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集》是一本由刘野著作，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中州集》读后感(一)：《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价值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裴兴荣摘要：《中州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金代诗词
《中州集》是一本由刘野著作，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州集》读后感(一)：《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价值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裴兴荣
摘 要：《中州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金代诗词集，是研究金代文学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编纂者为金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元好问。其体例是为每位作家都写有小传，而且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作家的字号、籍贯、科第仕历、生平事迹以及一些趣闻轶事，等等。由于元好问本人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非凡成就，所以这些作家小传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而且体现了相当高的文学描写技巧，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中州集》是一部由金代大诗人、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词集。其体例是除卷首显宗和章宗外，其余作家“每人各为小传，详具始末”。[①]在诗文集中为入选作家立传，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观念来看，有利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作品。《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作家的字号、籍贯、科第仕历、名句佳篇、诗文著作、诗词评论、生平事迹以及一些趣闻轶事，等等。可以说不但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王鄂在《遗山集·序》中说：“（遗山）间作《中州》一集，旁搜远引，发扬前代遗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见矣。”[②]既赞颂了他的史学价值，也肯定了他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中的叙事技巧。的确，其中有不少篇章对人物形象的描述栩栩如生，而且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三言两语就能点染得惟妙惟肖；有的着重描绘某几件事情，不惜浓墨重彩地加以烘托；有的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展现其精神风貌；有的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对话来表现其性格特征；有的使用侧面描写的方法，借写他人来衬托传主；有的夹叙夹议，既描绘了事实，又突出其功绩和品德；等等。因此，许多小传不但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读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下就作家小传的叙事艺术进行简略的分析：
一、 肖像描写
有的小传在描绘人物时极力渲染其相貌和行为来突出其性格，比如雷渊小传中这样写到：“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然猝亦不能变也。”（《中州集》卷六，P313）这哪里像是一位书生呢？简直就是《水浒传》中的李逵么！仅仅几句话，就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雷御史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又刘昂霄小传中这样写道：“为人细瘦，似不能胜衣，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四座耸听，噤不得语。”（《中州集》卷七，P366）写出他儒雅风流的形象和风度。再看王予可小传的描绘：“为人躯干雄伟，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项后垂双带，状若牛耳，一金镂环在顶额之间，两颊以青湼之。指为翠靥，衣长不能掩胫，故时人有“哨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争以酒食遗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秽在旁，蛆虫狼藉，不恤也。”（《中州集》卷九，P474）不但相貌和装扮古怪，而且行为也很奇特，几句话就把这个异人的形象刻画出来了。还有如王庭筠、梁持胜、张彀和辛愿等人的小传中也多有肖像描写。
二、 细节描写
有的小传则是通过人物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突出其个性特征，比如段继昌小传中这样写到：“家甚贫，而世间事皆不以挂口。有以钱遗之者，必尽送酒家。名酒曰“黄娇”，盖关中人谓儿女为“阿娇”，子新以酒比之，故云。一日天苦寒，人有遗之酒者，饮不尽而醉，夜半忽惊起，以衣衾覆酒缸，僵卧榻上。人为言，‘酒自不冰，先生将不为寒所病乎？’子新笑曰：‘人病尚可，酒病不可疗也。’其好饮如此。临终辞乡里，托以他适。明日卧于党氏园亭大石上。视之，已逝矣。”（《中州集》卷七，P348）虽然家里很穷，但手中一有点钱就会拿去买酒喝，已说明他是个酒徒了。不但好喝酒，还把酒亲切地称作“黄娇”，突出他的嗜酒。更有甚者，酒醉后醒来，顾不得自己受冻，却脱下衣服，盖住酒缸，这就使人不可理喻了。更为可笑的是，当有人问他这样做不怕冻坏身体时，他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人病尚可，酒病不可疗也。”活脱脱的一个“酒痴”。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得会想起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来，他担心别人淋雨生病，就用自己的伞遮住别人的身子，却把自己整个地淋在雨中，因此，旁人才会笑他的“痴”。而这位可爱的段继昌则是怕把酒冻坏冻病，而不顾自己受冻。可以说他的这种“痴”比起贾宝玉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试问古往今来，嗜酒成性的人不知有多少：刘伶、阮籍、陶渊明、李白……又有谁嗜酒能达到这种忘我的“痴”的程度呢？
三、 语言描写
语言是心灵的展示。小传中也有不少通过语言来描绘人物性情的例子。比如宗端修小传（《中州集》卷八，P412）这样写道：“元妃兄弟李喜儿辈干预朝政，平叔上书，以‘远小人’为言。道陵知其为喜儿发，诏喜儿就问：‘卿欲朕远小人，小人为谁？其以姓名对。’平叔奏：‘小人止李喜儿兄弟耳。’喜儿以闻，李氏兄弟皆被切责。竟以讦直贬官。”对皇帝的宠妃也敢于直言指斥，足可见出其忠直与胆识。小传还写道：“永宁游彦哲，调汝州司候，将之官，问为政。平叔言：‘为政不难，治心养气而已。’彦哲不领，明日复来，云：‘夏初入官，且临先生乡郡，请问从政，而先生乃以‘治心养气’为言，思之不能得，愿终教之。‘平叔曰：‘子宁不知此耶？治心则心正，心正则不私；养气则气平，气平则不暴；不私不暴，为政之术，尽于此矣。’”从他对“治心养气”的解说中可以见出其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小传仅仅用几句话就给我们描绘出一位忠直敢言、品德高尚的贤臣形象来。而且，他对于“为政不难，治心养气而已”这一句话的解说在今天仍有相当现实的教育意义。再如马舜卿小传（《中州集》卷九，P452）也是通过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文章描写了马舜卿在两件事中的对话。其一为：“宣宗初，人有告宗室从坦杀人。从坦，字履道，一时贤将帅处猜嫌之地，人以为必死，而不敢言其冤。舜卿以太学生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方今人物，无有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耶？’舜卿对：‘臣知有从坦，而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素昧平生，只因敬其为人，便愿意代人受死，表现出视死如归、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其二：“正大四年冬，薄游凤翔。徳顺州将爱申，以书招舜卿。舜卿欲往，凤翔总管以敌兵势甚张，吾城可恃，徳顺不可守，劝勿往。舜卿曰：‘爱申平生未尝识我，一见为知己。我知徳顺不可守，我往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死也。’乃举行槖付族父明之为死别，冒险而去。既至，不数日受围。城中义兵七八千而已，州将假舜卿凤翔总管判官，守御一以委之。凡受攻百日，食尽乃陷。”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如果说前次是“士为不知己者死”的话，那么，这次可以说是“士为知己者死”了。这样，仅仅通过几句话，就把一位性情直率、豪气冲天的义士形象突现出来了。
四、 以事写人
有的小传则是通过重点描写几件典型事例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雷渊小传（《中州集》卷六，P313）中就举了三件事来突出其性格。其一：“初在东平。东平，河朔重兵处也。骄将悍卒，倚外寇为重，自行台以下，皆务为摩拊之。希颜莅官，自律者甚严，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家有希颜画像。虽大将亦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一介书生，出入军中，不畏骄将悍卒，反令其屈服，已经写出了一位勇猛威严的书生形象。其二：“尝为户部高尚书所辟，权遂平县事。时年少气锐，击豪右，发奸伏，一县畏之，称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百姓相传雷御史至，豪猾望风遁去。”做一县令，而能严惩贪官污吏，重处豪强恶霸，使他们闻风丧胆，突出了他精明果决的吏事。其三：“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希颜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而主兵者沮之，策为不行。至今以顾望为当国者之恨。”对战事的准确判断，虽不为官长所听，但最终还是令他们引以为憾，又突显了雷渊杰出的军事才能。通过以上三件事的描写，为我们刻画出一位勇猛威严、精明果决、胆识过人而又文武双全的书生形象。看惯了那些手无缚鸡之力、遇事不知所措、秉性柔弱的白面书生形象，雷渊这个硬汉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 以诗状人
诗言志，歌咏言。说明诗歌也是一种表露人物性情的方式。小传中也有通过引用人物的诗歌来表现其性情的，比如王中立小传（《中州集》卷九，P472）就是这样写的：“闲闲赵公知平定，先生往谒之，与之诗云：‘寄语闲闲傲浪仙，枉将诗酒污天全。黄尘遮断来时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世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谪降，中有为世味所着，迷而不反者，如公与我皆是也。”诗虽然是写给闲闲公赵秉文的，但诗中流露出的超凡脱尘、狂傲怪诞的性情却是诗人自己的。接下来又写到：“一日来都下，馆于闲闲公家。中秋夜饮酒赋诗，且就公索墨水一盘，公如言与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间留‘龟鹤’二字，广长一丈，而墨水具在。不知以何物书之也。朝士来观者，车马填咽。都下竟传王先生仙去矣。久之，先生从外至。问二字以何物书之。不答，题诗其旁云：‘天地之间一古儒，醒来不记醉中书。旁人错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不但行为诡异，而且从他所写的这首诗中也能看出其似狂又颠的怪诞性情来。小传中还引用了他的诗句：“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同样表现了他狂傲的性情。通过三次引用他的诗句，就给我们刻画出了一个颠狂傲诞的异人的形象来。再如张彀小传（《中州集》卷八，P411）中描画他的弟弟张瑴的形象：先是一般的交待和叙述：“弟瑴，字伯玉，美风仪，善谈论，气质豪爽，在之纯、希颜伯仲间。举进士，有声场屋，及再上，不中，即拂衣去，尝自言‘丈夫子娶非尚主，官不徒步至宰相’不屑可也。宰相李公仲修适之，皆与之游，从不敢以布衣诸生处之。家既贵显，厚于奉养，击鲜为具，宾客日满门，穷昼竟夜，卒以乐死。”已经描绘出一个狂傲放荡的浪子形象来。接下来又引用了他几首诗来进一步刻画其狂放的性情。如《醉后》云：“日日饮燕市，人人识张胡。西山晚来好，饮酒不下驴。”诗人给自己描画了一幅酒鬼的自画像。又如《赋画石》云：“腹非经笥，口不肉食。胸中止有磊磊落落百万千之怪石。兴来茹噎快一吐，将军便欲关弓射。气母忽破碎，物怪纷狼藉。有时醉狂头插笔，扫尽人间雪色壁。”分明是借写石头来抒发他那种狂放不羁的性情。可以说这是“诗如其人”最恰当的例子。
六、 侧面衬托
有时作家在描绘人物性格时，并不直接描写其言行，而是通过描写与他有关的人的言行来从侧面衬托其性格，比如路仲显小传（《中州集》卷八，P405）就是通过写他的母亲和妻子来反衬他的性格的，先看对他的母亲的描写：“其母有贤行，教伯达读书。国初赋学家有类书名《节事》者，新出价数十金，大家儿有得之者，辄私蔵之。母为伯达买此书，撙衣节食，累年而后致，戒伯达言：‘此书当置学舍中，必使同业者皆得观，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为了给儿子买书，母亲含辛蓐苦，节衣缩食。既买到书，又教儿子与同学共同使用，否则就要把书烧掉。表现了他母亲坚韧的性格和慷慨的胸怀。接下来又描写他的妻子：“云朔用兵，伯达奉使江左还，献赐币以佐军。未报而伯达死。章庙诏以所献还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复上之。有司不听。夫人付之州学，买上田二千亩有奇，以赡生徒。故相马琪徳玉，时判州事，闻于朝，赐号‘成徳夫人’。”丈夫不幸去世，妻子不顾及日后的生活，仍把丈夫所得的赠款捐献出去，以完成丈夫的愿望，表现出清贫自守的高洁品格。这两件事都没有直接具体地描写路伯达本人，但描写他的母亲和妻子却又是为了衬托路伯达本人。母亲的品行自然会对儿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母亲的谆谆教诲又无疑会在儿子幼小的心中播下美德的种子。写母亲显然是为了写儿子。再说，妻子能有这样高洁的品德和宽广的胸怀，当然与丈夫的教育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从妻子身上就已经看到了丈夫的影子。所以，小传中虽然没有直接具体地描写路仲达本人的言行和事迹，但其性格已经突显出来了。这可以说是侧面衬托的一个典型例子。
七、 叙议结合
有的小传不但用具体的事例来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还加以评论来点化。比如：董师中小传（《中州集》卷九，P458）先举了两件事例：其一：“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宠幸，兄喜儿为宣徽使，有杨国忠之权。一日，徳州教授田庭方上书言事云：‘大臣持禄，近臣怙宠，此言路之所以塞也。’道陵顾谓绍祖言：‘大臣持禄，当谓公等；近臣怙宠者为谁？’时喜儿侍立殿上，绍祖倒笏指之曰：‘莫非谓李喜儿之属否？’上颔之。”突出其不畏权贵、忠直敢言的性格。其二：“绍祖师王内翰彦潜，而与之同榜登科。彦潜没后，待其子恩礼殷重，不减骨肉。”表现了他不忘师恩、涌泉相报的高贵品德。最后则引用时人的评论：“孙铎振之事其兄明之，张彀伯英爱其弟伯玉，举世无与为比。至于绍祖之待其师之子，则古所未有也。”不用举更多的事例，老百姓的评论就是最好也是最终的定论。
八、 综合描写
有些小传还采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衬托相结合等多种手法。比如薛继先小传（《中州集》卷九，P480）中描写张潜时就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法来刻画其形象。先是一般的叙述：“潜，字仲升。有志节，慕荆轲、聂政之为人。三十岁乃折节读书。太学诸人高其行义，有‘张古人’之目。客嵩山，从正之学《易》。”极为简练地交待了他的为人。接下来又列举了六件事来作具体描绘。其一：“五十岁始娶妻。妻鲁山孙氏，亦有贤行。夫妇相敬如宾，负薪拾穗，行歌自得。”夫唱妇随，过着上古时人纯朴、自然的生活。其二：“大用与之同业，而生理优赡，怜高、张之贫，时有馈饷。皆谢不受。”虽然生活清苦，但不愿受他人的馈赠。其三：“乡里为仲升劚瓜田。瓜熟，仲升约中分之，以偿其勤。众不忍，但小摘而去。仲升亦弃瓜不收。众如约。然后取食之。”表现了他的忠厚老实的品质。其四：“尝行道中，拾得一斧。夫妇计度移时，乃持归，就访其主，归之。”突出他拾金不昧的美德。其五：“所居寺庄，有兄弟分财致诤者。其弟指仲升所居曰：‘我家如此，独不畏张先生笑人耶！’”通过旁人之口，来写他高尚的品德。其六：“天兴之兵，避于少室绝顶。时世已乱，寇冲敓暴横，无复人理。仲升不甘与之处，闭口不食，七日而死。妇随亦投绝涧中。”可谓是甘愿自尽，而义不受辱。在这六件事中有五件是直接的正面描写，即“夫唱妇随”、“不受馈赠”、“平均分瓜”、“拾斧归主”和“义不受辱”，对张潜的美好品德从多个方面进行层层渲染。另一件事“兄弟分财”则是从侧面来衬托张潜的高尚品德的。整篇小传，既有概括介绍，也有具体描述；既有行动描写，又有心理刻画；既有正面描绘，也有侧面衬托。可谓是综合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来描绘和突出张潜的高尚品德。
综上所述，元好问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运用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而且他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更多的是突出其道德品质、才华能力和精神风貌。可以说这些人物形象既是历史人物，又是艺术典型；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有很好的审美价值；既有认识作用，又有教育作用。不但元好问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借鉴，就是他所描绘出的人物形象的品行也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并充分利用元好问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转自http://www.sxdtdx.edu.cn/ygwh/onews.asp？/151.html
《中州集》读后感(二)：“借传以存史”——《中州集》史学价值新论
裴兴荣 张晶
摘 要：《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所编纂的金源一代诗词选集。对于这部选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已有所论述，认为是“借诗以存史”，但这种说法有些笼统。准确地说是应该是“借传以存史”，理由有三：其一，《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本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但元氏又有意增加了作家小传，从他的编纂意图、编排体例和编纂结果（也即其中诗歌和小传的篇幅各占比例）来看，都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其二，《中州集》中有许多作家小传被元人修撰《金史》编写人物列传时所参考和引用，但也有更多的作家小传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引用，这就是说明《中州集》作家小传对金代历史人物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记载了有关金代政治、战争、外交、科举、官制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可补《金史》之不足，甚至纠正其中的一些失误，因而对金代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认为《中州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主要不是体现在诗词作品上，而是集中在其中的作家小传上，也即“借传以存史”。
关键词：《中州集》；作家小传；《金史》；“借传以存史”；史学价值
众所周知，《中州集》是金源一代文坛盟主——元好问编选的一部金代诗词选集。它在金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州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也已有所认识和论述。四库馆臣说《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①]。但这一说法较为笼统，“所借之诗”究竟是指其中的某些诗篇还是指整部诗集？四库馆臣没有明说，而后人对此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是指其中的某些诗篇而言，那一定是指其中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比如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的许多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的作品。而且元好问本人的一些诗歌也被称为“诗史”，也同样是因为他的那些诗歌反映了金代晚期动乱的社会现实）。然而，陈衍在《金诗纪事·序》中指出：“遗山为拓跋苗裔，野史一亭，原以金源文献自任。史既未成，聊都此集，表彰百年来文人。惜所举似，率近体断句、写景咏物之作居多，无大关系者。” 而且，我们通览整部《中州集》，发现其中的诗歌也的确大多数是写景状物、抒怀写意的作品，真正能够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并不多见，其历史价值显然要大打折扣。所以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如果“所借之诗”是指整部诗集而言的，那么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部诗文集，但没有哪一部被冠以“借诗以存史”的美誉。因此，《中州集》肯定有其他诗文集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才使它享有这一盛誉。那这种特质究竟是什么呢？胡传志教授在分析《中州集》的编纂体例和编纂过程时指出，元好问在编纂《中州集》的后期历史意识明显加强[②]，可谓是接触到问题的关键了。这一论述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以为《中州集》的“存史”主要靠其中的作家小传，实为“借传以存史”。
一、元好问在编纂《中州集》的过程中渗透着浓厚的史学思想
《中州集》前十卷共收入249位诗人的2059首诗歌（卷首金显宗和金章宗除外），同时也为这249位诗人全部编写小传。后附《乐府》一卷，共收入36位词人的115首词，其中的31人在诗歌部分已有小传，所以乐府中仅为另5位词人编写小传。合计《中州集》共收入诗词作品2176首（不包括注释和小传中所引录的诗歌），共为254位金代作家编写了小传。
1、《中州集》的编纂意图不仅在于选录金源一代诗词作品，而且也在于保存金源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平传记资料
作为金源一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元好问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抢救金代文化遗产和保存金国历史的重任。而抢救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即是选编一部凝结着金源一代文人士大夫品格和精神的诗词集，保存国史的最好方式即是把金源文人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但是在那个动荡多难的乱世时代，仅凭以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这个重任的。但是要让元氏舍弃其中的一项任务也是他极不情愿的。那么，如何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呢？元好问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即编纂一部金源士大夫的诗词集，同时在诗集为他们立传。这样做可谓是一箭双雕——既抢救了金代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代文学风貌；又为金代的重要人物立传，保存了国史的精粹。比起分别编选一部诗词集和修撰一部历史著作来说，这种做法显然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但却能达到那种效果，起到那种作用。而且从元氏的人生追求和文化修养来看，这样编纂也是他完全能够胜任的。
作为一位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史学家，元好问以“国亡史作”为己任。他曾为辽史的散失感到异常的痛心：“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故金漆水郡候耶律公墓志铭》）后来，他又曾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史料——《金实录》的散失，这使他产生了“以国史自任”的想法。早在金都汴京被围之前，金哀宗还未出逃之时，他就提出保存国史的建议：“京城之围，个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南冠引》）金亡之初，他曾致力于《南冠录》的撰写，记载“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移居冠氏后，构筑“野史亭”，又潜心于编撰《壬辰杂编》这一煌煌历史巨著。而《中州集》就是编纂于这个时期的，因此，在编撰过程中不能不受到他修史意识的影响。而且他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五中也这样写到:“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此诗大意是说，金代在太平盛世时，没有派人采集诗歌，搜集史料，战乱以来，许多珍贵的史料散亡残缺。因此，需要我担负起稗官之责，将残存部分编成此集，以保存一代文献。如果人们认识不到《中州集》珍贵的史料价值的话，我也只好将它抱向空山拭泪以看了。从元氏的自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以写史的态度来编纂这部《中州集》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诗集中增加作家小传的深层意图实际是为了保存金源一代人物传记资料的。
2、《中州集》的部分卷次模仿了史书的编排体例，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
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活动形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所以一部“二十五史”才会以主要的篇幅来写人物列传，而人物列传也就成了承载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史书的人物列传常常采用“以时间为序”和“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以时间为序”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而“以类相从”，也即按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品行、特性等来排列，则显示出历史学家深刻的逻辑思考，比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儒林列传》、《游侠列传》、《酷吏列传》、《文苑传》等等。
《中州集》作为一部诗歌选集在编排体例上，部分卷次显示出“以时间为序”的特点，如“前七卷除第六卷外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诗人和诗歌”，“第八卷和第九卷的前半部分，又依时间顺序罗列金初至金末众多小诗人的诗作”[③]；而部分卷次则显示出“以类相从”的特点，在第九卷自马舜卿以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杜充、虞仲文、张孝纯、张汝霖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孟宗献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王予可、王彧和董文甫等四人；“隐徳”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第十卷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而附见宋遗民赵滋，及好问父、兄诗于末。
元好问作为一位诗学修养极高的大文学家（如他的《论诗三十首》和其他大量诗词文作品在文学史上成就极高），在编纂《中州集》时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引发了许多争论：在选录诗人的标准上，不以是否擅长诗歌为标准，却是选了诸相、状元、隐德、南冠等重要历史人物；在编排方式上既不完全以时间顺序排列，也不完全以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划分（“以类相从”）等等。这的确是有些不伦不类，令人匪夷所思。那么，元好问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呢？正如胡传志教授所分析的：“这样的分类和排列近似于史书的体例”，“这样编排不可能是为了操作方便，而是体现了他的历史意识。”②尽管比起正史的人物列传来说，小传内容较为简略，但其中作家的科第仕履、生平事迹占了很大的比重。清代学者王士禛也说“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④]。可见，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选择了这些并非以诗词擅名的历史人物，并且在诗集中为他们立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金源一代文献，而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会写并写过几首诗。也正因为此，元氏在《中州集》的编排体例上才会呈现出这种令人难解的特点来。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编排方式上实则体现了元氏强烈的历史意识。
3、从《中州集》中诗歌和小传篇幅所占的比例来看，也是小传多于诗歌，也即史学成分超过了文学成分
按理来说，《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自然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适当地加入作家的基本生平资料，也有助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但不应该喧宾夺主。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笔者曾对此作了个统计：《中州集》中只选1首作品的作家共有118人（诗集部分101人，乐府部分17人），只选2-5首作品的作家共有81人（诗集部分68人，乐府部分13人），而《中州集》共选录了254位金代作家的作品，总计所选作品不超过5首的作家多达199人，占到全部作家总数的约4/5左右，而他们的小传内容少者几十字，多者达四、五百字。以下是笔者的粗略统计：
《中州集》作家小传字数与人数统计表
字数 人数
30字以下 24
31-120字 77
121-250字 67
250字以上 86
总计 254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小传的内容大多数较为丰富，很明显小传的篇幅比诗歌要长些。也就是说，在《中州集》中作家小传所占的份量和比例要远远大于诗歌本身。这也就是《中州集》作为一部诗词集却呈现出很高的史学价值来的根本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选录的这些作家并非都以诗人名世的，从其中小传所记载的生平经历来看，许多人都是朝廷的官员、国家的栋梁，是以政绩名世，以品德显身，创作诗词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正如清人程嘉燧所指出的，《中州集》是“以诗系人，以人系传”[⑤]，因此，我们可以说，元好问是借选诗的方式来达到为金源文人士大夫立传之目的的，编选《中州集》可以看作是元氏修史存史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研究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州集》共为254位金代作家立小传，但实际上，其中所介绍的人物远远超过此数，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一传而附见数人”[⑥]，比如：张子羽小传（《中州集》卷二，P58）[⑦]中又介绍了香严可上道人、鲜于可、高鵾化、王景徽、吴演等5位诗人；麻九畴小传（《中州集》卷六，P292）中共记录了5位神童，即常添寿、刘滋、张汉臣、刘徵和麻九畴本人；王敏夫小传（《中州集》卷九，P445）中共介绍8位雁门诗人，分别是许蜕、倪民望及其子倪仲仪、张韶、李忠、苏吉、李鹏翼和王敏夫本人；薛继先小传（《中州集》卷九，P480）共介绍了高仲振、宋可、张潜、曹珏、王汝梅和薛继先及其子薛纯孝7位隐逸诗人；等等。每个小传少则一、二人，多则八、九人。据笔者统计：《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实际上介绍的人物多达522人。当然，这522人并非每人都有详细的介绍，有的仅记录其姓名字号和仕履官职，有的兼录其诗句篇什并有评论，还有的则叙述其生平事迹或趣闻轶事等等。这也许是由于客观条件或是编纂体例所限吧！
在这522人中有96人在《金史》中有单独的列传，约占18．4%左右。也就是说，共有96人在《中州集》和《金史》中都有专门的列传，其余的426人是《中州集》中所独有的。由此可见，《中州集》在金史人物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 《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编纂《金史》人物列传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元人在撰修《金史》时，《中州集》作家小传就是其重要的参考资料。《金史·文艺传·元好问传》云：“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⑧]这是《中州集》具有史学价值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证明。对比两者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有些《金史》人物列传几乎是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有些则是部分抄录了小传。
1、 《金史》人物列传内容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者
通过仔细比较，我们确认《金史》人物列传内容为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共有24人，其中《文艺传》有12人，分别是：吴激、马定国、任询、郭长倩、赵沨、周昂、刘昂、刘从益、吕中孚、张建、王元节和元德明；《隐逸传》有7人，分别是：薛继先、高仲振、张潜、王汝梅、宋可、郝天挺和王予可[⑨]；其他列传有5人，分别是：韩玉、李献甫、王宾、梁持胜和马舜卿（字肩龙）。另外，高士谈在《金史》中虽然没有单独的列传，而是附在《宇文虚中传》之后，显然也是完全抄自《中州集·高士谈小传》的。
2、《金史》人物列传内容部分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者
有的《金史》人物列传中是部分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部分抄录《归潜志》，这样的人物列传共有17人，其中《文艺传》中有8人，分别是：蔡珪、赵可、党怀英、宋九嘉、李献能、王若虚、麻九畴和李汾；《隐逸传》有2人，即褚承亮（部分抄自《中州集·周昂小传》中的小注，卷四，P166）和辛愿；其他列传有7人，分别是：宇文虚中、完颜璹、贾益谦、赵秉文、冯璧、雷渊和李献可。
还有的《金史》人物列传是节录自元好问所撰的人物碑铭墓志者，如张万公、杨云翼、赵秉文、王庭筠、王若虚等人。正如高人雄教授所言：“‘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本着‘以文存史’的态度，独辟蹊径，把碑板铭志，当作史传来写。在叙述每个人的碑志里，往往由个人的升沉，穷源到当时的政治制度，记一个寺庙的兴废，联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⑩]这说明元好问在金亡前后的史学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试图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文体保存金源一代史实，因而《中州集》作家小传也就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综上所述，《金史》人物列传中共有41人全部或部分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而且主要集中在《文艺传》和《隐逸传》中。《金史·文艺传》共为34位作家立传，其中就有20位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约占《文艺传》总人数的60%左右。而《隐逸传》共为12人列传，其中就有9位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约占《隐逸传》总人数的75%左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州集》作家小传成为《金史》人物列传中《文艺传》和《隐逸传》的主要来源。
对照两书中人物传记的内容，我们发现《金史》编纂者在抄录《中州集》作家小传时经常会删除某些内容或是进行些微改动，有的是去掉了作家的家世谱系或是所引用的诗句篇什及相关评论等等，这就不利于我们了解作家身世和深入理解其作品；有的调整了顺序，却造成文意不顺畅，逻辑不连贯。很显然，这部分《中州集》作家小传作为原始材料，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二）《中州集》中许多作家在《金史》中没有列传，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
在《中州集》和《金史》两书中都有传记的96位作家中，除了被《金史》人物列传抄录的这41人之外，还有55位作家的传记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使用，而且两者内容基本上不同，《中州集》的这部分作家小传就成为《金史》人物列传的必要补充和参照。至于说剩下的那426位只见于《中州集》而不为《金史》所立传的作家，尽管不少小传内容较为简略，但却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三、《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其他史料价值
《中州集》作家小传不但为元人修《金史》人物列传所参考，而且小传中还记录了许多有关金代时政、战争、外交、官制、科举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金代各种专门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分类论述：
（一） 时政方面的材料
元好问生活于金代末期，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对金末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多有记录，比如苑中小传（《中州集》卷八，P422）有云：“贞祐中，高琪当国，专以威刑肃物，士大夫被捃摭者，笞辱与徒隶等，医家以酒下‘地龙散’，投以蜡丸，则受杖者失痛觉，此方大行于时，极之（指苑中）有戏云：‘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时人传以为笑。”考《金史·酷吏传·蒲察合住传》亦云：“初，宣宗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刽’。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11]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金史》人物列传似稍胜一筹；但就反映现实的深刻性和生动性而言，《中州集》作家小传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 战争方面的材料
金末战乱频仍，《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有不少记录。如王万钟小传（《中州集》卷七，P370）中有云：“初，用之闻北兵入塞，即以吾州为不可守，去。之太原，五年不敢归。贞祐二年，州破，死者十余万人。”这里北兵当指蒙古军队，吾州即忻州城。小传所记的这场战争即是蒙古军队攻破忻州城之战。我们查考《金史·本纪·宣宗纪》所记载的贞祐初年之战事，有云，“贞祐元年，冬十月，大元兵下涿州”，“徇观州、河涧府、沧州”，“贞祐二年，大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怀州，下岚州”，“（贞祐二年四月）时山东、河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12]。记录了这么多的州城失守，却对这场死伤达十余万人的极为惨烈的忻州之役没有丝毫记录。王万钟是忻州秀容人，与元好问是同乡，就死于这场战争之中。而且，元好问本人也是从这场战祸中侥幸逃生，而他的哥哥元好古（字敏之）却不幸罹难。可以说元好问对此次战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小传所记当然是可靠的。
（三） 外交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和宋、金和西夏之间外交活动的记录。如朱弁小传（《中州集》卷十，P514）有这样的记载，“绍兴十二年，皇子生，大赦，宋使洪皓、张邵、朱弁南归。”[13]考《金史·交聘表》有云：“皇统二年八月丁卯，诏遣宋使朱弁、张邵、洪皓等归。”[14]再考《金史·本纪·熙宗纪》皇统二年大事纪有云：“（二月）戊子，皇子济安生……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八月丁卯，诏归朱弁、张邵、洪皓于宋”[15]。“绍兴”为宋徽宗年号。宋绍兴十二年即为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由此可证，元好问在小传中所记相当准确（而《金史》研究专家张博泉先生在其《金史简编》一书的附录三《金朝大事年表》中云“皇统三年（1143）六月，放宋前遣使洪皓归宋”显然有误）。
再如李献甫小传（《中州集》卷十，P496）记载了冯延登（子骏）和李献甫（钦用）在金国与西夏外交中的和议之功，可补《金史》之不足，对研究金朝与西夏的外交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官制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代的政府机构设置和官员职责方面的记载，比如王扩小传（《中州集》卷八，P419）中有这样的内容：“泰和七年夏旱，充之以监察御史受诏审冤，因为同列言，往时审冤，一切以末减为事，至杀人者之罪，亦贳出之。地下之冤，当谁理之乎？使还，言创设三司不便，大略言，‘三司之设，特以刻剥为事。大定间，一曹望之为户部，天下仓廪府库皆实，百姓无愁怨之声，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称也。今三司官，皆户部旧员，掾属亦户曹旧吏，岂有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者？乞复户部之旧，无骇民听可也。’”元好问在为王扩所撰的碑铭《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16]中亦记载此事。《金史·王扩传》亦从《中州集·王扩小传》中抄了这部分内容，且最后又说“既而三司亦竟罢”[17]。而查考《金史·百官志·三司》则云：“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贞祐罢之。”[18]又《金史·百官志·劝农使司》云：“劝农使司，泰和八年罢，贞祐间复置”，“劝农使司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19]《金史·百官志》中所记的劝农使司和三司中的劝农科在职权上显然有重复交错之处，那么，在设立的时间上定有先后之别。据其所记当为泰和中先罢劝农使司，既而又设立三司，并在三司中另设劝农科，负责劝农力田之事。这就与《金史·王扩传》所云“泰和七年夏，……（王扩）言创设三司不便……既而三司亦竟罢”自相矛盾。而《中州集·王扩小传》只记王扩曾上书议论过设立三司的不便之处，但并没有明确地说朝庭就因此而罢三司。很显然，小传的记载是可信的。
又李汾小传（《中州集》卷十，P490）则记录了有关国史院设置和官员职责的内容，对研究金代官制有重要的价值。
（五） 科举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些关于金代科举方面的记载，如高有邻小传（《中州集》卷八，P403）记载：“大定三年，第进士，历州县，为尚书省令史。时相议诎词赋、专明经，徳卿以赋有谲谏之义，反复诘难，竟得不罢。尔后擢第者，廷试时务策亦自徳卿发之。”考《金史·选举志》有云：“承安四年，上论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20]《金史》校勘者怀疑“至宋王安石为相”处与上文不衔接，可能有脱文。[21]我们参考《中州集·高有邻小传》，猜测此处上书的宰臣可能就是高有邻。若果真如此，就可补《金史》的缺失，对研究金代科举制度有重要意义。故于此处拈出，以供专家学者参考。
（六） 经济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代社会户籍和经济方面的记录，比如李晏小传（《中州集》卷二，P100）有云：“初，辽入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一切免为民。闾山寺僧赐户三百，与僧共居，供役而不输租，故不在免例。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又诉于致美。致美上章，大略谓，‘天子作民父母，当同仁一视。分别轻重，乃胥吏舞文法之敝。陛下大明博照，岂可使天下有一民不被其泽者？且沙门既谓之出家，而乃听其与男女杂居乎？’书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诏致美，与相诘难。致美伏御座前曰：‘前日车驾幸辽东，闾山寺曾供从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无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大笑曰：‘李晏刼制我耶！’即日免之。”考《金史·李晏传》有云：“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民。’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22]再考《金史·食货志》：“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23]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税户”是辽代的一种户口制度，是指打了胜仗后分给贵族和功臣等人的俘虏。这些俘虏从此沦为奴隶，他们既要给国家输租，又要给主人纳税，故称为“二税户”。金灭辽之后，于大定初年，下令废除“二税户”，但闾山寺的“二税户”由于某些原因仍然保留下来。后来世宗听从李晏的意见终于全部废除“二税户”。比较以上三者所记，《金史·食货志》所说的“二税户”仅指分赐给寺院中奴隶，范围较小；而《金史·李晏传》所记则较为笼统；只有《中州集·李晏小传》所记最为全面准确。这段记载对研究金代赋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中州集》不仅是一部诗词选集，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学著作。其文学价值自然是体现在其中所选的诗词作品中，而其史学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作家小传部分。《中州集》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它不仅在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金史研究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虽然《中州集》在金代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也并非没有缺陷，比如其中的作家小传部分就存在不少错误和缺失。对于这一点，今人胡传志教授和薛瑞兆教授已多有指正[24]，此不赘述。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州集》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依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论著问世，把金代文学的研究向推向更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金]元好问编．《中州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2. [金]刘祁撰，崔文印校点．《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
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 1975年
4.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
张晶（1955— ），男，满族，吉林省四平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裴兴荣（1974— ），男，山西省兴县人，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硕士。
本文刊于《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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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纪昀总纂《<中州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188，第5138页。
[②] 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2—131页
[③] 胡传志《<中州集>的编纂过程和编纂体例》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50-54页
[④]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一（谈艺一），中华书局，1982年。
[⑤]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⑥] [清]纪昀总纂《<中州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188，第5138页。
[⑦] 本文所用《中州集》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后文只随文标注卷数和页码，不再出注。
[⑧]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26，第2742页。
[⑨] 其中前5位全部抄自《中州集·薛继先小传》，卷九，第480页。
[⑩] 高人雄《<中州集>的史料价值》，载《档案》1997年第5期，第37-39页。
[11]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29，第2778页。
[12]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4，第302页。
[13] 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州集》没有这几句话，兹从《四库全书》本补出。
[14]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60，第1402页。
[15]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4，第78-79页。
[16]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
[17]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04，第2294页。
[18]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5，第1244页。
[19]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5，第1243页。
[20]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37页。
[21]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54页。
[22]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96，第2127页。
[2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 1975年，卷27，第1033页。
[24] 胡传志《<中州集>文献失误琐考》载《晋阳学刊》1995年第3期，第79-80页；薛瑞兆《<中州集>小传校札》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第116-121页。
转自http://www.sxdtdx.edu.cn/ygwh/onews.asp？/154.html
《中州集》读后感(三)：着色屏风 回文锦字——《中州集》作家小传所载诗句篇什述略
山西大同大学辽金文学研究所 裴兴荣
摘 要：《中州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金代诗词总集，是研究金代文学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编纂者为金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元好问。其体例是既选录金代文人的诗词作品，又为所收录的每位作家都写有小传，而且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作家的姓名字号、籍贯里居、科第仕历、生平事迹等传记的基本要素，而且还引录了数量颇多的诗句篇什。这些诗句篇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体式多样、实用性强，形式各异、风格众多，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可补《中州集》选诗不足之缺憾，既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又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可谓是“着色屏风，回文锦字”。
《中州集》是一部由金代大诗人、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词集。包括诗歌十卷、乐府一卷。另外，卷首列金显宗和金章宗各一首诗。其体例是除卷首显宗和章宗外，其余作家“每人各为小传，详具始末，兼评其诗”[①]。前十卷共收入249位诗人的2059首诗歌，同时也为这249位诗人全部写有小传。乐府一卷共收入36位词人的115首词，其中的31人在诗歌部分已有小传，所以乐府卷中仅为其余5位词人写有小传。合计《中州集》共收入诗词作品2176首（不包括注释和小传中所引录的诗歌），共为254位金代作家写有小传。这些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记载了作家的姓名字号、籍贯里居、科第仕历、生平事迹和趣闻轶事，而且还记载了许多名句佳篇、诗文著作、诗词评论等等。这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诗词作品有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仅就其中所引的诗句篇什进行简略的论述。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引录了许多诗句和篇什，少则一二联，多则八九首，有传主本人的佳句，也有其他诗人的名篇。比如，吴激小传中就引了多达11联诗句；张斛小传中则不但引录了一首五言绝句，而且还引录了8联名句；张子羽小传中则引录了其他5 位诗人的许多首诗，其中仅吴縯一人的诗就引了5 首之多；孟宗献小传中则引录了另外三位诗人悼念他的挽诗各一首；王彧小传中引诗多达8首；姚孝锡小传中不但引录了他自己的12联诗句，而且还引录了7位诗人悼念他的挽诗各一首；等等。这些诗句篇什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仅体式灵活、实用性强，而且体裁各异、风格众多。可以说是大多是传在人口的名句佳篇，既可以补充《中州集》选诗不足之缺憾，本身又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题材和内容的丰富性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引录了许多诗句篇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有的写景，有的咏物，也有的抒怀；有写边塞的，有模拟古诗的，还有描写节日的；真可谓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一）写景诗
小传中所引录的诗句篇什有不少是写景的佳作。有的描写自然山水，如吴激小传中所引录的佳句：《出散关》诗云：“春风蜀栈青山尽，晓日秦川绿树平。”《三衢夜泊》云：“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游南溪潭》云：“竹院鸣钟疑物外，画桥流水似江南。”《飞瀑岩》云：“数树残花喜春在，一声啼鸟觉山深”[②]p12；张斛小传中引录的诗句：《赋小孤山》云：“天围秋涨阔，山背夕阳孤。岸树晴犹湿，汀烟近却无。”《巫山对月》云：“云开千里月，风动一天星。”《河池出郭》云：“细草沙边树，疏烟岭外村。”《松门峡》云：“春木有秀色，野云无俗姿” ②p18；等等。这些诗句大都观察细致，刻画精确，对仗工整，用字讲究，色彩鲜丽，意境优美，大有王孟韦柳之遗风。小传中说他们“工诗能文”，由此可见一斑。再如王特起小传中引录其《华山》云：“三峰盘地轴，一水落天绅。造化无遗巧，丹青总失真。” ②p262华山的奇险风光，令丹青高手都难以描摹，就连金代文坛盟主赵秉文亦对这首小诗赞赏有加。有的描画亭台楼榭，如吴激小传中所引录的《太清宫》云：“玉座烟霞春寂寂，石坛星斗夜苍苍。” ②p12张斛小传中的《中江县楼》云：“绿涨他山雨，青浮近市烟。”《赋礼部侍郎张浩然辽海亭》云：“晴光揺碧海，远色带沧洲。”又《赋临漪亭》云：“雨声喧莫岛，水色借秋空。”《秋兴楼》云：“碣石晚风催雁急，昭祁寒涨与云平” ②p18；等等。这些诗都写得气象宏大、波澜壮阔。再如，张楫小传中所引的《永宁刘氏园亭》云：“菊老芙蓉衰，梨柿叶争绛。叩门人不应，一犬吠深巷。” ②p469以花草的衰败映衬庭院的破落，以深巷犬吠写出家道的败亡，含蓄蕴藉，深得唐人三昧。还有的描绘了农村田园风光，如王良臣小传中引录的诗句：“荞花冉冉蜜脾香，禾穗累累鹘眼黄。一缕晚烟吹不去，为谁着意护秋霜。” ②p249又郦权小传中所引的《村行》云：“痩藤篱角蔓，杂草树根花。夹道悬新枣，荒畦卧晚瓜。……岁丰人乐社，秋近客思家。” ②p210还有张徳直小传中引其诗云：“青山淡淡水溶溶，尽出苍祗点化工。无限烧痕浑绿染，可怜乔木待春风。” ②p429飘香的荞花，金黄的禾穗，高悬的红枣，香甜的晚瓜，令人留涎欲啖！淡淡青山，淙淙流水，枯藤老树，杂草野花，令人心驰神往！诗人为我们精心描画出一幅幅优美恬淡的农村生活画卷！
（二）咏物诗
有的歌咏自然物事，如王敏夫小传中所引李忠《赋雪》诗云：“不将柳絮春风比，好作梨花月夜看。” ②p445李晏小传中引录其父李森的《赋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颜无晕酒全消。” ②p100 郑子聃小传有：《赋酴醿》云：“玉斧无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 ②p464施宜生小传中有《赋柳》云：“朱门处处临官道，流水年年绕禁宫。” ②p70张行简小传中所引的《赋燕》“王氏乌衣巷，卢家白玉堂。” ②p468或是比喻新颖别致，或是用典耐人寻味。再如师拓小传中的《赋雁》云“天低仍在眼，山没更伤心。” ②p206则是把大雁拟人化，赋予人的情感。史旭小传中的《临真上元夜雪》云：“斜风吹雪满山城，压屋云低未肯晴。天女散花春一色，烛龙衔照夜三更。”写出下雪时的沸沸扬扬、迷漫黑暗和雪后的洁白晶莹和明亮世界。 ②p91边元鼎小传中的《拂子》云：“驱去青蝇谗口远，拂开黄卷圣言新。云露月华天半白，星移河汉夜微凉。” ②p92写出小小的拂子在道士手中不仅具有驱赶蚊蝇的功用，还能让人拂去尘俗之气，悟出“道”的高深境界。有的赋物排比铺张，如麻九畴小传所引的《夏英公篆韵》诗：“千状万态了不同，哭鬼号神自兹始。简如庖羲地上画，繁如神农日中市。圆如有娀乙鸟卵，方如姜嫄巨人履。倾如怒触不周山，溯如逆上蚕丛水。积如女娲石未炼，碎如昆吾瓦经毁。蚩尤旗张尾后曲，黄帝鼎成足下峙。五丈专车断禹戈，九日横天落羿矢。流漦不去龙垂髯，衔书忽来凤挽嘴。方相四目辟门阙，夔牛一胫踔阶戺。貌似心猜未必然，赖君注释车南指。” ②p292诗人一口气用了16个神话来形容这位夏英公的篆书，真可谓是想象大胆丰富，比喻新颖别致，诗句排比铺张，语言奇崛不凡，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可以说是赋物的极致了。还有冯延登小传中引录他的《赋徳顺道院陇泉》云：“玉垒制方维，琼浆閟仙宅。何人劚云根，一旦泄地脉。金匮锁龙漦，月窟逗蟾液。铜壶漏水清，玉斗天醴碧。光揺日千道，影落天一席。窈然仇池穴，自与天壤隔。” ②p255把这一口泉水或是比作天宫的琼浆、玉斗的醴泉，或是比作龙王的涎沫、月蟾的唾液，或是比作地脉泄露、光影摇落……极力突出其不凡之处。还有的借物抒怀，如韩玉小传中所引的《怪松》“昂蔵殊未展，伛偻旋自缩。惜尔云外姿，耐此胯下辱……木高众必摧，地厚敢不跼。河中皆泛泛，涧底自郁郁。” ②p417怪松虽然伛偻自缩，貌似不材，但郁郁葱葱，富有旺盛的生命力。“木高众必摧”则是比喻贤能遭小人陷害，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富有哲理意味。怪松形象中蕴含了诗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不平之气。尽管在诗句、诗意、情感和表达手法方面都受到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一诗的直接影响，却又能出以已意，并不给人以模拟剽窃之感。又如李夷小传中所引的《赋古镜》诗：“盘盘古皇州，梦断繁华歇。一鞭春事忙，耕出陇头月。土蚀背花昏，蹄涔骇龙蹲。须髯怒欲张，缩手不敢扪。[星环紫极位，剑外十三字。细看清用文（其篆文云：‘为清日用’），溟溟君墓志。寿堂锁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烟夕霏时，几照拂双鸦。神物污虽久，一日落吾手。]寿光阅人多，曾有此客否？[呵呵吾戏云，雅志踵先民。镜里春风面，泉下今日尘。九原不可作，哲第师有若。摩挲一面铜，便有亲炙乐。] ” [③] 这首诗题为《赋古镜》，但并没有对古镜作太多的描绘，而是从古镜光鉴照人的功能引申开去，仿佛能透过这面古镜，看到了古往今来历史的苍桑和人世的兴衰，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托物寄兴。此外，施宜生小传中还有《草书》云：“临池翕忽云雾集，舞剑浩荡波涛翻。”《山谷草书》云：“行所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揺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 ②p70或形容写草书时的的狂态，或点评章法的乱中有理，或表明书中的意态情趣。
（三）抒怀诗
诗人们往往是多愁善感的，常常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引录了许多抒怀诗，如高士谈小传中所引的诗句：“寒花贪晚日，瘦竹强秋霜。”《题禹庙》云：“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 ②p41前者以寒花和瘦竹来象征诗人顽强的意志和清高的品格，后者通过叙述了诗人在异国他乡所遭受的风雨飘零的身世之苦，表达了他对故国山河破碎、恢复无望的痛惜之情。又如祝简小传中所引的《书怀》云：“白发浑无赖，朱颜更不回。”“遮眼细书聊引睡，扶头浊酒最关情。” ②p55则流露出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伤之情，写出了诗人百无聊赖、借酒浇愁的颓废生活。又如宋九嘉小传所引的诗句：“浩歌风露下，醉袖拂南山。” ②p311表现出凌驾于大山之上、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宏大气魄，也显示了诗人豪放扩张的个性。又如田特秀小传中引录其《感兴》云：“散木不材宁适用，虚舟无意任乘流。百年身世槐安国，千古人情羮颉侯。” ②p409流露出人生失意、世事虚幻的感慨。再如张温小传中引录了他的祖父张仲容的《致仕后有诗》云：“病身衰退谢明朝，北洞闲眠昼寂寥。十亩晚禾烟冉冉，一林修竹雨潇潇。黑花遮眼秋不落，白雪扑头春未消。世事悠悠吾老矣，一壶浊酒且逍遥。” ②p451十亩晚禾，一林修竹，一壶浊酒，白昼闲眠，这种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就连神仙也比不上，流露出诗人满足惬意的情怀。还有申万全小传所引其诗“回首秋风谢敝庐，崎岖又复逐戎车。人生行止元无定，一苇江湖纵所如。” ②p363诗人早年不愿做官，曾一度隐居，专心读书，后来被朝庭召为史馆编修，继而又从军出征，途中写下了这首诗，流露出诗人对人生无定、世事难料的迷茫。马舜卿小传中有：“玉鞭再过长安道，人面依前似花好。殷勤劝我梨花春，要看尊前玉山倒。” ②p452这是舜卿年少时经过襄垣，题诗于酒家壁上，诗中吐露出豪放、乐观、自信的精神，因此，元好问在小传中评他“辞气纵横，时辈少有及者”，等等。
（四）边塞诗
只要有战争，就有描写军旅征战的边塞诗。金灭辽侵宋，屡次发动战争。战争虽然能给胜利者带来土地和财物，给将军们赢得荣耀和功勋，但同时也给双方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也在参战的将士心中留下了创痛的哀思。因此，在金代诗人笔下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如刘勋小传所引的诗句“万里风沙怜病客，几年刁斗厌寒更”、“击筑漫流燕客泪，佩兰谁识楚臣心”、“午风襟袖知秋早，甲夜阑干得月多”、“船行着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 ②p353，描写了边塞的艰苦环境，反映了将士的厌战情绪。还有吕大鹏小传中引其诗：“缝掖无由挂铁衣，剑花生涩马空肥。灯前草就平南策，一夜江神泣涕归。” ②p449这首诗是写给主兵者的，表达了诗人不愿碌碌无为，希望能跃马扬鞭、建功立业的壮志。还有王渥小传中引其《九日登颍亭见寄》云：“茫茫襄城野，岁晏多风埃。野田半已荒，草虫鸣更哀。西风吹白云，大隗安在哉？七圣之所迷，而我胡为来。我本林野人，初无经世材。失身鞍马间，坐令双鬓摧。安得元紫芝，共举重阳杯。诗成西北望，九山郁崔嵬。” ②p326描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限灾难，表达了诗人想要过上和平安定的幸福生活的愿望。
（五）拟古诗
对古代著名诗人的诗歌进行模仿也是后世诗人常见的做法。金代诗人喜欢向前代的大诗人学诗，诸如魏晋时期的阮籍、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都是金代诗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但就总体倾向而言，正如元王恽所说的“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旨归”[④]。《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就有不少拟古诗，如张子羽小传中所引的吴縯《拟渊明贫居》云：“凄其岁云暮，北风无时休。晨兴倦薪水，夜寐乏衾裯。缺月正裴回，宿鸟频啁啾。欲无憔悴叹，奈此霜霰秋。松楸脱兵火，环堵且淹留。闭门念袁安，守贱吊黔娄。坐读贫士诗，吾乃渊明俦。” ②p58不论是诗歌的内容还是风格都酷似陶渊明。再如孙铎小传中引录他讽刺朝政黑暗的《贺席中戏举青州老柏院布衣张在诗》云：“南邻北里牡丹开，公子王孙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和时人在孙铎因此诗而被御史所劾降职后赠他的诗句“想到洛阳春正好，南邻北里牡丹开” ②p459。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和《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两首诗，两相对比，不论是诗句还是诗意，都不难看出此诗受到刘禹锡诗的直接影响。又如王郁小传中所引其《拟古别离》云：“黄鹤楼高云不飞，鹦鹉洲寒星已曙。” ②p386化用崔颢的《黄鹤楼》一诗的句子和意境，却浑然自如。再如曹用之小传引录他的《戏作鬼仙语》诗云：“浏浏竹间雨，荧荧窗下灯。相逢不相顾，含泪过巴陵。” ②p450即使置之李贺诗集中也恐难以分辨出来。王寂小传中有《鸡山》一诗云：“记得垂龆此地游，鸡山孤立水平流。而今重过山前路，山色青青人白头。”元好问在其小传中评曰“予谓诗固佳，恨其依仿苏才翁太甚耳。” ②p102卢洵小传中有《招饮》云：“南园仙杏猩红破，北渚官醪玉汗醇。已约尊前成二老，全胜月下作三人。” ②p426从中亦不难看出李白《月下独酌》的影子。
（六）节日诗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节气风俗：元旦拜年、元宵观灯、寒食禁火、清明扫墓、端午竞渡、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腊月祭灶、除夕守岁……从元旦到除夕，因农业文明而形成的众多的岁时节气，成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生活内容，也成为历代诗歌的基本题材。金代诗歌也不例外，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就记录了许多描写节气风俗的诗歌。如写中秋佳节的有张斛的《中秋》：“月色四时好，人心此夜偏。” ②p18月色四时皆是同样的明亮，但人们总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显然是传统文化作用于人心使然。又如魏道明的《中秋》：“丹桂知经几寒暑，冰壶别是一山川。” ②p401诗人仰头看着天上的一轮圆月，想到月宫中的桂树不知经历了几多的寒暑和荣枯，月宫中的风景自然也应是不同于人世间的山山水水。还有张行简小传中引其《中秋》：“露凝灏气沾瑶席，云近清光护桂宫。” ②p468写诗人中秋赏月，由此想到月宫中仙人也在举行宴会，欢度佳节。再如写寒食节的有张公药的《寒食》云：“一百五日寒食节，二十四番花信风。” ②p85由寒食节想到清明节，进而联想到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张行简的《寒食》云：“饧粥鸡球留故事，风花莺柳闹春城。” ②p468记载了寒食节吃饧粥、斗鸡子，赏花插柳的风俗。还有写元旦的如赵鼎的《元日》诗云：“拜嗟筋力随年改，饮觉屠苏到手迟。” ②p409张公药的《新年》云：“客情病里度残腊，老色镜中添一年。云树萦寒犹漠漠，竹梢迎日已娟娟。” ②p85生命短暂，而时空永恒，这种强烈的对比很容易在敏感的文人心中引发一种感伤之情。因此，除夕和元旦本来是中国民族最隆重、最欢快的节日，但在文人的笔下却反而多感伤之作，情绪显得愁苦而低沉。再如写元宵观灯的，有王寂的《元夕感怀》云：“残梦关河鳌禁月，旧游灯火马行春。” ②p102回忆盛朝时元宵佳节的热闹喜庆，抒发了故国黍离之悲。此外，还有写社日的，如施宜生的《社日》云：“浊涧回湍激，青烟弄晚晖。缘随春酒熟，分与故山违。社鼓喧林莽，孤城隐翠微。山花羞未发，燕子喜先归。” ②p70所谓“社日”，是古时候人们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民俗中有春秋两祭，称为春社和秋社。在社日到来时，民众集会竞技，进行各种类型的娱乐表演，并集体欢宴，非常热闹。从诗的内容来看，施宜生的《社日》显然是写春社的。
二、体式和性质的实用性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引录的诗句篇什，从功能和性质来看，有赠答诗、讥刺诗、挽吊诗、次韵诗和谶语诗，等等，可谓是体式灵活、实用性强。
（一）赠答诗
诗人们在交往中经常唱酬，互相赠答诗篇。《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引录了许多赠答诗，如刘昂小传中所引其赠与妓女张秦娥的两首小诗，其一：“远山句好画难成，柳眼才多总是情。今日衰颜人不识，倚炉空听煮茶声。”其二：“二顷山田半欲芜，子孙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萧萧雨，红日花梢入梦无。”张秦娥的原诗《赋远山》云：“秋水一抹碧，残霞几缕红。水穷霞尽处，隐隐两三峰。” ②p193可以看出，刘昂的赠诗不但回应了原诗，而且又融入了对方和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诗也写得清便巧丽而又耐人寻味。难怪张秦娥看后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呢！再如马天来小传中引录了刘绍宣赠他的一首诗：“波澜口颊谈玄驶，土木形骸与世违。畴昔麻鞋见天子，只今道服胜朝衣。” ②p360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述马天来“不事修饰，麻条草履，沉浮闾里，殊无朝士风。”[⑤]这里刘绍宣则以诗来描画出马天来颠狂怪异的形容，使我们千载之后仍不难想象出这位狂士的风采。又王革小传中引录了密国公完颜璹赠他的诗句“柳塘云观千钟酒，笑面嗔拳五字诗。” ②p365王革曾写过“赤心遭白眼，笑面得嗔拳”的诗句，密国公很欣赏这两句诗，因此就写诗寄给王革。赠诗巧妙地化用原诗诗句，又高度赞扬了诗人的人品和诗品。还有雷琯小传中所引录的一首诗，其中有“郎君未足留商隐，官长从教骂广文”，“明日春风一杯酒，与君同酹信陵坟”之句 ②p371。这首诗是雷琯赠送给他的朋友李汾的。当时二人同在国史院当编修官，而李汾一向恃才傲物，因此而得罪官长，被逐出国史院。临别时，雷琯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中讽刺了那些气量狭小的官长，同时又安慰友人振作起来。又张介小传中引录了诗人《赠杨叔能》诗的末章：“我贫自救如沃焦，君来过我亦何聊。为君欲写《贫士叹》，才思殊减《荒村谣》。” ②p432杨叔能“俭素自守”，初以《荒村谣》一诗而得名，“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而张介本人也是“幼有赋声”，这首赠诗既含蓄地赞赏了杨叔能清贫自守的高洁品格，又以诗人自己的“才思殊减”来反衬杨叔能的过人才情。此外，还有孙九鼎小传中的吴彦髙《赠国镇诗》：“孙郎有重名，谈笑取公卿。清庙瑟三叹，斋房芝九茎。” ②p75“清庙”句赞其诗有余韵，“斋房”句赞其诗妍丽。王中立小传中记载了他赠给文坛盟主赵秉文的诗：“寄语闲闲傲浪仙，枉将诗酒污天全。黄尘遮断来时路，不到蓬山五百年。” ②p472诗中说他和赵秉文是仙人谪降世俗，为红尘所迷而不返者。此外，还有张子羽小传中所引录的王景徽《赠定国》诗和吴縯的《寄定国》诗 ②p58，王彧小传中所引录的《赠安居士国宝》和《答国宝》诗 ②p476，何宏中小传中所引录的傅慎微的赠诗 ②p504，等等，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讥刺诗
讽刺时政的诗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引录了这样的诗篇，如苑中小传中引录其诗“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 ②p422金末任用酷吏，士大夫常常遭受严刑毒打，医家就发明了一种药酒，用“地龙香”做配料，制成蜡丸，有止痛作用。因此，士大夫在上朝时都带着这种药丸，以便受刑后及时服用，这种药方也就因此而大涨其价。《金史·酷吏传·蒲察合住传》亦云：“初，宣宗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刽’。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⑥]p2778苑中此诗即是讥讽这一现象，真可谓是入木三分了。再如孙铎小传中引录其《贺席中戏举青州老柏院布衣张在诗》云：“南邻北里牡丹开，公子王孙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 ②p459孙铎时任户部尚书，论资历、论才干都很有升任丞相的可能，时人也普遍有这样的看法，可是当政者却以没有合适的接替人选为由，让他继续留在户部工作，而另外两名资历和才干都不如他的同事却都升任丞相了。孙铎觉得朝庭的做法有失公正，因此写了这首诗来发泄唠骚和不满。可不幸又为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有人又以诗送之云：“想到洛阳春正好，南邻北里牡丹开。”幽默的嘲讽中又充满了善意的安慰。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也因写了两首讥刺诗而被一贬再贬，但仍然乐观自信，坚强不屈。历史的悲剧又在孙铎身上重新上演了。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现实的必然？还有马定国小传中所引其诗“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 ②p48相传这句诗是诗人于酒后题写在酒家壁上的。当时诗人还在宋朝，显然是讽刺北宋末年奸臣当政、忠臣遭贬的黑暗政治的。诗人由此而得罪于当权者，也因此而诗名大振。不幸耶？幸耶？还有马天来小传中所引其诗“木偶衣冠休吓我，瓦伶口颊欲谩谁？啮骨取肥屠肆狗，哺糟得醉酒家猪。” ②p360简直是在骂人了，因此元好问说他“乏中和之气”。 再如刘光谦小传中引录了他的父亲刘泽赠送给刘昂的一首诗：“侯门旧说炎如火，陋巷今犹冷似冰。半夜杯盘长袖舞，白头书册短檠灯。” ②p427对贫富不公、世态炎凉的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表现出诗人洞穿世事的远见卓识。
（三）挽吊诗
古代诗人去世后，友人们常常会写挽诗来悼念。《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引录了不少挽诗。如王元粹小传中引录杨叔能挽诗一首：“匹妇主中馈，虽贫生理存。五言造平淡，只影卧黄昏。漫下陈蕃榻，虚沾文举尊。北平家世绝，衔恨入荒原。” ②p381这首挽诗概括了王元粹清贫自守、专意作诗、倾心学道的一生。再如孟宗献小传中引录了刘迎、孔嗣训和高公振的挽诗各一首，我们举孔嗣训的挽诗：“二十年间事，才名一梦新。衰羸惊丧母，哀毁竟亡身。魂返愁枫夜，情留泪草春。黄公酒垆在，此去只悲辛。”小传又云孟宗献曾“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一”，又“丁母忧，哀毁致卒” ②p465。刘祁《归潜志》亦云时人称孟宗献为“孟四元”，并说他“虽仕，但不显贵”，“颇恬淡，留意养生术” ②p82。这首挽诗也可谓是对孟宗献一生作了如实的记录。又姚孝锡小传中引录了胥持国、刘迎、李仲略、毛麾、田彦皋、王寂和党怀英的挽诗各一首。这几首诗形式各不相同，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杂言的；有绝句，有律诗，还有骚体诗。我们举田彦皋的挽诗：“琳琅风月三千首，游戏尘凡八十秋。三径尚存元亮菊，五湖空负子皮舟。”小传又说他“善治生，亭榭场圃，富于游观，宾客日盈其门。州境岁饥，出家所藏粟万石，赈贫乏，多所全济，乡人徳之。中年之后，以家事付诸子，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资禀简重，喜怒不形于色。弃官时，年二十九，至八十三乃终。”“先生长于尺牍，所著《鸡肋集》” ②p506可以看出田彦皋在这首挽诗中对诗人一生的才艺、品行和志趣作了颇为准确的概括。田锡小传中则引录了诗人《吊苏坟》诗一联：“英灵还却眉山秀，依旧东风草木天。” ②p431全诗见于刘祁的《归潜志》中，诗题为《过东坡坟》，诗云：“富贵一场春夜梦，文章万斛冷云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旧春风草木天。” ②p27虽然诗题和字句稍有差异，但可以肯定是同一首诗。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苏东坡是秉天地之灵气而降生于世的，他的出生令眉山的草木在一晚上之间就突然枯死了。这当然是夸大苏东坡的才气的说法。而田锡这首诗显然化用了这个美丽的传说。诗句说苏东坡去世后，他的英灵之气又返还眉山，令眉山的草木重新现出盎然春色。反用典事，所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一致，真是巧妙之极。其余挽诗不再赘述。
（四）次韵诗
金代诗坛上也有一些唱和次韵之作，比如卢元小传引录其父卢启臣的《和赵元发、刘师鲁葛藤韵》云：“乳兔生长角，鏖汤结厚冰。木终成假佛，发不碍真僧。莫认指为月，须明火是灯。拈花微笑处，只记老胡曾。” ②p421虽然原诗不得见，但这首和诗却颇富哲理意蕴。又如王彧小传中共引录了8首诗，其中就有4首和韵诗，即《和二宋落花韵四首》，现举两首如下，其一：“曾见娇窥宋玉墙，忽惊遗梦到延凉。聚尘非分侵凌玉，流水无情葬送香。锦袜谩拖终隔面，彩灰虽吐若为肠。苍苔碧草无穷恨，木石痴儿亦自伤。”其四：“韶华终竟合雕伤，献笑萦怀忍遽忘。露压不禁昏泪脸，风披无奈醉愁妆。芳菲顿减园林趣，狼藉空余陌路香。却忆班姬浪辛苦，一生都得几专房。” ②p476名为写花，却不纯为写花。落花有香而流水无情，由落花的命运联想到宫女的遭遇，诗歌的意旨由此而得以升华。翁方纲说：“照了居士王彧《和二宋落花诗》颇伧劣。”[⑦]显然，他的评价有失公允。此外，还有姚孝锡的《次冠卿韵》云：“节物后先南北异，人情冷暖古今同。”《次赵献之韵》云：“红缬退风花着子，绿针浮水稻抽秧。” ②p506文人间以诗歌次韵唱和，一方面说明金代文坛创作的繁荣兴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代江西诗派对金代文坛的影响之深。
（五）谶语诗
谶语即占卜预言、事后应验的话。谶语诗即是指预言人生祸福吉凶的诗歌。广义的谶语诗可分为童谣、灯谜、酒令和诗谶等多种形式，狭义的谶语诗专指诗谶。《红楼梦》就是谶语诗的集大成者。此处仅指严格意义上的谶语诗，即诗谶。《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引录了不少诗谶，如申万全小传载：“正大中，召为史馆编修，从行省庆山南征，道中有诗云：‘回首秋风谢敝庐，崎岖又复逐戎车。人生行止元无定，一苇江湖纵所如。’不数日溺水死，人以为谶云。” ②p363孟宗献小传中引录了高公振的挽诗云：“见说平生梦，前途尽目前。(友之未第时，梦中预见前途所至，于今皆验。)乘除虽有数，凶祸竟何缘。礼乐三千字，才名二十年。仁人遽如许，无路问苍天。”又云：“谁谓诗成谶，清冰果自焚。(友之《雪烛诗》：‘固知劫火终无尽，谁谓清冰也自焚。’未几下世。)人嗟埋玉树，天为落文星。”(友之邻舍李生言：“六月中，连二明星陨于友之所居虚静轩前。”) ②p465韩玉小传中亦记载：“温甫先赋《怪松》云：‘昻蔵殊未展，伛偻旋自缩。惜尔云外姿，耐此胯下辱。’又云：‘木高众必摧，地厚敢不局。河中皆泛泛，涧底自郁郁。’未几被祸，人以为谶云。” ②p417又元敏之小传中记其尝作《望月诗》，中有“莫怪更深仍坐待，密云或有暂开时”之句，有人说诗境界不够宽广，敏之叹曰：“吾得年不永，境趣能开广否？”不多久，殁于北兵之祸，年仅三十一。 ②p536如果说其他的诗谶多为传闻，不可信的话，元敏之作为元好问的胞兄，其可信度则不容置疑。
三、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
金代诗歌成就远远胜过辽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⑥p2713金代诗人能够熟练运用各种体裁进行诗歌创作，且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特征，这一方面说明金代诗人的文学修养深厚、艺术技巧高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金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兴盛。
（一）体裁的多样性
就《中州集》作家小传中所引录了的诗句和篇什而言，也有不同的形式和体裁。从句式来看，有五言、七言和杂言；从体裁来看，有古体、近体和楚辞体。杂言诗如张彀的《赋画石》云：“腹非经笥，口不肉食。胸中止有磊磊落落百万千之怪石。兴来茹噎快一吐，将军便欲关弓射。气母忽破碎，物怪纷狼藉。有时醉狂头插笔，扫尽人间雪色壁。” ②p411整首诗句式参差不齐，有四字、五字、七字，长者达十四字之多，长短不齐的句式和快慢不同的节奏正好适合表达诗人内心激荡不平的情绪。楚辞体如姚孝锡去世后党怀英写的挽诗：“望西山以驰吊兮，其下维徳人。抱明月以螭盘兮，宁终屈而不伸。天昏廓以四辟兮，群飞纷其上翥。将搏拿以并征兮，惜冲风之落羽。兰为佩兮桂为帷，谁招余者兮余从与归。青云岂难振迹兮，顾揵结之不素。玄豹自媚其文兮，亦何嫌于隐雾。诗书与友兮，琴尊与游。适意自安兮，乐闲自休。出吾余以研桑兮，犹足以比素封之侯。惟清闲为秘福兮，非有力能兼取。虽神仙犹可畏兮，曾莫乐于下土。数与数相乘除兮，常此夺而彼与。陋岩栖之下概兮，心实往而迹蔵。出非尧而处非隐兮，吾独蹈古人之所常。随时委顺以终老兮，噫先生为不亡。” ②p506楚辞体适合抒发悲愤抑郁的情感，因此，党怀英以这种诗体写悼念姚孝锡的挽诗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至于说五、七言诗和古体、近体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且上文已有不少例子，此不赘列。
此外，还有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禅语诗，如照了居士王彧小传中的的几首诗：《初出京有诗》云：“亲疏俱稳人伦了，婚嫁齐成俗意周。一笔尽钩尘债断，都无亏欠大家休。休休休，爱着何时是彻头。风息浪平人已渡，笑携明月下孤舟。”《崧山中》云：“撒手宁论万丈崖，脚跟未肯点尘埃。东君也自魔君数，故着青红眼底来。来何迟，去何早。二五不多十不少。一声柄木徧虚空，谁识堂堂真照了。”又《赠安居士国宝》云：“不招措大嗔，不唤王子文。不惹禅和笑，不名王照了。他人怕人嫌，照了要人嫌。人人有面树有皮，努力方便勤妆严。妆严也由贤，不然也由贤。鼻孔莫遣他人穿。”又《答国宝》云：“幻人谁拙复谁能？游戏何妨傀儡棚。凡事不堪君莫怪，侬家面目得人憎。”又云：“忽然识破虚空我，六合纵横更有谁。” ②p476甚至被禅家以为“证道之作”。
（二）风格的多样性
风格的多样性是诗歌繁荣的标志。金代诗歌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有清新淡雅的，如张斛小传中记录的《赋小孤山》云：“天围秋涨阔，山背夕阳孤。岸树晴犹湿，汀烟近却无。”《巫山对月》云：“云开千里月，风动一天星。”《河池出郭》云：“细草沙边树，疏烟岭外村。”《中江县楼》云：“绿涨他山雨，青浮近市烟。”《松门峡》云：“春木有秀色，野云无俗姿。” ②p18风格近似王孟韦柳一派；有雄浑壮阔的，如张韶《寄朔州茍辅臣》云：“陈雷胶漆轻余子，楚汉风云属少年。”李忠《赋雪》云：“不将柳絮春风比，好作梨花月夜看。” ②p445意境亦如高适、岑参的诗歌；有狂傲旷达的，如拟栩先生王中立的“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 ②p472王敏夫《酒渇》诗后四句：“眼底恨无云梦泽，胸中疑有沃焦山。南窗花影三竿日，指点银瓶照病颜。” ②p445诗风大似李白；有仿韩愈、孟郊奇险怪异诗风的，如张彀的《赋画石》云：“腹非经笥，口不肉食，胸中止有磊磊落落百万千之怪石。兴来茹噎快一吐，将军便欲关弓射。气母忽破碎，物怪纷狼藉。有时醉狂头插笔，扫尽人间雪色壁。” ②p411奇崛险怪，不减韩孟；有似贾岛、姚合讲究格律、对仗工整的，如张琚的《初至华下》云：“老雨梧桐夜，孤灯蟋蟀秋。”《客同州》云：“秋风留客馆，夜雨借僧毡。” ②p360时人喜称道之，至有“张五字”之目，还有赵文昌小传中的“虫声连坏壁，树色入秋窗。草香花落处，山黑雨来时。” ②p410 宗道小传“家藏千巻富，身得一生闲。茅屋经年补，柴门尽日关。” ②p443似可想见诗人苦心经营的情态；有学李贺一路幽僻冷艳的，如曹用之小传引录其《戏作鬼仙语》诗云：“浏浏竹间雨，荧荧窗下灯。相逢不相顾，含泪过巴陵。” ②p450真可谓是“笔头仙语复鬼语” ②p386，即使置之李贺诗集中也恐难以分辨出来；此外，还有民歌风味的，如王寂小传中的《鸡山》：“记得垂龆此地游，鸡山孤立水平流。而今重过山前路，山色青青人白头。” ②p102，明白如话，通俗易懂；等等。大凡前代出现过的风格流派，都在金代诗人笔下再次大放异彩。
综上所述，《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引录了数量颇多的诗句和篇什。从内容和题材来看，有写景状物的，也有抒情写意的，有写军旅征战的，还有写节日风俗的；从体式和性质来看，有赠答寄送的，也有挽伤吊哀的，还有讥刺时政的；从形式来看，有五言、七言和杂言；从体裁来看，有古体、近体和楚辞体；从风格来看，有似王孟韦柳清丽自然的，也有如高适、岑参雄浑壮阔的，有仿韩愈、孟郊奇险怪异的，也有学李贺一类幽僻冷艳的；等等。可以说，不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而且风格众多，成就颇高。作家小传中所引录的这些诗篇句什，不仅可以弥补《中州集》选诗不足之缺憾，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反映了金代诗坛的多方面艺术成就，有着极为独特而重要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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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09XZW007）；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金代山西文学家族研究”（20082020）；山西省社科联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2019年度重点课题研究项目“金代西京作家群研究”（SSKLZDKT2009121）。
*作者简介：裴兴荣（1973— ），男，山西兴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辽金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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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8）．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②] [金]元好问编．中州集[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2．
[③] 此诗见于《中州集·李夷小传》（卷七，P376），但引诗有缺，可据《归潜志》（卷二，P20）补全，方括号内为所补内容。
[④] [元]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A]．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三）[C]．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金]刘祁撰，崔文印校点．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6．
[⑥] [元]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78．
[⑦] [清]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2.
《中州集》读后感(四)：是“借诗以存史”，还是“借传以存史”？
裴兴荣
摘 要：《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所编纂的金源一代诗词选集。对于这部选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已有所论述，认为是“借诗以存史”，但这种说法有些笼统。准确地说是应该是“借传以存史”，理由有三：其一，《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本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但元氏又有意增加了作家小传，从他的编纂意图、编排体例和编纂结果（也即其中诗歌和小传的篇幅各占比例）来看，都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其二，《中州集》中有许多作家小传被元人修撰《金史》编写人物列传时所参考和引用，但也有更多的作家小传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引用，这就是说明《中州集》作家小传对金代历史人物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记载了有关金代政治、战争、外交、科举、官制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可补《金史》之不足，甚至纠正其中的一些失误，因而对金代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认为《中州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主要不是体现在诗词作品上，而是集中在其中的作家小传上，也即“借传以存史”。
众所周知，《中州集》是金源一代文坛盟主——元好问编选的一部金代诗词选集。它在金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州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也已有所认识和论述。四库馆臣说《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①]。但这一说法较为笼统，“所借之诗”究竟是指其中的某些诗篇还是指整部诗集？四库馆臣没有明说，而后人对此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是指其中的某些诗篇而言，那一定是指其中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比如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的许多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的作品。而且元好问本人的一些诗歌也被称为“诗史”，也同样是因为他的那些诗歌反映了金代晚期动乱的社会现实）。然而，陈衍在《金诗纪事·序》中指出：“遗山为拓跋苗裔，野史一亭，原以金源文献自任。史既未成，聊都此集，表彰百年来文人。惜所举似，率近体断句、写景咏物之作居多，无大关系者。” 而且，我们通览整部《中州集》，发现其中的诗歌也的确大多数是写景状物、抒怀写意的作品，真正能够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并不多见，其历史价值显然要大打折扣。所以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如果“所借之诗”是指整部诗集而言的，那么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部诗文集，但没有哪一部被冠以“借诗以存史”的美誉。因此，《中州集》肯定有其他诗文集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才使它享有这一盛誉。那这种特质究竟是什么呢？胡传志教授在分析《中州集》的编纂体例和编纂过程时指出，元好问在编纂《中州集》的后期历史意识明显加强[②]，可谓是接触到问题的关键了。这一论述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以为《中州集》的“存史”主要靠其中的作家小传，实为“借传以存史”。
一、元好问在编纂《中州集》的过程中渗透着浓厚的史学思想
《中州集》前十卷共收入249位诗人的2059首诗歌（卷首金显宗和金章宗除外），同时也为这249位诗人全部立传。后附《乐府》一卷，共收入36位词人的115首词，其中的31人在诗歌部分已立传，所以乐府中仅为另5位词人立传。合计《中州集》共收入诗词作品2176首（不包括注释和小传中所引录的诗歌），共为254位金代作家立传。
1、《中州集》的编纂意图不仅在于选录金源一代诗词作品，而且也在于保存金源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平传记资料
作为金源一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元好问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抢救金代文化遗产和保存金国历史的重任。而抢救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即是选编一部凝结着金源一代文人士大夫品格和精神的诗词集，保存国史的最好方式即是把金源文人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但是在那个动荡多难的乱世时代，仅凭以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这个重任的。但是要让元氏舍弃其中的一项任务也是他极不情愿的。那么，如何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呢？元好问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即编纂一部金源士大夫的诗词集，同时在诗集为他们立传。这样做可谓是一箭双雕——既抢救了金代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代文学风貌；又为金代的重要人物立传，保存了国史的精粹。比起分别编选一部诗词集和修撰一部历史著作来说，这种做法显然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但却能达到那种效果，起到那种作用。而且从元氏的人生追求和文化修养来看，这样编纂也是他完全能够胜任的。
当然，如果把《中州集》中诗词部分和作家小传分割开来，那么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见得是最好的，但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所选作家编写小传，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观念来看，有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意义。应该说元氏此举也是包含有这一意图的，也正是在这点上，这两部分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却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元氏这个大胆的创造——选诗与立传相结合的编纂方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元人顾瑛编《草堂雅集》、清人吴之振编《宋诗钞》、陈焯编《宋元诗会》、顾嗣立选编《元诗选》、徐倬编《全唐诗》、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及当今学者所编纂的《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畬编）、《全宋词》（唐圭璋主编）、《全金元词》（唐圭璋主编）、《全金诗》（薛瑞兆，郭明志编）、《全辽金诗》（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文》（阎凤梧主编）等诗词文总集，也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这一编纂体例。由此可见，元好问所开创的《中州集》之编纂体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巨大而又深远！这恐怕是元氏所没有想到的吧！对于这点笔者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③]
作为一位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史学家，元好问以“国亡史作”为己任。他曾为辽史的散失感到异常的痛心：“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故金漆水郡候耶律公墓志铭》）后来，他又曾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史料——《金实录》的散失，这使他产生了“以国史自任”的想法。早在金都汴京被围之前，金哀宗还未出逃之时，他就提出保存国史的建议：“京城之围，个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南冠引》）金亡之初，他曾致力于《南冠录》的撰写，记载“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移居冠氏后，构筑“野史亭”，又潜心于编撰《壬辰杂编》这一煌煌历史巨著。而《中州集》就是编纂于这个时期的，因此，在编撰过程中不能不受到他修史意识的影响。而且他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五中也这样写到:“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此诗大意是说，金代在太平盛世时，没有派人采集诗歌，搜集史料，战乱以来，许多珍贵的史料散亡残缺。因此，需要我担负起稗官之责，将残存部分编成此集，以保存一代文献。如果人们认识不到《中州集》珍贵的史料价值的话，我也只好将它抱向空山拭泪以看了。从元氏的自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以写史的态度来编纂这部《中州集》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诗集中增加作家小传的深层意图实际是为了保存金源一代人物传记资料的。换句话说，他在《中州集》中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中的作家小传部分。
2、《中州集》的部分卷次模仿了史书的编排体例，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
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活动形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所以一部“二十五史”才会以主要的篇幅来写人物列传，而人物列传也就成了承载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史书的人物列传常常采用“以时间为序”和“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以时间为序”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而“以类相从”，也即按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品行、特性等来排列，则显示出历史学家深刻的逻辑思考，比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儒林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佞幸列传》、《文苑传》等等。
《中州集》作为一部诗歌选集在编排体例上，部分卷次显示出“以时间为序”的特点，如“前七卷除第六卷外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诗人和诗歌”，“第八卷和第九卷的前半部分，又依时间顺序罗列金初至金末众多小诗人的诗作”[④]；而部分卷次则显示出“以类相从”的特点，在第九卷自马舜卿以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杜充、虞仲文、张孝纯、张汝霖、刘长言、耶律履、张万公、董师中、孙铎、梁国宾、贾益谦、高汝砺、胥鼎、张行中和杨叔玉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孟宗献、赵摅、赵承元、张行简、张楫、阎长言和李著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王予可、王彧和董文甫等四人；“隐徳”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第十卷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而附见宋遗民赵滋，及好问父、兄诗于末。
元好问作为一位诗学修养极高的大文学家（如他的《论诗三十首》和其他大量诗词文创作），在编纂《中州集》时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引发了许多争论：在选录诗人的标准上，不以是否擅长诗歌为标准，却是选了诸相、状元、隐德、南冠等重要历史人物；在编排方式上既不完全以时间顺序排列，也不完全以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划分（“以类相从”）等等。这的确是有些不伦不类，令人匪夷所思。那么，元好问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呢？正如胡传志教授所分析的：“这样的分类和排列近似于史书的体例”，“这样编排不可能是为了操作方便，而是体现了他的历史意识。”②尽管比起正史的人物列传来说，小传内容较为简略，但其中作家的科第仕履、生平事迹占了很大的比重。清代学者王士禛也说“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⑤]。可见，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选择了这些并非以诗词擅名的历史人物，并且在诗集中为他们立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金源一代文献，而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会写并写过几首诗。也正因为此，元氏在《中州集》的编排体例上才会呈现出这种令人难解的特点来。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编排方式上实则体现了元氏强烈的历史意识。
3、从《中州集》中诗歌和小传篇幅所占的比例来看，也是小传多于诗歌，也即史学成分超过了文学成分
按理来说，《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自然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适当地加入作家的基本生平资料，也有助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但不应该喧宾夺主。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笔者曾对此作了个统计：《中州集》中只选1首作品的作家共有118人（诗集部分101人，乐府部分17人），只选2-5首作品的作家共有81人（诗集部分68人，乐府部分13人），而《中州集》共选录了254位金代作家的作品，总计所选作品不超过5首的作家多达199人，占到全部作家总数的约4/5左右，而他们的小传内容少者几十字，多者达四、五百字。以下是笔者的粗略统计：
《中州集》作家小传字数与人数统计表
字数30字以下 人数24
字数31-120字 人数77
字数121-250字 人数67
字数250字以上 人数86
总计 人数254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小传的内容大多数较为丰富，很明显小传的篇幅比诗歌要长些。也就是说，在《中州集》中作家小传所占的份量和比例要远远大于诗歌本身。这也就是《中州集》作为一部诗词集却呈现出很高的史学价值来的根本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选录的这些作家并非都以诗人名世的，从其中小传所记载的生平经历来看，许多人都是朝廷的官员、国家的栋梁，是以政绩名世，以品德显身，创作诗词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正如清人程嘉燧所指出的，《中州集》是“以诗系人，以人系传”[⑥]，因此，我们可以说，元好问是借选诗的方式来达到为金源文人士大夫立传之目的的，编选《中州集》可以看作是元氏修史存史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研究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州集》共为254位金代作家立小传，但实际上，其中所介绍的人物远远超过此数，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一传而附见数人”[⑦]，比如：张子羽小传（《中州集》卷二，P58）[⑧]中又介绍了香严可上道人、鲜于可、高鵾化、王景徽、吴演等5位诗人；麻九畴小传（《中州集》卷六，P292）中共记录了5位神童，即常添寿、刘滋、张汉臣、刘徵和麻九畴本人；王敏夫小传（《中州集》卷九，P445）中共介绍8位雁门诗人，分别是许蜕、倪民望及其子倪仲仪、张韶、李忠、苏吉、李鹏翼和王敏夫本人；薛继先小传（《中州集》卷九，P480）共介绍了高仲振、宋可、张潜、曹珏、王汝梅和薛继先及其子薛纯孝7位隐逸诗人。还有的小传中则附带介绍了传主的父祖、兄弟和子孙，使读者能详细了解其家世谱系，比如高宪小传（《中州集》卷五，P260）中介绍了其祖父衎、伯父守义、父亲守信、叔父守礼和高宪本人共5位；王遵古小传（《中州集》卷八，P399）则介绍了其父王政，两位兄长：遵仁、遵义，四个儿子：庭玉、庭坚、庭筠、庭淡，加上王遵古本人共8人；耶律履小传（《中州集》卷九，P457）则介绍了其七世祖东丹王耶律倍，三个儿子（辨才、善才、楚才）和四个孙子（钧、铉、镛、铸），加上他本人共9个；等等。每个小传少则一、二人，多则八、九人。据笔者统计：《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实际上介绍的人物多达522人。当然，这522人并非每人都有详细的介绍，有的仅记录其姓名字号和仕履官职，有的兼录其诗句篇什并有评论，还有的则叙述其生平事迹或趣闻轶事等等，不一而足。这也许是由于客观条件或是编纂体例所限吧！
在这522人中有96人在《金史》中有单独的列传，约占18．4%左右。也就是说，共有96人在《中州集》和《金史》中都有专门的列传，其余的426人是《中州集》中所独有的。由此可见，《中州集》在金史人物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 《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编纂《金史》人物列传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元人在纂修《金史》时，《中州集》作家小传就是其重要的参考资料。《金史·文艺传·元好问传》云：“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⑨]这是《中州集》具有史学价值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证明。下面我们就《中州集》作家小传与《金史》人物列传之关系作具体的比较和分析。
对比两者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有些《金史》人物列传几乎是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有些则是部分抄录了小传。下面我们分类列举几例：
1、 《金史》人物列传内容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者
（1）马定国
定国，字子卿，茌平人。唐中令周裔孙。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题诗酒家壁，有“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亦用是得名。阜昌初，游历下亭，以诗撼齐王豫。豫召与语，大悦，授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余万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自号荠堂先生，有集传于世。
——《中州集·马定国小传》卷一，P48
马定国，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凡。宣、政末，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游历下，以诗撼齐王豫。豫大悦，授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余万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有集传于世。
——《金史·文艺传·马定国传》卷125，P2719
（2）郭长倩
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朋望、王无竟、刘岩老、刘无党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人所称，有《昆嵛集》传于世。子天骥。
——《中州集·郭长倩小传》卷八，P407
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朋望、王无竟、刘岩老、刘无党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有《昆嵛集》传于世。
——《金史·文艺传·郭长倩传》卷125，P2720
……
通过仔细比较，我们确认《金史》人物列传内容为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共有24人，其中《文艺传》有12人，分别是：吴激、马定国、任询、郭长倩、赵沨、周昂、刘昂、刘从益、吕中孚、张建、王元节和元德明；《隐逸传》有7人，分别是：薛继先、高仲振、张潜、王汝梅、宋可、郝天挺和王予可[⑩]；其他列传有5人，分别是：韩玉、李献甫、王宾、梁持胜和马舜卿（字肩龙）。另外，高士谈在《金史》中虽然没有单独的列传，而是附在《宇文虚中传》之后，现摘录如下：
士谈，字子文，一字季默，宋韩武昭王琼之后。宣和末，任忻州户曹。仕国朝为翰林直学士。皇统初，预宇文太学之祸。有《蒙城集》行于世。如云：“寒花贪晚日，瘦竹强秋霜。”又《题禹庙》云：“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时人悲之。子公振，字特夫，亦有诗名。
——《中州集·高士谈小传》卷一，P41
士谈字季默，高琼之后。宣和末，为忻州户曹参军。入朝，官至为翰林直学士。虚中、士谈俱有文集行于世。
——《金史·宇文虚中传》卷79，P1792
显然也是完全抄自《中州集·高士谈小传》的。
2、《金史》人物列传内容部分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者
有的《金史》人物列传中是部分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部分抄录《归潜志》，比如《宋九嘉传》：
九嘉，字飞卿，夏津人。黄裳榜进士乙科，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皆有能声，入为右警巡使，应奉翰林文字。正大中，病失音，废居，殁于癸巳之祸。尝有诗云，“浩歌风露下，醉袖拂南山”，又《题寿安烟霞亭》云：“妆銮土壁红千点，界画银沙绿一钩。”其才藻可略见矣。
——《中州集·宋九嘉小传》卷六，P311
宋翰林九嘉，字飞卿，夏津人。少游太学，有词赋声。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也。至宁初，擢高第，历关中四邑，以能称。……
——《归潜志》卷一，P11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为人刚直迈往。少游太学，有能赋声。长从李纯甫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中至宁元年进士第，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咸以能称。入为翰林应奉。正大中，以疾去，殁于癸巳之难。
——《金史·文艺传·宋九嘉传》卷126，P2736
《金史》中类似这样的人物列传共有17人，其中《文艺传》中有8人，分别是：蔡珪、赵可、党怀英、宋九嘉、李献能、王若虚、麻九畴和李汾；《隐逸传》有2人，即褚承亮（部分抄自《中州集·周昂小传》中的小注，卷四，P166）和辛愿；其他列传有7人，分别是：宇文虚中、完颜璹、贾益谦、赵秉文、冯璧、雷渊和李献可。
还有的《金史》人物列传是节录自元好问所撰的人物碑铭墓志者，如张万公、杨云翼、赵秉文、王庭筠、王若虚等人。正如高人雄教授所言：“‘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本着‘以文存史’的态度，独辟蹊径，把碑板铭志，当作史传来写。在叙述每个人的碑志里，往往由个人的升沉，穷源到当时的政治制度，记一个寺庙的兴废，联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11]这说明元好问在金亡前后的史学意识是非常浓厚的，他试图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文体保存金源一代史实，也就进一步证明了《中州集》的史学价值。
综上所述，《金史》人物列传中共有41人全部或部分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而且主要集中在《文艺传》和《隐逸传》中。《金史·文艺传》共为34位作家立传，其中就有20位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约占《文艺传》总人数的60%左右。而《隐逸传》共为12人列传，其中就有9位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约占《隐逸传》总人数的75%左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州集》作家小传成为《金史》人物列传中《文艺传》和《隐逸传》的主要来源。
对照两书中人物传记的内容，我们发现《金史》编纂者在抄录《中州集》作家小传时经常会删除某些内容或是进行些微改动，有的是去掉了作家的家世谱系或是所引用的诗句篇什及相关评论等等，这就不利于我们了解作家身世和深入理解其作品；有的调整了顺序，却造成文意不顺畅，逻辑不连贯。很显然，这部分《中州集》作家小传作为原始材料，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二）《中州集》中许多作家在《金史》中没有列传，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
在《中州集》和《金史》两书中都有传记的96位作家中，除了被《金史》人物列传抄录的这41人之外，还有55位作家的传记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使用，而且两者内容基本上不同，《中州集》的这部分作家小传就成为《金史》人物列传的必要补充和参照。至于说剩下的那426位只见于《中州集》而不为《金史》所立传的作家，尽管不少小传内容较为简略，但却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三、《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其他史料价值
《中州集》作家小传不但为元人修《金史》人物列传所参考，而且小传中还记录了许多有关金代时政、战争、外交、官制、科举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金代各种专门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分类论述：
（一） 时政方面的材料
元好问生活于金代末期，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对金末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多有记录，比如苑中小传（《中州集》卷八，P422）有云：“贞祐中，高琪当国，专以威刑肃物，士大夫被捃摭者，笞辱与徒隶等，医家以酒下‘地龙散’，投以蜡丸，则受杖者失痛觉，此方大行于时，极之（指苑中）有戏云：‘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时人传以为笑。”考《金史·酷吏传·蒲察合住传》亦云：“初，宣宗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刽’。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12]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金史》人物列传似稍胜一筹；但就反映现实的深刻性和生动性而言，《中州集》作家小传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董师中小传（《中州集》卷九，P458）记载：“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宠幸，兄喜儿为宣徽使，有杨国忠之权。一日，徳州教授田庭方上书言事云：‘大臣持禄，近臣怙宠，此言路之所以塞也。’道陵顾谓绍祖言：‘大臣持禄，当谓公等；近臣怙宠者为谁？’时喜儿侍立殿上，绍祖倒笏指之曰：‘莫非谓李喜儿之属否？’上颔之。”考《金史·后妃传·元妃李氏传》有云：“李喜儿本出身微贱”，“因其家有罪，被没入宫藉监。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后因其“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侯颜色，迎合旨意”，被章宗纳为妃，而且特受宠幸，其父祖皆得封赠，“兄喜儿，旧尝为盗，与弟铁哥皆擢显近，势倾朝廷，风采动四方，射利竟进之徒争趋走其门。胥持国附以致宰相。怙财固位，上下纷然，知其奸蠹，不敢击之。虽击之，莫能去也。”[13]小传所记声情并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金史》所记客观详实，交待更广阔的事实背景。可谓是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从中也显示了元氏文史兼擅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来。
还有贾益谦小传（《中州集》卷九，P460）这样写道：“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庙实录，遂及卫绍王。初，虎贼既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独张信甫上章言‘虎贼大逆不道，当用宋文帝诛傅亮、徐羡之故事’，章奏不报，尔后举朝以大安、崇庆之事为讳。及是，谓亨甫大安中尝拜御史中丞，宜知卫王事，乃差编修官一人就访之。亨甫知其旨，谓来者言：‘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鷔，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卫王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我们查考《金史·本纪第五·海陵庶人》有云，其“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14]”。最后之《赞》曰：“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翦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15]对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可谓贬低至极点了。而且《金史·本纪第十三·卫绍王纪》云其“身弑国蹙”，末章之《赞》曰：“卫绍王政乱于内，兵败于外。”[16]评价也是有贬无褒。由此可见，《中州集·贾益谦小传》与《金史》本纪所记相去较远。而小传所记却又为《金史·贾益谦传》全部抄录，则《金史》中对海陵王和卫绍王的评价前后矛盾。我们再看元好问的《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17]一文可知，就访贾益谦的编修官即是元好问本人，且其中所记贾氏之言也与此相同，则小传所记当为可信。由此可见出元好问作为史官的正直品质。因此，小传所记的材料对了解金海陵王和卫绍王的真实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战争方面的材料
金末战乱频仍，《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有不少记录。如王万钟小传（《中州集》卷七，P370）中有云：“初，用之闻北兵入塞，即以吾州为不可守，去。之太原，五年不敢归。贞祐二年，州破，死者十余万人。”这里北兵当指蒙古军队，吾州即忻州城。小传所记的这场战争即是蒙古军队攻破忻州城之战。我们查考《金史·本纪·宣宗纪》所记载的贞祐初年之战事，有云，“贞祐元年，冬十月，大元兵下涿州”，“徇观州、河涧府、沧州”，“贞祐二年，大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怀州，下岚州”，“（贞祐二年四月）时山东、河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18]。记录了这么多的州城失守，却对这场死伤达十余万人的极为惨烈的忻州之役没有丝毫记录。王万钟是忻州秀容人，与元好问是同乡，就死于这场战争之中。而且，元好问本人也是从这场战祸中侥幸逃生，而他的哥哥元好古（字敏之）却不幸罹难。可以说元好问对此次战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小传所记当然是可靠的。
又如韩玉小传（《中州集》卷八，P417）中也记到：“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温甫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月得万人，藉秦州场买马官香，及凤翔冒买马七百，宝鸡埋没官铁，他州郡弓弩数千以给军。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关于这场战争，金人刘祁在《归潜志》中也记到：“大安中，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边州。陕西帅府檄温甫为都统，募军，得万人，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19]《金史·韩玉传》则全部抄录自《中州集·韩玉小传》。而考《金史·本纪·卫绍王纪》所记大安三年之事中，并未记载这次胜仗，又《金史·外国·西夏》中也只有这样的记载：“大安三年，金兵败绩于会河堡，夏人乘其兵败，侵略边境，而通使如故。”[20]同样只记败而不记胜。这可能与修《金史》者视金国为寇仇的敌对立场有关系。因修史者的主观偏见而忽略事实真相，甚而至于篡改历史，自然会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中州集》小传中记载的这些历史资料显然是真实的，因此，也就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还在马舜卿小传（《中州集》卷九，P452）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正大四年冬，薄游凤翔，徳顺州将爱申，以书招舜卿，舜卿欲往，凤翔总管以敌兵势甚张，吾城可恃，徳顺不可守，劝勿往。舜卿曰：‘爱申平生未尝识我，一见为知己。我知徳顺不可守，我往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死也。’乃举行槖付族父明之为死别，冒险而去。既至，不数日受围，城中义兵七八千而已，州将假舜卿凤翔总管判官，守御一以委之，凡受攻百日，食尽乃陷。”查考《金史·马肩龙（舜卿）传》可知，其内容基本上抄录自《中州集·马舜卿小传》，但对这一战争的叙述却极为简略：“正大三年，客凤翔，元帅爱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于难。”[21]而且时间也有所改动。再查与马肩龙紧紧相接的《爱申传》则云：“正大四年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遗书招之……”[22]所记应为同一战争，但时间却不同。再查《金史·本纪·哀宗纪》有云：“正大四年三月，大元兵平德顺府，节度使爱申摄府判马肩龙死之。”[23]可以证实，元好问在《中州集·马舜卿小传》中所记相当准确。
以上所记皆为金末之战争，小传中还有关于金初战争的记载，如张孝纯小传（《中州集》卷九，P455）有云：“宣和末，知太原。国兵围，守踰年，人相食几尽，乃下。”考《金史·本纪·太宗纪》有云，“天会三年，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当月，金兵就“自西京入太原”，“十二月戊午，宗翰围太原”，“四年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经略使张孝纯。”[24]“宣和”为宋徽宗年号，共七年。宋宣和七年即为金太宗天会四年（1125），《金史·本纪·太宗纪》所记这场宋金“太原之战”历时将近一年，可证小传所记是相当真实和准确的。
又何宏中小传（《中州集》卷十，P504）有这样的记载：“宣和元年，集英殿试策，中第二，调滑州韦城尉。汴京被围，州郡多避走，独韦不下。兵退，统制武汉英奏辟，钦宗御札召赴军前，以路塞不果，因请兵真定宣抚司，时副帅种师中兵已溃，宣抚司檄定远副汉英，守银冶路。既而太原破，西路无完城，定远等提兵并山而东，将赴援京师，俄汉英战死，定远收合散亡，立山棚七十四所，号令所及，千里而远，艰食数月，人不敢相食，诏以为武节大夫，河东、河北两路统制接应使。是后，国朝兵日盛，所守唯银冶一城而已，帅府募人生致定远。天会五年二月，粮尽被擒。”查考《金史·本纪·太宗纪》之天会五年大事纪中没有记载这一场战争，则小传所记可补《金史》之不足。同传中还记载：“宣和末，方贼扰江浙，定远以太学武举进士，陈破贼三策，徽宗褒谕，谓非近日言事者所可比。已而破贼如定远策，遂知名。”可知宋军破方腊农民起义军乃是用何宏中的计策，这可供研究《宋史》者参考。
（三） 外交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和宋、金和西夏之间外交活动的记录。如朱弁小传（《中州集》卷十，P514）有这样的记载，“绍兴十二年，皇子生，大赦，宋使洪皓、张邵、朱弁南归。”[25]考《金史·交聘表》有云：“皇统二年八月丁卯，诏遣宋使朱弁、张邵、洪皓等归。”[26]再考《金史·本纪·熙宗纪》皇统二年大事纪有云：“（二月）戊子，皇子济安生……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八月丁卯，诏归朱弁、张邵、洪皓于宋”[27]。“绍兴”为宋高宗年号。宋绍兴十二年即为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由此可证，元好问在小传中所记相当准确（而《金史》研究专家张博泉先生在其《金史简编》一书的附录三《金朝大事年表》中云“皇统三年（1143）六月，放宋前遣使洪皓归宋”显然有误）。
再如李献甫小传（《中州集》卷十，P496）有这样的记载：“正大初，夏人请和，朝廷以冯子骏往议，钦用预行。夏使有口辩，冯善人无以折之，往复之际，至以岁币为言，钦用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敝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而为兄弟之国，使兄而输币，宁有据耶？’曰：‘兄弟且不论，宋日曾与吾家二十五万匹，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钦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敝邑虽岁捐五十万，某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考《金史·交聘表》有云：“正大元年十一月，夏谴使议和。”“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夏称弟，各用本国年号，遣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中书省左司郎李绍膺来聘”，“十月，遣聂天骥、张天纲，使夏讲和事”，“十二月，夏使朝辞，国书报聘称‘兄大金皇帝致书于弟大夏皇帝阙下’，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孙弘毅充报成使。”[28]从开始和谈到和议成功，并没有丝毫提及冯延登（子骏）和李献甫（钦用）之功。再考《金史·本纪·哀宗纪》亦云：“正大元年冬十月，夏国遣使来修好”，“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冬十月，以夏国修好，诏中外。”[29]同样没有提及冯延登（子骏）和李献甫（钦用）的和议之功。而《金史·外国·西夏》中仅记“正大元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30]《金史·聂天骥传》和《金史·张天纲传》中对金夏和议之事也毫无记载。《金史·李献甫传》则全部抄自《中州集·李献甫小传》。而李献甫是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则小传所记当为可信。显然，这些记载可补《金史》之不足，对研究金朝与西夏的外交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官制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代的政府机构设置和官员职责方面的记载，比如王扩小传（《中州集》卷八，P419）中有这样的内容：“泰和七年夏旱，充之以监察御史受诏审冤，因为同列言，往时审冤，一切以末减为事，至杀人者之罪，亦贳出之。地下之冤，当谁理之乎？使还，言创设三司不便，大略言，‘三司之设，特以刻剥为事。大定间，一曹望之为户部，天下仓廪府库皆实，百姓无愁怨之声，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称也。今三司官，皆户部旧员，掾属亦户曹旧吏，岂有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者？乞复户部之旧，无骇民听可也。’”元好问在为王扩所撰的碑铭《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31]中亦记载此事。《金史·王扩传》亦从《中州集·王扩小传》中抄了这部分内容，且最后又说“既而三司亦竟罢”[32]。而查考《金史·百官志·三司》则云：“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贞祐罢之。”[33]又《金史·百官志·劝农使司》云：“劝农使司，泰和八年罢，贞祐间复置”，“劝农使司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34]《金史·百官志》中所记的劝农使司和三司中的劝农科在职权上显然有重复交错之处，那么，在设立的时间上定有先后之别。据其所记当为泰和中先罢劝农使司，既而又设立三司，并在三司中另设劝农科，负责劝农力田之事。这就与《金史·王扩传》所云“泰和七年夏，……（王扩）言创设三司不便……既而三司亦竟罢”自相矛盾。而《中州集·王扩小传》只记王扩曾上书议论过设立三司的不便之处，但并没有明确地说朝庭就因此而罢三司。很显然，小传的记载是可信的。
又李汾小传（《中州集》卷十，P490）则记录了有关国史院设置和官员职责的内容：“元光末，用荐书得从事史馆。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谓之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平居无事，则翰长及从事，或列坐饮酒赋诗，一预史事，则有官长掾属之别。”查考《金史·百官志·国史院》可知，“国史院（先尝以谏官兼其职，明昌元年，诏谏官不得兼，恐于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监修国史，掌监修国史事。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同修国史二员。编修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四员。检阅官，从九品（书写，女直、汉人各五人），修辽史刊修官一员，编修官三员”[35]。比较两者有些许不同之处。而李汾是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曾在国史院做过书写官，而且元好问本人也做过编修官。可以说元好问对国史院是较为了解的，因而其所记载也是可信的。那么，小传所记可补充《金史·百官志·国史院》之不足，对研究金代官制有重要的价值。
（五） 科举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些关于金代科举方面的记载，比如李晏小传（《中州集》卷二，P100）有云：“明昌初，为礼部尚书，分诸道府试，复经义，设经童科，皆自致美发之。” 《金史·李晏传》亦云：“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上可其奏。”[36]考《金史·选举志》有载：“（太宗天会）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37]又云“上于听政之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窃念久矣。国朝设科，始分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150人、经义50人，南选150，计350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70人、经义30人，南选150人，计250人。以入仕者多，故员不阙。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县令员阙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勿限以数。’（大定）二十八年，复经义科”[38]（《金史·李晏传》亦有同样记载）。又，“旧制，试女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大定二十九年以复设经义科，更定是制。”[39]可知《金史·选举志》只记载了金代科举制度变更的过程和时间，并没有说明朝廷是听取了李晏的建议才复设经义科的。而《中州集·李晏小传》和《金史·李晏传》中则明确记载了李晏建议复经义科和最终被采纳的情形。另外，《金史·选举志》还记载：“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言：‘经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及50人，因以为常。天德时复废。圣主复置，取以百数，恐久积多，不胜铨拟，乞谕旨约省取之。’上曰：‘若所诵皆及格，何如？’守贞曰：‘视最幼而诵不讹者精选之，则人数亦不至多也。’复问参知政事胥持国，对曰：‘所诵通否易见，岂容有滥？’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选，亦可复取其精者。’持国曰：‘是科盖资教之术耳。夫幼习其文，长玩其义，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选者，加之修习进士举业，则所记皆得为用。臣谓可勿令遽登仕途，必习举业，而后官使之可也。若能擢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中府荐或会试，视其次数，优其等级。几举不得荐者，从本出身，又可以激劝而后得人矣。’诏议行之。”[40]并没有关于李晏建议设经童科的记载，则小传所记可补《金史·选举志》的不足。
又如高有邻小传（《中州集》卷八，P403）记载：“大定三年，第进士，历州县，为尚书省令史。时相议诎词赋、专明经，徳卿以赋有谲谏之义，反复诘难，竟得不罢。尔后擢第者，廷试时务策亦自徳卿发之。”考《金史·选举志》有云：“承安四年，上论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41]《金史》校勘者怀疑“至宋王安石为相”处与上文不衔接，可能有脱文。[42]我们参考《中州集·高有邻小传》，猜测此处上书的宰臣可能就是高有邻。若果真如此，就可补《金史》的缺失，对研究金代科举制度有重要意义。故于此处拈出，以供专家学者参考。
（六） 经济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代社会户籍和经济方面的记录，比如李晏小传（《中州集》卷二，P100）有云：“初，辽入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一切免为民。闾山寺僧赐户三百，与僧共居，供役而不输租，故不在免例。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又诉于致美。致美上章，大略谓，‘天子作民父母，当同仁一视。分别轻重，乃胥吏舞文法之敝。陛下大明博照，岂可使天下有一民不被其泽者？且沙门既谓之出家，而乃听其与男女杂居乎？’书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诏致美，与相诘难。致美伏御座前曰：‘前日车驾幸辽东，闾山寺曾供从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无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大笑曰：‘李晏刼制我耶！’即日免之。”考《金史·李晏传》有云：“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民。’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43]再考《金史·食货志》：“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44]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税户”是辽代的一种户口制度，是指打了胜仗后分给贵族和功臣等人的俘虏。这些俘虏从此沦为奴隶，他们既要给国家输租，又要给主人纳税，故称为“二税户”。金灭辽之后，于大定初年，下令废除“二税户”，但闾山寺的“二税户”由于某些原因仍然保留下来。后来世宗听从李晏的意见终于全部废除“二税户”。比较以上三者所记，《金史·食货志》所说的“二税户”仅指分赐给寺院中奴隶，范围较小；而《金史·李晏传》所记则较为笼统；只有《中州集·李晏小传》所记最为全面准确。又如刘从益小传（《中州集》卷六，P303）记载了他在做叶县令时的一些情况：“叶，剧邑也。兵兴以来，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其岁入七万石故在也。云卿请于大农，为减一万，民赖之，流亡归者二千余家。”《金史·刘从益传》全部抄录自《中州集·刘从益小传》，只是把“二千余家”改为“四千余家”。这段记载对研究金代人口和赋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中州集》不仅是一部诗词选集，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学著作。其文学价值自然是体现在其中所选的诗词作品中，而其史学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作家小传部分。《中州集》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它不仅在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金史研究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虽然《中州集》在金代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也并非没有缺陷，比如其中的作家小传部分就存在不少错误和缺失。对于这一点，今人胡传志教授和薛瑞兆教授已多有指正[45]，此不赘述。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州集》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依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论著问世，把金代文学的研究向推向更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金]元好问编．《中州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2. [金]刘祁撰，崔文印校点．《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
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 1975年
4.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中国文学研究》第八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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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纪昀总纂《<中州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188，第5138页。
[②] 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2—131页
[③] 参见拙文《<中州集>编纂体例的开创性和示范性》，载《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7-68页。
[④] 胡传志《<中州集>的编纂过程和编纂体例》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50-54页
[⑤]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一（谈艺一），中华书局，1982年。
[⑥]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⑦] [清]纪昀总纂《<中州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188，第5138页。
[⑧] 本文所用《中州集》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后文只随文标注卷数和页码，不再出注。
[⑨]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26，第2742页。
[⑩] 其中前5位全部抄自《中州集·薛继先小传》，卷九，第480页。
[11] 高人雄《<中州集>的史料价值》，载《档案》1997年第5期，第37-39页。
[12]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29，第2778页。
[1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64，第1527页。
[14]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第91页。
[15]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第118页。
[16]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3，第298页。
[17]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第705页。
[18]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4，第302页。
[19] [金]刘祁撰，崔文印校点，《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卷5，第48页。
[20]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34，第2871页。
[21]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23，第2692页。
[22]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23，第2691页。
[2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7，第378页。
[24]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3，第53—55页。
[25] 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州集》没有这几句话，兹从《四库全书》本补出。
[26]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60，第1402页。
[27]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4，第78-79页。
[28]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62，第1486—1488页。
[29]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7，第375—376页。
[30]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34，第2876页。
[31]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
[32]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104，第2294页。
[3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5，第1244页。
[34]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5，第1243页。
[35]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5，第1245页。
[36]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96，第2128页。
[37]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34页。
[38]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36页。
[39]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47页。
[40]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49页。
[41]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37页。
[42]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51，第1154页。
[4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96，第2127页。
[44]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 1975年，卷27，第1033页。
[45] 胡传志《<中州集>文献失误琐考》载《晋阳学刊》1995年第3期，第79-80页；薛瑞兆《<中州集>小传校札》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第116-121页。
转自http://www.sxdtdx.edu.cn/ygwh/onews.asp？/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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