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是一本由李洪岩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50，页数：3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精选点评：

　　●分析《石语》那一章，没有任何信息量，无聊吹捧，岂不闻《管锥》谬恭甚侮之训？

　　●从去年看到现在，还未看完

　　●主要还是围绕钱钟书的作品切入其人其文，研究钱钟书这本书应该不能错过，顺便也可以了解那个年代的学人。看完不禁惭愧……

　　●李宏良大才！

　　●真的是学术性、趣味性都很好的一本传记。

　　●李洪岩实在。。。羞对钱先生才是 至少以人品而论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读后感(一)：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3

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3

第三章 钱钟书与吴宓（续完）

引：或疑诗人可不诚耶？曰：非是之谓也。作文贵诚，作诗尤贵诚，作诗断难假冒。

抟扶摇按：吴宓诗论，接着就引一丘之貉的外国人的话。这节诗论出自老吴的《诗学总论》。其实真是皮相之谈。说AB都要X，而B尤其需要X。说话去这种模式的，假如是标榜自己的喜好，那就像古罗马谚语说的那样，“说到趣味无争论”。但是吴宓说“作诗尤贵诚”，那就完全不懂诗文之道了。钱钟书就说作文要真，因为人家有理由去核对，不真就是骗人，骗人就是不诚。而做诗，谁去计较“白发三千丈”？只有今天的诗词大会和网上的诗痨鬼。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的。钱钟书老就引了一个外国文艺家的话，说伽利略当年要是用诗来写地球围绕太阳转，罗马教皇就不会找他算账了，因为教皇知道写诗时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可偏偏伽利略用散文来表达观点，这就不能不追究他的“罪行”了，因为这是“蓄意”违逆，也就是“诚心”反动。所以此书作者李洪岩说吴钱两人的学术观点“确实存在许多相似、相通，甚至相同的地方”，这真是挂一漏万了。即拿李洪岩为了表明吴钱相通、似、同而举《管锥编》的一例而言，钱老是说“文词……有诚而不实者”。但是钱老说的这个“诚”是对立与“伪”的，一切虚情假意、无病呻吟、故作姿态的都不是“诚”而是“伪”。这里的“诚”和“伪”是部分诗文，没有诗“更要”诚的说法。只有“实”在钱老看来是文更实而诗可以虚。毛主席也对一些人解他的诗词而表示无奈，说：“须知这是写诗啊。”吴宓和钱钟书，在此都用“诚”，含义难道是相同的吗？就因为都用了同一个字，那么即使不相同也是相通、相似的吗？如果是这样，按抟扶摇夫复何言哉！常凯申和毛泽东讲“抗日”，难道是相通的吗？恰相反，是相隔。

引：天理人情一定而不变，古今东西曾无少异，惟疆界、部落、政教、风俗、衣冠、文物外象末节，这息息迁改，绝无全同之时。

抟扶摇按：这是吴宓《英文诗话》里说的。李洪岩说老吴的“这话至少可与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对照来读。”真是大谬不然！钱老说的“东海西海”、“南学北学”主要是指中国与“二西”（西欧和印度）的学术和创作思想，多有不约而同的各自独立发生，反映了地球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一性。而且这种学术和创作的思想根本不是吴宓讲的“外象末节”，正是人类的内心根本。一步《管锥编》，就是从经史子集方面来比较性地揭露这种人心的同一性，既彰显中华文明的智慧，又不夜郎自大地愚蠢而犯贱。老吴怎可望小钱之项背？

当然，我无意说吴钱的思想格格不入。钱老的思想总有和别人相似的地方，因为他的很多思想也是接受了别人的思想才显得那么丰富浩瀚。我只是说鸡兔同笼时我们要善于分辨清楚鸡兔各几何，不能一笼端。

引：中书君致信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夸奖《清诗纪事》“体例精审，搜罗鸿博”，钱仲联很高兴，逢机会就提起。

抟扶摇按：苏州钱仲联编《清诗纪事》，北京钱钟书肯定晓得。北京钱很少买书，且他对明清诗真没有多少文艺兴趣，所以也不会关心苏州钱的事业，反正书成之后社科院总归会买一二套的。但是出版社送给钱钟书一套，22册。我就想了，出版社实在没必要借花献佛，因为此书和北京钱一点不搭筋（上海话，毫无关系。）而北京钱也不会在江苏的出版社出书，所以我想这该是苏州钱的曲线捧珠，或者至少是出版社和苏州钱商量过的统一行动。所以北京钱钟书要对他写夸奖信。

这个信在钱钟书，算是枪顶在脑门子上写“祝国军占领延安”的标语了。写这种被动的信，北京钱最会言而由衷地阴阳怪气。上引的信里两句话，前一句不过是说编撰而成的格式，就好像最普通的书，部卷章节不乱，从古到今列人等等。这都是编书的起码要求，哪能不做到？至于“精当”么，那就当“燕山雪花大如席”来看，况且鲁爷讲过了，燕山是飘雪啊，这个不假滴。后一句，纪事当然要收罗，搜罗自然是多比少要好。如此看来“鸿博”是绝顶高评价了。然而不。统计学里有“大数定理”，说的是随机事件在样本规模小的时候出现的分布形态是极不稳定的，不能以为是真相。随着样本规模增大，随机事件渐渐出现正态分布。但正态分布稳定了之后，再怎么扩大样本的规模也还是保持着正态分布。因此统计学的要求是样本规模要大，但不是越大越好。俺不知道北京钱是不是知道这定理，可是他用“鸿博”一词，真表明是说苏州钱是鱼目与蚌珠相混，黄金共黄铜不分；只求“贪多”，不顾“消化”；凡和一人一诗有关之“事”，统统扫垃圾一样扫进来，按体例排好，则此人此诗就“纪”妥了，于是再来下一个。钱老是批评钱仲联不动脑子，不做评价，带领着一个团队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就是带了一把把剪刀一瓶瓶浆糊，一点也不下辨伪考证、去假存真、除芜留菁、针指石砭的工夫。总之在钱老看来，纪事不能搞成资料汇集，要有编撰者的学术评判。当然这就是要求学术者要有敢于接受批判的学术精神。

然而这两句八字的评语竟然叫钱仲联如此开心，我抟扶摇真瞠目结舌。况且这还是在苏州钱彻底生了北京钱的气之后的转怒为喜。啥意思？那就是苏州钱对别人炫耀：俺苏州钱和北京钱闹翻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今天，北京钱来信夸俺苏州钱的煌煌巨制了。瞧，西谚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两钱胜负判然已定！列位看官，你说可怜吧，钱仲联？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读后感(二)：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3

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3

第三章 钱钟书与吴宓（续完）

引：或疑诗人可不诚耶？曰：非是之谓也。作文贵诚，作诗尤贵诚，作诗断难假冒。

抟扶摇按：吴宓诗论，接着就引一丘之貉的外国人的话。这节诗论出自老吴的《诗学总论》。其实真是皮相之谈。说AB都要X，而B尤其需要X。说话去这种模式的，假如是标榜自己的喜好，那就像古罗马谚语说的那样，“说到趣味无争论”。但是吴宓说“作诗尤贵诚”，那就完全不懂诗文之道了。钱钟书就说作文要真，因为人家有理由去核对，不真就是骗人，骗人就是不诚。而做诗，谁去计较“白发三千丈”？只有今天的诗词大会和网上的诗痨鬼。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的。钱钟书老就引了一个外国文艺家的话，说伽利略当年要是用诗来写地球围绕太阳转，罗马教皇就不会找他算账了，因为教皇知道写诗时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可偏偏伽利略用散文来表达观点，这就不能不追究他的“罪行”了，因为这是“蓄意”违逆，也就是“诚心”反动。所以此书作者李洪岩说吴钱两人的学术观点“确实存在许多相似、相通，甚至相同的地方”，这真是挂一漏万了。即拿李洪岩为了表明吴钱相通、似、同而举《管锥编》的一例而言，钱老是说“文词……有诚而不实者”。但是钱老说的这个“诚”是对立与“伪”的，一切虚情假意、无病呻吟、故作姿态的都不是“诚”而是“伪”。这里的“诚”和“伪”是部分诗文，没有诗“更要”诚的说法。只有“实”在钱老看来是文更实而诗可以虚。毛主席也对一些人解他的诗词而表示无奈，说：“须知这是写诗啊。”吴宓和钱钟书，在此都用“诚”，含义难道是相同的吗？就因为都用了同一个字，那么即使不相同也是相通、相似的吗？如果是这样，按抟扶摇夫复何言哉！常凯申和毛泽东讲“抗日”，难道是相通的吗？恰相反，是相隔。

引：天理人情一定而不变，古今东西曾无少异，惟疆界、部落、政教、风俗、衣冠、文物外象末节，这息息迁改，绝无全同之时。

抟扶摇按：这是吴宓《英文诗话》里说的。李洪岩说老吴的“这话至少可与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对照来读。”真是大谬不然！钱老说的“东海西海”、“南学北学”主要是指中国与“二西”（西欧和印度）的学术和创作思想，多有不约而同的各自独立发生，反映了地球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一性。而且这种学术和创作的思想根本不是吴宓讲的“外象末节”，正是人类的内心根本。一步《管锥编》，就是从经史子集方面来比较性地揭露这种人心的同一性，既彰显中华文明的智慧，又不夜郎自大地愚蠢而犯贱。老吴怎可望小钱之项背？

当然，我无意说吴钱的思想格格不入。钱老的思想总有和别人相似的地方，因为他的很多思想也是接受了别人的思想才显得那么丰富浩瀚。我只是说鸡兔同笼时我们要善于分辨清楚鸡兔各几何，不能一笼端。

引：中书君致信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夸奖《清诗纪事》“体例精审，搜罗鸿博”，钱仲联很高兴，逢机会就提起。

抟扶摇按：苏州钱仲联编《清诗纪事》，北京钱钟书肯定晓得。北京钱很少买书，且他对明清诗真没有多少文艺兴趣，所以也不会关心苏州钱的事业，反正书成之后社科院总归会买一二套的。但是出版社送给钱钟书一套，22册。我就想了，出版社实在没必要借花献佛，因为此书和北京钱一点不搭筋（上海话，毫无关系。）而北京钱也不会在江苏的出版社出书，所以我想这该是苏州钱的曲线捧珠，或者至少是出版社和苏州钱商量过的统一行动。所以北京钱钟书要对他写夸奖信。

这个信在钱钟书，算是枪顶在脑门子上写“祝国军占领延安”的标语了。写这种被动的信，北京钱最会言而由衷地阴阳怪气。上引的信里两句话，前一句不过是说编撰而成的格式，就好像最普通的书，部卷章节不乱，从古到今列人等等。这都是编书的起码要求，哪能不做到？至于“精当”么，那就当“燕山雪花大如席”来看，况且鲁爷讲过了，燕山是飘雪啊，这个不假滴。后一句，纪事当然要收罗，搜罗自然是多比少要好。如此看来“鸿博”是绝顶高评价了。然而不。统计学里有“大数定理”，说的是随机事件在样本规模小的时候出现的分布形态是极不稳定的，不能以为是真相。随着样本规模增大，随机事件渐渐出现正态分布。但正态分布稳定了之后，再怎么扩大样本的规模也还是保持着正态分布。因此统计学的要求是样本规模要大，但不是越大越好。俺不知道北京钱是不是知道这定理，可是他用“鸿博”一词，真表明是说苏州钱是鱼目与蚌珠相混，黄金共黄铜不分；只求“贪多”，不顾“消化”；凡和一人一诗有关之“事”，统统扫垃圾一样扫进来，按体例排好，则此人此诗就“纪”妥了，于是再来下一个。钱老是批评钱仲联不动脑子，不做评价，带领着一个团队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就是带了一把把剪刀一瓶瓶浆糊，一点也不下辨伪考证、去假存真、除芜留菁、针指石砭的工夫。总之在钱老看来，纪事不能搞成资料汇集，要有编撰者的学术评判。当然这就是要求学术者要有敢于接受批判的学术精神。

然而这两句八字的评语竟然叫钱仲联如此开心，我抟扶摇真瞠目结舌。况且这还是在苏州钱彻底生了北京钱的气之后的转怒为喜。啥意思？那就是苏州钱对别人炫耀：俺苏州钱和北京钱闹翻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今天，北京钱来信夸俺苏州钱的煌煌巨制了。瞧，西谚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两钱胜负判然已定！列位看官，你说可怜吧，钱仲联？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读后感(三)：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1

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1

李洪岩著。我读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1版8月3印本，这表明此书当年很吃香，半年里印3次，从6001本印到10000本，跳跃增印四千册。

李洪岩像是网上说的几个“专门”研究钱钟书的人之一。先前我也在网上读到他研钱的一些文字。今天再读这本书，当然显得过气了，因为其中的故事，我都早已零零碎碎地知道了。我今读此书，是想系统地浏览一遍，更重要的是记得这本书在图书馆里的位置，而最最重要的是我不在乎故事，而在乎思想。我想读读这些学人在与钱老有关时，他们的思想是怎样的。这些思想可以算作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头脑万花筒里光怪陆离的一些图案吧？

作者把书名写错了一个字，这对国家社科院一个研究人员说来是不应该的，好比那个大学教授译出了“常凯申”。书名里时候不该写“近代”的，应该写“现代”。我国进入“近代”，一般以1840年或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我国进入“现代”，一般以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或民国元年为标志；我国进入“当代”，一般以新中国宣告成立为标志。一些学人和钱老发生学业关系，恐怕都在民国里，甚至在新中国里。这些学人大部分属于“现代”的，不是“近代”的。当然，钱老的父亲等可以算“近代”的，但是他们和小钱平等谈起学问时，已经是民国了，所以小钱还是和现代学人交流。不错，你可以说有些现代学者是近代的遗老遗少，可是他们在现代、在当代也不是无所事事的，而是求学、教书、研究，凶巴巴而吃苦头，比如钱老的老爸打成右派，为啥？对共产党太凶了嘛。所以钱老懂事后谭学文，都是和现、当代学者交流的。

我一章一章读下去，抄章标题，不抄节标题。听鲁爷的话，写不出不硬写；学钱老的样，做“引而按”的札记。

第一章 钱钟书和他的父亲

引：余告之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

抟扶摇按：余，父博；之，子书。夏日纳凉，父子谈学。父说宜先读陈澧兰甫的《东塾读书记》，再续以朱一新鼎甫的《无邪堂答问》。子说陈、朱两人学问差不多，但是“若论识议宏通，文笔犀利，陈《记》远不如《答问》。”应该说，父子两对陈朱文章是所见略同的。但是父更能描述两种风貌的各自特征如上引文，而子书却急着表态，说更喜欢朱文。这就表现出父老而子嫩了，也体现了子书血气方刚的一般青年特点和特喜欢在文字上逞豪强的人格特征。

不过父博毕竟不能苟同于子书的态度，说“《答问》之体”，“皆朱生当日应机作”，属于撞到啥问题就发啥议论的文章。而为了文章有力，那是“《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逮着啥好征引，就征引啥，只要把自己的道理说清楚了就行。因此朱生的文章是缺乏“条贯”的，不符合“晚清学风”。而陈澧的《读书记》就中规中矩了，虽然“议论尽欠雄骏”。实际上，父博是说了两种好文章，一种是朱生的，今天的人们可以去参考青年毛泽东的文章，那说小了是时文、政论文，说大了就是社会问题文。写这种文章，文史哲有一定造诣的话，照样可以引经据典，给人以“有学问”感。但是这毕竟不是学术文章。因此父博是要子书写学术文章，不要沉溺于朱生式文章。为写好学术文章，那就要不惜与时代合拍，比如让人觉得符合“晚清学风”。归结起来，父博是说学术文章就是讲理指错的，如上引文的“朴实说理”。有理不在声高，明确地说一声“君错了”就行了，有必要“慷慨陈议”如上引文吗？父博对子书的期望殷切可怜，对两种文章的区别分析透彻。但是子书性格摆在那里，不可能尽改。所以直到他做成了“钱老”，还在《管锥编》里屡说“经生不通艺”这种多余的话。又比如钱老在外国演讲，讽刺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破处了。特别是钱老并不打算正面论辩这一考据的实质意义和方法论合理性，却是“冷门生”（上海话，很突然、很唐突）发为评论，这就容易为亲陈者不快。

引：[1]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2]……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3]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

抟扶摇按：这是父博给子书的一封信里的话，编号是我加的。关于[1]，这好比今天说父对子的监护权是有结束的日子的，但是父对子的临时教导恐怕要到老爸死了才结束，因此今天我还要教训教训你。何出此言？1）父博说他听到外头人讲儿子的学问超过老子了，心里很开心。2）父博又说他又听到外头人讲儿子对丧家狗很不尊敬，居然说“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父博说子书这是“轻薄”！你说来觉得痛快，我闻之感到悲戚。这是五四以后了，可是父子对立于两个极端。父博不允许对丧家狗有丝毫不敬；子书认为没必要把丧家狗神圣化，搞神秘主义。他说得对的我就说对，我认为他说错了我就说他错了。至于这个人本身么，只要不是造谣污蔑谩骂人家，他的社会地位是“乡绅”级别的，我说他乡绅又怎么呢？可见子书是接受五四洗礼的。关于[2]，省略号里是父博承认子书的学问超过了自己，但是他也玩起了了张春桥的句式，叫作“宁要……不要……”，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庙”。父博也是这个路数，即“我宁可你学问不如我，也不希望你在温良恭俭让的厚道方面不如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腐朽传统，那就是“仇智主义”。子书显然不予理睬的。在《管锥编》里，他从老子经孔子到秦始皇，愤怒揭露中华先秦文化的愚民性质，甚至对新中国的“百花齐放”也质疑道：“究竟是开一百朵一种花，还是开一百朵一百种花？”子书代表当时一种新青年，那就是“认知领先主义”，反对“道德至上主义”。关于[3]，尚，上上也。父博认为学问要做到透彻见底是真不容易的，但是品德高尚堪为楷模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这是类同于[2]的中华腐朽传统文化。1840年，中国对英国有何品德不好？只是认知落后。结果英国没有拜中国为道德老师，却把中国打得满地找牙，还笑中国贱。经过近代，父博还是秉承“宁德不知”的人生哲学，可见中国传统腐朽文化之毒浸濡知识分子的骨髓有多么透彻，而子书是反叛这种文化的中国新青年。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读后感(四)：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2

读《钱钟书与近代学人》02

第二章 清华师友间

引：喷珠漱玉之诗……诗才肆而诗胆大……

抟扶摇按：上海光华大学教师钱钟书回罗家伦的一封信。罗对钱的恩重如山，属于“再怎么说也不为过”的。我祖父80年代从美国来上海“探亲”，出面接待的“首长”是我祖父当年从台湾纵虎归山的。这位“少校”行事不慎，露嫌疑了。祖父问他想怎么办？一，只是宪兵巡逻嫌你有疑，你可以稳坐钓鱼船，任凭上面来讯问，反正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如果你给拘监了，我立即找孙（立人）长官自首，说你是我批准录用的，不论我知不知道你是共，反正我“渎职”了，陪你一起去。二，我立即开车送你去码头上船，你回大陆。“少校”选择二。于是陆军总司令部大楼里发生一起军官“失踪”事件，有人怀疑我祖父有干系，但查无实据，他气焰当年万丈，小蒋也未敢轻易查他。此事在台湾不了了之，而逃回大陆的“少校”终于在改开里做上了高官。祖父在上海对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对他说，他“怎么帮助你们也不为过分”。言下之意是他今天的命和今天的官，说到底是我“给”的，况且我还准备赔上我的命呢！这就是“再怎么说也不过分”的含义。

罗校长也真是上海人说的“轻骨头”、“骨头轻”（意为不自重）。恁大一校长，自己喜欢读写新诗么也就算了，却偏要寄给已经毕业的一个学生，而自己对这学生又有“再怎么感谢也不过分”的恩情。那么你这一寄诗，不就是想讨“赏”吗？钱老师虽然是学术上可以翻脸不认人的，可是最最基本的客套还是会的，对于“再怎么感谢也不过分”的学业恩人该说什么做什么他知道。所以小钱先生照例回寄自己的若干近体诗。在这里，是校长追新而学生守旧，什么里个新诗。

第三章 钱钟书与吴宓（待续）

引：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就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宓……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宓……更参以西人注重效率之办事方法，以及浪漫主义、唯美艺术……

抟扶摇按：这是吴宓说自己。他仿佛做了个否定之否定，于是更加坚定地表明自己的尊孔护礼教，可不是土包子。“俺是开过洋荤滴！”第一个省略号里就是吴宓开列的自己读过的西洋哲学和宗教书，还说哪个哪个洋人是我的老师。然而这么一来，人们，包括鲁爷，更有理由骂他浑蛋而群起而攻之了。吴宓的浑蛋，正在于不知道向外国根本要学什么，因为他是“道德至上主义”。这个主义在中国，到吴宓的时代，最完美的就是《礼记》桃花源。老小长幼的各种行为都规定的好好的，熟读而想象之，就像大热天喝着冰镇啤酒那样舒畅；最习见的，就是古色古香读书人、文化人的斯文有礼。但是吴宓根本没有想到这种“道德至上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根本不起作用的，而道德体系也可以另立一个的。其实吴宓的浑蛋，还是因为方法论。我来说说他的否定之否定。1）假定中国文化不好，因此我去学习西方文化。这是第一个否定。2）我发现西方文化有优点，却也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远远不如中国文化和丧家狗。因此还是中国孔教好。这是第二个否定。其实吴宓的表白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是画圈圈，离开原点又回到原点。而真正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表现为历时的前进，不是回到原点，或者是按照列宁所说，是螺旋形上升，那虽然是回到原点的，却是投影学意义上的，上下两点虽然可以完全重叠，但是不在一个平面，其间有一段垂直空间。

引：予恒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予于德业，少所成就……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这是吴宓的《空轩诗话》第50则里的话。我省略的部分都可以说絮絮叨叨地表白自己。这种表白本来是舞台上的“内心独白”，在生活里一般是不说出来的，尤其是不说给别人听的。现在吴宓大师说出来，而且看上去不甚乐观，是有难以为世所理解的苦愁，这就是“怨诉”了，心理上像祥林嫂，差别只在于大嫂是埋怨自己，而吴宓是埋怨世道。

吴宓这段话，可以看作“道德至上主义”的一个标本。它不讲认知，只讲道德；它不讲成就，只讲“我心”。这就是道德至上主义的两大根本缺点。1）一切道德行为都以道德认知为前导。“道德认知”属于认知领域，不属于道德范围，正像“数学认知”不属于数学范围而属于认知领域一样。我们不过是为了突出或着重这个认知的性质，这才加上修饰词或限定词的。因此，幼儿在做到“红灯停，绿灯行”的道德行为（这属于道德领域）之前，他得知道啥是“红”“绿”啥叫“停”“行”这四个概念吧？道德行为、道德信念以认知为先导，这就意味着道德观念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不联系时代地谈道德，不提出XX道德，而是赤裸的一个“道德”，这样谈道德的人多半是守旧的，甚至骗人的。譬如当今的所谓“幼儿国学”。问之为何要小孩读《弟子规》？答曰：“懂道德。”他娘地，我们的学校不对小朋友讲社会主义道德吗？你要小孩从《弟子规》里学道德，那是什么道德你敢明讲吗？不敢讲，因为那是中国千百年封建主义排除百千万亿穷人而讲的道德，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至于不敢讲却还把比如“不能偷盗”一条说成是亘古普适的道德，那就是骗人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批判过把这一条说成是超历史的观点。此外，“尊重师长”、“照顾老人”、“听哥姐的话”等等，这样说不行吗？非得用上个“孝”字吗？用上也非不可以，做个概括说“这在中国古代叫‘孝悌’”这不行吗？还非得从《弟子规》读来不可？2）“予于德业，少所成就。”这样的话用以表明谦虚，那是永远正确的。毛主席不也说他一生不过做了两件事吗？但是不论德业成就与否，光是“凭天地良心”地表白自己的道德，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是从前目不识丁、见闻寡少、除了嫁人前后去过两次县城，然后一辈子没走出山洼洼的农妇说的话。她们是真善良，凭天地良心说是真善良。可是只讲善良而不求德业，这能改变个人命运吗？吴宓可以满足于他天生享有的命运，满足于他自力改变而成的新命运，但是他不该过分地吹“力主真诚”就行了的话。道德至上主义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