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陈后主，亡国后的他被隋文帝软禁，留下了许多诗词。

金哀宗完颜守绪，从他的庙号就能看出来，空有匡扶社稷之心，但无挽将倾大厦之力。悲愤到同崇祯一样自缢而死。

陈子昂就是亡国之君，那样的痛苦应该是我们普通人难以体会到的。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作者陈子昂，非常痛心地写下了这首诗。

我对她的评价是：表面小资小调，而内搅乾坤之女！此人的史书记载并不端正！而是充满了阴狠之心！对她的理解我希望你不要把小资小调扩大化而掩盖了这个女人的真正面目！

现在，我举例说明：
郑氏（？～1630），明神宗朱翊钧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
从何看出此人的阴狠之心呢？
1。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2。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3。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所以，通过这些典故，我想你应该能看出来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

大家好象都很反感她嘛,确实按照中国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要求,她确实不是什么好女人,更不要说是个好妃子了.但是,她才是万历真正爱和真正理解万历的女人.万历的前几次婚姻都是家族包办的,毫无自由可言,他当然不高兴,只有郑氏是他自由恋爱得来的.万历的其他妃子都不了解他,而惟有郑氏真正能安慰他,她和万历才是那时看透了这个制度的人.
郑氏确实是万历朝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1。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2。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3。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这些也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所以我认为这个女人,三分可怜,一分可叹,六分可恨.

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皇帝不只是对这位王皇后没有兴趣，对其他的妃嫔也同样毫无兴趣可言。那个在他生活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会出现，这时的他感到的依然是空虚和烦闷。朱红色的宫廷固然壮丽辉煌，但是欠缺大自然的灵光风采，因而显得平淡无奇。即使雕梁画栋之上刻满了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也因缺少鲜活的血液而显得干枯单调。按照节令，宦官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再换成轻纱，直至打扫落叶，疏通御沟……这一切越来越显得重复无聊，在遵循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女子都可列在被选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纯美，言行有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皇宫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只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她们的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已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不料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万历陪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得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这场婚姻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三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14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姜应麟即上疏，给正热血沸腾的万历心中泼了一瓢冷水。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沉重，他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结果使得姜应麟及后来为姜说情的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近400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荡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筋疲力尽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无可奈何地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现在时机已到，她必须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让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正当皇帝和群臣为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福王进轿启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300余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皇帝将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

不过，这出悲剧不是太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们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欷叹息。传统观念不可逾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

一般的都说她是个很有头脑的 善于某权的女人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个脑残 他们一家人都比较糊涂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光宗的身体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出现。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给皇上开了一剂药——泻药！！！`````````其实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药下的太猛，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本来这也凑合算是一个医疗事故。但是！！！！！！！！！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升，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郑贵妃相貌妖媚，但智商不高。在后宫争斗中能体现出来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虽然他随后就宠信了宦官王承恩）。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流贼与清兵的刀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笑笑眉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虽然他随后就宠信了宦官王承恩）。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历史评价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那不定，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 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 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1]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评价思宗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满清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流贼传》中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编纂的《明史》依旧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金庸是如何评价崇祯的！
　　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
　　，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
　　蠢！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
　　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
　　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
　　士
　　（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
　　，十四个兵部尚书
　　（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
　　。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
　　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
　　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
　　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
　　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
　　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
　　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
　　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
　　，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
　　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
　　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
　　，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
　　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
　　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
　　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
　　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
　　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 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
　　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
　　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
　　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
　　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
　　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旁徨，做十七年皇
　　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皇帝是不
　　能辞职的！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
　　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
　　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
　　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
　　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 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
　　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只因他遗诏
　　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
　　（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
　　，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
　　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
　　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
　　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
　　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
　　得多。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
　　，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
　　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
　　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
　　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
　　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
　　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
　　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
　　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
　　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
　　千万万中国人民。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
　　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
　　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
　　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
　　（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
　　，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
　　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
　　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崇祯确实是在煤山自杀上吊而死，还是李自成收的尸

　　而关于 太子 朱慈烺的问题 是个谜了

崇祯即位之初，这个16岁的少年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贤。民间欢呼不已，称颂他为“圣人出”（《五人墓碑记》），然而明朝庞大的文臣集团对君权的限制，使这个末代帝王无能为力。他的一生在不断的为了国家奋斗，也在不断的与文臣集团对抗挣扎。
据有的史学家分析，崇祯是我国最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朝乾夕惕。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满清，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满清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却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满清入侵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反清复明的声音在民间仍然没有停止消亡过，文字狱的大背景下，乾隆御用文人放出明朝杀袁崇焕是崇祯中了反间计的谣言，影响极广，真正的事实如何，尚未有定论。
《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端皇帝，庙号怀宗，并议改葬梓宫，后因已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贵妃园，不必改葬，改田贵妃园为思陵。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清代史书多简称为明愍帝。
思陵神主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
另有书作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改庙号钦宗等，又有作庙号烈宗，谥号正皇帝。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顾锡畴议庙号乾宗或正宗。，但不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是上庙号毅宗。唐王谥为威宗。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简介
1644年3月19日晨，崇祯皇帝朱由检在遣散了三位皇子后含泪下诏，后宫众妃嫔统统自 裁，随后他持剑巡视后宫，亲眼看着皇后和妃嫔们一一自杀，当他巡至寿宁宫时，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向他求救，朱由检突然悲怆的大吼一声“你为什么会生在我家”，举剑刺死了“掌上明珠”，此时，李自成农民军的喊杀声由远及近，翻墨般的黑云重重地笼罩在紫禁城上空，朱由检踉踉跄跄的爬上媒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仅34岁。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儿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清朝康熙朝时的名相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曾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277年的明朝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时代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有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荒嬉无度，近乎变态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争名份而与大臣誓不两立，打了多年口水仗的世宗朱厚熜，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钧，有为了荒淫无度而吞食红丸以致暴毙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于作木匠，迷恋自己乳母而不问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荒唐的历史同时还孳生出诸如王振、曹吉祥、刘瑾、江彬、钱宁、谷大用、严嵩、魏宗贤等几十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一句话：整个二十五史，没有像明朝这么胡闹的朝代。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是，依我之见，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在此五年之后，英国发生了以克伦威尔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这个曾被蒙古族统治达600年之久的国家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张之路，向北要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向西南要打开地中海出海口，向南要向封建中国这块肥肉动刀。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明思宗 （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崇祯皇帝，明光宗第五子。

生平

明天启帝朱由校无子，临终遗诏，以其五弟朱由检即皇位。朱由检在十八岁即位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崇祯要逮捕他，遂与一名太监王承恩自缢而亡。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溃。“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无奈积重难返，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在大臣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时年35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明思宗卒后，南明弘光年间谥号思宗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唐王谥为威宗。清改为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评价

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崇祯不是生活放荡、不理朝政的皇帝，他的勤政，在明朝永乐以后的历代皇帝中所少见。特别是他与那个沉迷酒色、20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思宗 朱由检（1610-1644）
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崇祯。

十八岁登位，努力挽救频临灭亡的明王朝命运，但明末的吏治已至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1644年，李自成西安称王，建国号「大顺」。一个月后，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王朝从此灭亡。

勤奋、急燥、爱面子。

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信王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

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明崇祯皇帝。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

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

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

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

某日思宗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的把它塞进去遮掩。

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抨。崇祯感激而又羞愧,特亲 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

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所杀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

我认为他还有一个重大性格缺陷,就是极度过于自尊,也就是死要面子。这从三件事就能看出来。这三件事是“南迁”,“与后金议和”,“冤杀袁崇焕”,三件个个都是能置他于死地的重要事件。

1.南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李自成的农民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本来南迁之事,直接关系到皇帝本人生命是否能存活,这种事情,只要皇帝一人拍案定夺就可以实行,纵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所谓。但崇祯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过于自矜,非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他的意思希望大臣合力恳请他南迁,他在力辞几次,最后不得不接受群臣好意,体面地写开京城。可这层意思他又不能直接说,那当然大家不明白啦。群臣还以为皇上真的是让他们讨论留京与南迁那种战略好呢,结果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不可南迁。三月初四崇祯最后一次提到“南迁”，仍然有些大臣建议固守京师,还说出,让太子监国南京,崇祯无奈在被逼出了一句慷慨之言“国君死社稷”，然后他紧跟着快忍不住哭似地又说了一句:“朕想往哪里去！”。

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的废话，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看着哭天抹泪的诸臣，这时想跑也来不及了,只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抹去。这明显是针对文臣阻他南迁而有感而发的。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本来明最基本的是可以划江而治。由于崇祯（包括太子）这个神经中枢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南明朝廷很快灭亡。

(Words)2.与后金议和

因为南宋的岳飞与秦烩事件,导致以后的朝代若与蛮帮议和,“皆背认为卖国”。

到了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孤军困守松山,松山,锦州形式日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友如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以后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疲于奔命。

3.冤杀袁崇焕

崇祯杀袁崇焕使后世人衍最为迷惑不解的一个如此精励图志的皇帝却自毁长城,大家只好尽力翻找袁崇焕的所有过失和错误来解释这个问题,犹未能令人彻底信服。甚至于还有人从崇祯的心理是否有问题来考虑。我想从崇祯爱面子方面来解释一下。

1.计五年,全辽可复 2.诛杀毛文龙3.彻底摧毁东林党4.与后金议和

擅自诛杀大帅毛文毛,让崇祯的权威与面子何处放?崇祯授袁崇焕于尚方宝剑,也只是让他在紧急时刻能够自作主张,先斩后奏。但诛杀毛文龙,袁在出京前就已在谋划了,处死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是在一直瞒上皇上偷偷进行。

崇祯最忌恨党争,手握重兵的总督居然与东林党有些暖味,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私下与后金议和,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一开始崇祯默许同意,但后来因为朝臣哗然反对,崇祯就禁止他不许议和,但袁为了能有时间修筑边防,就仍于皇太极私下秘密来往书信,以求得宝贵时间。殊不知,此乃皇太极一计也,在围困北京时,皇太极将这些书信突然公布与众,以至袁崇焕于死地。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崇祯在农民军攻城时,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

崇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置自己的江山与性命不顾。前有宋襄公,后有崇祯帝啊！

崇祯如此一个爱民勤政,自强的人却因为自身许多严重的缺点而落得个亡国下场,实是令人叹息。

历史评价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那不定，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 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 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1]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评价思宗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满清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