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秦始皇》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一)：有感

　　此书可见辛神嬉笑怒骂见历史的功底，以小见大，从细节处考证了秦的一些问题。或许您认为这些考订的东西是无用之学，远不如书写大事见大势来的有趣。但诚如辛言，不见“事”怎见“势”，又安能见“理”，如若所见之事不是真事，那如何得出真理呢？历史学者首先做的就是呈现真事，不然根据假事得出的假理，是非常骇人的。 其次，佩服辛神的三观。引用原文：我年轻的时候，是在某国见识过所谓“劳动教养”的阵势的：身穿与囚衣高度雷同的“制服”，身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护卫”，在炎炎烈日下干着牲口都不干的、严重戕害身体的苦活儿。 最后写语：见微知著，热爱真实。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二)：作者应当克制自己强烈的个人好恶

　　作者在论证时看起来是严谨客观的，但是屡屡对历史人物秦始皇加以各种侮辱性称谓，如这家伙，这牲口等等。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出版学术著作所应有的态度和方式。如果你写的书就是揭露和批判他的罪行的，这样侮辱也罢了（实际也不应当，外国学者写希特勒也不会在书里称他这牲口，这坨屎）。但你并没有揭露出什么令人震惊的秦始皇新的暴行，相反，指出他坑儒坑的是少部分以寓言形式诽谤朝政的，而对儒家依然重用，那你一会这家伙，一会这牲口的叫法，让读者看了很不舒服，感觉作者没有修养。秦始皇和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家一样，有功有过，说起来功绝对大于过，书同文车同轨对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塑造是有开辟之功的，千古一帝不是虚的，后人在公开出版物中大肆辱骂他，我认为很不道德。希望作者能够改正学风。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三)：笔记摘录

　　我认为，《史记》的殷商以下部分，都是地地道道的信史，也就是信而有征、信而可征的历史纪事。（91页）我认为，它（《赵正书》）和前面所做的分析一模一样，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整篇寓言，似由两个主题构成：一个是“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一个是“不听谏而亡”（137页）在秦朝，儒学不仅没有遭到彻底的禁锢，甚至还获得了其他诸家学说所没有的官学地位；至少在表面形式上，较诸其他各家学说，儒学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不然，就不会有汉家的礼仪制度建设和儒学的传授与“独尊”。（181页）。辛德勇在本篇中花了不笔墨谈到战国末和秦帝国时期，儒、法的同根共生关系，是精彩的地方。

　　TO BE CONTINUED..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四)：还凑合

　　辛神对历史普及的态度，值得学者们学习。这书再不靠谱，也比市面上九五成的历史普及读物靠谱。 先说优点。1.对“小说家”的解释相当合理，发前人之覆，是本书最大亮点。2.对李斯和儒学的关系，解释地还不错。3.定祖龙的名字为“正”，至少比支持“政”的证据充足。4.对成矫问题给出了一个合于情理又与其他证据不矛盾的解答，虽然稍微有点脑补。同时回答了被封在饶的长安君到底是哪个，这一点基本能成定说。5.对马非百的反驳很有力，有人非说“不力”，咱也不明白咋看出来的。 再说缺点。1.偶语的解释确实逻辑混乱，结论也很可笑。其实根本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稍微读一下史记原文，偶语诗书后面一个罪名就是以古非今，有必要在以古非今之外再专列一个以古讽今吗？而且诗书就是最古的书，以古非今针对的最大对象恐怕就是诗书还有同类的书，还用再把诗书单独挑出来强调一遍？如果按以往的常规解释，偶语诗书弃市就是不让民间的人私下聚徒讲授诗书，很简单，也很说的通。而且这也不和博士有徒弟矛盾。博士是被朝廷圈养的，是御用文人，他们有徒弟，那也是被朝廷监管的，李斯说的是禁止民间的私人讲学，跟朝廷御用文人有啥关系？ 2.对法家的理解有问题。这点之前动态里说过，这就不说了。辛神最大的问题是把法家和行法、用法之学直接混同了。法家包括后者，又超出后者。就像儒家有礼制之学，也有超出它的部分。 3.对祖龙为啥姓赵的解释纯属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可言。 4.对“隐宫”的解释，牵涉的面太大，证据严重不足。不过作者本人也承认了，而且作为一种猜测还是挺合理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五)：《生死秦始皇》读后感

　　本书是去年作者新出的书，当时作者一度到了福州，开了一次读者见面会，距离学校不算是很远。可惜，我则因为校内事务，未能和同学一同前去观仰。虽然缺席是一种遗憾，但不打消我们对作品的阅读；尽管笔者深知自己知识量不足，但也还是可以学习一二知识点的。

　　初看这部历史作品，我们会以为是主要讲述秦始皇的，或者说是秦始皇的相关传记，然而我们一翻阅，才知道是讲《赵正书》的。这是一篇考古得来的文章，主要讲秦始皇暴毙之后，秦二世与赵高、李斯的一段小故事。主角并不是秦始皇，所以作者只有部分章节涉及秦始皇。

　　作者反复引证论述，其实主要就是批驳对《赵正书》的夸大，认为其文并不能推翻正史，而且认为《赵正书》的价值在于文学史方面，从而纠正了某些考古风气。说到文学史，总会引起中文学子们眼前一亮，如果说《赵正书》就是一篇早期的小说家言，那还真是文学史上的有益补充。毕竟，在文学尚未自觉的年代，这些流传的文献作品，还真不好按照现代学科进行细分，比如《史记》，就是文学专业要学，历史专业要也学。文史哲在那时，还真的傻傻划分不清。

　　最后，本书有些论证令人耳目一新，比如秦始皇不自称“秦始皇”；秦始皇不叫“嬴政”，叫做“赵正”或者“秦正”；然后赵高确实是个宦官，虽然他有女儿。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很多历史的细节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但是实在难以察觉，以至于以是为非，积习难改。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作为历史专业的外行人，笔者虽然只能算是图个热闹，但也不失为增长知识的办法，毕竟文史哲是相联系的。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六)：《生死秦始皇》的一些观点

　　本书作者的一些重要观点：

　　1，先秦古书的书名、篇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有的书名只是“书籍类别的名称”。“篇题”一般写在简册背面（少部分在正面篇末空白），后由于石经、纸张的特殊性，篇题出现在内文前面。

　　2，“赵正书”，即“关于赵正的书”。

　　3，《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与《赵正书》具有共同史源，该史源可能是一种“语类”或“事语类”著述。

　　4，《史记》中殷商以下部分，为信史。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以地下材料来证实古史。

　　5，《赵正书》属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家类著作，其特征是借事“说事儿”、“寓言”。《赵正书》的价值不在于颠覆嬴秦史事，而在于使人们看到了汉代以前古“小说”的真面目。

　　6，秦朝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偶语”并非“面对面聚在一起说话”之意，而是“寓语”“寓言”“借事说事，借题发挥，借古讽今”之意。

　　7，战国法家并非一种系统的社会思想学说，而是一种针对社会特定问题的技术性主张，这和道家、儒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不在一个层面上。儒家的帝王之术有“礼”“法”两个方面。李斯实际上乃儒家人物。

　　8，秦朝的文化政策，乃重视儒学，而非禁儒。在秦朝，儒学不仅没有遭到彻底的禁锢，甚至还获得了其他学说所没有的官学地位。至少在表面形式上，较诸其他各家学说，儒学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9，“始皇帝，二世，万世”之称号是替代谥号的，只能用于死后。秦始皇生前并不自称“始皇帝”。

　　10，秦始皇原来是“嬴姓秦氏”，其称帝后因为母亲的缘故，自己改姓“赵姓”，故为“赵姓秦氏”。正式姓名为赵正，“政”乃文字通用所导致的讹误。

　　11，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并未叛秦谋反。

　　12，赵高是个“去势”之人，可能是因受秦始皇眷顾而自愿入宫为宦官。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七)：一本《趙正書》引起的風波

　　近期(2019)簡體書市出現了兩本以秦始皇為主題的作品。一本是日本學者鶴間和幸的《始皇帝》，另外一本是中國學者辛德勇的《生死秦始皇》。這兩本的特點都是圍繞著新的考古證據，特別是《趙正書》這本爭議頗大的古書，來重新討論這位“千古一帝”。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於是一口氣買下來閱讀。

　　先介紹鶴間吧。其作品之前在《講談社中國史》即已引進過，那本以秦漢帝國為主題的通史應該讓人印象深刻。他這本《始皇帝》的篇幅也不長，重點放在作者運用了許多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例如“里耶秦簡”等資料，對一些議題做了探討。在過去半個世紀，隨著中國的發展，大量的工程建設，也挖掘出了許多深埋在地下的遺跡，還有許多書簡出土，這些考古文物成為歷史研究的佐證，當然也可能帶來新的疑問。跟秦始皇有關的當然就屬《趙正書》最為重要。這本書是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竹簡中發現的一本古佚書，紀載了秦始皇死後到二世皇帝之死這段時間的史事，裡面有許多內容跟《史記》重疊，也有嚴重衝突，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胡亥繼位的合法性。長久以來，人們根據太史公的紀載認定是李斯、趙高合謀竄改了遺詔，但《趙正書》曾強調了秦二世繼位的合法性，是始皇帝認可的。這是個重大的爭議，鶴間對此採取了一種審慎的態度，僅表達“值得研究”，畢竟，也不是說“新出的材料就是對的”，這是種危險的思維。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生死秦始皇》的態度就很鮮明了，這是本將他最近這些年在網路上的文章重編輯後發表的作品，內容還是一貫的“辛辣”。我對他的認識是其之前那本頗具爭議的《製造漢武帝》，雖然我沒有直接讀過，但輾轉看了書評也了解了大概，印象深刻。辛德勇先生算是相當“敢言”的人，特別是像跟鶴間相比，他對《趙正書》的態度很明顯的就是“不可信”。在這本《生死秦始皇》中，辛德勇先就《趙正書》本身可能是怎樣性質的作品進行討論。他認為這是一本“政治寓言”作品，是“小說家言”，不可盡信；接著，他又繼續論證《史記》與太史公的史學水平及其可信，顯然在“胡亥即位爭議”，選擇了傳統的說法。辛德勇先生的論證經過，做為一個外行就不獻醜妄自評論了，請自行參考，不過人是相當欣賞他的手法，也信服其論斷，特別是其治史態度及對《史記》可信度的種種探討，非常推薦給那些“懷疑論”者好好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史學。

　　不論是辛德勇還是鶴間和幸，這兩本作品都帶給了我許多關於秦朝史事的新知，前者對“趙正”這個名字的來源，引申到古代姓氏的種種討論，還有趙高是否宦官的爭議，甚至還推翻始皇的弟弟成蟜叛亂事件的傳統認定，說是古今學者對紀載的誤讀，事實上他是在征趙途中生病折返，未及歸國就死了，叛亂的是失去統帥的其餘將兵，這也是頗令我訝異的一段。相比之下，鶴間和幸就比較“溫和”，他只是拿一些考古資料對歷史紀載不清楚的地方做了補充跟糾正，還有對某些事件進行了討論，例如他拿了秦律判例中一則“妻子在丈夫葬禮上與別人私通是否犯了不孝罪”來說明當時的倫理觀，藉而說明秦始皇最終還是善待其母是“畏懼天下人言”，也是頗有意思的一段。

　　對秦朝史事有興趣的朋友，這兩本應該都是不錯的推薦，可以跟李開元那也是頗有話題的《秦謎》對著看，應該會有不小收穫。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八)：关于焚书坑儒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

　　《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的进言是了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关键文字，其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是不好理解的地方，究竟什么是“偶语”，在三家注本《史记》中，南朝刘宋时裴駰引述东汉人应劭的注释是：“禁民聚语，畏其谤己。”唐张守节释“偶语”之“偶”的涵义为“偶，对也。”同样，在《高祖本纪》中也有“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裴駰对“偶语者弃市”的注释也是“秦禁民聚语，偶，对也。”张守节也据此释“偶”为“对”。应、裴、张三人都认为 “偶语”就是聚众议论的意思。

　　作者认为，“语”与“言”其义无别，故“偶语”与“偶言”词义相同。 “偶”字本作“禺”，也就是“偶人”，偶的本义为”寄寓，而不在于“相与”与否。据此，辛师释“偶语”为“寓言”，是借事儿“说事儿”。“偶语《诗》、《书》”就是借着《诗》、《书》这个由头来说事儿。

　　我认为“偶”的本义确从“偶人”而来，但是“偶”字也有“对偶”的意思，这让人想到古代的人偶经常是成双成对的，汉墓壁画上的门神或者寺庙外面的木偶都是如此， “偶”字本身就有相对的意思，那么“偶语”作聚众议论解是不是更恰当些。《汉书张良传》中“上。。。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此段文字《史记留侯世家》中作“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这里是《史记》自身对“偶语”一词的旁证，作者既也认为“偶语”在此作面对面而语讲，不能解作说事儿的“寓言”，那为什么要把“偶语者弃市”中的“偶语”解释成“寓言”呢？

　　作者认为《高祖本纪》中“偶语者弃市”就是“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简缩版，接下来却说面对面说话就要被杀头不可能，但是 “偶语者弃市”当然不是指面对面说话就杀头，而是小民私下聚众议论《诗》、《书》者杀头，解释简缩版不应忽略前后附带的关键文字，前有“非博士官所职”后有“《诗》、《书》”。博士官是可以习《诗》、《书》的，小民也是可以偶语的，但是小民议《诗》、《书》就要被杀头的，完整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呢？刘邦在转述秦朝法律时不可能一字不差，用简缩版也是很正常的，这种简缩版当时人都会懂，但是如果仅从字面去理解“偶语”会不会就曲解了当时的意思呢？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我认为是针对上文中提到的“私学”而言。“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私学而相与非法教。。。”李斯建议秦始皇要禁的应该就是文中两次提到的“私学”，这些私学纷纷以法教为非，妖言惑众，是对秦王朝统治的危害，必须禁止。

　　李斯最后所说“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作者认为“法令”两字不应有，“欲有”或为“有欲”，“学”后应补“者”，意为焚毁民间藏书后，相关知识无法传授，如若有人想学，便可以“以吏为师”。康有为谓“吏即博士也”，我觉得私书尽毁，想学的还可以向博士去学习，这不可能。私学和官学是两码事，小民是不可能有机会向博士讨教的。作者认为法令是朝廷颁布，小民遵而行之就是了，没有学的必要。我理解正是因为私学尽毁，小民没有知识，对颁布的法令条文理解不了，遇到这种情况，就只有求助于官吏，当官儿的怎么说小民就怎么做，私下非议法令当然是杀头的罪。只有“法令”才和“吏”对应，而上文提到“博士”，可见“博士”不等同于“吏”。否则为什么不是“以博士为师”。作者对解释此段文字时，或省字，或倒字，或加字，如果要是这样，那真是怎么说怎么是了。

　　“焚书这件事，不但剥夺人家议论的权利，并且要剥夺人家议论的智识。一一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变古”的 ，独有这件事，是“复古”的。他们的脑筋里，还全是西周以前“学术官守，合而为一”的旧思想，务求做到那“政学 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议论，而且都有学问去发议论，实在是看不惯的。“坑儒”的事情，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 他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

　　最后一段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论及焚书坑儒的话，虽然只是短短几句，但与《生死秦始皇》一书相比，解释得却更为准确、精辟。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九)：读《生死秦始皇》随记

　　友情提示：笔者是一位辛吹，以下文字有可能引起您不适，谨慎阅读。

　　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辛德勇老师在其公众号“辛德勇自述”和澎湃新闻上连载的有关读新出西汉竹书《赵正书》的系列文章。辛老师动笔前曾开玩笑说希望写点什么把不菲的书钱（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叁]，定价：1280 RMB）挣回来,没想到后来就成了这部书。

　　开篇的话原题作《秦末汉初的“十万个为什么”》，通过一连串的发问好勾勒了本书的写作计划。原拟定有十二个题目，本次付梓的是已发表的前五篇，余下的话题只能有待后来了。好在诸篇之间虽有关联，但独立成篇亦无违碍，都有大放异彩之处。

　　通例与史料

　　本书是一部金针度人之作。

　　大家尝叹慕于辛老师读书广博，是不是读了这么多书“神功”就自然练成了呢？其实未必。“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这是辛老师反复强调的。

　　本书的第一篇《小题大做》，就集中讨论了“赵正书”这一篇题的有关问题。借助余嘉锡先生的不朽经典《古书通例》，以《赵正书》和其他出土文献为例，对古书题名、著者、流传及成书等重要问题做了梳理。通晓义例则治学可以事半功倍，否则搞不好会贻笑大方。

　　在回应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时，辛老师曾指出“对于我来说，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这点应该是深受黄永年先生的影响，也传承了胡适、顾颉刚及傅斯年等前代学者的治学理路。

　　对于《史记》和《赵正书》内容的重大歧异，该如何信从的问题随之而来。首要问题就是明确史料性质，才能裁定史料价值。

　　辛老师这里采用的方法就是逐条排比两书记载的异同。进而得出：两者采用了同源的史料但各取所需。史记直接取材较少修饰，一些明显的错误都没改正，甚至有时描述同一件事却截然不同。而赵正书则改易的比较夸张甚至混乱。更何况史记的信史地位有口皆碑，可以说是“久经考验”的，早期史官也有一种对历史的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通过对余嘉锡先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的辩证，及“偶-禺-寓”之间关联的启发，辛老师认定《赵正书》属《汉志》所载却失传已久的小说家著述中的一种，而其主要特点就是以“寓言”为主，即“说事儿不纪事”。二书性质既定，则可靠性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

　　考据与义理

　　辛老师本科是学地理学的，系统学习过理科的基础课程，也算是理科出身。他本人却常常自道得益于此颇多。所以他非常强调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以往研究中也常常用自然地理、印刷技术甚至天文的知识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辛老师虽然崇尚考据的方法，但正如其评价钱大昕所说，这种考据不是一种流于琐屑的饾饤之学，而是有整体认识后，通过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而对体系产生影响。在本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通过对“偶语《诗》《书》者弃市”中“偶”的研究，进而重新探讨了秦的文化政策。

　　将“偶”训为“寓”，估计会带来一些争议。辛老师是从史记上下文义出发，参古书中此类用法及注解，进而援据王念孙段玉裁等研究。于小学一道，我是门外汉，也不敢多说什么。但我还是比较信据这一解释的。一来，确实有文字上两者相通的可能性。再者，结合下文的“以古非今者族”更贴切些。最后，若解释为对语诗书就应杀头，从现实看确实严苛至极。

　　为了深化以上结论，辛老师笔锋一转，又着重探讨李斯的学术脉络和秦廷对儒家的政策。辛老师认为李斯之学本于儒家是没问题的，又参考胡适先生的看法，认为法家是儒家的现实化。焚书坑儒不意味着对儒家的否定，秦只是一概禁止私学，而依旧有博士儒生为朝廷服务。诗书的讲授并未断绝，只是供特定人员传习，与特殊年代“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倒有几分相仿。而朝廷有现实需要时（如颂德、封禅等），也会要用到儒生（如叔孙通以礼学干汉王）。所以严刑峻法和礼制德教都是这个帝国的一体两面。

　　历史与现实

　　“作为我的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血腥的强权大帝国，秦王朝的历史告诉未来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十万个为什么”的最后一问。可见辛老师撰述此书，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些小问题。也是为了希望通过史实重建，能让大家一窥秦帝国的面貌。更是为了大家能在阅读后，能有自己的认知和思考。

　　秦晖先生讲课时经常引述谭嗣同的一句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若此说确有可取之处，那么认识秦政和荀学，对于研究古代中国是大有裨益的。更可以帮我们思考一路走来的现实中国。本书有关秦代刑罚管制和秦汉文化政策的探讨，就可以作为谭嗣同论断的一个重要参考。

　　辛老师在纪念谭其骧先生时一再强调“求真求实是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并举谭先生《七州洋考》和西沙领土争端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于求真，而不是对谁“有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当然可以也应当为现实服务，但万不可本末倒置、曲学阿世。

　　结语

　　辛老师的著作，有人病其行文枝蔓，语多独断。但个人觉得这是见仁见智的。

　　就像《海昏侯刘贺》和《发现燕然山铭》一样，本书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通俗读物，而与学术论著的撰写颇有不同。所以写作有些口语化，解释又往往不厌其烦，更时不时来些犀利吐槽。辛老师也自嘲这是灌水式的随笔文稿，但这样的文字反而比较坦诚灵动。

　　而就结论而言，我认为很多还是有理有据值得信从的，而不独是出于脑洞的裁断。当然，辛老师也不代表宇宙真理，观点自然可以商榷。平和理性的交锋也有助于推动问题的深入和解决。用先主席的话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从整体看，本书确是一部充实而又杰出的著作。也期待未完的部分能早日面世。

　　《生死秦始皇》读后感(十)：我主要是来吐槽此书编辑的

　　如题，我主要是来吐槽此书编辑的。 《生死秦始皇》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在“辛德勇自述”这个辛老师自己的公众号里，都是有全文收录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完全是公众号文章的合集。不过在公众号发布之前，书内每篇文章在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栏目也都有先行刊发。也就是说，目前来看，《生死秦始皇》一共有三个不同“版本”。那么，这三个版本之间是否有啥不同呢？ 本来这个问题我根本是没有去想的，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是我在书里看到几处比较别扭的语句： ①“这显然是对其纪事性质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111页）”里的“以”； ②“只是一昧地想要求真求实（139页）”之“昧”； ③“并不只是低头看书、亦即专心壹意地阅读史料那么简单（139页）”的“壹”。 我到公众号查了下，发现公众号原文也都是这么写。当时我就想，这本书编辑起来真是够省事的，把辛老师电子档直接复制转换成简体，再设计排个版差不多就OK了，连读起来有些别扭的地方，都完全不去改的。 再往后读，虽然还有几处类似上面的这种情况，但我也发现情况并不是我想的那样简单。156页有这么一句： “逮至全国人民‘评法批儒’之时”。 我无意间翻查公众号的表述，则是 “逮至前偉大領袖領導全國人民評法批儒之時”， 而澎湃新闻写作 “逮至评法批儒之时”。 此时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书和澎湃新闻都把辛老师的原文进行了删改处理，尤其以澎湃新闻改动的最厉害。这下我心里就有些不开心了：你出书的时候，文字语句的舛误不知道去和辛老师商量一下进行修改，却把这种很能体现辛老师个人风格的话删掉，你堂堂中华书局编辑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的么？ 读到后面，随手与公众号对比，又发现几处这种情况，比如188页： “你能相信所谓大禹利用当时非常原始的生产工具能做出连现在二十一世纪谁都做不到的事儿？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而公众号是 “你能相信所謂大禹利用當時非常原始的生長（当為‘產’）工具能做出連現在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一代代英明領袖誰都做不到的事兒？我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純正的布爾什維克，所以打死我也不會相信。” 澎湃新闻则更加直接，把公众号这一大句话全部删掉，一字不留。 还有一处比较好玩的，在191页： “时下诸如‘毛总’、‘白总’之类的称呼”， 公众号是 “時下諸如‘刁總’、‘白總’之類的稱呼”， 而澎湃新闻则又把这一句话前后超过七十字统统删掉了。 当然，由于现下高压的出版环境，媒体与出版社删掉一些容易引起读者浮想的语句，我倒也不好责备出版社，毕竟活下去本身确实就不容易，冤有头债有主，他们也算是被迫害者。但下面几处问题，就真的是编辑不认真，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了。 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254页 ②“附案《史记·赵世家》原文为‘庞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261页 ③“故司马其才会为之痛心疾首”——275页 ④“许慎《说文解字》谓‘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这应该就是所谓汉家的腊日，它所锚定的，是冬至这个特点的时点，即冬至以后的第三个戌日，只是每一年较冬至日后延的日数稍有差别而已，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太阳年’的一种‘新年’。‘三戌’这个日子，决定了腊日一般是在冬至后十天上下，大致是在冬至到立春之间这一时段之内。”——248页 ①处的“史记”二字，不应当加书名号。因为此句话引用自《汉书》，而在《汉书》写成的班固所在的时代，《史记》还不叫《史记》，而叫《太史公书》或者直称《太史公》（可参看《汉书·艺文志》与《司马迁传》）。这问题出在辛老师原文，编辑没有改正。 ②处“庞暖”这个人名，我觉着有点不太规范。《史记》繁体原文写作“龐煖”，公众号由于是繁体版，当然也是“龐煖”。“煖”字虽然是现在简体字“暖”的一种异体写法，但按名从主人原则，“煖”似乎不应当简化；况且“煖”字本身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是一个规范简体字，读音作“xuān”，意思是“温暖”，我觉着毫无必要改成“暖”字。 ③处的“司马其”是最大的笑话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里的“司马其”是“司马迁”的误写。虽然公众号以及澎湃新闻也都是写作“司马其”，但作为中华书局的编辑，在出版成正版书籍进行文字校读时，难道不应该把这个错误很轻易地便改正过来么？ ④处的问题稍微复杂一些。《说文解字》的那句“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是解释“腊”这个字的。这句话说汉代腊日所在的时间点，原本并不难理解，辛老师后面也说了，是“冬至以后的第三个戌日”，但辛老师大概一时失误，把“戌”字当成了“戊”字，而且把“第三个”这个条件忘掉了，所以后面表述成“腊日一般是在冬至后十天上下”。按原意，不考虑其他问题，实际上腊日应当是相隔冬至日在二十五天到三十六天之间，因为“戌”作为地支中的一个，是十二天一循环，那么三戌，当然就最多可能需要三十六天了。书局编辑此处没有认真考查，便因循辛老师的失误而出现错误了。我觉着作为中华书局的编辑，这种错误应当是不该犯的，所以，我结结实实地吐槽一下中华书局的编辑！

　　————————————————————————

　　另外，在书里还有两处我觉着可以和辛老师商讨的地方。 ①“因为要是前面自五帝以来一直有，那么，商人理应予以继承；反过来看，既然商朝的一代代君主只是称王，那么也就说明此前并没有比‘王’更具权威性的名号。”——188页，189页 ② “他喜欢十月初一过大年，千千万万小民就得跟着过这个从来也没有人过过的年。”——220页 ①处所说，从我个人看，本身论述就不够严谨。以前有的东西，后人就理应继承么？况且已经改朝换代了。而商代即使真是如辛老师说“君主只是称王”，那么就能倒推得出此前就没有比王更权威的名号么？最重要的是，《史记·殷本纪》明确有一句话，“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且司马贞《史记索隐》注称“夏、殷天子亦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三王」也。”我不敢确定先前是否确有帝号，但我觉着，无论辛老师想怎么证成自己的观点，也不应该绕过《殷本纪》这句话而不做任何解释说明。 ②处说十月初一是“从来也没有人过过的年”，我觉着这个说法很有问题。之前读《史记》，读到《白起王翦列传》时有如下一段记载：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 秦赵长平之战，在赵国兵士断粮四十六日后，（秦昭王）四十七年九月到四十八年十月是一个连续紧凑的时间段，秦国克定上党郡，只经过一个月，而非一年零一个月，可见此时秦国已经把十月作为岁首。参看《资治通鉴·卷五》，更可证成此点。所以说，在秦国的统治下，秦国的人民早就已经在十月初一“过大年”了，而不是像辛老师所说，从来没有人过过。只是这种“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使用的历法其岁首月份不尽相同却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249页）”的情况，一直到秦国灭东方六国成为秦帝国才归于一统，全天下人民都用以建亥十月为岁首的秦历法了。不过，秦国是何时开始启用这个建亥月为岁首的，我现在还并不清楚。 辛老师在256页说“事实的认定，是第一等重要的工作，这是一项追求客观真实面貌的探索。……。解释历史事实比认定历史的本来面目，会有更大的主观发挥余地。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但只要是存在的，人们总是可以找到解释的途径，而且每个研究者总是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很认同。对于《生死秦始皇》这本书，实际上还有一些我持保留意见的观点，但我觉着那些多数属于“解释历史事实”，“主观发挥余地”都比较大，以我现在的水平，还不够做出有力反驳，所以便不再作出表示。但以上两点，我觉着应当算是“历史事实”，是需要进行认真考辨与严谨阐释的，因为它们是“第一等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