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9月13日，无论对于身居高位的周恩来还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是一个引起震惊的日子。那天的零点32分，号称“副统帅”的林彪携妻儿外逃，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着“林彪事件”的出现，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意义提出了疑问。

1971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没有人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由于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要让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教育事业重新启动，周总理更忙了。

9月12日，是一个平平静静的普通日子，那天，周总理批阅文件一直到中午11点才睡觉，下午5点，他起床后像往常一样喝了一杯豆浆冲鸡蛋，然后就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由于那天睡得时间较充足，周总理走的时候精神挺好，临出门时邓大姐提醒他别忘了吃药，他笑着说：“你放心吧。”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几小时后发生，周总理也因此三天三夜没有回过西花厅。

所有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在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出逃，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

听说，事件的发生是在那天的10点多钟，当时周总理不得不停止正在进行的会议，专门应付突如其来的“林彪事件”。毛主席刚刚从外地回来，周总理听说“林彪事件”后的第一反应是要把老人家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为此他特意去了一趟游泳池，建议毛主席转移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厅，那里是毛主席的另一个工作场所。

周总理走后，西花厅就剩下邓大姐、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几个人，开始一切都正常，但是直到夜里周总理还没回来我们就有些奇怪了。第二天，邓大姐听说周总理一夜没回家也惦念起来，虽然她知道周总理经常要超负荷地工作，但像这样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是很少见，也许是有大事发生了。焦急的邓大姐亲自给值班卫士打了三次电话，一再叮嘱要按时给周总理吃药，不要饿得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

到了下午，邓大姐几次走到值班室问我：“有什么消息吗？”值班室没有任何消息，我们也同样在疑惑和惦念中等待着周总理。

这天，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同志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放下电话，我们一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有大事儿发生了，否则下面不会出现这样的报告。

那天值班的是纪东同志，他马上打电话到大会堂，请值班卫士把这个消息报告周总理。没一会儿，大会堂回电话了，说总理让纪东马上过去。纪东走后，我去找邓大姐，告诉她这些情况，邓大姐听完后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接听电话。

9月14日，主管周总理警卫工作同时也是我们党支部书记的杨德中同志来到西花厅，是周总理派他向邓大姐通报一些情况。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代我：通知西花厅大门口的警卫将大门关上，总理不回来任何人通行都走小门，只有总理回来后再开大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跟着邓大姐这么多年了，今天她的表情很不寻常，既很少主动同我们讲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焦虑和惦念都隐藏在她那凝重的表情之下。

终于熬到了9月15日的下午，我们接到电话说周总理一会儿就回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报告了邓大姐。

4点多钟，周总理回来了。这时，站在门口迎接他的邓大姐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虽然脸上透着掩不住的疲劳，周总理还是笑着说：“那是自然的。”说着话，老两口进了周总理的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就听到邓大姐劝周总理好好睡一觉，而周总理居然不比往常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三天里发生的一幕幕惊人场面。

9月12日，晚上10点多，分管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向周总理报告：接到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是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揭发，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周总理立刻就中断了正在进行的会议；

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终于起飞，方向是西北，并很快飞出国境在荧光屏上消失，此时周总理直接向各大军区下达了命令；

9月14日下午2点多钟，确定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忙碌了两天的周总理才吃了一顿安生饭，听说那天他还喝了点茅台酒；

从9月14日午夜，周总理开始向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领导通报“林彪事件”，这次分批通报直到15日下午4点才结束，所以周总理那时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