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鸦片战争的起点

1996年，在学校的组织下，我观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电影中有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当英国军舰开始轰击虎门炮台时，我们自己的大炮却因为射程太近无法击中英国人的军舰，只能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当时看到这个情节，心里面感觉很闷，但是那时候还小，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在战斗中我们的大炮打不到对方？为什么在电影中看上去我们的军队与对方差距很大？

等到长大了一些，历史老师告诉我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对方的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和军事技术水平很高，在当时的世界是外星人般的存在，相比之下我们的军事、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制度落后在英国人的武力入侵面前没有抵抗力，所以我们输了。

原来中国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工业革命，没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制度！

我以为这大概是那段时间我接受的和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个比较流行和中肯的观点。

但是等到自己上大学，参加工作之后，随着自身有关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对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的自我认知之后，我却感到当年老师说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可能对或又不对。

对这个原因，今天我想谈谈我的理解。

我先举几组时间表：

1、1644年，明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帝自缢煤山，清军入关，紧接着便是剃发易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此同时，英国新贵族与国王的矛盾和斗争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并最终在1688年完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

2、1789年，大清乾隆五十四年，爱新觉罗家的十全老人正在他的赫赫武功下感受康乾盛世的荣光，只不过盛世背后是人口爆炸增长下的生存危机，十全武功后的财政枯竭、旗兵腐化、吏治腐朽。与此同时，法国巴黎的市民正陆陆续续聚集起来，向巴士底狱前进，开始了西方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推翻旧的王权制度，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3、1839年，大清道光十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打响了中国人禁烟的第一枪。与此同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将英国的繁荣推向了高潮，日不落帝国在世界上风头正盛，而欧洲大陆上普鲁士日渐崛起，德国开始走向统一。

其实通过上面三组简单的时间表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从17世纪开始直到1840年，中国的发展似乎一直在原地蹒跚而行，旧的王朝毁灭新王朝的建立，循环往复。而西方则借助地理大发现之后带来的巨大发展红利，主动出击，积极进取，国家变化日新月异，思想推陈出新，社会制度变革创新，从而在17世纪逐渐与世界各国、各文明的发展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逐渐形成。

我想，假如我们从1840年起上溯二百四十年，以1600年为起点，梳理这两百多年来的中国和世界（西方国家）的发展脉络，就能很容易的将1600年作为双方发展差距的起点，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中西方之间的发展渐渐拉开了差距（或者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平视西方的实力），鸦片战争失败的种子在此时也已埋下。

梳理自1600年至1840年这二百四十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发现中国基本处于两个历史规律之中：

一个是国家发展在王朝兴衰历史周期律中循环往复。

首先，作为这种规律的一面，从1600年起，明王朝由盛转衰。假如我们站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这个时间节点，以明王朝统治者万历皇帝的视角，来审视当时的历史情景，可能绝对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正是这一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的报捷文书刚刚送到北京，8年前明王朝在宁夏成功平定蒙古人哱拜的叛变，2年前在朝鲜成功击退日本对朝鲜的入侵，加上这次播州平叛，三大征的功绩足以表明明王朝处于中兴的高光时刻。至于皇帝自1586年起（万历十四年）陆陆续续不上朝，消极怠工的做法就显得属于细枝末节、微不足道了。

但是历史的讽刺就在于，看似王朝兴盛却早已埋下败亡的种子，也许谁都不会想到1600年竟是明王朝最后的光荣时刻，此后紧随而至的是王朝财政情况的持续恶化、皇帝消极怠工导致的中央政府机构几近瘫痪、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党争日趋激烈，明王朝的加速覆灭似乎以一种非要证明什么规律似的必然性，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失败之后，这种王朝更迭、世代更替的历史规律便徐徐拉开。

其次，作为规律的另一面，清王朝的兴起却不具有历史先进性。这其实不是说要否定清王朝这个历史阶段，而是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来看，清王朝的兴起并不是先进代替落后，而是统治者互换的封建历史循环。从1644年清军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王朝的统治却集中了这种王朝兴衰历史周期律的两面性，它的统治既有高效、开疆拓土的勃兴一面，例如贯穿了整个18世纪的“康乾盛世”或者叫做“康雍乾盛世”，在此时期清王朝平定三藩叛乱、消除蒙古准噶尔的威胁，通过摊丁入亩改革赋役制度，改土归流巩固对西南的统治，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统治逐步稳固、财政充裕、国力鼎盛，社会总体稳定、人口大幅增长的辉煌时代，被称为王朝盛世，是新兴王朝统治的高峰代表。然而当它逐渐走向衰亡时，又有“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诞一面，究其原因，可以从张宏杰先生写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这本书中窥得一二。张宏杰先生指出“清王朝的统治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王朝盛世的背后却是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文化与思想禁锢，尽显衰亡与落后。

总的来说，仔细观察清王朝这一阶段的盛世统治，可以看到专制的皇权与族权（维护满洲八旗统治）到达了两千多年来的巅峰，这种盛衰相倚的两面性也只是清王朝擅长国家机器暴力整合社会秩序的统治硬件，而缺少思想文化创新整合人民意志的统治软件的具体表现。“康乾盛世”是一个特殊的盛世，也是决定此后中国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时期的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出现称得上开创性或先进性的创造，有的的一个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盛世的显著特点：文化的沉闷甚至是黑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清王朝统治者的特殊“身份”（有别于汉族政权），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爱新觉罗们天然带对汉族反抗的强烈防范戒心，又有封建王朝周期律发展惯性下专制集权的空前提高。这导致清王朝的统治只是在整合了1600年之后随明王朝覆灭而坍塌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沿袭前代王朝发展规律），在发展道路与模式上并未出现根本性、变革性的改变，对世界的变化发展无所察觉，即使是在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整个王朝对世界大势依旧茫然无知，以至在鸦片战争中对西方世界的地理认知竟不如二百多年前的明王朝，王朝统治的落后性由此可见。

另一个是国家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徘徊不前，新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力并强大到可以改变上层政治制度的程度

现在很多的穿越爽文，尤其是明末的穿越文章，主角往往利用现代知识对旧王朝进行改造，提高生产力，开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促进社会变革，实现国家进步与富强，从而在源头上避免1840年以来的历史悲剧。

假如我们认为可以做这样的假设，那么只要仔细梳理发端于明王朝中后期江南地区以桑、棉纺织加工作坊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暂且不去争论这种发达的商品经济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合理性），就会发现江南地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在明王朝统治期间之所以亮眼和惹人关注，是有以下原因的：一是它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该地区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沿海易于与朝鲜、日本以及西洋诸国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还有就是明初以桑、麻、木棉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这些都让江南地区具有了发展纺织业的先天优势；二是国家财政税赋倚重江南地区，为增加财政收入，国家主动开放贸易，注重江南地区商业发展。同时通过万历初年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赋税征收逐渐从由缴纳实物转变为缴纳货币，金银成为重要的流通货币。伴随着海外贸易白银大量流入，江南地区具有良好的货币基础；三是土地兼并加剧，明王朝的皇族在江南地区拥有大量的皇庄土地，江南地区士大夫官僚阶级地土地的兼并也愈加激烈，自耕农大量破产失去土地，大量无地农民为求生存，大量主动或被动的进入手工业，使得江南地区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江南地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在明王朝总体经济政策沿用“重农抑商”的国策情况下，这种特殊性又带来了明显得脆弱性。作为封建王朝要发展和统治巩固，土地就是国家的命脉，封建王朝的土地所有制带来的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即使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得江南地区，对土地得争夺依旧牢牢限制着江南地区经济得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天启、崇祯年间封建王朝全国性统治危机全面爆发，江南地区以手工纺织业为代表的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不可避免的卷入这场危机并随着王朝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

而对于明王朝的继任者，清王朝受清初为消除江南地区反清运动，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惨烈的屠杀和压制，同时又因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奴隶暴动的影响，明王朝原来在江南地区的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向清王朝统治者主动投靠，处于巩固自身土地利益和恢复统治秩序的要求，对商品经济天然的排斥性，不断巩固和强化的新兴王朝的专制统治皇权专天然制约了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当然也就无法在江南首发并辐射全国，最终起到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引发变革和进步，打破发展周期律的作用。

无论怎么来探讨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我们其实都无法割裂的把历史的责任归咎在一个王朝或者一群特定的人身上，即使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的发展潮流中是起一定的作用。回顾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多年，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在王朝兴衰发展周期律中徘徊，经济发展方式始终无法出现革命性的突破。在我看来，这种两个规律的困境，与其说是一种周期性规律不如说是一种文明的发展模式无法实现自我更新的结果。回顾中华文明灿烂的古代历史，当生产方式大致不变，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文明的交流方式没有大的变化时，中华文明的这种封建王朝发展模式是有效甚至是高效的，可以创造出先进的文化的生产力。但是当世界形势突变，生产方式改变时，这种文明发展模式就必须进行改变，不变，则等来的只有毁灭和痛苦。

确实，以1600年为起点，中华文明的这套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所以，鸦片战争失败了，但自此以后是痛苦的两千多年来皆循秦法的文明发展模式的自我坍塌和重生！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天之所以想探讨和梳理自1600年至1840年之间的种种历史，总结规律和教训，就是想让我们更客观的看待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希望中华文明在大破大立之后形成一套适应今天世界形势的我们独有的发展模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