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与新潮》是一本由蒋梦麟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426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00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潮与新潮》精选点评：

　　●好看好看。作者的成长经历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主观立于史实。20世纪前四十年的学术史和其他方面的历史好精彩，这本书算初描了。拓展阅读好多。

　　●2019年5月。南行列车与昌平的逸夫楼。实在很爱很爱了。

　　●三分是给坑爹的出版社的~这叫珍藏版？去***~

　　●家国情怀的学人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着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阅读时间：2019年8月18日-19日；自评：7.9；推荐指数：★★★★）

　　●2019-04-19~~2019-05-15

　　●反映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相冲撞中的中国历史

　　●《西潮》系1842-1941蒋梦麟见闻和亲历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新潮》是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潮影响之下的进步经验，可惜未竟。私塾、新式学堂、科举、教会大学、留学，先农后教育师从杜威，北大校长，继承蔡元培的精神，农复会主持土地改革，红十字会会长发现疾苦等等，见证和改变了历史。

　　●极具启发性、不可多得的好书，蒋梦麟先生以学者的视角和悲悯的情怀将民国阶段的近代史融入到自己个人的历史体验中向读者娓娓道来。 希望本书能成为自己明年考上北大的动力。

　　●姓名

　　●还是很佩服蒋先生的

　　《西潮与新潮》读后感(一)：风雨飘摇更显大家风采

　　蒋梦麟，是个因为最后的政治选择而几乎被大陆人遗忘了的教育家；提到那个年代的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蔡；至于蒋，甚至在他为之呕心沥血17年之久的学校的校史中，也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但是在这本记录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演进历史的回忆录中，我看到的，确是一个温文敦厚的长者，一个为北大尽职尽责的校长，一个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上有着不可抹杀贡献的教育家。

　　蒋老的文笔相当的平和，他从未把自己看作做过多大贡献的大人物，而无论对鲁迅兄弟还是胡适等人，他都抛去了政治的帽子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和肯定；这是需要胸怀的，大家的胸怀。

　　美中不足的是，出版商做书有些粗糙，书中标点符号、用字不规范太多；有点可惜了这套“大家回忆录”。

　　《西潮与新潮》读后感(二)：壮丁问题

　　去岁为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川人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有一个演讲，当时广为传布。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二，一个是讲“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都是自愿去的”，一个是讲“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两者都用演讲者的亲身经历带出，很有感染力。

　　近读北大前校长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与新潮》，其中也谈及抗日时的壮丁问题。蒋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于1941年7月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报告中历数壮丁体系的效率低下、腐败和无人道。蒋氏记录其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得知从曲江来的七百人只剩下十七个人，乃感叹道：“日寇不杀，己先杀之，日寇不废，己先废之，何其荒唐。”

　　书中记载：“最高当局看了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可见对于壮丁系统的恶劣，彼时的国民政府也是承认的。

　　书中，蒋梦麟本人对壮丁的具体死亡数目也有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并说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证实，他们的都说只多不少。自然，蒋氏因为是书生干政，对经手的事难免夸大其重要性和严重程度，书中也并未给出数字的估计方法，不过壮丁死亡率奇高是无可置疑的，在这种死亡率下，要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都是自愿去的”未免与理不合。

　　蒋氏书中还记录了一景，我怀疑孟广美最近的言论是受了这段描述的启发（宣传中说《西潮与新潮》台湾青年人手一册）：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西潮与新潮》读后感(三)：西潮带雨晚来急

　　《西潮与新潮》（东方出版社，2006），连今版附上的老照片插图算来，共计有四百余页。

　　1943年，梦麟先生在重庆作英文版序言，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职期间写成的《西潮》收官。其时中国正历经抗日战争的浩劫，同在西南联大的钱穆先生因感伤国运飘渺，对中国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 ，为此而作《国史大纲》，满怀深情。我以为，蒋氏作《西潮》的心境亦是相近的。

　　依先生自己的说法，“回顾作者身经目睹的过去50年，以及作者所熟悉的过去100年，甚至追溯到作者所研习过的中国悠久历史”，“希望读者多少能从作者所记述的身边琐事中，发现重大史实的意义。” 战事未绝，前途未卜，先生急于穷尽自己的所知所见，把全部经验和见解留与后人。

　　我也曾想过，若注定明年就要死去，这一年该要做些什么。一定把肚里文墨全都掏尽，出个一两本专著、作品集才行，否则总觉太屈。但凡读过些书的人，都会有一种知识的自信。死前留声成为一种本能，西方也传说有荆棘鸟以死殉歌，剧痛美极。这声为自己而发，因为时间已不及将满腹才学慢慢叙来；这声更为国而发，因为他们读书至深，已将国学爱在骨里，国灭则同身亡。逝去的大师们，多少也代表着文化本身，他们发声已不仅是为自己，也为着一国之文化，为国所不甘委屈。小子我却还远未有此种资格与情怀。

　　这种情境下的书写，就如绝唱般美，《西潮》《国史》皆得为成名之作。而这种“劫后余生”，也是先师与国家的不胜之幸，正是天道酬善、酬勤也。你有此种意志和情怀，坚持到底，自不会空空无所得。

　　《西潮》初稿是用英文写作，“在昆明利用夺警报的空闲，陆续写成的”，而“因为躲警报不是在郊外，就是在防空洞内，……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写英文有如自左至右画曲线一样，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其写作条件难为如此。

　　国共内战的前夜，一派和平景象，华人谁不为此欣慰鼓舞。但和平止于战后的几个月。西潮所能波及和预料的，断截在这个年代，此后华夏土地上另有浪潮，却由自己土地上卷起。先生赴台以后，累于经济建设 ，实无精力再做学术，《新潮》一书也就因行政事务与健康原因断稿。往后大陆的主宰者将这样一位苦心孤诣的北大老校长视作反动派的官员，令人无可奈何。而书中除了专门谈到与陈独秀先生的同事交往外，也未对共产党有过多探讨，甚至有多处是我所怀疑被隐去的 。此后之潮，在所不提。

　　若要寻一种文化比较的分析 ，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材料。有平天下的大志，也可藉此寻求救国之道。若是当做人物传记来读，亦得跌宕起伏、回味深刻。正如作者自视此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每一种读者都可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

　　鄙人尝言“阅历难得”，阅即阅读，历是经历。可试想之，世界浪漫博大，而人身有涯，则经历之领域势必受限，此时最好是由阅读来补充。阅读的对象自然是书籍报刊，而为充实阅历的阅读，正是《西潮》这种极少见的书体最佳。当爱小说的读者抱怨它论理太繁，当治学的教授可惜它琐记过多，我却深深为它感动着。

　　总有些气息相通的人，当可以相隔时空而对话。唯有怀着这种相信，才可能在业已西化多年的黄土地上最真切懂得一位先人，继而理解一个时代。走出楼外，可以闻见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这在几十年前的北平城，也是一样。

　　2019年5月29日 于昌平

　　《西潮与新潮》读后感(四)：致敬老校长

　　说起北大老校长，许多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蔡元培先生。一次，学校举办活动，一位著名主持人提到：“你们真应该看看蒋梦麟的《西潮》，西南联大的时候，三所学校的校长共同执教，自然有很多差异的地方，蒋梦麟先生选择‘退’，正因如此才有了西南联大的‘进’。”（大意如此）遂关注起这位老校长，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此书。

　　我本意是想多了解一些西南联大的往事，但遗憾书中叙述不多；倒是对蒋梦麟先生的生平和1842-1941年的中国近代史有了更朴素的了解。蒋先生接受过中式和西式的教育，其中有对日本和中国、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差异总结，我读后只理解了十之一二，又期待日后常读常新，遂做读书笔记。

　　1.日本和中国

六七十年来，我国与日本所定的国策，同为富国强兵。日本所走的路线为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财富来养兵，军阀与财阀联合操纵军政大权。他们的权力超越一切党派与学派。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帝俄，三战横冲直撞而轰炸到珍珠港。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内则战乱频仍，外则日本侵略，内忧外患接踵而起。哪里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易了。第三，门户开放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闭关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锁国主义。19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极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关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其本质上就是“患不稳定”啊。

　　2.西方和中国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而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训练。这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显著。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更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重实际、重道德本是一种褒义的品质，却也成为前行的桎梏。任何characteristic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有利有弊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