才华卓著，身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随侍唐太子左右，最后竟官至二品。由于唐帝国对待异族能想太宗所言“爱之如一”，由于日本遣唐使的艰苦努力，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达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驰禁”的境界。但是，客观地说，日本派遣遣唐使并非完全是为了学习，还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过使唐，为处于中国的良好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日本对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视。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宫接见各个藩国使臣时，司礼官在安排座次时一度把新罗使节排在日本之上。结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提出严重抗议，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直到司礼官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新罗对调座次之后，方才罢休。不仅如此，日本还企图通过出使唐帝国，采用外交手段，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时，正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侵略与唐结好的新罗，并企图通过使唐离间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实现其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细。这次遣唐使团不仅例外地没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结果被羁留在长安两年。知道唐超出兵消灭百济，控制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后，才被释放回国。中国在唐朝之后，国家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先朝建立的册封体制逐渐趋于松散，日本在对华交往方面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再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国逐渐实现统一稳定，开始积极整饬修复与周边小国的册封体制。1072年宋神宗接见日本民间访华僧人赖缘，并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书信表达欲与日本通好之意。对于宋神宗的亲笔书信，日本朝野颇为震动，争论犹豫一番之后才回应中国方面的善意，重开两国的正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的规模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不仅人数少（整个宋朝期间只有20多人），而且来华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说。和唐朝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采取主动。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险性，缩短了航行时间（仅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日本）。因此，虽然两国官方往来较少，但中国民间商人为利所驱，不断漂洋过海来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宋朝达官贵人在使用欣赏日货之余，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有关于日本的诗词传世。比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咏到：“百工五种与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不仅夸奖了日本的产品精美，而且赞叹其人民文化水平高，还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日本入宋僧时，听说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便大为赞叹，觉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国隔不了几代就不知皇权又落谁家。从这一时期以遣宋使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作为文明宗师的中国以基本完成“传道、授业”的任务；日本对华夏虽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学习热情大减。在民间交往中，对于来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日本官方起初还给予接待，到后来就不再过问；更有甚者这些商人有时还要受到日方的欺诈，以至于有人因日本政府长期拖欠货款竟饿死在异国。纵观中日之间的古代交流，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特征。日本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甚多，而中国却一直扮演老师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学习什么，对这个东瀛邻国的了解长期限于“海上三仙山”。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国有的学者竟然还以为日本只是位于台湾以南附近的几个岛屿，其认识之荒谬令人慨叹。因此，在漫长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华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怜。为弥补某种缺憾，作者特举出折扇的来历以慰读者。折扇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盛夏纳凉的工具，其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开合、方便携带，扇面上还可以随人所好饰以字画，使人在纳凉的同时添以儒雅之风。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绅有闲阶层才使用折扇以与市井相区别。我国古代很多文人画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画扇技巧，在扇面作画方面下过工夫，使得题扇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详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使用折扇确实宋代以后的事情。此前，中国只有蒲扇、羽扇、团扇，这些扇子都不能开合。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国时层作为礼物送给宋太宗，时称蝙蝠扇又叫聚头扇、倭扇。但是，折扇并没有在中国很快传开，偶尔有人在手还会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耻笑。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日本使节出使中国时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这样上行下效，折扇终于在中国流行起来。明朝一位大臣还曾赋诗夸奖折扇的好处，称赞其“随时舒卷足称意，一寸机关哪可量”,“香山写入画图中，金鳌腾空怒涛卷”，“无穷变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谁”。从现代眼光来看，诗人的用辞虽然似乎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当时世人初次接触这一新事物时的兴奋心情——其高兴劲儿足可以和80年代中国人刚刚买了一台日本空调时的心情相比。折扇的精巧虽然一度引起文人骚客的吟咏，但在中国士人看来毕竟属于淫巧之列。所以，直到清末甲午战争以前，许多中国人仍以“老师”的眼光小视这个“东瀛小国”，认为甲午之战不过是“狮搏兔”。在甲午之败尝到切肤之痛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才对这个“教”了近两千年的“学生”刮目相看，把日本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不少人放下架子纷纷到日本留学、考察，中日之间的“师徒”关系由此逆转。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人对中国由尊敬一变为蔑视，曾经被日本奉为“国学”的儒学几乎销声匿迹，对中国的称呼由“唐”、“中华”一变而为极富侮辱性的“支那”。而那些为寻求国家自强之道，赴日求学的中国学子们，在日本总是备受歧视。总之，面对东渡求学的中华学子，日本人心胸狭窄的民族性格被发挥到了极至，和两千年来中国接纳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时的那种宽容和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