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三星堆：谁在极力掩盖这是夏朝传国祭祀重器的重大事实（1）

原创广百宋斋2021-03-19 16:20:25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自去年9月重启挖掘以来，牵动亿万民众的热切关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对于准确、深入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流变意义价值重大，对于启迪民智、增强国人文化自信也具有无与伦比的经典示范作用。

但是多年来，围绕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性质和来源等疑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将原本简单的问题弄得云遮雾绕谬论迭出。中央电视台近期集中推出三星堆发掘和研究系列专题报道，无疑对推进三星堆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积极重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将大面积传递出学界目前关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错误判断，造成更多混乱和深远的不良影响。

学术研究是事实研究，是科学实证，是以事实为证据进行的判断、推理和验证。关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性质和来源等问题的事实研究，本来没有任何复杂性，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和相关出土文物这“二重证据”，原本早就可以做出准确和清晰的结论，甚至——

——早就可以用无可置疑的科学判断和垂范万世的科学研究方法引领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早就可以让以三星堆青铜文明为代表华夏文明重新大放异彩；——早就可以为华夏文明起源研究、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苏美尔文明研究、古埃及文明研究和古印度文明研究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革命，产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化学术成果。

可是，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性质和来源等问题的“主流”意见，从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到影响后果，都是灾难性的，是自投罗网、自说自话、自欺欺人、自娱自乐、自相矛盾和自掘坟墓。

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性质和来源等问题的“主流”意见，主要是三点：

（1）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属于“古蜀国”；（2）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晚至“商末周初”，即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3）三星堆青铜器受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

从去年9月初到现在，我每天昼夜不停地研读了大量跟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有关的考古发掘报告、研究专著和论文，以及有关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研究的中外论著论文，也在头条发出了系列研究小文，对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及相关研究有了清晰的判断。

“清晰的判断”有三层意思：

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并且毫不含糊；我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人人可验，也经得起反复检验。

在央视“三星堆大发掘”专题系列热播之际，我本着一名公民和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深感有必要“正本清源”，因此拟将半年多来在头条发布的小文做一个汇总分类，从以下十个方面阐述我对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点击相关链接文字深入阅读，对我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做一个总体把握。

一、三星堆青铜器烧埋年代

二、“古蜀国”纯属子虚乌有

三、器物烧埋坑绝非祭祀坑

四、青铜圣像符合大禹形象

五、器物形制的夏天子属性

六、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遗址

七、高放射性铅同位素来源

八、三星堆文明与哈拉帕文明

九、华夏文明起源、勃兴和迁徙

十、“本土起源论”的迷思和魔咒

一、三星堆青铜器烧埋年代

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解决年代学问题。考古学解决年代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文化地层累积/层位关系研究，这是从地质学研究借鉴而来的技术方法，通过地层叠压关系，来分析每一层所属的年代。

一个遗址的文化地层，是由历史进程中生活在其上的人类族群遗留物堆积而成的，比如建筑基址、生活垃圾（灰坑）、各类型器物等，从文化地层积累的厚度、器物的类型以及相关物件的碳14测定等方面，就能基本确认属于这个文化地层的文化综合体存在于此的年代。

广大读者朋友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统计数据的平均值而言，文化地层积累的厚度大致能表明该文化综合体存在的时间范围，具体来说，就是文化地层厚度每增加1厘米，就表明该文化综合体存在时间增加1年。比如，一个文化遗址文化地层积累厚度2米，就说明该文化综合体存在时间为不超过200年。在河流冲积地带的文化地层，很显然，文化地层的积累速度更快，因此2米的厚度也许不到150年就堆积成了。

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关于文化地层厚度的论述。

以印度河流域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成熟哈拉帕文明”，自公元前2500年以降突然出现在印度河流域，其文化地层叠压在以科特迪吉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地层之上，厚度达12米左右。

“成熟哈拉帕文明”存在的时间有多长？可以认为长达1200年。但由于该文化地层处于印度河流域，所以实际上“成熟哈拉帕文明”存在时间不到1200年，结束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以前。换言之，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入侵，摧毁了哈拉帕文明。

了解了关于文化地层积累的基础知识，面对关于目前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以来至夏商周时期任何文化遗址的讨论，我们首先就要追问——文化地层积累有多厚？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一号坑地层叠压为七层，一号坑在最下一层（如图），距离地表大约65厘米，其上各层平均不到12厘米。第四层（图中标黄处）是宋元时期遗留，有宋元时期砖头瓷片。第五层第六层，就是石器时代的陶片了。一号坑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没有啦，下面是生土层，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

这就是说，一号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时代，是突然出现在石器时代的四川广汉——石器时代的四川广汉丝毫没有青铜文明累积渐进生成的痕迹——青铜文明来了就砸就烧，砸了烧了就埋，埋了就走，然后又被石器时代的遗迹所覆盖。

一号坑上面石器时代的堆积层，平均厚度加起来也不到30厘米，说明在一号坑上曾经停留的文化综合体存在时间不超过30年。

然后，从短暂存在的石器时代文化综合体，到宋元砖头瓷片之间，漫长的至少2000年间，啥都没有，一片蛮荒。有人说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属于“古蜀国”，究竟是几个意思？在文化地层累积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任何神话和谣言都没有立足之地。

再来看看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二号坑的层位关系，二号坑最上层距离地表不到60厘米，上面叠压五层文化地层，第五层是石器时代的零星陶片，地层厚度10厘米。第四层有少量唐宋时期的陶片。二号坑下面，又是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生土层。

那么，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究竟是石器时代的什么年代突然出现在四川广汉的呢？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赵殿增公然说：“我们是根据两个坑的地层和测定的年代，把它框定在3200年前到3300年前左右。 ”

赵殿增的说法很含混——

（1）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对一号坑和二号坑进行了年代测定；（2）我们不知道对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年代测定选取的是什么样品；（3）我们不知道对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年代测定用的是什么技术；（4）我们不知道对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年代测定结果是什么；（5）我们不知道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年代“框定”在3200年到3300年前左右的“我们”是什么人。

但是我知道，赵殿增及其所属的“我们”，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年代“框定”在3200年到3300年前左右，根本就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

对遗址进行年代测定，通常是用放射性碳14检测技术，检测遗址内动物植物的碳14含量，以确定动物植物活体死亡的大致年代。

三星堆一号坑有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而碳14测定只要5克甚5毫克样品就能进行检测，请问赵殿增，请问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请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任何科研机构对一号坑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做过碳14年代测定吗？

毫无疑问是有的，怎么可能没有呢，绝没有任何道理不对三星堆一号坑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做碳14年代测定。

请问赵殿增，请问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对三星堆一号坑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做的年代测定结果是“3200年到3300年前左右”？

绝没有任何可能是这个结果。绝没有任何机构胆敢站出来承认该机构的检测结果就是如此。绝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胆敢以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前途如此铤而走险。

为什么呢？因为三星堆一号坑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一定跟湖北盘龙城第四期遗址的年代测定结果几乎一致，即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

我为什么可以做出如此坚决的判断？因为盘龙城第四期遗址出土了跟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一样的好东西——含有极为罕见的、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的青铜器。

关于这个“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这个在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的“异常铅”，我将另文讨论，在此我仅指出——出土异常铅的盘龙城第四期遗址的年代，就是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烧埋的年代。

赵殿增，及其所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年代“框定”在正确的检测结果“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而非要强指为“3200年到3300年前左右”呢？

很简单，如果按正确的年代检测结果，“三星堆青铜器受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所谓学界“主流”的结论就根本不能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呢？因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所谓“中原文化”，是公元前1400年以后才突然出现在中原的，公元前1400年以后才突然出现在中原的“中原文化”，如何影响到遥远的、与世隔绝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呢？

但是，这个结论，对于赵殿增及其所属的“我们”非常重要，这是在捍卫赵殿增及其所属的“我们”长年坚持的“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起源论”。

这是“中原中心论”最后的斗争，不幸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