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结语

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在持续数百年量变的基础上，于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里迎来了质的飞跃，成为引领发展潮流的主导力量。在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彻底激发了底层人民的斗争精神，在世界主要国家内部引发了反抗本国统治阶级的红色革命。另一方面新崛起的西方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引发了两次由德国主导、主要国家广泛参与的世界大战，并最终确立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新的世界格局，直到现在仍然主导了战后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动荡与变革、反动与进步并存的时代，世界大变局，与国家大动荡、科技大进步、观念大更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深深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在西方主要国家开启的近代化浪潮和科技进步洪流的裹挟下，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与西方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并已落后了太多的近代中国，终于开始觉醒。通过农民起义性质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以及近代政党性质的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持续斗争，古老的中国终于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家天下”的君主集权体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独立自强之路，迎来了重生的新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说，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弹性或者说体制韧性的差异，造成了大变革之世的两种不同结果。众所周知，西方世界的近代化狂飙是自东罗马帝国灭亡、文艺复兴以后开始的，此前西方世界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君主王权与宗教神权的双重束缚，特别是被冠上了“神”的名义和光环的基督教也包括伊斯兰教的长期盛行，甚至是武力强推，对人们思想以及人性欲望的压制，应该比东方国家只受到世俗君权的单一管控来得更严厉、更极端一些。

压制越久、束缚越大，社会反弹的动力也越大。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如果处在安稳之世，没有不可把控的生存危机，积极进取的动力自然会缺失了几分。而处在动荡之世，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拼尽全力，所以人类的潜能自然也能被更彻底地激发出来，这是人性的必然。“中世纪的黑暗”结束后，很多人精神世界的信仰轰然倒塌。当这种来自神权和王权的双重压制和束缚一旦出现松动，便会一发不可收拾，不可避免地出现前所未有的反弹，人们被压制了上千年的潜能和欲望也会被空前地释放出来，于是才有了后面文艺复习、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思想启蒙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继而是近代世界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的接踵而至。这就是西方社会上千年才来一次的大反弹的巨大威力。

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君主集权制国家，但牵制君主王朝的舆论压力和草根反骨一直就存在，如“民贵君轻”的思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居安思危的统治逻辑，只要统治阶层的压迫不可忍受，老百姓就肯定会无视任何权威而“骂娘”，所以人们天然认同对统治阶层不满的发泄，以及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对王朝统治的颠覆，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自我调节、纠正、修复的机制一直发挥着作用，所以才会有王朝的兴衰更替。这就是中国社会两三百年必定发生的小反弹的运行逻辑。

但是，正如弹簧，反弹得越大，恢复起来也越难，甚至是很容易崩断。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对自由化市场的政策绝对推崇和过分迷信，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但很快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大反弹容易激发更大的动力和潜能，但也容易引发更大的破坏，甚至是文明断绝。

不同的是，东方国家推崇儒家的“中庸”思想，不倡导走极端。当矛盾和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想办法去应对和解决。当矛盾实在是无法调和时，才会发生激烈反弹。但这种反弹更多的是短周期的小反弹，恢复也更容易，所以才会有治乱循环，但不至于文明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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