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余偶拾》是一本由杨宪益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译余偶拾》读后感(一)：“最后的士大夫”杨宪益先生笔下的那些历史小零碎

　　提起杨宪益先生，或许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更加熟知一些。他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曾将西方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荷马史诗》翻译成中文，也曾经将《红楼梦》、《儒林外史》、《楚辞》等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想要将这些中外的古典文学如此娴熟的进行内外翻译，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功底相信是很难以做到的。的确，他同时还是一位文化史学者，曾经被誉为是“最后的士大夫”。能够获此殊荣，可见杨宪益先生的文学造诣之深、学识之渊博，此劫非一般泛泛之辈可比。

　　杨宪益先生的主业是从事文学翻译工作，那么在翻译闲暇之余他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这本《译余偶拾》就是他所留下的一部非常精彩的历史学术随笔集。粗粗翻看了以下此书，感觉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涉及广泛。音乐、地域、传说、民俗、宗教、器物……各种的内容简直是无所不包。它从中国写到西域诸国再写到罗马西班牙……地域性甚是广袤。年代一直从战国时期讲至清末，跨度尤为宽广。大致看看这书中所列的目录，似乎在这其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被记述分析下来，但若是细细读读这其中的内容，却发现杨宪益先生果然是位学识广博，眼界开阔之人，他文中所引用的内容绝非随手而所，都是经过一番考究与求证的。更为难得的是此书虽然是一部学术随笔集，但是内容却并不像别的学术文章那般死板晦涩，读来甚至还会有一种轻松有趣的感觉，感觉更像是一种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的闲谈。此书就好像是小孩子的百宝箱一样，只要看着新鲜有趣的好东西，各种各样的历史小零碎都会被杨宪益先生在译余之中偶然的收入在了这本书中。

　　此书的整体结构看上去很是零散，但是内容却真的是让人不由的感叹大开眼界。看多了那些记述的太过于严谨的历史学术书籍，倒还真的是不妨来读读这本《译余偶拾》。比起当下那些胡诌瞎扯乱分析的历史书籍，此书算得上是消遣性历史书籍中态度相当严谨的作品了。闲来好好的读上一读，还真的是能够让人增长见识不少啊！

　　《译余偶拾》读后感(二)：学贯古今，博通中西

　　从前只知道杨宪益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爱妻戴乃迭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是一对羡煞人的翻译界神仙眷侣。直到读了他老人家的《译余偶拾》才知道，杨宪益先生不仅英文水平高，古文功力也是极其深厚的。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知道，能把《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古文水平自然不在话下，非一般现代人能望其项背。

　　虽然杨宪益先生的名号是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但在《译余偶拾》当中收录的是杨宪益先生在20年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分为了《 零墨新笺 》和《 译余偶拾 》两部分。杨先生早年赴英留学，在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大约就是这段国外求学时期对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乃至月氏、匈奴等中西亚国家的研究，让杨先生从历史学和音韵学的角度入手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历经数千年的流传中，语言在不停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人所说的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语音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杨宪益先生利用自己语言学的优势和对中国古籍的熟悉，通过古汉语的语音与西方的文字记录做出比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在《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中指出，汉孝惠帝的称号是公元前187年，同时代的希腊王朝中诸王的称号又Eupator或Philopator一字，与中文的“孝”同义，在东西方同时出现“孝”的观念，或许不是巧合。甚至Augustus奥古斯都这一称号或许都来自中文的“孝”或匈奴的“若鞮”。

　　当然杨先生并未像现在的某些人言之凿凿，认为一切都是源于中国，他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由于文章的年代较早，经过若干年学术界又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有时就是杨先生自己的发现，其中谬误他也丝毫不讳言，进行补记。偶尔杨先生会赋诗一首，自称“打油诗”，

　　因为杨先生的功力深厚，所以虽然只是史学随笔，读起来也相当有难度。若不是学贯古今，博通中西，只怕是略为艰涩。

　　《译余偶拾》读后感(三)：抽丝剥茧看历史

　　《译余偶拾》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著作，正如书名所形容的那样，这是一本在翻译之余偶然间收获起来的小书，其内容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为我们揭开那些在历史中不为人所注意的诸多历史事件。

　　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为补充，论述有理有据，足以窥见其学识之渊博，不愧为能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翻译成中文，又把《楚辞》《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大学者。

　　全书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零星新箋”，描写的都是关于苏袛婆的身世之谜、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纸的两个外国名称、桃杏梨是如何从中国传入印度的等这样充满八卦意味的话题，令人耳目一新，读起来很是轻松。而第二部分的“译余偶拾”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主题数量上，都稍显严谨丰富些。这样的作品，作为日常消遣，实在是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以事实为基础而写就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因为其年代久远、语言不通或者后人误解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因此，读历史还是应该本着怀疑的态度为上，才能避免走进思想的误区。杨宪益先生对待历史，就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才可以编著出这样一本很有见地的史学读物。

　　对于秦王《破阵乐》，很多人会下意识的以为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创的武舞，毕竟在历史上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可是很英明神武的。不过，根据杨宪益先生的推论：在当时，突厥与我国的关系来往密切，尤其是在军士的服饰和音乐方面，且在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的诗歌中有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描写，也就是与《破阵乐》十分相似的罗马突罗戏或者霹雳戏，而东罗马当时也有信使与突厥有往来。因此，罗马的武舞就就可能经过突厥的媒介传入中国，再加上当时人们称呼罗马为大秦，那么这里的“秦王”就是东罗马的皇帝，也就是大秦王。

　　当然，书籍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不仅限于此，还有很多关于中外的诸多历史牵扯，可见即使是在古代，中外交流依然是非常丰富的，要不然也不会如此繁盛几千年，拥有足以傲视世界的资本。

　　《译余偶拾》读后感(四)：翻译大家的随笔小集

　　《译余偶拾》的作者杨宪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他的祖父为清朝翰林，父亲曾做过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中学入英国教会创办的新学书院，1934年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读古典文学及英国文学，并结识了相伴一生的爱侣戴乃迭……

　　仅仅是浏览杨宪益先生的履历就能发现他出身显赫、天资聪颖、经历丰富。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妻子合作，把我国大量的文学名著译成英文，《诗经选》、《楚辞》、《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部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书的英文版均获好评，在西方产生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他不仅在文学与历史学上有着杰出成就，更为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宪益先生在翻译工作的同时，留下了大量与文史考证相关的笔记与文章。《译余偶拾》正是辑录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共97篇文章，内容极其广发，涉及历史、文学、语言、地理、艺术等众多学科。对于我们了解他的研究、创作与治学有着非常好的帮助与补充作用。

　　全书共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零墨新笺”，是翻译工作之余的一些小的思考、假设与推敲、考证记录。比如：《关于苏祗婆身世的一个假设》、《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柘枝舞>的来源》等等，均是与音乐、舞蹈、杂剧有关的学术思考记录；类似于《古代的夹纻术》、《关于纸的两个外国名称》、《中国青瓷的西洋名称》等的工艺技巧探寻；还有《桃杏梨是中国传入印度的》、《宋代的养金鱼》、《番薯传入中国的记载》、《含羞草是何时进入中国的》这类有趣的小知识。

　　其实作为翻译工作者，本身就要精通中西方语言与文字，但这仅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与历史知识，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准确的译出其本义。阅读这些小文章，一方面可以感受到杨宪益先生作为翻译大家对所在领域的热爱与钻研，另一方面也体味到了想为读者翻译出一本书、一段话、哪怕一个词，其背后都是译者大量积累、丰富知识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后的成果。

　　书的第二部分就是“译余偶拾”了。这里有杨先生本人的一篇序言，大致介绍了成书的原因，也着重指明这是自己“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重读后“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还有不少疏忽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考证，如关于东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交往，还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才决定重新出版一次。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自然不能对那时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吹毛求疵，但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多了解相关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杨先生作为把中国古文翻译成外文传播出去的先锋者，该如何去辨别那些连现代人都看起来吃力的文辞，该如何在翻译中做出恰当的处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每一个小细节其实都是很大的考验。

　　《论“夏”字的上古音》、《“不得祠”辨误》、《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大月氏王都考》、《大秦道里考》、《大秦异名考》、《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等等，这部分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其内容无不展现了杨先生知识的博大精深，见地的高瞻远瞩。今天，我们管中窥豹，略揽杨先生的研究点滴，可做启发，亦可以当做鼓励，唯有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做出成绩与进步，才是对前辈的最好回馈。

　　建议对翻译学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找一找杨先生的生平事迹，其人生经历与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态度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内容。

　　《译余偶拾》读后感(五)：杨宪益读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提出来的治学方法，杨宪益的《译余偶拾》，正是这一治学方法的具体体现。无论是《零墨新笺》还是《译余偶拾》部分，都是在这一治学方法指导的成果。

　　《零墨新笺》只占《译余偶拾》三分之一强，内容却大抵别开生面，读来饶有趣味。《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即是一例。

　　原文开篇即引用《旧唐书·音乐志》一段有关《破阵乐》的文字，中规中矩，不脱窠臼。此段文字大体意思是《破阵乐》是唐太宗所造，介绍了其具体舞蹈情形。《破阵乐》作为一种武舞，是用来模拟战阵的动作，以此夸大唐太宗的武功。

　　读到这些内容，相信多数人到此打住，得到满意的答案，兴尽而返。杨宪益没有满足这样的记载，他同时较诸《隋唐嘉话》、《资治通鉴》，发现了问题。原来《破阵乐》在唐太宗为秦王时就已经在军中流行了，并且不是由于刘武周的败灭或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的授首，而只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一种武舞。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可是不，杨宪益认为既然唐以前没有这种乐舞，“我们就可以假设它至少含有胡乐的成分，或者完全是移植于中国的胡乐。”

　　这样的大胆假设似乎有些意想天开。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初唐与突厥关系密切，而突厥的西部边界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边境接壤。初唐时，欧亚间各民族交流频繁，初唐文化中包含有突厥成分就毫不足怪了。而且他注意到军士的服饰和音乐等方面，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了，他又一次大胆地假设“《破阵乐》很有可能是由突厥方面传入中国的。”

　　这样的假设对不对呢？杨宪益开始了小心求证。他发现大名鼎鼎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有一段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与《破阵乐》颇为相似。这种武舞当时名为突罗戏，在每年季节的赛会里时常举行。紧接着他又一次假设，“来源很古，大概是古希腊方面传来的。”这样的猜测是否合理呢？他的考证结果是，古希腊有一种名为霹雳戏的武舞，这个名字“可能”是起源于古希腊名王阿戏留的儿子霹雳，这里仍然是假设，我们姑且存疑。

　　紧接着，杨宪益层层推进，比较了突罗戏与《破阵乐》的异同，最终认为“《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由突厥方面传过来的。”

　　到这里为止，仍然全部是猜测，却猜测的合情合理，令人无可反驳。就这样下结论，当然难以服众。杨宪益又从古代我国和罗马的交流史来加以求证。

　　我们知道，古罗马在我国古代的称呼是大秦，联系到唐太宗曾被封为秦王，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似乎初露曙光。“所说的秦王也许原来是指大秦王，而不是曾为秦王的唐太宗。”这样的假设入情入理。

　　杨宪益是个博学的人，做了上面的考证他并没有直接得出结论。他又查看了《三藏法师传》的有关记载，知道在初唐时印度即已知道《破阵乐》，据此他猜测《破阵乐》的流行范围远远超出我们已知的中国疆域。

　　此外，杨宪益还找到有关资料，证实东罗马皇帝茹斯丁第二曾经派遣使臣访问过突厥。“所以罗马的武舞，经过突厥的媒介，被带到中国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说，《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环环相扣，杨宪益先是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虽然不能就坐实《破阵乐》的来源，但给读者很大的启发。这样一种治学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

　　胡适曾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初唐去今已久，湮灭无闻的地方甚多。如何读史，杨宪益给出了一个学者的答案。

　　杨宪益在《译余偶拾》里，提供给读者一种读史的方法。我们不是学者，为何不给自己一点乐趣，即在读史的过程中尽管天马行空，畅游史海，你只需一点怀疑精神，毕竟，尽信书不如无书。

　　《译余偶拾》读后感(六)：淡泊谦和杨宪益

　 提起杨宪益，他在翻译界可谓声誉卓著。24岁在牛津读书时“出于好玩”，用英雄诗体译出了《离骚》，让英国人大吃一惊，这本书还进入了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等多国语言，他的中译英作品有《楚辞》《聊斋》《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外译中的作品则有荷马的《奥德修记》、肖伯纳的《戏剧集》及《英国近代诗抄》等，就译文的精湛与文学功底的深厚而言，后生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译界巨擘。 大家小书《译余偶拾》杨宪益 北京出版社

　　我刚开始参加工作时，有幸与杨先生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共事过几年。那时候的《中国文学》曾经集聚了国内外众多的著译名家，先后有茅盾、叶君健担任主编，由杨宪益夫妇以及后来加入中国籍的美裔翻译家沙博理担纲主译，同时有英国的詹纳尔、美国的葛浩文、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等汉学家助阵，编译阵容相当强大。

　　在外文局的大楼里，杨宪益先生就跟普通员工一样，一点儿看不出“名人”的影子。他身形并不高大，说话语调也比较平缓，是一位很温和宽厚的长者。虽然他不用坐班，但也时常到单位来，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顺便收取一些信件：各种会议的邀请啦，出版社、杂志社寄赠的书刊啦等等。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女士满头漂亮的银丝，个子高高的，非常引人注目。她不太爱说话，但见了面会冲你微笑点头。她会在固定的时间到办公室来“领任务”，然后把稿子拿回家翻译。有兴致的时候她还会自己挑选一篇喜欢的小说翻译。翻译之余，她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如《一个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新出女作家谌容及其小说〈人到中年〉》《〈新凤霞回忆录〉前言》等，她的文章对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颇有助益。

　　杨先生1915年1月出生于天津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杨毓璋曾经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34年杨宪益赴英国留学，1940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同时还“携带”了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回来，那便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戴乃迭。值得一提的是，戴乃迭出生在北京，七岁后才回英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过书，这也促成了戴乃迭与中国的一生情缘。她在牛津求学时是杨宪益的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后来干脆改学中国文学，成了牛津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从喜爱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着迷——爱上年轻潇洒、出口成章，还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杨先生，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娶了英籍妻子的杨先生在日常不断的“切磋”中，英语也更加精湛，几近出神入化。戴乃迭则会“抱怨”说：因为两人在一起常说英文，使得她的中文“变差了”。中西文化的互感就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在实践中受益无穷。共同的对于中译英工作的投入使得他们俩的差异迅速转化成了巨大的优势，并由此开启了最佳的组合模式：先由杨先生译出初稿，再由戴乃迭修改润色。这样的翻译模式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广为称道的《红楼梦》全译本、《儒林外史》全译本以及《鲁迅选集》（4卷）等“名译”就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到全世界的。

　　1982年，杨先生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的出版工作，开辟了系统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作为当时唯一的一个专门对外翻译文学作品的机构，“熊猫丛书”面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既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鲁迅、巴金、沈从文、孙犁等现代名家名篇，同时也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们由此走向海外。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古华的《芙蓉镇》以及收入王安忆、张抗抗、铁凝、迟子建等女作家代表作的《女作家作品选》系列，都曾多次再版。

　　对于自己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杨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谦称：“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了点德文，翻了点法文，翻了点希腊文，翻了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把多少译者穷其一生都望尘莫及的成就用这样几句话平平道出，这是怎样的气度与胸怀！

　　杨先生是翻译家，同时也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说杨先生称他的翻译是工作，“因为乃迭喜欢，我也就做了”，那么写诗则是真正体现他才气与性情的雅事了。他曾经有一本诗集《银翘集》于1995年在香港出版，里面收有130多首旧体诗，既有针砭时弊、金刚怒目式的愤世之作，也有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快意文字，更有不少诙谐幽默的打油诗，从中可见他旷达、洒脱的处世风格。之所以起名为《银翘集》，杨先生在序言中自己解题：与黄苗子写诗唱和时曾有诗“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他在《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中是这样对自己总结的：“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他还写过一首《读〈废都〉随感》刊登在《文艺报》上：“忽见书摊炒《废都》，贾子才调古今无。人心不足蛇吞象，财欲难填鬼画符。猛发新闻壮声势，自删辞句弄玄虚。何如文字全删除，改绘春宫秘戏图。”从中可见他犀利幽默的文风。 大家小书《文学漫识》杨宪益 北京出版社

　　杨先生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作家谌容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就是以他和夫人为原型而写的。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壮举与善行，比如说在抗战时曾捐过一架飞机；比如说长期接济生活窘迫的朋友。在别人看来是珍贵的物品，杨先生随手就送人了，毫不介意。他曾经把自己珍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即兴写的诗更是随写随扔，靠朋友们收集才留存了下来。王世襄曾为他题字“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先生住在单位大院内的专家楼里时，每年元旦都会和夫人一起到社里来参加“新年会餐”。每次，杨先生都会带上几瓶白酒分给各个语文部，还会让同事到他家里拿一箱柑橘让大家分享。杨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每次喝酒都会脸红，但并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仙”的境界吧。杨先生为人处世颇有魏晋之风，黄苗子就称他为“现代刘伶”，还为他画过一幅题为“酒仙”的漫画，图中的杨先生抱着一个酒坛子自乐，活脱一个酒翁形象，真正应了他诗中的一句话“有烟有酒吾愿足”。当别人问到他的长寿秘诀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烟，喝酒，不运动。”

　　杨先生是个好客而又大度的人，他们家的书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书和原版录像带。我曾到他家去借过几盘录像带，杨先生亲自为我打开柜门指点着，一边说：“随便拿，随便拿。”有时候我们几个同事一起约好了去他家看录像，杨先生便会拿出酒，戴乃迭则拿出巧克力、花生等食品招待我们。这花生还是杨先生在回家路过农贸市场时亲自买的呢。因为是原版带，有的地方不好懂，杨先生便在一旁为我们“同声传译”，他的言行就像一个让人很感亲切的长者，全然没有大翻译家的架子。戴乃迭的中国话说得比较慢，但不时也会说出一些很幽默的话来，把大家逗乐。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退休以后他们的身体渐渐不如以前了，来单位时上下楼梯也感到了吃力。好在他们的住所就位于一楼，出门还比较方便。在此期间，杨先生应意大利友人之邀开始用英文写他的自传：White Tiger（中文版名《漏船载酒忆当年》），回忆了自己70余年的坎坷经历，表明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重大关头的抉择与担当。戴乃迭曾用英文断断续续地写过一部分自传，因身体原因未完成，后来以《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为题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99年，戴乃迭的去世对杨先生的打击很大，他曾写过一首缅怀诗：“早年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做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可见伉俪情深。近60年的人生岁月，生活中举案齐眉、形影不离，在中文外译事业上更是相互砥砺，比翼双飞。失伴的痛苦让晚年的杨先生难以释怀，他从此放下了译笔。他的精神也大不如前，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喝喝闷酒、会会朋友，出门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2009年11月23日，杨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5岁。送别的那一天，我和以前的同事们都去了，大家都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老同事。杨先生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仿佛还是平时那个为人谦和的长者，还是那个把身外之物看得很轻的散淡的君子，就像他从未离去一样。他的风范将永远留存在怀念他的人们心中。

作者：钟振奋 来源文汇2019-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