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力量》是一本由[美]曼纽尔·卡斯特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4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认同的力量》精选点评：

　　●作者把认同分成了三种:合法性认同，抵抗性认同，和计划性认同。 最后的结论是合法性认同的消亡，抵抗性认同的兴起以及预期未来的计划性认同。 看过之后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鄙视链如此盛行，为什么TFboys三家唯粉的撕逼。 还在社会运动中讲述了关于同性恋的根源及历史背景

　　●起初觉得很凌乱，看到结论便豁然开朗。当读书变成一种作业，乐趣就……豌豆公主的作业。

　　●公民社会还是认可国民

　　●卡斯特尔经典社会学著作

　　●对于学者来说，架构理论体系的野心是必要的

　　●一流社会学家都是社会趋势的预言家

　　●补充了很多知识点

　　●终于啃完了这本。。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二卷，其他两卷分别为《网络社会的崛起》和《千年终结》。这本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著作可以说是当时的学术前沿，他对于21世纪世界演变的预测正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全球化和认同两大趋势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全球化与网络时代背景下，基于国家、种族、宗教、性别等等的集体认同凝聚成一股力量，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挑战着世界主义。在一开篇，作者就介绍了认同的三种形式：合法性认同、拒斥性认同、计划性认同，而后面的分章内容包括网络社会、女权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环境运动等等分别暗合了这几种形式。这本书不仅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网络社会之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特别是在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认同的力量“显得格外重要。

　　●有点艰涩，还要再读几次。

　　《认同的力量》读后感(一)：网络社会重构计划性认同的途径

　　《认同的力量》是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卷，继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揭示了网络社会的建立基础和展开形式之后，本书基于20世纪后期对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席卷全球的各类社会运动的观察，展现了新社会形态中网络与自我、全球化与各类社会运动之间的矛盾。

　　一、认同的变革

　　社会认同理论最早是由泰弗尔（Tajfel）在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集体行为所发展而来的，这一理论在于强调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即个体只有通过社会认同才能够产生角色感、归属感和在集体中的存在感[1]。但卡斯特所关注的并非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认同，他所阐释的是个体主动意义上建构的认同，而非传统的集体意识自上而下的灌输所构建的认同，“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2]”，简言之前者具有主动性后者是被动产生。

　　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虽然认同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行动者将之内化后，并围绕这一内化过程而建构时，它才能成为认同。即是说认同不仅告诉了个体他的身份、角色以及背后的责任与义务，而只有一个人处于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才能确定角色、身份与意义。比如当别人问个体你是谁，回答“我是个教师”，“我是个学生”，这就是个体以自我为基础围绕结构与关系所建立的认同。

　　卡斯特将社会认同置于研究各类社会运动的核心地位，他所认为的社会认同是一种指向控制了物质、信息和权力的全球秩序、社会制度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具有否定性的思想观念[3]，否定性是此处社会认同最大的特征，它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建构出来的。因此，综合来说，社会认同具有主动性、批判性和建构性。他根据认同的来源与形式，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认同：

　　其一，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指引，以拓展和合理化对行动者的支配，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被结构化和被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能够再生产合理化其结构性支配来源的认同”，因此它实质是一种顺从性认同。

　　其二，拒斥性认同。由被支配逻辑下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产生，他们以抵抗不同或相反于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拒斥性认同促成了公社或社区的形成，“它建构集体的抵抗力量以对抗无法承受的压迫”，因此它是一种反抗性认同。

　　最后，计划性认同。指当社会行动者基于可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并藉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的认同。计划性认同产生的是主体，“主体的建立是公社/公共/社区抵抗的延长”，因此它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建构性认同，主体最终能够建设公民社会[4]。

　　前文所述，社会认同具有建构性。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人幻觉，也来自权利机器和宗教启示。卡斯特在这里通过介绍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和地域性的共同体具体分析了拒斥性认同。这种拒斥是为着保护意义的自主性来源，拒斥的对象就是轰轰烈烈的全球化，因为它瓦解了自主性，模糊了边界，消除了安全感，让行动者无法及时控制，这也是社会面临结构性危机，当前众多的反抗性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根源。

　　二、认同与运动

　　信息革命推动了物质基础、交往方式和认同力量的变革，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它的基础是信息经济、信息主义精神和“无时间之时间”，它已经导致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变迁[5]，这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然而在事实上，网络社会并没有摆脱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社会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支配就会有对抗，也就会存在彰显群体力量，捍卫个体权利，追求自身自由与幸福的社会运动。

　　卡斯特对社会运动的关注在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认为，社会运动必须从自身用语来理解，“它们就是它们所声称的”；其次，社会运动的前途不可预估，有可能是保守的、革命的或是两者皆非[6]，要把握社会运动，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类运动中归纳出特定的原则来实现，他在这里提出的三原则是：运动的认同、运动的对立面和运动的目标。具体来说，认同是关于运动的定义；对立面是有关运动的敌人；目标是希望运动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7]。不难发现，事实上卡斯特对于社会运动的分类所采用的原则与前述社会认同的分类具有极强的相似之处。

　　基于此三原则分析三个对抗全球化的运动（扎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美国民兵、奥姆真理教）可以发现，尽管文化背景、运动策略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但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敌人：新的全球秩序，这种反全球化特征正是由网络发展对个体产生使个体面对时代的洪流所产生的无力感的结果。面对不再熟悉的生活、环境、社会与国家，个体所导致的失范感会不自觉的增加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因而这三个运动无外乎都是立足自身的文化基础而向全球化进行宣战。他们借用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良好的上演这集体行动的各色戏码，但最终的目标无外乎在于希望通过“唤醒”民众，对政府形成压力，扭转全球化的趋势。

　　不同于上述对抗全球秩序的“反动”运动，环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为代表的运动在更广泛意义上是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和行动，因为两者对抗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两个原罪：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不平等，这是其正当性的天然所在。尽管它们也具有不同类型，但都毫无例外地包含着认同、对立面和目标的因素，环境运动对抗的是污染，目标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女性主义的敌人则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父权制，目标是性别平等与自由。“环境正义作为一个反对财富、权力及科技的利益，而肯定所有形式的生命的使用价值[8]”，“女性主义试图突破人类在身体和精神意义上父权制的禁锢，以求脱离‘权力’的控制，回归本原的自我定位”。正因为这两类运动具有的天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标签，它们得到了公众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与认可，逐渐吸引了人心并影响了政策。

　　三、民族国家的危机？

　　网络社会的崛起，缺场空间的权力让在场空间的实体机构（如国家）的支配性地位瓦解，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被削弱。但是，国家权力或者说在场空间的权力真的消失了吗？尽管在新的社会形态形成之际，民族国家应对不足，面对国际财政危机、福利社会的瓦解、媒体的独立与犯罪的全球化让它疲于应付，认同感逐渐丧失。然而在事实上，民族国家可能正在衰落，但是却不会消失。尽管信息技术和网络会使得原先集中垂直的管理体制变得松散，权力网络会松散化，但同样的技术也会被应用到国家工具上，例如监视和控制群众言行，借助媒体的力量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全景敞视建筑物”，正如卡斯特所述“一个压制型社会运用新的科技力量会更加压制”。

　　同时，民族国家是在特定的国家控制的领土之中被创造出来，共同的历史会产生社会与文化的键结以及经济政治利益[9]，因此面对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冲击和信息技术下权力主体的迁移，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会趋于消失，而是依然处于核心位置，“政党仍然是社会转化制度化中的关键作用者”。在场空间的主体依然掌握着社会运行所必须的资源和例如军队、监狱、警察等暴力机构，依靠缺场空间所建构起来的认同并不能够越过或者超过在场空间的权力而发挥作用，要么选择合作，例如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运动正是有赖于与国家的协同关系而能够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获得持续支持与发展；要么选择持续的对抗，而这往往也是当前社会诸多矛盾的根源所在。

　　当然，民族国家已经不同往昔。面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民族国家只能“屈服”于全球权力系统，“从拥有主权的主体转变成只有战略性的地位和角色[10]”，“民族”已经被“国家”所分离，以维持它的逐渐流失的权力。

　　四、改变的途径

　　在这个以财富、权力和信息为主要支配力的网络时代，在父权制度的瓦解，福利社会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瓦解现实下，合法性认同的根源正在枯竭，拒斥性认同正在大行其道，社会被割裂，言路面临断裂，这正是网络社会所起的破坏合法性认同，催生拒斥性认同的结果。

　　作为信息交流的通路，网络为公众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互便利。互联网正在以其强大的自由度、包容力和变革性，全面渗入生产生活世界的全部，网络创造了社会发展的一个神话，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着由现实场域向虚拟场域的转移。网络的扩大化与普及化，及其所独具的开放性、即时性和平等性使得每个个体都拥有“发声”的权利，公众可以通过各类网络媒介自由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建议，讨论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而个体可以通过在虚拟浏览他者的声音与观点，寻同存异。由于结构性诱因引发的结构性紧张在网络助推下迅速传播，拥护者、支持者与潜在参与者数量迅速增多，从而推动舆论的导向，推动网络中集体宣泄行为向现实社会蔓延扩展，助推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进程。

　　当今大多数社会运动都因网络的运用而采用了新的形式，开始有目的的利用网络来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取得支持。网络由于其快速和强大的传播力，相比传统的社会运动方式，能够将集体兴奋快速地、非理性地扩散，这种扩散能够穿越各种社会边界和障碍，将分散于不用地域的个体或群体集中和调动，通过网络中的集体感染来影响实际中的群体行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国公民在法被警察枪杀事件抗议活动等等都是由于收入差距、种族歧视等易产生集体共鸣的社会矛盾所诱发的，在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由网络情绪感染引起集体兴奋进而诱发大规模社会运动[11]。

　　然而，科技本身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好的或坏的效果，而是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于社会的互动过程之中重新影响社会过程,也在改变社会的同时再改变自身，这是卡斯特在研究网络社会时所最为关注的[12]。互联网适应了信息时代社会运动的发展，被社会运动所塑造和改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可能的改变途径，利用网络使群体内部产生认同的力量，之后推动更大范围的意义一致，实现计划性认同，发挥主体构建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莹瑞, 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3):475-480.

　　[2][4][6][7][8][9][10]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4-7、80-81、82、153、311、355.

　　[3][5]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35、318.

　　[11]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 V28(5):62-70.

　　[12]石岩妍.从“网络社会理论”管窥卡斯特利斯传播思想[D].河北大学,2009.

　　[13]宋辰婷. 焦虑不安的现代人——由《认同的力量》谈现代人的生存意义再建[J]. 理论界, 2019(10):80-83.

　　《认同的力量》读后感(二)：《认同的力量》读书报告

　　曼纽尔·卡斯特历时14年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合称《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第一部主要是对网络社会概念的阐明；第二部分析了文化认同、社会运动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讲解了信息时代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互相作用。

　　三部书所描述的时间段主要是20世纪后期及新千年前后。在千禧年之交，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成型。此新的世界开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历史巧合有三个独立发生的过程同时进行：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生的再结构；文化上的社会运动，像自由意志论、人权、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等遍地开花。这三个过程的互动与它们所触动的反应，带来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一个新经济，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真是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

　　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

　　《认同的力量》是曼纽尔·卡斯特所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二卷。其分析的主题是新的全球社会结构——网络社会——与人们对这一社会结构所暗含的统治形式的反抗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就是对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身份认同的阐述。作者主要着眼于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趋势的观察，表现形式各异的文化认同是反对那些曾经编排过财富、信息和权力的全球网络程序的价值和利益的一个主要支柱。事实上，网络社会并没有脱离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社会规律：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反抗，哪里也就有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竞争性主张和方案。

　　先来讲讲什么是网络社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域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

　　与网络社会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网络国家，它与现代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不属于同一类型，也区别于以往历史时期建立发展呢起来的其他国家类型。它是由一系列互动主体的复杂网络所构成，这些互动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各种“多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构、区域的或地方的政府，甚至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因为地方的和全球的公民社会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挑战者，同时也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合作者。

　　了解我们世界的理论框架大致包括为：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全球恐怖网络的兴起；民族认同在全球化世界中支撑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一场维护全球公正的多维运动中抗拒无拘束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浪潮、在多元主义时代朝着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即网络国家演变的、管理全球乱象的国家社会的重建；一些国家尽管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但仍然把自己说成是主权实体的企图。

　　再来讲讲本书的基本内容。本书的重点是关注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因为他们均起因于技术诱导的全球化、认同的力量和国家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认同包括性别、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社会——生物等方面的认同）。 本书最前面一章讲的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与意义，简要概述了对认同的建构特别是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的各种体现以及这些建构的意义。 接下来三章具体讲了典型的三种运动：反对新全球秩序的社会运动，自我的绿化——环境运动，父权制的终结——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家庭与性，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主要部分。 最后两章分别讲了基于国家层面的认同和信息政治下的民主危机（这场危机是和媒体政治、丑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有待管理的议题的全球性与负责管理的制度的国家边界特征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

　　这本书不仅提示了当代文明系统之逻辑，理清了信息化社会之意义，全方位展示了信息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解决途径。另外，我们从中还可以学到分析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运动的思路和方法，并形成对个体、民族、社区、国家的整体认识。

　　第一章的知识点：

　　1. 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化过程建构起来的。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在社会行动者看来，网络社会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原初认同，就是构造了他者的认同。曼纽尔的关注点是集体认同，而不是个人的认同。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现实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从何处、通过谁、为了谁而建构起来的。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人幻觉，也来自权利机器和宗教启示。

　　作者把建构认同的形式分为三种：合法性建构、抗拒式建构和规划性建构。

　　（1）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以扩展和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例如适宜于“权威和支配理论”的核心主题，也适用于不同的民族主义理论。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产生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的、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

　　（2）抗拒性认同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这些行动者筑起了抵抗的战壕、并在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例如适宜于解释认同政治。抗拒式认同导致了共同体的形成。

　　（3）规划性认同是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到手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适宜的例子如：女权主义跃出女性认同和妇女权益的抵抗战壕，挑战父权制和父权家庭，直到挑战各个社会长期依赖的整个生产、再生产、性和人格的结构。规划性认同产生了主体，即集体的社会行动者。

　　作者依次介绍了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以及地域性的共同体，另外还介绍了种族认同。（P10 P70）对于那些排斥全球化和财富集团并作出反抗的社会行动者来说，以宗教、民族和地域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为我们社会的意义建构提供了另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这些文化共同体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对社会普遍趋势的反应，是为了意义的自主性来源而抗拒这些社会趋势；二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具有庇护和团结功能的防卫性的认同，即为反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而提供保护；三是它们均通过文化建构起来，也就是说它们均打上了独特的自我认同的符码，如信仰者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图腾、地方性的地理特征。 种族性尽管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歧视和耻辱的根源，但它不会依靠自己产生出共同体，它很可能融入了宗教、民族和地域性。

　　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以及地域性的共同体，基本上都是防卫性的反应。它们是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为抗拒三大威胁而做出的反应。一是对全球化的反应，二是对网络化和弹性化的反应，三是对父权制家庭危机的反应。而这三者的认同建构也都是围绕抗拒式认同的原则进展的。

　　第二、三、四章 主要内容

　　1. 分析社会运动的方法论（P74~P76)

　　首先，社会运动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去理解，也就是说，它们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其次，社会运动有可能在社会层面上是保守的，也可能在社会层面上是革命的（在社会的演变中，并不存在某种预先的决定的方向性，唯一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感知的历史)。再次，作者按照阿兰·图海纳的经典分类法给这些运动下定义。

　　它依据三个原则来定义社会运动：社会的认同、运动的敌人、运动的图景或社会模式（社会性目标）。在作者的用法中，认同指的是社会运动在有关它自身是什么、声明为谁的利益而奋斗这些题目上所做的自我定义；敌人指的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反对目标，即社会运动所明确认定的敌人；社会性目标指的是社会运动对于社会社会秩序的类型、社会组织的类型的看法，它希望从自己的集体行动的历史视野中获得这种看法。

　　第五章 全球化、认同与国家：无权力的国家还是网络化的国家？

　　1.“资本主义国家的独有特性，在于它吸纳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了时空矩阵，并且垄断了把时空组织起来的权力；在国家的介入下，时间和空间变成了统治和权力的网络。这就是现代民族为什么成了国家的产物的原因。”——尼科斯·普兰查斯。

　　2.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越来越受到了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通讯和信息的流动的约束。国家通过弘扬传统、建构和重构民族认同以求补获历史时间的努力，却受到了由自主性主体所界定的多元认同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超国家的机构以求在全球舞台上巩固其权利的企图，却进一步损害了它的主权；国家通过向区域和地方下放行政权力以求重建合法性的努力，反而被其更亲近于政府、疏离于国家的新式民众，搞得成效甚微。总之，现代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流失。（全球化体现在如下方面：核心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犯罪的全球化、社会抗议的全球化以及跨边界恐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骚乱的全球化等等）

　　3.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管理的实际运行单位是一个由民族国家、国际机构、民族国家各种联合体、区域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的网络化国家。正是这个网络国家，协商、管理和决定着全球的、国家的、地方的事务。这个网络国家负责协商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负责协调任一水平的政府所依赖的权力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个网络的每一个节点并不都是一样的平等，它们的利益分歧、利益交叉和利益冲突，都取决于具体的事务和背景。

　　第六章 信息政治与民主危机

　　电子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等）已经成为了主导性的政治空间。媒体扎根于社会之中，它们与政治过程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即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整治行动者的策略，以及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属性之间的特有互动。而政治的内涵、组织、过程和领导权，就都被媒体系统尤其是新的电子媒体的内在逻辑所塑造。（P367）

　　当政治出现危机时，国家只能把它的合法性来源从代表民众意愿、为民众谋福利，转移到通过自觉认同哪些排斥另类价值观和少数派族群认同的共同体主义，来维护集体的认同。这实际上就是原教旨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种族国家、地域国家和宗教国家的根源所在，它们都有可能出现在当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当中。

　　网络社会民主重建的三个趋势：首先是地方政府的重建，第二是电子通讯为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水平化沟通带来了机遇。第三是符号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围绕“非政治”事业而做的电子化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动员的广泛发展。

　　结论 网络社会的社会变迁（P414）

　　网络社会的崛起，导致合法性认同逐渐瓦解，新的社会结构的三大基础领域——空间、时间和技术发生变化，抗拒性认同的共同体形成，但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没办法和平相处，规划性认同登场，期望重建一种新的公民社会；可有时在抗拒性认同的基础上，不一定能形成规划性认同，它也许就停留在防御性的共同体上。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重构、组织化的网络、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为技术而技术的有限性、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等等，都是工业时代建构起来的国家和公民社会面临危机的根源。

　　《认同的力量》读后感(三)：读书报告

　　概述

　　《认同的力量》是曼纽尔·卡斯特所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二卷。其分析的主题是新的全球社会结构——网络社会——与人们对这一社会结构所暗含的统治形式的反抗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各异的文化认同，正作为“我们是谁”的特征，成为反对那些曾经编排过财富、信息和权力的全球网络程序的价值和利益的一个主要支柱。

　　作者简介

　　曼纽尔·卡斯特，1942年生于西班牙，现任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及政策、规划和开发学院共聘教授。卡斯特的著作有19部，此外还编辑或合著了21本书，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 卡斯特历时14年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合称《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三部曲。其中，第一部主要是对网络社会概念的阐明，第二部分析文化认同、社会运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则讲解了信息时代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与相互作用。这三本书被再版多次，并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中文等17国文字，堪称卡斯特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崛起的网络社会

　　技术之突破往往引发社会的变革，以至于人们一直对其抱有美好的希冀。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便曾乐观地对未来的世界图景寄予无限期待。他认为，数字化生存将具备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而这将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到如今，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因为尽管信息技术确实带来了革命，但社会的结构不单单由技术决定，而是沿着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塑。

　　卡斯特向我们展现的，便是这正在浮现的、真实的新社会结构。他在书中将其概念化地定义为“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由信息技术范式所诱发和规导，也是信息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格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相互关连的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真实虚拟的文化。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空间与时间，发生了根本的转化。区域不再成为限制，具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共同经历的地方空间，通过电子网络连接起来，根据其相对重要性形成有层级的组织，构成流动的空间。流动的空间又借由混乱事件的相继次序使事件同时并存，从而解消了时间，因此将社会设定为永恒的瞬间，即无时间之时间。

　　这便是正扩散至整个世界的网络社会的图景。在此背景下，作者引入了“认同”之概念。顺应着文化的形貌和历史的来源，认同的表现是多重的、高度丰富的，它们或代表着对集体记忆的捍卫，或象征着对时空的控制，对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提出挑战。

　　认同是什么？

　　认同与角色不同，它并不由社会的规范界定，而是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在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p3）。因此，认同是比角色更强烈的意义来源。作者指出，在网络社会中，对大部分社会行动者而言，意义则是环绕着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亦即一个架构其他认同的认同）而建构的。

　　网络社会中，一切都经由媒介的再现。于大处而言，媒体框架了政治：只要媒体相对自主于政治权力，政治行动者便必须遵守媒体的规则、技术与利益(p362)；于小处而言，媒体形塑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因此，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码与再现的意象，社会据此组织其制度，人们据此营造其生活并决定其行为(p415)，权力的基地变成了人们的心灵。

　　信息是超载的、流动的，文化符码是不确定的，因而权力也是不断变迁的。但认同可以通过牢牢占据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是谁”的标志，在信息抗争中，它们抵抗或者攻击关于建造行为的文化符码，由此建造新的制度。当认同的力量汇聚起来，同国家制度与全球化等因素发生互动，便引发了社会运动，而这种集体的认同正是本书所探讨的焦点。书中，卡斯特按照认同的形式与起源将其分为三类，在网络社会的新图景里，这三种认同的发展，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合法性认同的衰退：以民族国家为例

　　合法性的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合法性的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以及被结构化和被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再生产合理化其结构性支配来源的认同。在卡斯特看来，合法性认同正在网络社会中逐渐分解。最好的例证，莫过于“民族国家”的衰退。

　　尼克斯·波兰札斯曾写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在于它吸纳掌控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时空轴线的矩阵，并且垄断时空的组织架构；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时空组织成为一种控制的网络和权力。”但在信息技术范式的影响之下，资本、技术、服务可以进行全球的流通，地方空间被纳入流动的空间网络，时间的概念随之消解了，国家对时空的掌控越来越弱。

　　决定性因素正在于全球化。它是机遇，通过积极介入这一过程，民族国家推行了资本主义的再结构，并提高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它也是挑战，在不同的方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和决策权：核心的经济活动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正丧失对经济政策基本元素的独立掌控；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使意见和意象的管制愈发困难；犯罪的全球化，则大大改变了治理过程，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对国际关系进行调控，将国家的权力架空。

　　另外，全球化还意味着民族国家操作能量的衰退。全球化的产生，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国际范围内的操作将不得不屈从于国防、外交政策、全球公共政策的多边主义的限制，但国际制度的大部分政治能量都消耗在过程上，而非致力于结果。为了进行行动，必须重建权力的可及性，因此中央的权力开始向地方下放。但这也导致人们的文化认同集中在分散的社区。认同的多元，使网络社会呈现出分歧和片段化的趋向，需求纷杂如斯，以至于民族国家越来越无力回应。而地方和区域政府又会以为民牟利之名争取主导权，最终与自己的国家产生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认同仿佛成了一个悖论：一开始是以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的过程来重建国家的合法性，最后结果却可能加深国家合法性的危机，以及社区中建立在原初认同的基础上的社会部落化。

　　于是，以国土领域下的历史遗产为基础的民族国家遭遇了“合法性危机”，而建立在更坚固的身份认同上的民族主义则对其形成了挑战。国家的权力式微了，甚至只残存着政治最初的工具性目的，就像书中所说的，“公民社会大体而言，已经变成了空壳，在许多社会中越发不能关连上人们的劳动与价值。而认同的分解，并不意味着新的认同必须浮现，新的社会运动必须重建社会，以及新的制度朝着’歌颂明天’之重建(p410)”。更多的时候，拒斥性认同挖掘起了零星分布的、抵抗的战壕。

　　拒斥性认同：建构信息时代的文化社区

　　作者认为，拒斥性认同是网络社会中最普遍的一种，它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处于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p4)。

　　以近年来在全球燃起漫天烽火的原教旨主义为例。原教旨主义是对教义的一种保守的信仰。但与单纯的宗教不同，它是“反应性的、反动的”，意味着强制制止别的信仰，并用暴力推行自已的“教旨”。卡斯特指出，以原教旨主义为代表、打着“民族”旗号的运动和社区兴起更多是基于拒斥性认同的应激防卫。在中东，伊斯兰认同由基本教义派建构，用以对抗并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美国，随着全球化浪潮而来的父权主义的危机摇撼了传统家庭的价值，于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以昔日的意象为基础，建构社会及个人的认同，来守护道德和基督教的价值，从而克服难以承受的当前时代。

　　另一方面，在确实由“民族”概念所引起的苏联分裂和加泰隆尼亚归于西班牙的事件中，作者也并未简单将“民族”这个概念陈述为唯一主导因素，而是探讨了其发源留存的原因和可能依托此生长的文化及文化社区，最终辨明信息时代文化社区的特征：基于防卫性的文化社区，满足个人主义的呼应。但抗争的文化社区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否定，往往造成社区边界的关闭，“我们”和“他们”的概念益发明晰，甚至产生“他们”非人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社区天堂便成为了“天堂中的地狱”。

　　拒斥性认同的建构也未必局限于对传统价值的回归，有些时候，它们也在社会运动中被打造。当社会行动者的力量不够对压迫性的制度发动攻击，他们便通过抵抗的社区共同体来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尽管拒斥性认同常常意味着个人的自主性淹没在集体之中，但在作者看来，通过这样的社区还是有可能产生新的主体，并围绕着“计划性认同”建构新的意义，而在公民社会及民族国家已面临结构性危机的状况下，计划性认同或许是存在于网络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变革的根源。

　　计划性认同：重建“我们”的新世界

　　卡斯特将计划性认同看作潜在社会变革的根源。他认为，网络社会的计划性认同并非自工业时代之公民社会的认同（即合法性认同）中浮现，而是来自拒斥性认同的发展，它以社会的整体转化为目标，延伸产生在抵抗社区之内的利益与价值，以对抗资本、权力与信息全球流动所设定的支配利益。

　　举例来说，宗教的社区有可能发展出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运动，重拾社会的伦理和神的永恒价值，并通过信徒的社区共同体建立新的社会。女权运动可以由减弱家长式父权主义投射其自身于全体的社会，回归本原的自我定位，推动社会制度走向无性别化。环境主义者也能由防卫环境和健康，走向在宇宙自我架构下寻求人类和自然的共处，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掌握更多的基层民主。

　　无论是抵抗性认同还是计划性认同，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对网络社会支配性逻辑的反叛，只不过一是防卫，一是攻击。作者提出，这些抗争围绕着三个新社会结构的基本领域：空间、时间与技术。

　　信息时代的文化社区防守它们的空间，以对抗流动空间的无地方性逻辑；要求保留历史记忆，以及肯定旧时的价值，试图把时间扩展为永恒，以对抗它的分解；他们用信息技术进行沟通，巩固社区内部的认同，但又拒绝对技术的崇拜。

　　环境运动强调对于空间的控制，拒绝以经济利益的抽象重要性凌驾于人们的具体感受和现实经验；在时间感上，它提出“冰河时期的时间观”的方案，以演化的观点看待事物之间的互动，以永续发展作为生命的目标；它使用技术收集、分析、诠释及散布信息，但又反对生活被技术支配的风险。

　　因此，网络社会里，权力虽然扩散在全球网络中，但却并未消失，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码与再现的意象，权力的基地变成了人们的心灵。计划性认同的发言者便以改变文化符码为目标，对真实虚拟的文化产生影响和颠覆，引介作为自主性认同的全新的文化符码。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围绕着信息流动与象征操弄而组织的社会结构”，而网络社会的支配逻辑，在认同的力量面前，正受到自身的挑战。“我们”以及其背后无数个“我”建立起来的新社会运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总结与思考

　　上述认同序列的动态说明，在网络社会中，没有哪种身份是本质性的，认同的价值也只能在历史脉络中体现。读完此书，再谈及认同的力量，我所感知到的更多地并非直觉得出的“连通”结论，而是因为认同凝聚起来的、断裂的片段式呈现。 从事实出发来看，技术的崛起确实并未畅快地连通整个世界，反倒是基于“拒斥性”的割裂与封闭的群体才是最快构建认同的途径。这些封闭的群体或许是建立在对过去的眷恋上，或许是建立在对未来的痴迷上，它们无处不在，却很少沟通，甚至相互抵制。分歧常常建立在由封闭导致的独行和不可理解，最终将“不可理喻”当做推脱沟通的前提，变成一个个刻板印象的标签。

　　但在我看来，这些封闭群体的出发点大致相同，都是一种以抗拒的姿态确认身份认同的方式。当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变迁和不确定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曾经的信仰和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摧毁，个人化的精神需求需要在社区主义中得到回应。拒斥性认同也正是依靠共情的力量，将分散的人们重新联结到一起，形成文化的共同体。

　　拒斥性认同有着清晰的反面，它通过界定边界建构自己，找寻确定性：确定的教义，无论是信奉基督还是安拉；确定的民族，无论是加泰隆尼亚还是扎巴提斯塔；确定的空间概念，“保卫自家的后院”；确定的时间概念，以永续的发展作为行动的依据；确定的性别秩序，女性和男性应当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在任何抽象概念之中，只要拥抱其中的一个侧面，便可获得一份坚实的立锥之地。

　　这样具体化的情境有如万花筒般的社会镜像，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而社会却在一个个镜片之中愈发面目模糊。拒斥性认同本身的保守和封闭，使它难以带来整体的社会转化，多样化社群的存在意味着诉求的分散和多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可能。

　　于是，在书中，作者寄希望于计划性认同，将其视作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力量。不过在我眼中，网络社会的计划性认同由抗拒性认同延伸而来，多少仍带有应激反应的特征，它们虽有行动的口号和目标，却缺乏系统的理论和纲领。计划性认同的内部常常出现分化，无论是环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可以被片段地择取，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的，这让我不由得质疑计划性认同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虽然作者将其描述为潜在社会变革的根源，但共识依旧难以达成，计划性认同描述的未来世界，似乎也还是碎片而虚无的。

　　本书以认同为框架，以社会运动为表征，确实提供了看待网络社会的全新视角。把人们的心灵视作权力的基地，也确实可以使认同的力量获得广泛的阐释空间。但这是一种偏向心理和意识的论述，它并没有提供完备的理论框架，描述性多而指导意义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作者提供的更多还是看问题的角度，而对于具体的社会运动，除了集体认同，还要考虑其组织架构等诸多因素，仍应将其置于现实情境中加以详细考量。

　　此外，书中具体的理论阐释大多基于经验性的材料，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首先，因为立足于地方的经验研究，书里的一些论断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权力去中心化所引起的地方/区域政府及领域的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同国家权力的竞争，便显然不能推之于中央集权制的单一制国家。

　　其次，作者的论述也多基于西方的理论视角，这意味着或许还有更多阐述认同的面向。比如他认为，媒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公信力，以及考虑到广告主的要求，会尽可能独立于政权，电子媒体已经成为了主导性的政治空间，政治的内涵、组织、过程和领导权，就都被媒体系统尤其是新的电子媒体的内在逻辑所塑造(p367)。但事实上，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究竟是电子媒介的逻辑框架了政治运作的范畴，还是政治利用了电子媒介进行更为隐蔽的操纵，其实很难说。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传播媒体本身的多元化和去垄断性”并未实现，政治依然能对媒体施加强大的压力，管制也从未真正消失。就“民族国家终结论”而言，在英国脱欧、特朗普颁布禁穆令的当下，我们对民族国家能量的衰退也仍应抱持审慎的态度。作为全球化的前提以及执行全球化的主体，民族国家对全球化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其推进全球化的目的便在于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对其生存空间与适应能力不应低估。

　　但这本书的目的也不在“预先规定或是预言”。毕竟，网络社会尚在不断变迁之中，如作者所说，除了我们所感受的历史之外别无历史感，谁又能判定它将会走向何方？抛开宏观的社会变革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于个人而言，在象征性的文化符码里，在信息的转换与流动之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寻找坚定不移的认同，成为具备独立性和判断力的主体。或许这便是认同能给予我们的力量。

　　《认同的力量》读后感(四)：落象征于实体，陷狂欢于平和

　　课程作业again，这本书比起导读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更有针对性。当时看完虚无感很重，但是仔细回想自己生活的片段，又觉得果然还是要认真生活才能获得些许的真实。

　　摘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认同的力量》，并且从“历史-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延展开，探讨人们对历史的眷恋、对现在的安逸和对未来的不可期。拒斥性认同的普遍存在只是暂时的胜利，更多的仍然是立锥之地不断被摧毁；而高歌猛进的新社会运动除了要以新事物面对旧事物的阻挠，更多要面对的是模糊而承担不起后果的未来；反观以国家为典型代表的现有框架提供的解决方案，除了无法实现的人道主义诺言以外，更多的还是无法满足对完好的苛刻要求的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象征政治的包容万象成为了唯一的出路，也成为可以容纳更多具体目标的办法；而之于个人而言，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将自我放置在合适的网格中，才能获得相当的自由空间。

　　正文：

　　一、内容简介

　　《认同的力量》是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卷著作。继前卷引出网络社会“崛起”的动力与形成中的形态特征后，卡斯特紧接着在《认同的力量》里展现这种变化的具体内容：确认三种认同类型（合法性认同、拒斥性认同、计划性认同），并在认同框架下以社会运动为表征，明晰不同动力源的内容和指向的目标。

　　基本框架和概念铺垫完善后，卡斯特开始陈述在信息社会时代不同类型的认同，其中的主要象征为大多以宗教为基础的“原教旨主义”、“民族”、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围绕这些概念，人们在历史之中以运动、社区等形式对抗或推进信息社会的网络化逻辑。

　　原教旨主义历史由来已久，卡斯特选取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作为案例，陈述了以原教旨主义为代表、打着“民族”旗号的运动和社区兴起更多是基于拒斥性认同的应激防卫，而这种“防卫”正是基于全球流动的加速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另一方面，在确实的“民族”概念引起的苏联分裂和加泰隆尼亚归于西班牙的事件中，卡斯特也并未简单将“民族”这个概念陈述为唯一主导因素，而是探讨了其发源留存的原因（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可能依托此生长的文化及文化社区，最终辨明信息时代文化社区的特征：基于防卫性认同的社区主义，满足个人主义的呼应，却仍然存在使这些全球浪潮中的“避风港”变为“人间地狱”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之上，卡斯特进一步陈述了三个典型案例进一步说明：墨西哥的扎巴提斯塔解放军利用信息社会的运行逻辑打破了墨西哥一直以来的独裁腐朽统治；美国的民兵运动以技术为依托宣扬“枪支和圣经”，希望美国能再次强大起来；而看似铁板一块的日本也有过奥姆真理教的存在，基于技术给出的末世预言，更寄望于技术希望实现身体的突破而能度过“末世”。这三个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运动对抗的都是新全球秩序，依托信息科技扩大影响力，将自己的目标弱化而强化“敌人”的存在，对信息时代的网络化逻辑提出挑战。

　　与上述对抗全球秩序的运动相比，以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运动则在更广泛意义上带来了新的“政治正确”话语和行动。两者源于人类自诞生起就存在的原罪：人和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环境主义以其整体视野的科学性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此基础上试图掌握更多的基层民主，考虑普遍联系和互相影响的更久远的未来以及更广泛的空间。女性主义甚至是性别维度上兴起的运动则试图突破人类在身体和精神意义上父权制的禁锢，以求脱离“权力”的控制，回归本原的自我定位。在现阶段，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既通过传统的政治形式传递（如成立政党、成立社区），也作为主要倡导成为不同于“政府”和“大众”的“第三方势力”采取非暴力取向的行动策略。两者都有可能与媒体联姻，与人文价值勾连，增加为人民说话的合法性。相比之下，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在突破父权制的同时更激烈地冲击着象征性权力，两者最终指向的是“国家”作为权力组织和分配形式的衰微。

　　在新全球秩序形成之际，不同情境流速加快，国家却应对不及：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福利国家的承诺也随着人口流动逐渐崩溃；与此同时，媒体独立性在形成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政治的型塑；而犯罪也随着全球化的网络构建得愈发庞大，法律却仍然受制于国家的边界、公约则缺乏全球性的约束力，任全球化犯罪与问题肆虐而无力遏止。在这种情形中，对于国家的认同开始减弱，而基于小范围地方即时满足需求的基层民主和要求在全球层次上的统筹管理则进一步被提上议程。卡斯特以墨西哥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为例详细说明了这种国家认同丧失的严重程度，并且进一步点出了在此情境下另一重被监控的威胁，使得国家最终不再具有以“大哥大”的形态，反倒是周边力量变成极具渗透性的“小妹妹”，以“完好”的承诺侵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在权力衰落的民族国家之上，新的权力关系必须被理解为以特殊的认同为基础来掌控全球工具性网络的能力。或是，从全球网络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能够征服充斥全球的各种工具性目的之能力。”[1]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成为《孙子兵法》中描述的将领，然而成为这般“宇宙之王”的代价便是丧失现有边界的主权了。

　　进一步查看国家内部的危机，原先美好的概念也出现了无可弥补的裂隙，“被网罗与被排除、正热门的与被淘汰的两者之间的的距离增加了。”[2]政治与媒体之间确有民主意义上市民的连结，但同时也将政治家群体放置在丑闻政治的审判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作秀模式之中，媒体成为公开的权力斗争阵地，然而大多数人的最终选择至今仍然受限于制度、政治机器与传统，却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以政党政治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并不能带来有效的推动，最终仍然回到了象征政治的议题。在最后的总结中，卡斯特再次重申了“认同”带来的强大力量：它既有可能带来集体的封闭性毁灭，也有可能带来新的自由解放与困惑。围绕着“信息流动”与“象征操弄”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多样化的社会样貌，而这样的进程仍在继续。

　　二、评论

　　谈及“认同”的力量，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逻辑中强调的更多不是直觉得出的“连通”结论，而是因为认同凝聚起来的断裂的片段式呈现。而且从事实出发来看，技术的崛起在瞬间打通经脉的同时并没有畅快地“连通”整个世界。须知“连通”是一个连续性的概念，但是在网络社会中，基于“拒斥性”的割裂与封闭群体反倒才是能最快建立起认同的途径：这种割裂存在着对过去的眷恋，也有对未来的痴迷；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时候的分歧则是建立在封闭上的独行与不可理解，最终将“不可理喻”的当作推脱沟通的前提，变成一个又一个刻板印象的标签。

　　然而社会终究是被这一个个标签贴的有些面目模糊，并逐渐显露出其变迁和不确定性的加剧的真实，将这些一股脑塞给毫无准备的人们。这种不确定性又不完全来源于确定秩序逻辑的多重叠加形成新的情况，人们从一开始以反面对立察看自身，到现在置身于情境的具体化弥散成为万花筒式的社会镜像，不同的人或许就正身处于其中的一片。

　　（一）“艾丝美拉达”：拒斥性认同与不断被摧毁的立锥之地

　　艾丝美拉达，在雨果的笔下是热情与纯真，更是流浪的吉普赛民族的代言人。前一篇读书报告中的结尾落笔在多元性的残酷与美好之中，而在这本书里正描绘了处在多元性之中的人们的回应：拥抱，但更多是以抗拒的姿态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就像是身处中华文化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吉普赛人的贫穷与坚守，也难以理解犹太人立国复兴的愿望，更对伊斯兰文化中的血腥和暴力感到厌恶和暴力，但或许只要想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能依托此生出一些共感：不同民族、宗教之间并没有高低不同，却都是人们可以依赖——甚至对有些人来说是唯一可以依赖的精神身份。当个人主义的需求得到社区主义的“热情”回应，人们只需活在当下便可以获得此刻的安宁，甚至通过回望历史的荣耀幻想未来的永生。而这也正与过往的“帮派”、“教区”、“社群”等群体性概念相暗合：拒斥性认同将分散的人们凝结在一起，打出文化共同体的温情牌。正如卡斯特自己引用《街角社会》中“紧急文化”时所描述的，“它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所产生的文化，是庆祝生命的结束而不是否定。因为没有明天，所以就要把握好现在，尝试、感觉、实验及完成所有的事。”[3]

　　这也正是信息社会的快速流动带来的“不断摧毁”而形成的认同，它强而有力，因树立了明确的反面而有了清晰的此时此刻。这些“确定性”往往是历史中曾经辉煌的主流，也可能是人们触手可及的一支，甚至不光是原教旨主义，在“民族”、“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些其他概念中也同样可能存在这种致命的危险：明确的宗教教义，不论是安拉还是耶稣；明确的民族身份，不论是吉普赛还是加泰隆尼亚；明确的社区概念，“不可以污染我的后院”；明确的性别秩序，“这个世界只需要女性主导即可”——在任何抽象概念当中，只需拥抱一个确定的侧面便可不再动摇，获得一份坚实的立锥之地。而这样封闭又开放的处境，终究是通过媒体的方式扩张到全球，“传播媒体本身的多元化和去垄断性打破了原本间接控制在政治性建制和观众手中的频道限制，使得各种型态的信息、甚至包括各种惊世骇俗、偏激、不公正的思想都能不受限制地散布在千百万的人群中。”[4]恐怖主义的基地中有中国人参与圣战的身影，加泰隆尼亚险险成功独立，“绿色和平组织”暴力杀向捕鲸的日本渔船，而女性主义的事业中也会有男同性恋的领袖。最直接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这件事便是拒斥性认同普遍存在的有力证据，它并不能简单解释成美国相当人数的人民希望“America Great Again”，也不完全是“高层人士”口中一个藐视性的“民粹主义”就可以解释，反倒是印证了他们对于自身处境的危机感有多么沉重。

　　然而现实是信息的快速流动将人们不断打散又凝聚，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世界上的事情刷新三观，又对这些刺激再无感触——问及拉斯维加斯的枪杀、加泰隆尼亚的独立之路、伊斯兰地区频繁的自杀事件，回应显得麻木而不仁。终究是因为人们恰恰还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有着固定而明确的认同范围，却又仅仅是“立锥之地”——你怎知你身边是不是有个人有一天突然出柜，或者有人突然背上背包去了中东地区杳无音信——诸如此类突然的变故，想必大多数人对于口号的迎合只是一种时尚追捧，却都还没有做好“被摧毁”的心理准备罢了。

　　（二）“安娜·卡列尼娜”：高歌猛进的阻力与模糊不清的未来

　　如前所述，一部分“大多数人”活在捍卫与强烈反对之中，一部分“大多数人”活在确定与温热现实之中，另有一部分“大多数人”感知到了社会结构的松动和软化，仿佛锅子底下加了更多的柴火，在缓慢加热的沸水中有了更充足的动力和危机感游向结构中最脆弱的部位，以期突破原有位置的束缚。

　　如果说安娜追求的渥伦斯基恰恰是卡列宁的反面，那么现代社会中理念上的争锋同样采用的是这种反面针对法（虽然这么说其实比较二元且片面）。而这种得以保留“革命”成果以期继续前进的基础正是社会坚实基础的松动和以新形态进行重构——以流动的姿态呈现，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信息社会，弹性使得人们得以更灵活的应对变化的不确定性，而强调沟通能力则是在强调将各异信息联结起来以获得更大能量，更重要的是将整体、大局纳入考虑，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无限延伸。最为典型的便是女性主义对抗父权制的各种运动进程，在实际生活中，男性统治不仅仅是基于生理性别上，更多是一种固定的、以既有权力和利益集团格局采取的控制手段。但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开端，女性逐渐向世人证明在运用权力和运作资本过程中的优势，正是弹性、灵活、富有同情心。男性的力量固然值得高歌，但女性的温和却又恰恰又应和了人们对于平和的本能追求。在此基础上，女性开始呼吁要求同等的操作权。采用旧有的政治策略（如在政党政治中强调女性参与）、结合新型的运动号召，扛起女性主义的大旗。

　　然而安娜的结局似乎仍在眼前，她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高歌猛进、勇敢追求的惨痛代价。横冲直撞造成感官上的刺激和本能上的直接行动，却并没有为人们展现出最终要去向何方。仍然以女性主义的系列运动为代表，这里就显现出了“反面针对法”的局限性，当女性主义逐渐推进时，新新女性主义者开始在同性恋问题上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激进的要求，最终引起了女性主义者阵营内部的分歧。或许可以将这种激进概括成为支持“反面x N中生出的反面”，当女同性恋者在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时，同时也在反对异性恋对于同性恋的压迫（尤其是女性当中坚持异性恋的人），更进一步的还有反对性别上的选择和性自由上的压抑，最激进的还可能衍生出一种畸形的滥交性自由文化（关于失去文化载体的后果，可以在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里寻到依据），造成混乱与不安。

　　如此一来便又回到原先拒斥性认同中带来的封闭状态，人们的激进与保守共同构筑成了不可沟通甚至即刻开战的活动着的僵局，然而“已知”与“实际行动”之间尚且隔着一大批沉默者，这里面既有大众也有精英，却都只是采取应激的被动反应，并没能做出有益的真正关涉未来的策略性布局。我们或许再没有人有勇气如马克思，做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高歌猛进的阻力不完全是过分陈旧的历史，那只是局部——雪崩来临，立于山脚下的堡垒也没办法长腿逃走，只会被尽数掩埋。真正的阻力仍然是我们只知道可能性，却不知道完全的后果——未来世界是被撕扯的局部拼贴和无从兑现的诺言，又不断地向我们步步逼近，也正如我们活在每一秒历史中，又没有更多的准备可以充分迎接未来。

　　（三）“珂赛特”：人道主义的诺言与不可期的完好终点

　　愿意活在逝去的历史还是想要活在模糊的未来之中可以是个人选择，而对于那些承载着成千上万沉默者的看似永恒航行的“国家”巨轮也必须在迎来撞向冰山的最终宿命之前及时调整航行路线。然而卡斯特的陈述最终指向了国家的无力，为了应对合法性危机已经应接不暇，可以说“自保”都成了一个该被提上日程的议题。最直接的例证来源于前文多次提及的加泰隆尼亚闹独立、还有英国脱离欧盟以及英联邦内部永远不安分的苏格兰，更多的例证还有非洲国家仍然在努力试图走上过去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之上，又被迫卷入了一个更大范围的进程之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真空空间供它们安心生长以成为可以与他国平等共处的存在，更何况现在的这些老牌发达国家也各自有各自数不清的烦恼。

　　在这种时候，人们期许能有珂赛特式的幸运：纵使过往深受苦难，也仍然能遇见马吕斯这样英俊美貌又兼具人道主义魅力的帅小伙，最终走向毫无疑问的永远的幸福生活之中。然而现实是，国家浴血诞生，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到如今却是在历史的必然中陷入制度政治和社会基础的牢笼之中，只能带着镣铐与他国共舞——面对流动的跨国犯罪上有法律的缺陷；面对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又要各自为营；划下清晰又依据需求变动的意识形态边界，却又没办法照顾到“需求”的多样性——民族、宗教、环境保护、女性主义等概念裹挟进国家的议程之中，国家采取应对合法性危机的联合与分离策略，却也因此越发显示出国家推进的缓慢，也使得合法性危机的关键面貌更加严峻，也就是无法满足需求和兑现承诺。对此，卡斯特清晰地点出“对于主要的经济、环境与安全议题的管理的主权的共同承担已是不可逆转的；以及另一方面，同时是作为政治制度相互纠结的网的基本元素——民族国家——的已经被穿透。然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非民族国家的强化，反而因为要换来长久维系而带来的权力的系统性侵蚀。”国家甚至成为国际问题联合解决的障碍，“这是因为冷酷的冲突、结盟与谈判过程使得国际制度更加无效，因此国际制度的大部分政治能量都消耗在过程上，而不是消耗在结果上……此外，国际制度倾向于……只管自己……组成实质的全球官僚体系。”[5]

　　在此意义上继续探讨“政治治理”的议题的话便显得更加无力了。如果说政治的本源可以追溯到管理人群，那么在信息社会的信息化政治中，“政治家”群体的尴尬处境也进一步具象化和放大了这种无力感，其中的典型就是奉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丑闻政治的当道和作秀政治的横行。如此一来，再回溯韦伯提出的政治官僚制和卡斯特所点出的官僚体系，以及实际信息化政治中反射出的人们对于政治治理的需求，便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如果说韦伯意义上的政治官僚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或许只需要在全球范围之内定义确定岗位的确定职责，政治家们只需以“激情”[6]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即可；然而信息化政治又通过丑闻政治的方式（反过来政治家通过作秀政治以应对）要求政治家群体抛弃“激情”而要成为“完人”——全面的、热情饱满的、坚定领导、明确未来的人。如此反复之中，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韦伯之于人们对克里斯马式统治需求的预言呢？然而我们都知道，克里斯马式政治许诺不了永久。

　　这便是信息社会之中国家政治的无力所在，也是有关人道主义最无力的承诺。伴随着信息流动，社会的诸多面向被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投向这一个的怀抱，便会投向这一个的危机之中，而国家从来不是也无法成为世外桃源，这一点在信息社会中显得尤为清晰。过往福利国家政策即将宣告破产，而原本固若金汤的国家如今却是一个在用尽全力抵抗流动性保持稳定性的框架，却阻拦不了时间与空间的拓展，更阻拦不了权力与资本的进入。

　　举例来说，一些概念到了今天具有了比国家更广泛的影响力，比如“环境正义作为一个反对财富、权力及可及的利益，而肯定所有形式的生命的使用价值这样一个涵括了全部的概念，当环境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际，逐渐吸引了人心并影响了政策。”[7] 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美丽中国”就被写进了政策之中。然而另一方面，“进入”也有可能成为“侵入”。一个更具真正破坏性的事实在于：在国家之外的其他监控能力和暴力在蔓延（比如商业组织和个人信息网络或政治科层体系，“通过私人企业来收集个人的各种资料并加以整合，已经创造了此类资料的市场”。[8]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反倒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分散力量以“蚁群对大象”的方式消解庞大势力，而“如果不使用暴力，国家将丧失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若是使用暴力，它将需要一个充沛的资源和合法性作为其准永久性的基础，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将处于永无止境的戒备状态……社会的反暴力性甚至预示着国家渐渐丧失使用暴力的特权。”[9]在这层意义上，流动的社会又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对接：是系统而不是国家操持的权力，或者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种类系统的载体，到如今也逐渐显示出衰微的迹象。

　　有关人道主义的诺言国家无力兑现，而“蔓延”的概念又与网络社会“渗透性”的逻辑结盟，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控制：以离散化的方式，将监控细碎化之后渗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收集起来的信息最终拼凑成人们完整的生活轨迹，最终成就了一种温水煮青蛙般的浸入式威胁。而之于真正的完好终点——一个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美好的生活图景，却是国家无法兑现的，只是个之于个人的期许，也似乎只能将这些归结为个人的努力。

　　（四）总结：实体的象征与狂欢的终点

　　通过上述几点评论和总结，也就不难理解卡斯特最终将结论落在了“象征政治”之上。抽象的概念下才能放置更多具体的现实，大而可以被定义为“美好”的象征比固有的框架更有能力凝聚起认同的力量。而这也正是网络社会的支配逻辑，“在每个特殊的制度与文化的脉络所造成的条件之下与经历的过程之中，以社区抵制认同之形式，以及有潜力由这些空间浮现的计划性认同的形式，（最终）引发了它自身的挑战。”[10]现如今我们又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新时代，不需要强大的唯一的动力，而是引起广泛影响的弥散的认同，在激烈运动中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并存，并向世界展现它无穷的力量，正如卡斯特自己最后总结到，“这就是一个围绕着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与象征操弄（symbol manipulation）而组织的社会结构。”[11]

　　反过来察看象征政治本身，因其丰富而灵活多变的内涵，象征政治将不同人放置于活动的网格中，信息顺着网格的脉络不断流动，犹如永无止境的狂欢。而之于个人而言，或许也难言已知清醒与未知无恙这样的判断——毕竟个体虽然身处于网格之中，却也如身处深海，是停留此处，还是游走何方，这些都是可变的未知数。

　　在卡斯特出版本书至今近二十年后，仍然有凝聚起来的人群建立在拒斥性认同之上，预言家仍在出现，应和了一部分“大多数人”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受到他人指点的愿望，将心灵作为贡品交上去。正如米尔斯同样在五十多年前已经预言的那样，这世道仍然如此让人感到无力——

　　“如今，历史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让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基于往昔珍视的价值找寻方向。往昔珍视的是些什么价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已经瓦解，新的萌芽却还暧昧不清，从而导致了道德上的阻障。普通人骤然面对那些更广阔的世界时，自觉无力应对；他们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他们出于自我防御，在道德上越来越麻木，试图彻底成为私己的人，这些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逐渐感到坠入陷阱，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12]

　　然而或许我们还会有出路，如同米尔斯这之后从容又深情地写道——

　　“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13]

　　相信仍然有相当的人还是将这种“指点”看作了操控，要分清象征和“使者”之间的差异，提防着克里斯马占据自己脆弱的心灵。或许人们就像寓言中那些找不到稻田里最长一根稻子的弟子们，一开始着急取下和到最后才做出抉择的或许都不是最好的答案，而真正最好的选择恰恰需要深思熟虑与经验积累——人们终将在历史文明的崩落中学会成长，而未来也应该建立在踏实的行径之上。坚定不移的认同或许就是象征真正应该落下的实体所在，再不济，也有可能至少之于自己终结思想头脑上的狂欢，觅得一点难得的宁静与平和。

　　[1]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352

　　[2]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357

　　[3]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73

　　[4]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341

　　[5]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309

　　[6] 此处“激情”的含义是专注于事情，就事论事，对一项事业的极大奉献，不是释放而是顺从，也是纪律的体现。

　　[7]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153

　　[8]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347

　　[9]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349

　　[10]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415

　　[11]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黄丽玲等 译. 认同的力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418

　　[12] C.赖特·米尔斯著, 李康 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3. P3

　　[13] C.赖特·米尔斯著, 李康 译. 社会学的想象力[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3. 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