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的需求

布兰登·M.特里（Brandon M. Terry）

《剑与盾：马尔科姆·艾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的革命生活》

作者：毗努伊勒·E.约瑟夫（Peniel E. Joseph）。

基础读物出版社，373页，30美元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美国国会大厦，当时参议院正在就1964年《民权法案》进行辩论。这一偶遇被记录在一张照片中，照片中两人握手微笑，但几乎没有显示出公众不和的痕迹，在我们的历史想象中将这种不和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初杜波伊斯(W.E.B. Du Bois)和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之间的冲突以来，他们之间的冲突无疑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和争取种族公正的斗争中投下了最长的阴影。

就在金作为1955年蒙哥马利抵制公车事件的发言人而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几年之后，马尔科姆在1959年由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主持的电视纪录片《仇恨产生的仇恨》中上演了一个明星转身，华莱士介绍了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的伊斯兰民族（NOI）教派，马尔科姆当时就属于这个教派，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对美国的控诉。” 虽然马尔科姆最出名的是他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宣传进行诘问的起诉热情，但他还把对金的攻击作为他的言论和越界诱惑中反复出现的元素。马尔科姆指责金“懦弱”、“背叛自己的人民”，侮辱他为“汤姆叔叔”、“戴头巾的黑人男子”（注：指对白人唯命是从的黑人），最恶毒的是“家庭黑人。” 他认为，马丁·路德·金的重大背叛是他推广了一种自我挫败的种族融合和非暴力哲学，这种哲学将确保其追随者和平地、不受抵抗地遭受种族统治。

报纸和杂志无法抵抗这样的竞争，知识分子也没有义务去裁决这一争端。哈罗德·克鲁斯（Harold Cruse）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1967)将马尔科姆和金视为“融合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持久斗争的象征，克鲁斯认为这是黑人政治生活的中心断层线。克鲁斯正确地指出，围绕这些观点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反对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等移民主义者的运动。德拉尼有时认为，大规模逃离美国是解决美国黑人困境的最好办法，这是一个受压迫的“国中之国。”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克鲁斯和其他历史学家将马尔科姆对 "穆罕默德先生的解决方案 "（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民族国家）的无所顾忌的、不可理喻的辩护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

但是，尽管克鲁斯智慧敏锐，在他的书中散布着许多谨慎的言论，他决定突出这一宏大的叙述，却严重损害了人们对黑人知识分子和政治生活的普遍理解。黑人思想家关于性别、宗教、民主、国际主义，以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辩论，被简化为两种传统之间的全面斗争。

在1965年和1968年马尔科姆和马丁·路德·金分别遇刺后，这种道德上的异议吸引了很多人。在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中，马尔科姆和马丁不仅代表着分离和融合，还代表着仇恨和爱，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怨恨和和解，北方和南方，街道和教堂，以及令马丁感到特别沮丧的阳刚和柔弱。这些面面俱到的二元论的累积重量，帮助巩固了黑人政治最持久的问题之一，作为三个字的忠诚度测试，简单而又迷惑人心：马丁还是马尔科姆?

在这篇书评的第一部分，我讨论了莱斯和塔玛拉·佩恩为马尔科姆·艾克斯所写的传记《亡者复生》。1 尽管这本书有很多优点，佩恩父女还是重复了马尔科姆-马丁的两分法，这个脚本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那样是错误的。他们认为，“金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打击种族隔离者的‘虚假优越感’上，” 而马尔科姆“一心一意地帮助被隔离的黑人克服他们的‘虚假自卑感。’” 但是，至少早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时， 金就将抗议视为一种表达对黑人尊严的尊敬的方式。金并不是一味地奉承白人的种族态度，而是热切地相信，如果非裔美国人默许种族统治而不提出抗议，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就会“背叛自己的尊严感和上帝永恒的旨意。”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两人身上花了大量时间的人之一，他对两人复杂的思想表现出了更大的忠诚，混淆了这种对立。在1972年为《时尚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鲍德温挑衅地写道：

马尔科姆和马丁，从看起来非常不同的点开始……发现他们的共同处境……这些看似相互排斥的观点被彻底摧毁了，到他们各自死去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种认为马丁和马尔科姆是在环境的推动下迈向哲学和政治和解的观点，多年来吸引了一些杰出的捍卫者，包括历史学家克莱伯尼·卡森(Clayborne Carson)和已故记者路易斯·洛马克斯(Louis Lomax)。然而，这个观点从未像毗努伊勒•约瑟夫的《剑与盾》那样得到全面而优雅的辩护。

约瑟夫是一位多产的20世纪非裔美国人政治历史学家，一位不屈不挠的公众评论家，也是“黑人权力”运动的主要编年者，他在《剑与盾》中揭示了马丁和马尔科姆公开争吵的关系背后复杂的智力和战略动态。通过揭示他们彼此之间更微妙的影响形式，约瑟夫旨在颠覆马尔科姆被描述为 "黑人激进主义的政治利剑，它在民权时代的英雄岁月中找到了它的步伐，并在“黑人权力”运动中充分开花，" 以及颠覆将金描述为 "作为一个国家的非暴力监护人……他的盾牌阻止了一个充满血腥的时代变得更加暴力。" 对约瑟夫来说，这些简单的反对意见使我们无法考虑马丁和马尔科姆是如何做到

在追寻黑人尊严、公民身份和人权的共同革命道路上行进，这将引发全国和全球围绕种族和民主问题的政治思考，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影响我们。

约瑟夫很有说服力地将两人置于对方最戏剧性的转变的中心。如果不全面理解马尔科姆（主要是通过他对“黑人权力”一代的影响）如何塑造了金的观点，即对公民不服从、白人至上，以及最重要的美帝国主义的看法，那么金后来的激进主义是无法理解的。 更有说服力的是，约瑟夫展示了，尽管马尔科姆蔑视政治抗议，但对金的直接行动承诺的嫉妒和钦佩交织在一起，侵蚀了他对穆罕默德的忠诚。对约瑟夫来说，这不是巧合，马尔科姆与伊斯兰民族的分裂正好发生在他宣称“我将全身心投入民权斗争的中心，并将从现在起参与其中。”

抛开民族主义和一体化主义的两分论，约瑟夫认为马尔科姆和马丁在两个理想上取得了一致：“激进的黑人尊严”和“激进的黑人公民身份。” 前者涉及黑人身份的重估，和对国内外自决运动的支持；后者坚持，经济公正、公民参与和纠正种族不公正的问题，对于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政体成员至关重要。

正如马尔科姆所理解的那样，尊严的问题涉及到对我们的道德地位的信心，我们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我们应该对有价值的、有美德的、优秀的生活负责。1962年，他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宣称：“所谓的黑人不仅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且……甚至被剥夺了他们的人权……他们有权昂首挺胸，像其他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 伊斯兰民族认为，在美国，白人至上决定了伦理、政治、经济甚至美学的价值。马尔科姆抨击用化学物质放松扭曲的头发、漂白皮肤和其他黑人美容的做法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投降，他声称反黑人种族主义已经到了疏远非裔美国人与他们自己身体的地步。在憎恨“我们的非洲特征……我们的容貌，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血液，”他说，“为什么，我们最终不得不憎恨自己。”

在伊莱贾·默罕默德的种族主义形而上学的影响下，马尔科姆对这种堕落的最早反应很容易滑向摩尼教，将黑人沙文主义视为“种族骄傲，” 而将白人视为“邪恶的肮脏种族。” 但在1964年他公开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马尔科姆不再为他开始嘲笑的穆罕默德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辩护。后来的马尔科姆重新表达了他对骄傲和尊严的直觉，指出了巩固自尊的社会基础的实际需要。他认为，我们需要颂扬非洲人后裔的历史成就和文化实践，因为我们的判断、习惯和期望将继续受到几个世纪以来种族主义宣传的无意识传承的影响。

正如约瑟夫和佩恩所描述的那样，金分享了这种对尊严的基本关注。在他从政之初，他就指出，在吉姆·克劳(Jim Crow)种族隔离制度下，“许多黑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并开始相信，也许他们真的像别人告诉他们的那样——比男人还差。”

为了应对这种腐蚀灵魂的威胁，金经常挥舞着从自由基督教和康德普世主义中提取的哲学抽象概念。在布道或散文中，他可以思绪迸发，赞美人类理性固有的深思能力，或庆祝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意象的承载者。然而，在政治冲突的交火中，有组织的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蔑视可能会让这些假设显得无效，或者至少不合适。毕竟，这正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坚持的原因所在，即坚持“你只能以被攻击的那个人的身份为自己辩护。” 她警告说：“一个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的人，是不能以英国人或法国人的身份为自己辩护的。” 世界只会得出结论，他根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

马尔科姆经常宣称自己“不是美国人，” 而是“美国主义的2200万黑人受害者之一，” 他毫不怀疑这个身份最适合用来反对反黑人。他的黑人身份意识是焦点和根本，激发了“黑人权力”组织和辩论的爆炸性增长，最终推动金公开接受了对黑人尊严要求的更详细、更特殊、更有政治效力的描述。在《我们该从这里去向哪里?》(1967年)中，金坦率地将黑人描述为被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围，这些意识形态宣称黑人“生理上的堕落”、文化上的“无用”和身体上的丑陋，同时否认他们要求得到人类的承认和平等尊重。虽然他从未动摇反对政治暴力, 当他恳求白人自由主义者看到“召唤黑人获得一种新的男子气概、一种深深的种族自豪感和对这一传统的大胆欣赏的积极价值”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可疑地像马尔科姆和他的“黑人权力”助手。

然而，这两个人都明白，仅靠规劝自尊是不够的。为了克服白人至上主义的屈辱和征服，马尔科姆认为，非裔美国人有义务捍卫“自决权……来指导和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未来”——为了他们自己、非洲人和其他帝国统治的民族。

约瑟夫的书特别出色的一点是，它详细描述了马尔科姆试图将偏狭的伊斯兰民族从对独立黑人政治的执着中拉出来，转向对地缘政治更严肃的理解。他成为自封的非裔美国人的国际使者，成为黑人听众的忠实外交老师。他在1959年担任伊斯兰民族驻中东和非洲大使，1960年策划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哈莱姆区的有争议的访问，1961年在推动抗议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对刚果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暗杀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他与伊斯兰民族决一死战之后，马尔科姆利用他新获得的自由来支持联合国，作为保护和纠正非裔美国人受侵犯的人权的可能手段。

金从未认真接受过黑人移民的乌托邦思想，也从未认真接受过穆罕默德的黑人民族主义的浪漫种族主义。考虑到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在安理会中不成比例的权力，以及美国在全球具有强制性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也不可能让他对联合国代表美国黑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感到乐观。然而，金的正义观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这或许仍是他的公共哲学中最不受赞赏的元素。

对于那些习惯于将金置于美国自由主义的进步故事中的人来说，了解到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认为黑人的自由斗争是非洲和亚洲反帝国主义反抗浪潮的一部分，可能会感到惊讶。"美国黑人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中赢得自由的决心，" 他宣称，"来自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自由的同样深刻的渴望。" 他强烈认同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1959年在印度会见了甘地非暴力反抗运动的老兵，1960年前往加纳参加了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就职典礼。然而，就像许多在冷战政治中游刃有余地的左派人物一样，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往往显得有些克制，用强制性的反共修辞，或者对和平主义的赞歌来表达。

越战是金在全球正义问题上激进化的转折点，但约瑟夫强调了马尔科姆在这一转变中被低估的影响。马尔科姆从一开始就对这场战争持有先见之明的批评态度，他以一种道德上的明确性对这场战争的前提进行了剖析，这让大多数评论家感到困惑，他们被美国军队在东南亚充当非战斗“顾问”的谎言吓得目瞪口呆。“你不应该被爱国主义蒙蔽而不能面对现实，” 马尔科姆警告说，并指责战争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种族主义和欺骗而变得容易接受。

马尔科姆的反战批判和谴责征兵是"自世界就是那个世界以来发明的最虚伪政府真假混同的欺骗性报道，" 他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学生组织者中找到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第一个反对战争和征兵的民权组织。马尔科姆问道，一个人怎么可能接受被征召去为所谓的民主而战，而回到家却只关心自己“如何能在不被谋杀的情况下获得登记和投票的权利”?

金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主流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关系，让他在公开反对战争方面更加犹豫不决。年轻的活动人士向他施压，说他在国内鼓吹非暴力，在国外却对军国主义保持沉默是虚伪的，金因此开始公开批评政府。他不顾一些最亲密的顾问的私下建议和公开谴责，既谴责了战争，也谴责了因战斗而暴露或加剧的系统性不公正。他指责说，这场战争是对言论自由和合法持不同政见者的威胁，它让人们对使用暴力和非白人民族的自治权利产生了怀疑。此外，他还指责战争是“对穷人的残酷操纵，” 并哀叹战争对重要资源的不道德浪费以及战争的输送方式

那些被我们的社会弄得残废的黑人青年……去八千英里外的东南亚保障自由，而他们在乔治亚西南部和东哈莱姆却没有找到自由。

在我们这个战争不断的时代，由于其对国内自由和公民信任的回旋效应，这样的见解仍然被忽视。

在一个被经济统治、种族等级制度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撕裂的社会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关于公民身份的价值：这样一个社会能要求什么(如果有的话)，忠诚或牺牲? " 激进的黑人公民权" 的理想（约瑟夫将其与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主张，非裔美国人充分、平等的公民权不仅需要形式上承认平等权利，而且需要这些权利的公平价值。这不仅意味着有能力像其他任何公民那样采取行动，也意味着享有特权的公民阶层不能以牺牲最无权者的利益为代价不公正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例如，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1964年)一书中，金写道：“黑人不仅必须有权进入任何向公众开放的机构，而且必须以一种他们有能力行使这一权利的方式被吸收到我们的经济体系中。” 正如约瑟夫提醒我们的那样，他的公民平等概念延伸到了“一份好工作、能维持生计的工资、体面的住房、优质教育、医疗保健和营养” 等方面。或者正如金在1967年所言，富裕社会中的真正自由并不意味着“饥饿的自由，任凭天堂里风雨的自由，没有屋顶遮蔽的自由。

然而，在探索政治经济学领域并试图将马丁和马尔科姆视为同等地位的思想家时，约瑟夫遇到了一些困难。马尔科姆在他生命最后一年的观点很难以清晰和一致的方式重建。尽管如此，约瑟夫可能还是太符合马尔科姆最近的自我描述了，在他的自我描述中，他甚至说“我的目标和金一样，” 同时呼吁各种种族公正组织建立“黑人统一战线。” 正如约瑟夫所描述的那样，来自金阵营的特使，包括律师克拉伦斯·琼斯(Clarence Jones)，会见了马尔科姆，而且不亚于科雷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他似乎很欣赏马尔科姆对自己激进言论的描述，认为自己试图帮助民权运动。1965年，马丁入狱时，马尔科姆在塞尔玛的一次即兴演出中向科雷塔建议，向白人展示“另类选择”可能会让他们更愿意听金的话。

但是，金的世界观，即希望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能够实现，远远超出了马尔科姆对被民权立法抛在身后的“受压迫群众”的民粹主义诉求。对于金来说，平等的公民地位，至少在表面上的民主中，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决策，通过商议共同决定我们共同生活的轮廓。事实上，他关于种族隔离之恶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它对自由的攻击。金说，种族隔离过度地“限制了我对做什么、住在哪里、挣多少钱、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等问题的考虑。” 种族隔离通过对我们可以在何时何地进入强加限制，破坏了人类真正“深思熟虑、作出决定和作出反应” 的重要能力。

如果民主公民是自由和平等的，它必须根除习惯、权力安排和资源分配，这些习惯、权力安排和资源分配使我们在最重要的生活领域受到他人的任意强加。 正如约瑟夫指出的那样，这种要求延伸到了资本主义本身，这也部分解释了金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残酷的竞争和自私的野心”——的怀疑。例如，他在1967年写道，“如果民主要有广泛的意义，” 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社会的当代趋势，” 即“把我们的富足压缩到中上层阶级吃得饱饱的嘴里，直到他们被过剩的东西噎住。”

然而，马尔科姆花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来捍卫伊斯兰民族关于黑人资本主义是“自力更生”的狭隘观点，并将福利描述为一种白人自由主义的策略，它制造了“懒惰”，同时使“贫民窟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更糟糕的地方。” 甚至在与穆罕默德断绝关系之后，他还在《马尔科姆·艾克斯的自传》中嘲笑非裔美国人缺乏生产资本和企业所有权，称其为“完美的寄生虫形象—— 黑扁虱误以为自己在进步，因为他骑在那头肥胖的、有三个胃的奶牛的乳房上，那头奶牛是白人美国。” 诚然，马尔科姆——明确引用金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社会民主的讨论——从1964年末开始抨击资本主义是一种“贪婪的”制度，但他从未超越这种散乱的抨击。与此同时，金的著作继续激发了一些关于社会经济正义的最好的哲学著作，包括托米-谢尔比（Tommie Shelby）的《黑暗贫民窟》 (2021)，这是对金呼吁废除这些种族隔离和集中贫困地区的尖锐辩护。

也许更可悲的是，马尔科姆对所谓的一体化主义的批评从未充分把握金观点的左派基调，后者更应该被描述为“重建主义者”，而不是“一体化主义者”。对于金来说，“如果没有权力的相互分享，真正的融合就毫无意义。” 金派的一体化将涉及广泛的资产再分配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而不是让城市边界、私人利润的支配和现有措施的"优点"不公平地损害这么多美国人的生活机会。

如果马尔科姆不那么专注于把这种观点诊断为植根于精神上的厌恶，而更认真地对待左翼融合主义者对美国制度和规范的重新思考中的实验主义和平等主义，他本可以帮助推动辩论超越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后来嘲笑的象征性的、"单行道 "的融合。2 错过这段对话的代价至今仍挥之不去。在2021年的民主党总统辩论中，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抨击她未来的竞选伙伴乔-拜登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联邦授权的 "校车 "计划，但当哈里斯(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对有关联邦干预措施以实现21世纪学校一体化的辩论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时，对话就消散了。

即使面对唐纳德·特朗普令人恐慌的“保护郊区”免受种族融合主义入侵的呼吁，自由派人士也只关注共和党种族主义的指控，而没有明确捍卫奥巴马时代积极推进公平住房规定的做法，正是这一规定催生了这一保守策略。当左派对黑人知识分子历史，特别是对金进行持续的重新评估时，它却未能在一种可行的公共哲学上取得多大进展，这种哲学结合了金的"融合的伦理要求"、他在政治经济学中呼吁的 "价值革命"，以及如金部分地从马尔科姆那里学到的，促进对黑人尊严的社会基础的关注。

由于美国教育在这场流行病中的崩溃，金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他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命运的共同外衣” 的紧密编织是否能够产生一种团结精神和公民实验，能够抵制机会囤积、财政荒诞和简单的歧视，让脆弱的黑人儿童遭受“不公正和浪费” 的简单歧视。马尔科姆同样重要的反驳是，这样的计划是否可能避免黑人受到羞辱，并在决策过程中实现参与性平等。

《剑与盾》帮助我们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超越了疲惫的分歧和油腔滑调的表述，这种表述阻止了我们把马尔科姆和马丁的思想作为我们有用的过去的一部分。仅在过去一年，美国政治就被一种党派虚无主义撕裂，这种虚无主义纵容对黑人犯罪和反种族主义抗议的种族偏执的怪异动员，对黑人选民的愤世嫉俗的镇压，以及对贫穷和工薪阶层黑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和痛苦的野蛮漠视。这些做法背后的灾难性的不理性引发了人们应有的焦虑：美国民主复兴是否还有一条摆脱颓废、疾病和绝望的道路。

如果有答案的话，也许一部分就在约瑟夫所说的马丁和马尔科姆的“革命之路”上。他们并没有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可能没有人值得追随——但是他们对正义、公民身份、尊严和异议的丰富反思档案比美国不稳定的自由派精英经过民意测验、自鸣得意的建议更能指导我们的苦恼。重新审视二十世纪这些黑人激进的声音，我们重新训练自己，在当前灾难性和争议性的不和谐中，既要看到长期推迟的重建的深远规模，也要看到金所说的"大胆的信念，"即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将能胜任这项任务。

1．《纽约评论》，2021年2月25日

2．卡迈克尔是约瑟夫的《斯托克利：一生》(基础读物出版社, 2021)的主题。

——这是两部分文章的第二部分

《纽约书评》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