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遗恨》是一本由王功恪著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图书，本书定价：8.50/10.80/13.5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楼兰遗恨》读后感(一)：历史的另一面

　　引用丁子人为《西域大盗》写序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

　　第一本《楼兰遗恨》写瑞典人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并洗劫一空；

　　第二本《丝路魔影》英国的斯坦因三次来华，敦煌 尼雅遭劫；

　　第三本《古道幽灵》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冯勒柯克在吐鲁番和龟兹（今库车）盗挖。

　　当今世界在标榜这些探险家，他们的著作成为经典和权威。受后人的顶礼膜拜。"历史是面多棱镜"。在我们看到由他们创造的辉煌的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由理由充分反思，充分认识到这种盗贼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耻辱。

　　我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然而事务的另一方面总值得我们反思。

　　记得去年在土峪沟参观冯勒柯克遗址和千佛洞的时候，和随行的一位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争论这件事。她的观点庆幸这些文物被盗挖，这样蔡可以保留下来。我觉得这种观点太极端。文物被保留被延续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粗暴的盗挖形式又掩埋了多少更多的文物，文化盗贼就是文化盗贼没什么值得崇拜。庆幸是一方面耻辱是一方面。

　　接触王功恪老师，从2005年开始，是我唯一的一位往年交。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年轻。他的严谨，执着和不折不挠，一直以来影响着我。

　　作为一个探险旅行的爱好者不自觉开始对历史宗教文化开始感兴趣，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读懂遗迹背后的故事......

　　和王老师的交流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与其说是交流还不如说是学习，因为在这方面王老师有着深入的研究。三生有幸能认识王老师......

　　这套书推荐大家读一下，因为是历史系列小书，采用的形式比较独特，没有历史专著的枯燥，用小说叙事的形式来还原真实历史。

　　新疆是个迷人的地方，读到一些地方，仿佛又置身新疆的沙漠，草原，冰川，多彩的民俗文化中......

　　《楼兰遗恨》读后感(二)：应该记住的要刻骨铭心——读《西域大盗》

　　能从阅读中同时获得沉痛与思考、智慧与情趣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近日读了新疆大学王功恪教授的系列历史小说《西域大盗》如同在光明与黑夜中穿行过一样，一种久违的冲动令人不得不掩卷深思。这是部反映以“伟大的发明”载入“史册”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的外国文物大盗如何在中国西域“探险”以及疯狂抢劫的系列故事。全书由《楼兰遗恨》、《丝路魔影》、《古道幽灵》、《沙海谍踪》、《大盗西行》5册组成，被评论界称为“揭开西域考古史和文化史的神秘帷幕，展现了丝路文明气势恢宏的壮丽画面”的力作。

　　作品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在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中，作者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和探索精神，在对中国西域考古史作出了深入而系统的考察之后，以流畅、清新的文笔，展示与还原了历史上的一幕幕真实。西域，是中国古代西部一块宝地，也是19世纪西方列强觊觎侵占的猎物。于是，他们便一个个打着“学者”、“探险家”、“传教士”的旗帜，开始了对中国西域最疯狂最贪婪的抢劫。作品通过人物性格冲突、矛盾，撕开闯入西域的外国“友人”的伪装面貌，在一个个真实曲折的故事中刻画他们的个性，如斯文·赫定超凡的雄心、过人的才智，却善于伪装与欺骗；斯坦因博学多才、能言善变，却为人十分奸猾、狡诈；橘瑞超年轻英俊、精明强悍却处处透着虚伪和狂妄。没有激昂的情绪，没有义愤填膺的言辞，但文字中所透出的那种批判却振聋发聩。作品将中国历史上揪心的一幕幕和这些生命个体相联系，把笔触深入到这些“考古学上的贼”（英国学者彼得·霍普克语）所支撑的国度中，以还原历史的方法揭示这段令国人深感辛酸经历——拥有璀璨文明的国度，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取豪夺却无力自保，这种直逼灵魂的屈辱与痛楚会让任何一个读者扼腕深思。

　　作品不仅仅停留于还原触摸历史的阶段，而是把丝绸之路上各种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生动细腻描绘。古国、故城、烽燧、遗址、石窟、大漠、沙海、古树，在作者笔下复活了，组合成了神奇迷人的西域风情，构造出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绝伦的文学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再现出西域古国风采和丝绸之路上的灿烂文明。那些原本躺在枯燥的考古领域与学术领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景观鲜活起来了，人们能跃过时空界限，“眺望”到美丽的西域，感受到彼时彼境彼情；同时这也为人们解读小说人物所处的环境状态、心理状态提供了最佳视角。

　　作品的成功除了作者对这段古西域史怀有独特的挚情之外，更在于作家对写作本身的执着与思考。作者用了近8年的时间，考证收集整理资料，以跨文体的方式融入人类史、民族史、战争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语言史。它植根于历史，在事实的发展中揭示真实，并试图在真相中撕碎那些堂而皇之的被载入“史册”的谎言。以小说文本的形式阐释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克制自己才是人类的第一课题”的意义，并以之告诫人们：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民族，应该记住的要刻骨铭心，不该忘记的要没齿不忘。《西域大盗》王功恪著新疆人民出版社

　　光明日报·高卫红

　　《楼兰遗恨》读后感(三)：应该记住的要刻骨铭心——读《西域大盗》

　　能从阅读中同时获得沉痛与思考、智慧与情趣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近日读了新疆大学王功恪教授的系列历史小说《西域大盗》如同在光明与黑夜中穿行过一样，一种久违的冲动令人不得不掩卷深思。这是部反映以“伟大的发明”载入“史册”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的外国文物大盗如何在中国西域“探险”以及疯狂抢劫的系列故事。全书由《楼兰遗恨》、《丝路魔影》、《古道幽灵》、《沙海谍踪》、《大盗西行》5册组成，被评论界称为“揭开西域考古史和文化史的神秘帷幕，展现了丝路文明气势恢宏的壮丽画面”的力作。

　　作品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在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中，作者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和探索精神，在对中国西域考古史作出了深入而系统的考察之后，以流畅、清新的文笔，展示与还原了历史上的一幕幕真实。西域，是中国古代西部一块宝地，也是19世纪西方列强觊觎侵占的猎物。于是，他们便一个个打着“学者”、“探险家”、“传教士”的旗帜，开始了对中国西域最疯狂最贪婪的抢劫。作品通过人物性格冲突、矛盾，撕开闯入西域的外国“友人”的伪装面貌，在一个个真实曲折的故事中刻画他们的个性，如斯文·赫定超凡的雄心、过人的才智，却善于伪装与欺骗；斯坦因博学多才、能言善变，却为人十分奸猾、狡诈；橘瑞超年轻英俊、精明强悍却处处透着虚伪和狂妄。没有激昂的情绪，没有义愤填膺的言辞，但文字中所透出的那种批判却振聋发聩。作品将中国历史上揪心的一幕幕和这些生命个体相联系，把笔触深入到这些“考古学上的贼”（英国学者彼得·霍普克语）所支撑的国度中，以还原历史的方法揭示这段令国人深感辛酸经历——拥有璀璨文明的国度，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取豪夺却无力自保，这种直逼灵魂的屈辱与痛楚会让任何一个读者扼腕深思。

　　作品不仅仅停留于还原触摸历史的阶段，而是把丝绸之路上各种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生动细腻描绘。古国、故城、烽燧、遗址、石窟、大漠、沙海、古树，在作者笔下复活了，组合成了神奇迷人的西域风情，构造出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绝伦的文学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再现出西域古国风采和丝绸之路上的灿烂文明。那些原本躺在枯燥的考古领域与学术领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景观鲜活起来了，人们能跃过时空界限，“眺望”到美丽的西域，感受到彼时彼境彼情；同时这也为人们解读小说人物所处的环境状态、心理状态提供了最佳视角。

　　作品的成功除了作者对这段古西域史怀有独特的挚情之外，更在于作家对写作本身的执着与思考。作者用了近8年的时间，考证收集整理资料，以跨文体的方式融入人类史、民族史、战争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语言史。它植根于历史，在事实的发展中揭示真实，并试图在真相中撕碎那些堂而皇之的被载入“史册”的谎言。以小说文本的形式阐释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克制自己才是人类的第一课题”的意义，并以之告诫人们：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民族，应该记住的要刻骨铭心，不该忘记的要没齿不忘。《西域大盗》王功恪著新疆人民出版社

　　光明日报·高卫红

　　《楼兰遗恨》读后感(四)：西域考古探险史上的论战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中叶，是新疆考古史上最热闹、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以“三斯”--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在新疆频繁出入，进行了大量的盗劫式发掘，大量文物珍品被运往国外。对他们的这些活动，有人认为是“强盗行径” ，有人认为是“功不可没”。２００５年末，《帕米尔》杂志社就此话题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观点针锋相对。现将发言摘要刊登如下。高论纷呈，读来相信将不无裨益。 　　

　　霍旭初 （新疆社会科学院龟兹研究所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著有《龟兹艺术研究》、《西域佛教文化论稿》等）：

　　文物被盗最严重的，就属新疆的石窟壁画了。克孜尔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大块大块的壁画被切割的痕迹历历在目。可以说，一进洞窟是满目疮痍。有自然脱落的，但很多是刀割的痕迹，一块一块的，有的是整个洞窟全部被割走。如果这些东西不被拿走，新疆石窟壁画的面目就会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剩余的壁画已经不多了，精美的壁画绝大部分已流失国外。这些壁画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被挖得面目全非，看上去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

　　德国人发表过一个数字，说从克孜尔石窟挖走的壁画是３２８．０７平方米。这是全世界公用的数字，似乎成了一种定论。

　　我就怀疑。我专门进行了调查，登梯子，一块一块测量。抛除自然脱落的那一部分，不敢肯定的也没有算，俄国人、日本人挖走的也没有算，光德国人挖走的壁画就是５００多平方米。后来我去了德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数字是什么数字？”他们也是含糊其辞，说可能有误差。实际上，他们挖掘的时候就已经毁坏了相当一部分壁画，损失将近一半。另外，到了德国以后，由于德国民俗博物馆经费拮据，他们卖了一部分壁画。据我了解，卖了的石窟壁画有将近１００平方米。

　　后来我们又从美国、比利时、法国、英国找资料，这些国家都从德国买过石窟壁画，美国买得最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轰炸柏林，有１／３的新疆石窟壁画毁于战火。毁掉的主要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那是一种中间有佛的很漂亮的壁画，几乎都被毁掉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也毁掉了一部分，特别是７６窟，被称之为孔雀洞的壁画已经没有了。这些德国人也承认。这就是新疆的石窟壁画在国外的遭遇。

　　有人说石窟壁画如果没有被窃走，留在中国可能还不如现在。这是一种谬论。我把德国人１９０３年拍的照片和现在的石窟壁画相对照，过了１００多年，大致上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后来人为的破坏并不严重。德国人在《新疆地下宝藏》一书中写道，他们之所以要拿走壁画，其一是穆斯林要破坏壁画，其二是怕发生地震。地震在１００多年内发生过几次，有些壁画是坍塌了。如果说穆斯林会破坏壁画，这是错误的。与１００多年前的照片对照，以前的壁画什么样，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没有多大破坏。在克孜尔石窟，有一位叫尼牙孜的老汉，一生中有７０多年都守着石窟，直到９０多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拿着个大木棒守着石窟，任何人都进不去。他说：“这是国家的宝贝，任何人都不能破坏。”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穆斯林不是一定要破坏壁画。

　　其实这些国家的许多学者，也都不赞成这些盗窃行为。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到克孜尔石窟来参观。一进石窟，看到壁画被挖的惨状，她用英语说了一句“可耻”。就是在当时，哥伦·威德尔也是坚决反对挖壁画的。洛普克坚持要挖。为这一问题，两个人差一点断绝了友谊。哥伦·威德尔认为，文物是坚决不能离开母体的。

　　他们究竟是强盗还是功臣？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各国探险队的情况有所不同，盗走以后的目的也不一样。必须强调，外国人掠夺我们的文物是不能加以肯定的，无论从道义、文物原则还是从学者的职业道德上来讲，都是不能成立的。他们抓住其中的一点，说满清政府是开过路条的。他们是采用欺骗手段，说是运走多少箱货物，骗取海关同意，实际上拿走的是文物。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拿走壁画后，作了一些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为推动新疆的古代文化研究作出了成绩，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其中有些人是学者，不应该称之为强盗。人和人不一样，像斯文·赫定，可能略好一点；斯坦因是最狠的，德国人很厉害。日本人是佛教徒，他们是从佛教的角度考虑，对穆斯林有戒心，认为壁画是佛教的东西，现在穆斯林在新疆，不放心。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算历史的旧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研究有明显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倾向。在德国，我们的文物是放在印度艺术博物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把新疆古代的东西，全都认为是外来文化--印度的。他们不承认新疆是一个有自己文化体系的地方。在外国人的论文里面，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龟兹文化是印度文化，或者是波斯、希腊文化。这是我们双方研究上的一个焦点。我们认为，外来的东西到了新疆以后，在本地土壤生根、发芽、成长，我们产生过灿烂的于阗文化、高昌文化、龟兹文化。新疆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是在自己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文化。

　　总之，把西方探险家们的盗劫行为说成是功不可没，是一种谬论，是不能接受的。这里面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们不反对文学的夸张、加工，但基本事实不要搞错。我希望这类文章不要戏说，要正说，要正确阐述历史，不要编。我希望一些作者尊重一下我们文物工作者的感情，也尊重国家的尊严。

　　王功恪 新疆大学教授、作家。著有《西域大盗》５卷、《揭开塔里木神秘的面纱》、《新魔鬼城奇观》等：

　　尽管他们都是有一定造诣的学者，但他们对新疆文物的掠夺和盗窃所采取的手段是很卑劣的。有些人说他们是英雄，我实在没法理解。从历史上来看，他们的考古与他们的炮舰政策，还有他们的传教活动，是异曲同工的。炮舰政策是用实力来占领我们的土地，而斯坦因等人的考古思想很明确，他的观点就是和田地区是印度的殖民地。他拼命想用文物来证明这一点。这个荒谬的观点正是英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西方中心论经过１００多年，并不是越来越淡了，而是越来越浓了。直到今天，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文明。前年，全世界１８个大博物馆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拒绝归还中国的文物。为什么希腊的可以还，埃及的可以还，埃塞俄比亚的可以还，惟独中国的不给还？这说明他们压根蔑视我们中国人。有些人说这些人是英雄，我觉得是丧失了民族自尊心。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回到民族自尊心这个问题上来。 　　

　　周涛 （少将、诗人、作家）：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换一种眼光来看，换一种思路来想。１８、１９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旅行家，以世界为舞台，展开了他们的学术活动。这是当时那个时代产生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化现象。人类已经不能满足于在自己的国界里只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来认识和解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它必然会打破疆界，突破樊篱。

　　我是这样想的，这样一大批学者，在长达──这准确的数字我说不来，恐怕有３００年的时间，渗透到世界各个部位，其中肯定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付出了某些代价。有的是惨痛的，有的是屈辱的；但我想，他们留下来的，一批学者留下来的东西，是异样地辉煌，大大地推动了近代、现代的文化发展。与这些学者的贡献相比，这些所付出的代价我想也是必然的。

　　我们中国恰好是非常不幸地成为这个时期比较落伍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究竟谁对谁错。你这样做对不对？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对不对，只有强不强。谁叫你不行呢，你保护不了自己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财富，而且你也研究不了，你自己都不能认识自己。恰好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人、美洲人竟然如数家珍，你什么玩意值钱他知道拿什么。

　　刚才王先生讲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文物，我就想，一般的、没有相当水准的人，是不知道拿什么的。抢圆明园的，肯定不知道拿什么好，逮着什么拿什么。

　　我看过一些斯坦因的书，看得不多，粗略地了解一些皮毛，但我看了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废墟记》，令人叹为观止，写得真好。我看到的是学者的那种精神，那个才华，那个学问。就是这种东西，真正值得我们这个民族去学习。那种探险精神，尽管有些手段，可能是比较狡猾、比较卑劣的，但他在那个条件下，他不卑劣、不狡猾能拿去研究吗？他完全讲仁义礼信，讲你的道德，他没法进行这个研究，他不能进入你的领土。因而我想，和他所作出的贡献、对人类文化推动的贡献相比，他的这些不足和行径，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我们直到今天，哪一个人，数百年来，写出过《沙埋和田废墟记》这样的作品？没有人写出来。中国人应该感到可耻的不是他拿了你什么东西，而是你的研究没有超过他，没他的本事。他不光是考古学家、地理学家，而且是文学家。《沙埋和田废墟记》在文学上达到的地位，几乎是作家们没法比的。哪一个散文家写出过这么好的散文？这种人，他所忠于的不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而是他的科学精神，他的探险精神、求知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更应该算计的是怎么从这批学者身上学到他们这种精神，而不是去算计你拿走了我们家几个瓦罐还有两个瓶子，还有好几卷书。算这个账干什么？如果你强大的话，你也会到他家里去拿，毫不犹豫的。你不拿你怎么研究这个世界呀？你研究不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在你这个国度里，它散布在整个地球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反对，斯坦因也好，还有一批学者，把我们的一批壁画挖走。挖走了，但保存下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得认账。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你就得认历史的账。在自然世界当中，它都有一个食物链，有一个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法则。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也存在这样一个法则。在这个法则之后，才有一些冠冕堂皇的道理。而掩藏在冠冕堂皇后面的，恰恰是人的动物性、人的生存法则。这没什么好商量的。

　　不光是我们的文物被人家盗走，我们的国土也被人家分割。如果“二战”的结果不是盟军取胜的话，如果有好几个历史上的偶然是另一种道路，中国直到今天可能还在和日本人斗，还不一定能取胜。八年抗战能不能抗赢不好说。你和他的对比是一百五十分之一的比例，你的钢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你的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和人家没法比。你冤枉什么？你就是个挨打的货，是不是？谁叫你不行呢？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伟大复兴就是让自己强起来。你只有变成一个强国，你才有资格谈仁义道德，否则你就没有资格谈。谁会跟你商量？

　　“西方文化中心论”，从漫长的历史上讲，这种论调是错误的；但从近代、现代史的角度讲，它就是这么回事。西方文化就是中心，如果不是中心，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享受的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酒吧吗？有汽车、飞机、铁路吗？所有的现代文明几乎都是西方创造的。你一边享受着它，一边不承认它，行吗？

　　你一定要从根本上去认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改变这个西方文化中心。你强大了，你现在的钢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你的粮食总产量，你的国民生产总值怎么样？如果再过１０年，能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在这个时候，你的文化就将反过来影响它。你强大，你的文化辐射力就大；你不强大，你就没有文化辐射力。等到你国家强大的时候，你的文化自然也要扩张，它不能不扩张。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要反对中国文化中心论。所以说，你最好创造咱们自己的中心。

　　一家之言。不过我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发言权永远属于强者。

　　谢纲振 （作家、《新疆经济报》文化编辑部主编、新疆龟兹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遗落荒漠的故事》、《星火点点》等）：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没多少话可说，强盗就是强盗，他就是把你的东西拿走了。现在这个时代毕竟还是有国界的，抢走、拿走怎么能说是功劳呢？说他们有没有贡献，我想也是有的，但并不是说抢劫这个行为就是好的、正确的。至于说他们不抢走会怎么样？我们能不能保护好？这个不必假设，历史就是历史。今天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一些文化和科技已经突破了国界。我听说有个德国女学者，把整个当年他们抢走的壁画拍成图片，整理成一部资料，给龟兹研究所送了一套。这说明这些学者已经突破了他们所属的那个国家、那个研究所了。

　　从我们今天来看，敦煌了不起。而真正把敦煌的旗号打出来的，是人家，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人说，没有这些人的掠夺，没有这些人的研究，敦煌学恐怕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从这些人之后１００年来，中国学者到底把这个研究推进了多少？就我了解，中国学者也确有贡献，有些很精彩的文章。恐怕西方人这些说法也是值得打问号的。

　　丝绸之路的基本特征就是跨越民族、跨越国度。从全人类的角度去看，我想这个研究是一种贡献。我们今天该做些什么？新疆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学点斯坦因、斯文·赫定这些人的精神，可能就会出大成绩大成果。他们既有学者的作风，又有探险家的勇气。我不知道斯文·赫定他们当时花了多少钱。解放５０多年了，我们的学者有一大堆，我们花掉的钱比他们多得多，我们的成绩还远远赶不上人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赵光鸣 （新疆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六届全国委员。著有《绝活》、《迁客骚人》等）：

　　１９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到处游弋的那些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没有一个出自弱国贫国。他们全都来自英、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强国。斯文·赫定虽是瑞典人，但也有沙俄帝国的背景。他们在新疆掠取文物的行径，和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殖民掠夺、侵略和征服是同步的，其掠夺的帝国主义性质是非常突出的。一是极其疯狂贪婪，肆无忌惮，盗劫规模极其巨大；二是取其一点，不顾其余，对完整的文化遗存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这些文明的盗贼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对圆明园的疯狂抢掠毁坏，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看不到这个本质，而醉心于盗贼间细微的差别，甚至同情他们为盗掠所找的堂皇的口实，作为中国人，实在是匪夷所思。

　　英雄论和功臣论所持的论据之一，是幸亏这些文明人把我们的文物“运”了出去，替我们保存了起来，不然它们即使不毁于自然剥蚀和破坏，也会毁于战乱和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自然力、战乱和“文革”之类的破坏是存在的，但由此而断言文物大盗为中国人民做了好事是滑稽的。就新疆文物存在的现实看，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文明人”的疯狂盗劫，我们文化遗存的精华绝不会毁坏成现在这样的面目。因有内盗而美化外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英雄论和功臣论的另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文物的外流，促进了世界性的学术潮流的形成，引发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兴趣，出现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客观公正地讲，西方的学问家，包括那些文明的掠夺者在内，在东方学研究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但究其根本，他们所做学问的基本立场还是“西方中心论”。这样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偏颇的。在此点上，我非常赞同霍旭初教授的观点。西方的学问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的，我们为什么也要给自己戴一副这样的眼镜呢？

　　认为掠取他国文物有功的人，还有一个人类文明成果各国共享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人类文明精华，可以不分彼此，谁拿走都行，存放在哪里都无所谓。这看起来很有世界眼光，落落大方，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深入骨髓的弱国寡民的自卑心理，透露的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沮丧和挫败感。试问，生活在八方来朝的汉唐时代，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自卑感和挫折感吗？那时我们也有玄奘、法显那样的探险家和文化使者，千辛万苦，取经异邦。除了带回别国可以弘扬于世的文化典籍，我们不拿走人家的一针一线。人家的好东西是属于人家的，不能据为己有。那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真正的君子风度。 　

　　程万里 （新疆话剧团一级编剧、作家。著有话剧《罗布村情祭》、《吴登云》等，先后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优秀编剧奖和孔雀奖）：

　　古西域文物被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盗走的历史，是近代中国伤心史的一部分。而中国近、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一脉相承到现在的奋斗和崛起，也发端于这部伤心史的到来。

　　中国的事情很怪，如果不是被打疼了、逼急了、伤透心了，情况总是不会有所变化。因为按中国的传统，凡是改革、创新、改变现状一类劳什子，都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中国虽然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但中国人自古并不尊重科学和文化。那时候所谓的文化，不外乎是帝王的御人之术、官吏替帝王奴役百姓的技能、想升官发财者跻身官场的知识和普通人虚伪地协调人际关系的方法。而对于古迹文物、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从来是排斥的、蔑视的。

　　中国的传统是官本位。一些人手中一旦有权，就以为自己最高明，一切由他拍拍脑袋来定夺。管它什么文化遗产、学术成果，他说怎么整就怎么整，专家学者统统狗屁不如。中国还有多少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都被这些人随意地破坏了。其行径，比那些洋强盗们更令人伤心，因而也更可恶。

　　我也恨强盗们，但我觉得没有那些个强盗，中国人至今还会脑后拖着一条猪尾巴，骑着小毛驴，摇头晃脑地哼着四书五经，根本不去理会世界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强盗们实在是功臣。从这个角度说，洋强盗们取走之后精心地保存在欧洲各大博物馆中的文物，实在是幸运的。看在人家精心地替我们抢救和保存了那么多宝贝的份上，消消气，别再把人家骂得一文不值了。

　　虞翔鸣 （一级作家、新疆兵团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帕米尔》杂志执行主编。著有作品集《热的冰》、《豪雨》等）：

　　历史不存在假如。我们现在谈论历史上的事情，不是为了算过去的账，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而是思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种不了粮食也织不了布。我们不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才对。我们应该比工人、农民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要对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所预见，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建议。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问题已经是整个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共同思考的，比如非典、艾滋病、温室效应等等。现在比较清楚的是，世界上有两种趋势：有些地方在搞一体化，如欧洲、北美；而有些地方在闹独立、闹分裂。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科学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在搞一体化，越是穷的、落后的国家越在闹独立、闹分裂。很明显，影响世界前进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消除国界，世界大同，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事实证明，真正离共产主义最近的是欧洲。

　　我这样说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存世界上的这些文物，包括上世纪从中国掠走的这些历史文物，无论是放在大英博物馆还是故宫博物院，它们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你就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作为人类知识的先知先觉者，应该站得更高，有更远大的视野和胸怀来看待这个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

　　我们的东西被人家强行夺走了，这是事实，是强盗行径。但强盗们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并且开创、带动了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至少使这部分东西免遭破坏，这难道不是功不可没吗？近半个多世纪里，因战争和中国特色的运动，惨遭破坏的文物比几百年里破坏的还要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的短视往往使自己的某些行为在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背离。从不同的高度和视角看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或结论。

　　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我们的头脑和眼睛也不应该是单色和平面的。不一定非要非此即彼，事物常常会出现亦此亦彼的情况。强盗行径与功不可没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

　　稿源：《新疆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