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是一本由[美] 赵鼎新著作，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一)：理解科层制的儒法国家

从政治层面分析，汉武帝以后的儒法国家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儒法国家也经常被称为“外儒内法”，意思是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统治纲领，与儒士精英阶层形成联盟：儒士精英代表宗族社会支持国家，国家为儒士提供上升通道和名利地位。

秦王朝动员社会和汲取资源的效率是绝无仅有的，但政治体制是不稳定的。政治稳定和治理效率的把握，放在今天也是各国的难题。

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科层制，而不是封建制。封建制度从东周的霸主时期就开始逐步瓦解，科层制所激发的治理效率打败了贵族封建制。作者认为秦国统一六国，不是完全因为秦国的变法，因为变法最早的是魏国，其变革深度也未必比秦国差。一个重要因素是地缘政治。秦国只要搞定弱小的游牧政权西戎，注意力放在崤涵关以东就可以了，而魏国则很容易东西两线作战。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二)：一点感想

赵著以春秋战国为主要对象，自创性的将东周历史分为霸主期（BC770-BC546）、转型期（BC546-BC419）、全民战争期（BC419-BC221），并且以“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驱动型崛起（war-driven rise of instrument culture）”（页34）这一概念解释了全部的春秋战国史。频繁的战争，刺激了该时期各个领域的发展，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战争促使春秋战国各诸侯国更加注重实用与效率，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层制”国家。所谓儒法国家，作者解释为“汉武帝在位期间定型的国家形态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通史采用工具主义的发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页187）即“霸王道杂之”的外儒内法国家。

全书最明显的特点是利用统计数据（如统计各国平均行军路线的长短（页62、73）、诸侯国内贵族强弱与王权的关系（页90），以及各个时期发生的战争次数来说明其分期的合理性等），数据分析的确是使得更多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答案，比如作者对弭兵之会前后战争此书的分析，的确证明了其以晋楚弭兵作为分期的重要依据。并且以数据来说明了吴越并未成为霸主的理由等，这些都使人耳目一新。

但是作者注意到了《左传》记事鲁国中心性以及其史料局限性，自己却也落入这一窠臼，史料的记载的有限性不能保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比如战争的次数，也可能有一些战争未被记录，这个未被记录的数字达到20，就可以推翻的作者的结论。

此外，作者在分析诸侯国内贵族强弱与王权的关系時，不知是否是过于迷信数据的力量，“一个国家中所有贵族世家延续的世代总数作为测量该国势力强度的指标”（页89），但显然，各国贵族世家的权力大小、政治影响力、甚至各国贵族的多寡均不同，因此这种单纯的相加的数据很难支持其结论“贵族势力强度与该国政权继承危机的严重程度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尽管这一结论早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一方法不能不说存在问题。

作者反对彭慕兰等人提出的帝制中国晚期可以自主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观点，批评他们过于细致的关注于明清社会的某些方面，却缺乏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眼光。在批评许田波所著《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中用欧洲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条件来套中国历史的“伪反欧洲中心主义”。但是近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唯一性，历史并未提供更多的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模式，因此作者在正文部分凡是中西对比的，也走上了和许田波一样的道路，如赵认为前现代欧洲所经历的雇佣军战争加强了商人和城市有产阶级的地位，但是中国没有所谓“雇佣军战争”，所以商人阶级始终未能形成制约国家权力的政治力量，但是商人阶层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仅仅是这一原因吗？只有雇佣军战争，才能加强商人的政治势力吗？或者中国即使有了雇佣军战争，国家权力难道不能依靠强大的赋税能力掌握雇佣军吗？

此外，对于意识形态法家到儒家的转变，作者认为东周频繁的事关生死存亡战争要求人们摆脱道德的束缚，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的法家思想迎合了这种要求，但是随着战乱的结束，政权的稳定性越来越维系于统治阶层与科层精英，以及科层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常规性合作，儒家学说成为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页184）对于魏国最先改革却并未持久强大的解释是其处于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不断的遭遇各个方向的战争，削弱了魏国的实力等的分析很是精致，尤为精到。

作者立足于春秋战国，但是思考的角度是整个中国历史，就像作者说的，他是从源头上去寻找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儒法国家的形成，并且以此来说明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自发的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但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史料极其稀少的春秋战国（主要史料仅仅《左传》与《史记》），现代社会学研究需要大量的来自不同方向的数据资料的支持，而春秋战国并不合适，史料太少，不足以支撑其整个体系。正如上文所言，或者更多的被掩盖的史实不为人所知，因此这一方法是极其危险的。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三)：读时而有战栗之感

读时而有战栗之感的书，今年独此一本。

我对先秦史的兴趣，源于这样一个模糊的认知：自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历史，肇基于先秦，不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承递，帝国历史的诸多特征，均萌蘖于先秦，导源于先秦。要理解帝制中国的历史，必上溯先秦；对先秦历史有深入之了解，再读中国帝制史，就能取高屋建瓴之势，顺流而下。

先秦史中，我又尤重春秋、战国。春秋是一个周制解体的过程，战国的诸雄争竞，孕育并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秦。自是而后，百代仍之，余波鼓荡于今。

我的好奇就在于：当周制的解体已成大势，历史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到秦汉之制的？其中的动力何在？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

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相当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好奇。

严格来说，赵学术兴趣的落脚点与我并无完全一致，他的兴趣点，在于解释为何帝制中国（我在小文《中国历史分期妄议》中，将前221至1911年的中国历史命名为“帝制史”，赵亦以“帝制中国”命名这段时间的国家形态）会有如下七个政治特征：

一，帝国政体何以从前221到1911年虽有隆替兴衰而终究绵延不绝；

二，何以在公元前3世纪就出现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发展出完善的科层选拔体制；

三，强国家传统；

四，军事将领对政治影响力之弱；

五，实现领土扩张不依赖军事征服，而更多通过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国后的自身汉化（北方尤其如此）；

六，超验宗教对帝制中国未发生大的影响；

七，商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弱势地位。

迈克尔·曼提出，社会权力有四大来源：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经济。基于这一理论，赵鼎新认为，帝制中国之所以具有上述七大特征，就在于“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一”，而这两种权力的耦合，始于春秋战国，完成于汉武帝时期。

对于自己的论点，赵总结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24）

简单来说，就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大争之世，各国为了争胜负、求生存，都要想办法提高自身竞争力。就当时来说，君主独裁＋科层制政府的模式最能高效动员本国力量，由此形成了以秦国为代表的专制国家模式，秦国又因兼有地势之利，完成了中国统一，政治权力独大的局面就此形成。汉武帝时期，引入改造后的儒家作为帝国意识形态，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并借此与知识精英实现合作。由此，外儒内法的儒法国家形态打造完成。

整个过程，当然不会像上面的概括这样简易，还有诸多复杂因素的参与。然而仅就整个理论框架来说，我以为是具有说服力的。我想到的唯一能有所增益之处，在于引入演化论的思想——当然这种往历史哲学层面拔高的诱惑，同时也是危险的。

这本书让我头皮发麻之处，不仅在于它整个理论框架的清晰与解释力，书中诸多细节的论述，更让我击节而叹。比如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贵族势力的增强的确是造成封建危机的最大根源的话，春秋时期国君被杀害的百分比很可能与该国贵族势力的强度成正比。”这个假设，跟我阅读《左传》的感觉大体符合。赵鼎新是怎么验证这个假设的呢？

他计算出了各主要诸侯国国君的非正常死亡率、该国贵族势力强度这两个数据，进而用数学方法对之做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这九国国君的被害原因有66%能被贵族势力的强度所解释”。（90）对于一个地道的文科生来说，看到这一段，有种打开了天眼的感觉。

对贵族与君权的关系，赵鼎新说：“我猜测，秦武公所设立的活人殉葬制度可能也是一项加强君权的措施。”并在注释中用了秦穆公杀“三良”的例子：“之所以选中他们殉葬，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朝廷中的势力过于强大的缘故。”（160）

我在左传笔记《两次变乱与赵氏崛起》里有同样的猜测：“秦穆公之后，秦康公掌握政局，似乎没有太大波澜，或许，就是秦穆公殉葬‘三良’的目的？”读书时而有这种“心心相印”之感，能无乐乎？

就是书里的一些错误，也能让我会心一笑。书中写到：“鲁宣公十三年（前596年），晋大夫先轸的后代先毂被杀……”（96）此处的“毂”字，当是“縠”字。我之前读《左传》，也读错了这个字，误认为“谷”的繁体字“穀”，所以写左传笔记时径自写作了“先谷”，贻笑大方。毂、縠、穀，辨识这三个字的字形，确实要费点眼力。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四)：理解儒法国家的第一本书

理解赵鼎新儒法国家回应的问题，首先要理解金观涛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自秦以来中国两千年的帝国统治历史，其间虽然经历了朝代更替，甚至外族入侵、短期分裂，但大体保持了统治模式的稳定。金观涛在超稳定结构中提出，这是因为社会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也即君主官僚制、缙绅自治、宗法制的三层治理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相契合，实现稳定的治理局面。

赵鼎新认为，中国帝国统治的特点不仅仅是这些，在与世界其他帝国相比中，其总结帝制中国的七个特点，这七个特点是围绕赵借用迈克尔·曼的四权力要素展开的。在政治权力上，第一，帝国政体保持了两千年，绵延不绝。第二，帝制中国早早建立了科层制政府，秦代就已形成。第三，中国有着强国家传统。在军事权力上，第四，帝制中国基本上军事权力由文官掌控，除了战乱时期。第五，中国疆土拓展是外族入侵后自我汉化的结果，而不是异族入侵建立自己的统治模式。在意识形态权力上，第六，超验性宗教对帝制中国政治的权力影响有限，帝国对其他宗教也较宽容。在经济权力上，第七，商人阶层在帝制中国舞台上不具有重要地位。这些特点在其他学者，诸如韦伯、芬纳的研究中皆有论述，但是作为自变量。赵鼎新想要回答的是，这些因素是怎么来的？

赵鼎新强调这些因素的组合是演化而来的，大体在秦统一后开始，大体到汉武帝时期正式形成，赵称之为儒法国家，其后儒法国家模式大体稳定，直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帝国统治史结束。而儒法国家为何在秦汉时期形成？赵鼎新认为应该从东周开始谈起，也即春秋战国时代（BC770-BC221），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战争推动工具理性的效率导向型社会演变，而这种战争也是一种特出类型的冲突/竞争，即大规模频繁的不具有彻底摧毁性的战争。

战争驱动国家形成，让人想到梯利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但赵鼎新指出，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导向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而在中国导向的是秦帝国的统一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为何如此？

赵鼎新的研究里，依然借用了曼的分析框架，即四元权力，并强调权力网络之间复杂交叉、不断变化的性质。但赵鼎新认为，效率导向型的社会变迁需要动力，而这种动力只能是这种特殊类型的竞争/冲突的，四种权力网络是结构性条件，当结构性条件获得动力时，又反过来塑造这种冲突、竞争的发展过程。

赵将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历史阶段重新分为三个阶段、霸主期、转型期、全民战争期。这部分没细看，赵将其总结为由战争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控制，国家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国家控制了这些权力并不等于儒法国家的诞生，常说的“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在赵鼎新这里可以说是“两千年之政，秦汉政也”。为何这么说？

秦朝统一建立起强大军事政权体制，奖励军功是其体现。但是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来看，存在很多问题。政治上，以军功为标准的科层体制无法吸纳社会精英进入统治秩序里，也就是赵所说的国家权力与社会精英无法建立契约式的统治关系，而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进行彻底控制的能力之上。焚书坑儒更是与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背离，也缺乏意识形态为统治合法性进行支撑。横征暴敛、大肆修建防御体系、漕渠、巡游等活动使得整体社会与国家权力相背离，所以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全国层面揭竿而起。秦二世而亡，不足为怪。

在论述秦汉差异的时候，教科书上说，汉承秦制。但汉只是在政治建制上与秦相似，当然还经历了郡县—分封的曲折，汉与秦在统治模式上相差甚远。赵文中强调，汉武帝所建立的秦帝国非常类似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两者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在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之上。这一模式延绵两千年。所以说，两千年之政，秦汉政也。

虽然在解释儒法国家形成中赵鼎新强调战争这种冲突/竞争模式对效率导向型社会演化的动力作用，但儒法国家一旦建立之后，塑造中国政治形态的就是政治权力与以儒法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特殊耦合关系。经济权力边缘化，而军事权力附庸于政治权力。所以进入到金观涛所说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之中。

儒法国家一旦建立，也就能解释上述中国帝制时期的特点，比如说对超验性宗教的宽容。儒教作为一种入世的意识形态，赋予了政治权力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其所建立的礼仪仪式、祖先崇拜满足了普通人的宗教需要。而佛教、道教等无法侵入政治的核心领域，不能赋予统治的合法性，只要不煽动叛乱一般就会宽容。而其他帝国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对政治权力具有支配、竞争的关系，而不是支持、配合。所以西方民族国家建立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中国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天欧美出现的宗教问题，是延续了宗教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挑战。

赵同时强调了一贯对加州学派的批评，再次强调中国工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形成。他强调了彭慕兰这些学者犯的几个错误，也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出现的问题。第一，不能混淆了市场关系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我们所说的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一种市场关系，而只要有生产剩余，都会存在市场关系。但是，也即第二点，工业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政治现象。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欧洲，极大受益于希腊-罗马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战争驱动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家、自治城市、教会、军事力量在冲突与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均势格局。也就是再次回到了两个机制：第一战争驱动型的工具理性文化，第二，四种权力结构关系。由此观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具备条件。

赵也强调少数民族自我汉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疆域扩大的历史进程。由于汉民族帝国“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官控制的军事传统，汉民族帝国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中国版图的扩大更多是由于少数民族入侵后自我汉化的结果，比如北魏政权、清政权，目的是适应儒法国家所要求的政治权力与儒法意识形态权力相耦合的要求。与其不同的是元朝，采用另外的统治方式，导致统治时间短，从1271到1368仅97年，成为第三短命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