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僵化的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也是继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清朝皇室为满洲女真族的爱新觉罗氏，共传12帝，国祚276年，与明朝的寿命一样长。

清军入关。早在明朝初年，活动于长白山东北部的女真族就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其中统治建州女真的是爱新觉罗氏，其首领为明朝的建州左卫指挥使。1583年，明军袭击古勒寨阿台驻地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皆遭误杀，努尔哈赤便以祖、父的13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八旗制度。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1626年，宁远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大炮打成重伤，不久死去，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名“诸申”为“满洲”。1636年，在降服漠南蒙古后，皇太极称帝，年号崇德，改国号金为大清，清朝正式建立。

1637年，迫使朝鲜臣服后，清朝便开始筹备进攻明朝。明朝大将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挫败了努尔哈赤的攻势后，锦州的战略地位便更加突出，于是他开始着力构筑关宁锦防线。明朝派祖大寿重兵驻守锦州，加固城池。皇太极也深知想要取山海关，进图中原，一定要先取松山、杏山、锦州、宁远关外四城，而锦州首当其冲。面对锦州坚守的祖大寿，皇太极主要以劝降为主，他派人搜捕并软禁了祖大寿的族人，但待遇优厚。又起用祖大寿的旧部担任汉人“承政”，其中包括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洪，侄儿祖泽润、养子祖可法等。在皇太极的系列劝降工作下，祖大寿不久诈降皇太极，双方登坛发誓祭天。但是，很快祖大寿又坚守锦州不出，并多次与清兵激战。然而，皇太极对其扣留的祖可法等人，仍以礼相待，并继续劝降祖大寿。

1638年，皇太极亲自率军进攻明朝，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出宁远、锦州大道。睿亲王多尔衮为左翼，自青山关入；贝勒岳讬为右翼，自墙子岭入。祖大寿在中后所屯兵，领兵偷袭多铎获胜，引得多铎与济尔哈朗合兵出战，祖大寿收兵回中后所。皇太极亲自来到中后所劝降，但祖大寿坚壁清野，始终没有露面。

1640年三月，皇太极吸取过去强攻的教训，制定了长围久困的作战计划，命济尔哈朗、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并在此屯田，建立攻锦的前哨阵地和后勤补给基地。六月，皇太极指挥清军兵临锦州，将锦州城外的庄稼收割完毕，扫荡明军在锦州外围的据点，彻底切断明朝守军与外部的联系，清军被分为两班，每月轮换，正式打响了围城之战。

1641年三月，皇太极进一步采取措施，在锦州城外筑起营垒，环城相列，在营垒外深挖壕沟，树起栅木，而各营间又有深壕相连，将锦州围得水泄不通。祖大寿的守军开始军心不稳，其中有一部分蒙古兵意图反叛，秘密与济尔哈朗联系。祖大寿得知后，想计擒叛军首领，由于行事不密，反被叛军窥破，抢先与明军交战。济尔哈朗闻讯后，趁势攻城，内外夹攻，祖大寿难以支持，只能退入内城坚守。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清兵攻占了锦州外城。

包围锦州内城之后，清军填补护城河，毁坏城墙，明朝的外援给养全部断绝。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的粮米仅供一月余，而喂马的豆则不能支撑一月，倘若清兵再次急攻，宁锦两城就要攻破，那么松、杏、锦三城将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崇祯帝随即命令洪承畴带领王朴、杨国柱、吴三桂等八镇总兵率步骑13万“刻期出关”，迅速合兵于宁远，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奉命出发后，不敢冒进，驻扎宁远，以窥探锦州势态。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兵多饷艰为由，主张速战速决，催促洪承畴进军，崇祯帝也诏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同时派人前往督战。

1641年七月，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八镇总兵13万人进抵锦州城南的乳峰山一带，初战清兵失利，几至溃败。吴三桂被列为首功，洪承畴称他“英气勇略，战功犹多”。皇太极心急如焚，于八月带病急援锦州，昼夜兼行500余里，到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他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明军阵势布置严整，感叹洪承畴善于用兵，但发现明军重兵集结在前，但是后队的疏漏很大，便想出了破敌的办法。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皇太极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的致胜之法。壕深八尺，上面宽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掉落进去便出不来。清军便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双方决战于松山、锦州地区，皇太极秘令阿济格突袭塔山，趁潮落时夺取明军屯积在笔架山的粮草。此时，明清兵力相当，而明军火器胜过清兵，但已被清兵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洪承畴眼看粮道断绝，被迫放弃“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仓促应战，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危急时刻，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要求力战突围。但诸将胆怯，皆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将士斗志涣散。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次日突围，并交代诸将守是死，战也是死，不如孤注一掷，竭尽全力。皇太极料定，明兵缺粮，夜里一定会逃跑，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

果不其然，大同总兵王朴刚刚回营，便率本部人马率先乘夜突围逃跑，结果各处兵马都随之在混乱中逃跑，骑兵和步兵相互践踏，黑夜中，明兵大乱，死伤无数。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不久城中粮食短缺。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以为内应。1642年二月，松山城破，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被杀，洪承畴、祖大乐等兵败被俘。三月，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四月，清兵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松山、锦州、杏山三城沦陷，至此松锦大战结束。

松锦之战中，不懂军事的监军张若麒不顾形势干预前线军务，洪承畴屈于压力改变守城战略，加上部分将官畏死，不顾全军安危，私自违约逃跑，造成全军溃散。明朝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名将洪承畴与祖大寿相继降清，辽东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皇太极则想尽办法招降吴三桂，胁迫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兄长吴三凤，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等全部上阵劝降。

锦州失守后，由于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展神速，关内大批明军主力都聚集在河南围剿起义军，而用于辽东抗清前线的正面兵力十分单薄。1643年，清兵进一步攻占中后所、前屯卫等地，直逼宁远城的吴三桂。起初，遭到了吴三桂红衣大炮的打击，清兵被迫撤除对宁远的包围。同年，皇太极病死，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叔父多尔衮摄政。

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此前，崇祯皇帝曾召北方四将领来勤王，只有唐通与吴三桂最积极，但唐通到了居庸关就投降了李自成，吴三桂走了20多天也没赶到，得知崇祯自缢后，又回兵驻守山海关。不久，李自成带着吴三桂的父亲和崇祯的遗孤去招降吴三桂，没想吴三桂直接开战，导致亲生父亲被杀。由于孤立无援、缺饷少兵，难以支持长线作战，吴三桂最终投降清朝。多尔衮以吴三桂为前导，指挥八旗兵，兼程入关。在山海关之战中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进占北京。十月，顺治帝福临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事实上成为了全中国的君主。至此，明朝彻底把自己作死了，中国由此开始了游牧民族的第二轮统治时期。

有人说，如果不是吴三桂冲冠一怒投降满清，也许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吴三桂降清有诸多必然性。清军入关后，实行剃发易服政策，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民间反抗。相传，清军因此进行了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等数十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记载，1645年，清军攻占扬州后，10天杀了80多万人，也有人说数据水分很大，应该只杀了5天10万人左右。

康乾盛世。清朝入关并定都北京后，历经18年统一战争，削平大顺、大西、南明诸政权，收复台湾，统一全国。1662年，顺治帝福临出家为僧，孝庄皇太后扶持福临8岁的儿子玄烨即位，年号康熙（蒙语为“平和宁静”之意），开启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

康熙即位后，坚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政策，大胆任用张廷玉，陈廷敬等汉臣。1673年，面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康熙果断执行削藩政策，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起兵反清，起初清军接连败退。1676年，由于清朝具备调动全国资源的能力，远非割据一方的“三藩”可比，特别是王辅臣败降平凉后，清军开始转攻为守。随后，耿精忠因腹背受敌撤兵请降，尚之信不久也投降，清军得以集中兵力进逼吴三桂。1681年，清军攻破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结束。

在东北，康熙帝两次派兵进攻盘踞在雅克萨的俄军，于1689年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确保了东北与沙俄边境的宁定。在西北，准噶尔部屡次兴兵叛乱，康熙帝亲征葛尔丹，最终剿平叛军。1691年，康熙提出废长城、“中外一视”的战略思想，打破了2000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华夷之分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思想发展到了极限。

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他经常以明亡为戒，宣布“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从严整顿吏治，扫除明末以来的腐朽政风。以农业为国本，推行垦荒政策，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历时30年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成效显著，连年丰收。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满清贵族的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退还给农民。他还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不加人口税，只收田租，引进外来农作物，使得清朝人口激增。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根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一定程度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

康熙帝还派人编修《康熙字典》，命法国人将《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改书名为《钦定格体全录》。但是，为了维护皇权专制，康熙帝实行文字狱和八股取士，制造了多起抄家冤案。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贪污腐败，已然成风。特别是因太子反复废立而导致的党争愈演愈烈，使得朝政日益腐败。

1722年，雍正帝继位后，针对康熙晚年的弊政，采取了诸多补救措施。1723年，雍正帝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建立秘密立储制度，防止诸皇子争位。进一步加强皇权，在中央设置军机处，加强特务统治，屡兴文字狱，强化对官僚的监控。完善密折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密折，导致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实行“摊丁入亩”，减轻无地贫民负担，人口继续增长。实行“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以缓解地方贪腐。坚持“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设置养廉银，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实行“改土归流”制度，革除土司制度，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735年，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为乾隆帝。1757年，清朝粉碎了准噶尔的割据势力，统一天山北路。1759年，又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乱。1762年，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统治，回归清朝，巩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792年，打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次年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从法律上明确了西藏事务，如清朝享有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的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

乾隆帝为巩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位期间，清朝疆域辽阔，广东等地的丝织与棉织业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闻名世界，山西还出现了银号，自己更是以“十全武功”自誉。然而，乾隆晚期，朝廷官员腐化，文字狱愈演愈烈，他六次下江南所至铺张过盛，连年征战致使国库严重损耗，乡村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以致白莲教等民变频发。

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国方略及政策基本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持续百余年的相对稳定的繁荣局面，全国人口更是于1722年康熙晚期突破1亿，又于1790年乾隆晚期突破3亿。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疆域空前辽阔，称为盛世当之无愧。在康熙帝提出“盛世之说”后，乾隆帝更是不断强化该说法，如“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并在各种官方文件中反复提及。

然而，表面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统治危机，政治腐败与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各种衰败之象日益凸显。特别是与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化浪潮相比，这种差距和落后更是异常明显。以致当西方世界出现历史巨变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却仍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等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统治者自诩的“康乾盛世”，其实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虚胖”空壳而已。

逆流而动。康乾盛世的背后，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等措施的实行，导致清朝的各种矛盾迅速累积。清朝入关后，沿用了明朝的“禁海令”，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台湾郑氏降清后，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不久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专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对于海外华侨更是采取打压政策，将其视作“化外之民”，不予保护，甚至回到国内也要加以迫害。如雍正曾经下谕：“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乾隆皇帝也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此后，嘉庆、道光两朝一直沿袭此态度，这种政策导向打击了清朝的民间对外交往和贸易。

18世纪后，由于中外贸易往来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满清朝廷担心洋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1717年，康熙帝正式实行禁海，这就是南洋禁海令。1727年，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雍正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1757年，由于一个英国商人的捣乱，乾隆以规范海防重地的外商活动为由，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政策。此后，清朝的闭关政策愈加严厉。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乾隆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建议设置“公行”机构，即官方允许的由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规定外商来广州贸易必须经由公行，而且只准在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外商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

1793年，为疏通与中国的贸易渠道，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抵达舟山。一路上所见所闻，让他震惊不已，曾经以为中国遍地黄金，达官显贵们虽然过着奢靡的生活，但市井小民却大多仍在贫困中挣扎。为此，他在出使日记中指出：“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却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他还把满清比作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并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

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四年后乾隆帝去世，嘉庆帝得以亲政，但他也未能解决清王朝的种种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落。道光帝继位后，很快便失去了进取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以致朝政更加腐败和堕落，军事营务废弛、国库日益亏空、民生更加艰难。1809年，嘉庆帝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1835年，道光帝又颁布了《防夷八条》，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严重抑止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也实施过，有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如防范反清势力与西方殖民势力勾结，以维护国家安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依靠且很抵制外来商品，以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但是，说到底还是清朝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妄自尊大，更是源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

更为可恨的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全面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各级官僚机构更是一片“主子、奴才”的嗡嗡声。特别是文字狱的兴起，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一些疯子的言语也被定为逆案而处死。顺治、康熙年间，“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乾隆时，文字狱达到顶峰，发生了160多起。少则牵涉百人，多则牵涉万人，荒唐至极。

疯癫的刘三元因曾对人说了一句：“我是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的疯话，就掉了脑袋。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乾隆下令，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被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千余人。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下令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逼其自杀。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下令砍头。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这是嘲讽满清没文化，徐骏因此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乾隆曾经非常赏识的内阁大学士沈德潜死后，在家人进呈的沈德潜诗集中，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乾隆便借诗集中咏黑牡丹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认为这是影射满族为“异种”，便毫不念及旧情下令将沈德潜剖棺戮尸。

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朝的君主专制极权达到顶峰。文字狱的兴起，严重禁锢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中止了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隔绝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以致清朝自诩的“康乾盛世”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而在同一时代，西方国家的科技迅速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业日益繁荣。而近代的中国已大幅落后于西方，清朝统治者却不自知，还洋洋自得，自诩天朝上国，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清王朝腐烂不堪的国门，方才如梦初醒。

自我救赎的失败。1820年，嘉庆帝驾崩，道光帝即位。由于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加上吏治腐败，海关走私严重，鸦片贸易猖獗，此时的清朝已危机四伏，和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以此为开端，法国、俄国等西方各国纷纷迫使清朝开港通商。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此前还想积极作为的道光帝更是苟安姑息，得过且过。1850年，道光帝去世，19岁的咸丰帝继位。1851年，洪秀全于广西金田起义，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满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咸丰帝本来也有振兴之心，但由于清朝的腐朽已深人骨髓，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剧烈动荡，导致他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沉重打击了他的信心。由此，他开始怠政，整日沉溺于酒色。1861年，31岁的咸丰帝在热河病逝，6岁的幼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临死前，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使得清朝统治者清醒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为尽快摆脱统治危机，奕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为代表的洋务派，便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以“自强、求富”为主要目的，于18世纪60至90年代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特别是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海军，成为了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相传其硬件实力一度超过日本，位居亚洲第一。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又逐渐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需要能源、钢铁等现代工业与之配套，更离不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洋务派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1300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纺织业、轧花、造纸等轻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崛起。

通过洋务运动，满清王朝的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社会安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也有相当大的改善，史称“同治中兴”。但是，洋务运动并不是满清朝廷统一号令、全国一致行动的基本国策，而是个别地方官僚经朝廷批准而兴办的区域性活动，在此期间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官僚势力一直很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朝廷居中驾驭、两边牵制，并不在乎结果，就注定了其最终的失败。

然而，时间不等人，面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分食行动，满清王朝却一败再败。1884年，在中法战争中，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安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独立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于1872年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被迫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失去藩属国朝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特别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军事成果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的这场自我救赎运动破产。

《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之后，维新派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在各地创办了《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等报刊，以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1898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月，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

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动了以慈溪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引发了他们的激烈反扑。6月，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7月，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暗中叮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9月，形势急转直下，直隶总督荣禄控制京畿地区，首鼠两端的袁世凯审时度势，迅速转向守旧派，将谭嗣同等维新派密谋诛杀荣禄及软禁慈禧的计划报告了荣禄。慈禧太后听闻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又称“百日维新”。之后，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新政措施皆被废止。

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清朝自我救赎的再一次失败。由于它并非以国家为重的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图存运动，而是打着变法旗号的一次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之间的一次内部权力斗争，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

此后不久，在华北冀鲁地区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想借此排外，暗中默许义和团，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西方列强的报复。东南各行省总督巡抚不服从清廷对外宣战的敕命，发起东南互保。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而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决定，充分说明此时的清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大不如前。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劫杀掳掠。慈禧太后率光绪帝逃往西安，途中下令剿灭义和团。1901年，清朝与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国家危在旦夕。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为此发起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也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

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同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终于组成了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但是，由于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导致很多人转向与革命派合作，宣告了满清王朝的第三次自我救赎的失败。

历史再次证明，凡是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自我改革，大多都会以失败告终。这就是人性，因为一旦要调整既有利益格局，特别是要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来损私肥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必然遭到强烈反对。既然内部的自我改革无法推进，那就只能由外部势力通过强力革命来推进。

预备立宪的虚情假意，彻底将清朝拉进了坟墓。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自立，满清政府名存实亡。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权臣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清朝灭亡。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传承纽带的最后两个大一统王朝，也是君主大一统日趋没落的时期。其中，清朝是由外来少数民族建立的，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野蛮、血腥特征，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