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

六二年秋，我考上了公社的高级小学，学制两年，五里地，开通学。老师姓司，会唱歌，板书极好，刚劲、清秀，就象她的模样——漂亮。爹是念过古书的人，也经常调教我写毛笔字，一点如桃，一撇如刀。我的算术不是很好，但语文在班里是前一、二名，司老师把我的《冷盐水》那篇作文给同学们当范文讲，还贴在学习专栏里。时隔四十年后，我在县城见过司老师一面，并给她深深地给鞠了个躬，老师赶忙拉住我，还把过路的行人弄得莫名其妙。

那两年念书很顺利，不愁吃穿，中午在学校吃一顿，是从家里带去的冷饭或耙红苕，天天跑，不累人。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就帮家里做些事，但大量时间是在看连环画的小人书，象《上甘岭》、《红岩》、《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个大概。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义务教育，硬考。六四年秋，我被县里第三初级中学录取了，榜示是铅印的，象布告。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从高分到低分录，还有备取生，我是第33名。不得了，方圆五华里三个初中生中有我，更是祖辈几代人中的第一人，光宗耀祖。爹娘高兴了十多天，学费也不贵，几元钱，拿得起。

上学自然是爹送，他背着我的铺盖卷、书箱和大米、咸菜之类，就像背着啥希望一样，把我吆在前面。一路上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些如何做人和好生念书的道理，但只记得“要知书内有黄金，夜点明灯到五更”那两句。快，五十华里山路，两个时辰就到了。

初中就是不同于小学，课程多，老师多、学生也多，早晚都有自习，统一起床，统一熄灯，半军事化。

教语文的老师有两位，一位讲古文，一位讲白话文。记得钟老师是南充师范学院毕业的，专讲白话文，他将一篇写风景的散文《老山界》和一篇记事的散文《梁生宝买稻种》，把祖国的山川讲到了大美，把苏北农民的憨厚、纯朴、勤劳、节俭讲到了极致。钟老师对我很“器重”，常给我找些课外读物，所以，每次语文考试都在90分以上。文革后期，钟老师在县进修学校专门培训全县的语文教师，有学问的就是不一样。其它学科我只是中等，再用功也只能是80分上下，但俄语算好，现在都还能书写和讲几句的。至于物理、化学好多符号代表什么就不记得了。

六十年代读书是艰苦的，路远只能住校，每周星期六下午才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必须到校赶晚自习。因为要回家背七天的大米、红苕、咸菜，换洗衣服。我的家庭条件那时算好，两个姐己嫁他乡，哥嫂分家另起炉灶，弟才念小学，我不念书谁念书？爹娘就重点“培养”我，每周回家背的是光米，咸菜里还有一些猪肉颗颗，吃饭时在饭堂里买五分钱的菜汤煨热，也算是打牙祭了。因为六五年将农民的荒地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但自留地还在，娘一年只能喂一头猪。“购留各半”是国家当时的政策，自已只留半头，大部份是被我和弟吃了的，加之爹偶尔悄悄用罗盘和古书给老乡们看宅基地或择个婚期，也能换些如掛面、鸡蛋、南瓜之类的“报酬”，所以，家境还算“殷实”。那时我无力回报他们，只能利用星期天上午砍两捆柴，下午就步行往学校赶。

1966年的秋天，风和日丽，校园书声朗朗，我为报考高级中学而努力着。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日，一群外地红卫兵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进驻了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风暴卷来了。校长即刻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戴上内用竹蔑编织外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校党委书记早年是地下党，因教我们俄语与前苏联有关，说是“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就连我一向崇拜的钟老师，也划归“臭老九”之列。学校办公大楼成了造反派“革命”的指挥部，教室成了“坏人”反省的地方。教学机器瘫痪了，阴云密布，鬼叫狼嚎，我们莫书念了。

可能是怕我惹祸，爹有天急急的去找我，叫我马上离开学校跟他回家。我不听，说了一堆要等书念，以后还要上大学堂的话。爹说，中学堂都是这个样子，还大学堂，你等嘛，再不走会变坏的！倒也是，班上有个王姓同学几次动员我参加他们的什么“野战军”，夏季还要去北京接受“检阅”。但他是不知道我内心是咋想的，就无所事事地在学校里吃了几天干饭，最终还是走出了校门。

离开学校那天，我不停地回望，办公大楼全部涂了红色，教室的门、窗红色，饭堂的外墙红色，校园内到处插有彩旗， 一片红的海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停课闹革命”的标语特别醒目。爹把我的肩用力一拍——走，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相同的还是爹背的铺盖卷和书箱，不同的是这次他在前面走，叫我在后面跟着，再也不给我灌输“夜点明灯到五更”之类的古训了……

B站视频链接：爹：走不上学了！儿：黑人问号？？？【小人物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