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是一本由滨下武志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精选点评：

　　●滨下先生的快速入门版

　　●这个水了点

　　●一招鲜，吃遍天下哇～滨下多年都在炒同样的东西

　　●强推英文原版，东亚论的经典之作。

　　●按需。

　　●打破了“停滞的亚洲”的观念，让侵略中国的理由与前提发生动摇，同时也让中国人更全面客观的认识中国，

　　●朝贡不朝贡，贸易不贸易。没那么容易看懂啊

　　●这本书的翻译真是丢南开的脸。。。

　　●第一部阅读的滨下武志的书，还没能耐心全读完，甩锅给谁好呢，水逆吧。

　　●第一章莫名其妙的，刪掉好，要不以為是研究濱下武志的研究的研究。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读后感(一)：日本严谨的治学与研究

　　2019-03-30 09:50

　　对于这方面的历史我极为匮乏，看时的感觉就是很好，然后合上书说不清一二三，但是我仍然被这种严谨的考证与研究所感动，日本人在做学问、研究等各个方面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真值得中国学习。

　　每当提到出口贸易，唐宋明三朝都会用大量、多种等等词语来形容这种贸易的往来，同时也会说进口某种香料、物品等等，概念化的，详究我国贸易顺差的数字鲜有标示。而滨下先生以各种数字来论证其分析研究，准确、全面，东亚应该是中国近代以前主要海上贸易活动范围，书中也别有新意的重新注释了宗主国、附属国的影响（在提到朝鲜处理大明与大清关系有点不准确，1627年丁卯——明天启七年，朝鲜仁祖五年，后金天聪元年，阿敏率领大军攻占朝鲜大片土地，逼迫朝鲜签订了平壤誓约，1636年丙子——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该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亲征朝鲜，大破之。1637年正月三十日，朝鲜仁祖率领群臣出南汉山城，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明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着实让人欣赏到我国历史上的强大，但与近代的没落又形成巨大的反差，对国际形势失去准确的判断力，自骄自大，与世界文明科技拉开至今无法比肩有差距。而在清朝，最为活跃的则是经学、史学，中庸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史学考证、经学阐释也最为深入，无论如何都是只发展自己的文明，更加断送了与外界的交流融通，到近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则干之已弱，枝何能茂，只能说是为后世留下伏笔，以血雪耻。

　　想到另外一件事，日本情报机构从1964年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从而判断出：中国的大庆油田确有其事。以此为线索，日本情报机构开始全面搜集中国报刊、杂志上有关大庆的报道。在1966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日本情报机构看到了王进喜站在钻机旁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服装衣着确定，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大庆油田可能在冬季为零下三十度的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的东北北部地区。之后，来中国的日本人坐火车时发现，来往的油罐车上有很厚一层土，从土的颜色和厚度日本情报机构得出了“大庆油田在东北三省偏北”的结论。1966年10月，日本情报机构又对《人民中国》杂志上发表的王进喜的事迹介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中知道了“最早钻井是在北安附近着手的”，并从人拉肩扛钻井设备的运输情况中判明：井场离火车站不会太远。后来中标大庆油田的设备采购。日本人的这种钻研之深已经深入到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反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吗？

　　书斋学问两相宜吗？于丹明月之流大行其道，缺乏科学的态度，是一种俗媚，马未都对曹操墓的疑问正是严谨的声音，学术是独立的，其氛围自主且包容。现在，我们制造的多是"器物之学"或"学术泡沫"，离大师、大学问甚远！钱老（钱学森）生前，曾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功利的学术氛围，对埋头研究的人缺乏耐心。日本在伪满时期东北铺设的铁路，现在还有，小丰满水电站还在工作，甚至于张广才岭上的碉堡依然完好无损，这些都是严谨带来的产物，我们缺少。

　　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如此透彻，可敬之余当做深思，如X光透视面前，令人生畏。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读后感(二)：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史实”

　　滨下武志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以研究朝贡体系著名，当然，在本书中滨下涉及的就不仅仅是朝贡这么简单的体系了。他将着眼点定位在近代东亚，当然是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琉球、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是他研究的区域视野，而贸易体系、税收制度、金融体系、近代移民以及商业网络等都被纳入滨下研究的框架内。

　　毋庸置疑，朝贡体系是最值得研究的有关于近代中国的课题。首先需要申明的是，作为一个日本学者，滨下观察朝贡的视角是站在海洋中心的层面，所以并没有涉及到中国大陆内部藩属国的情况，或许又是另一幅光景。但是，滨下似乎颠覆了一些固有的关于朝贡体系的一些经典解释。滨下认为近代中国经历了朝贡体系——朝贡与条约体系并存——条约体系的演变过程，南京条约的签订是重要的转折点。以中朝关系为例，可以说朝鲜历来是中国最忠实的藩属国，而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则意味着朝贡与条约并行的开始，在条约中明确的界定了朝鲜的藩属关系，然而却开宗明义的强调了贸易平等，对朝鲜内政、外交的不干涉等，清朝对朝鲜的贸易品的免税等保护性条款也被取消。然而，当美国、日本等国先后跟朝鲜签订条约之前，总是还要问一下中国的意思，课件藩属性质依然存在。

　　在谈到近代东亚的白银流通时，滨下认为近代以来东亚一直是白银的净流入地区。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从美洲掠夺白银之后，通过白银购买丝绸、陶瓷、香料以及茶叶等奢侈品，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亚洲（尤其是中国）。张宇燕老师一本书中讨论了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必然关系了，而西方金银大量流入亚洲也没见得亚洲的工业革命。同时，滨下还认为中国开展禁烟欲动仅仅是因为对国民精神的腐蚀吗？滨下不这样认为，更多的是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解释，还要跟当时东西方的贸易体系有关系。滨下的调查显示，当时东西方贸易是相当不均衡的，西方的贸易赤字相当严重，西方对东方的出口以棉纺织品为主，东方则以茶叶为主，物物交换的贸易导致西方商人的茶叶进口承受了很大亏损，而要填补贸易亏损，通过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成为首选。滨下还试图用另一种解释阐述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白银外流。低质的外国银币与高质的中国纹银（中国的马蹄银，纯度达到98%）的兑换，背离了货币价值以其重量而定的原理，等价的纹银下外国银币的价值被高估。所以，有观点认为银币的投机导致中国纹银的大量流失。当然，这个原因或许只能出现在学术探讨的层次，历史教科书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

　　移民无疑是滨下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之一，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广大的华侨华人促成了从近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东亚地区金融商业网络，只是古今形式不同而已。清朝末年，侨汇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近代的商行、银行等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出行的经济组织则都是来源于华人经营的努力。及至民国一直到现在，华人和华侨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经体现在投资这一领域了。另据滨下的文字记载，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就有了初具规模的跨国公司了，实力雄厚的山西票号分别在仁川、汉城、神户等地区简历了分支机构，甚至在东京建立了出张所（派出机构），不幸的是，清末商业的繁盛到了民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日两国为何会发生甲午战争？除了历史书上介绍的意外，我还留意到如下一条。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朝鲜的最大贸易国，而且中国对朝鲜年年出超，而日本则是年年入朝。而且为了援助朝鲜抵抗日本的骚扰，清政府通过中国驻朝鲜的大商号向朝鲜提供了数额不菲的经济援助，这或许激怒了日本。中国商人对朝鲜的深层次渗透，无形之中将日本商人挤出了竞争的行列，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而言，这才是日本妄图控制朝鲜的原因。

　　滨下还考察了清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管不了地方或者说越来越管不了地方也是朝贡贸易崩溃的原因之一。朝贡贸易是官方贸易，是国家间的贸易，而在朝贡贸易兴盛的同时，地方政府以及受到地方政府保护的走私贸易日益猖獗，这就存在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冲突。也就是说，虽然清朝前期一直在闭关锁国（作为中央政府的政策确实如此），但是走私为地方财政和一批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利益，而藩属国来华朝贡的同时，还被允许在入关地进行定点贸易（如越南来华使节可以在广西贸易，琉球使节可以在福建贸易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边贸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

　　总的来说，看了这本书又了解了很多在近代历史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故事，至于这些故事能否称得上“史实”，当然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东西，并非全部是史实。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读后感(三)：历史与历史之外

　　历史与历史之外——评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 1

　　莫尤

　　1648年，西欧各国签订了“西伐利亚条约”，此条约不但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欧洲地区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单元——“主权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失去了作为帝国内封建国家最高权威的地位，相对地，原本的封建领地变为主权国家，取得了对外以及对内事物的最高权威与权力，主权国家之间享有相对平等的主权地位。在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理念的前提下，追求国家利益的驱使未能避免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相互竞争，正像霍布斯的预言一样“世界全体将因竞争而发展”。换言之，实际存在的领域大小、资源多寡、生产力强弱等因素，都由于“主权的对等性”而为之颠覆。地缘政治的非对等性，导致西欧各国揭橥“国家建设”与“近代式发展”的目标，“地域统合”的观念被视为颇具历史正当性的理念。另一方面，在非西欧世界中，帝国殖民的扩张推行了以“西欧即世界”为目标的近代国家建设，并将过往的历史置换为“先进与后进”的关系，期盼藉由追求进步而跻身近代世界的成员之一。

　　在这个认识论框架下，亚洲的历史便从一开始就被标示为一种“非西方”的身份而不具备真正的意义，被建构为一种相对于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外的“低级文明”。最广为人知的描述莫过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哲学历史的方式为以欧洲历史为目的的亚洲概念做出解释，为了论证绝对精神发展史，黑格尔认为需要历史的地理基础，以地理学的形式将时间关系建构为空间联系，将亚洲放置于因封闭而不致发展的空间中。亚洲的这种地域性格从黑格尔、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直至马克思等欧洲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得到详实的论及。

　　在这种历史论述的影响下，“亚洲论述”在近代日本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幕府末期国学与儒学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延续，无论是“脱亚论”还是“兴亚论”，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这就会将亚洲的现代化顺理成章地解释为西方刺激的结果，那么西方便是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非西方世界的“停滞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刺激下瓦解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学者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看作停滞的亚细亚社会，这种观念尤其在战前的日本思想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不少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按照历史阶段论的方式来评价中国历史，对于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演变的历史阶段成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从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内发的近代化，以及其近代化萌发的资本主义因素为何没有延续发展下去。这一课题的研究随着日本中国学者被引介到中国，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这些课题打开的空间试图对“主权国家”限定下的西方中心观念，以及“冲击-反应”式现代化论述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加之明示。

　　如果说滨下武志的思想体系形成于上述日本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引导，那么滨下武志直接的思想资源可以说是来自于两位先师的启发，其一是西嶋定生。西嶋定生对日本中国学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推动，他首先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放到东亚世界的内部，在“自律性的历史”（即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之一设定的“东亚世界”）和“相联系的历史”（从主体性历史形象的形成而设定的“东亚世界”）之间找到某种政治性的结构2 ，首次详细论证了在与外族接触并形成“自律性的东亚世界”之前，作为规律其世界的政治秩序体制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中业已成熟。沿着这个起点，滨下武志展开了对朝贡体系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另一位是“地域社会论”的首创者森正夫，他主张社会秩序与生命的生产或是再生产的场所有着深刻的关系，在这里规定着构成某一地域成员的意识，并由这些成员自身所规定的社会秩序。森正夫的意义在于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在注重社会垂直的权力关系之外，更应该将水平结合的团体及其开放性、流动性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来。

　　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一书里，可以看到滨下武志对两者研究的承继与发展。从方法论上来看，滨下武志采用长时段研究，来重新诠释从16世纪至今东亚区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针对“长期停滞的亚洲”之论，长时段研究本身意味着主张后发国家无法摆脱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从属位置这种依赖理论面临失效，在对传统的分析范式进行挑战时，滨下武志通过海洋的视角，将“朝贡体系”与“地域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勾勒出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结构，以此重新定义中国与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

　　本书第一章是英文版编辑对滨下武志思想的概述，编者归纳出滨下武志的理论体系的路径是从质疑通常的假定，即认为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开始来挑战传统的分析范式，通过分析朝贡贸易的内在体系和白银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的角色来讨论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编者罗列出了滨下武志的视角，即海洋视角、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结构、16-18实际的中国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包括亚洲移民和侨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海关制度。

　　从第二章开始，是滨下武志围绕在上述几个视角中展开的具体研究。他试图以区域取代国家，破除“国家-国际”的框架体系，这种破除是对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主权国家论述模式的扬弃，它旨在跳出西方中心论历史形成的脉络，来重新审视亚洲的形成。在滨下武志看来，亚洲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历史，这个系统的特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贡贸易关系，它成为近代亚洲的前提。无论是双边正式的朝贡-礼物互换，还是北京会同馆以官方允许的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规模为限的特许贸易，亦或随之而来的边境贸易，即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和中国商人在特许之地进行的交换3。 这三种形式的朝贡贸易背后所暗含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将朝贡贸易与商业贸易关系平行交织在一起的。恰恰是在贸易实际的交涉过程中，可以表明朝贡贸易并非仅仅是指中国中心的理念本身，而是亚洲内部的共同理念，它作为地域之间交互网来的亲远关系的依凭。但滨下武志的研究对西嶋定生的推进在于通过这种亚洲内部的相互关系，来重新评价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之间的关系。滨下武志透过光绪十五年(1889)李鸿章对于关税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因关税问题，提出朝鲜究竟是否为清朝之藩属国的询问时，响应朝鲜是一独立国家的谈话内容指出，中朝两国间无法以国与国间的条约关系抑或是宗藩关系予以理解，而是遵从“地域秩序原则” 4，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朝贡贸易关系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模式，所以，广义的西方在“加入”亚洲市场体系时乃是处于“协商时代”5 ，这意味着，条约体系与亚洲地域，或者说市场体系所共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之间是一种相互覆盖（overwrite）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甚至出现过条约关系对朝贡观念的服膺 6，也就是说，朝贡体系贸易在欧美的力量进入后的亚洲土地上长期延续。那么，要理解亚洲的近代化，就要理解亚洲内部的每个国家和地区是怎样被编织到朝贡体系之中的。这在之后的章节中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如琉球、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在面对条约体系时的持衡与变通。

　　滨下武志指出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对外贸易体制，它不仅仅是外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恰恰是某种内部社会关系的外在化。在分析清朝秩序的集权与分权中，滨下武志接受了日本中国学在战后转向作为中央和地方中介的“士绅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税收问题，但他在这里对士绅阶层的分析并不在于重复先前研究所定下的基调7 ，而是试图说明以中国为中心，以权力和礼仪的权威性来教化四海，这种朝贡体系模式来源于国内行政和对外事务的管理模式中，是一种具有效力的管理手段。

　　除此之外，滨下武志着重介绍了移民和侨汇，这是滨下武志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核心问题。海外移民的历史从公元7-8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人口流动的方式，使得海外劳工合法化是在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产生的，这是英国、法国和荷兰为保证从中国和印度殖民地获取劳动力，以应对由于非洲奴隶制度废除导致的国际劳工短缺而采取的手段。继而在1866年英法与清朝签署了《华工移民协议》，加上殖民地砂糖、橡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劳力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和印度的劳动移民人口增加，香港则成为移民前往东南亚各地的中继站，“苦力贸易的框架” 8由此形成。大量的侨民外出劳动后将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促使侨汇流通，进而也形成各贸易圈的连结通过移民的流动，滨下武志发现了通过侨汇而形成的大陆居民和华侨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为巩固东南亚和华南之间的金融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本。侨汇平衡了该地区的贸易逆差，并为投资于商品、稀有金属甚至是外汇提供了资金，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大。这种联系形成的贸易网络不仅仅跟“地域”所在的空间有关，同时也构成了文化网络，使得贸易交流更加有利。

　　这样的资本流动带给滨下武志对于“地域圈”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在相对不同的资本之间货币比价的变动反应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在对文献材料的分析比较中，他发现，一个区域的货币向另一个区域渗透导致货币的均质化，而一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则导致区域的对抗。滨下武志聚焦于上述“协商时代”的海洋亚洲和通商口岸的外贸金融关系，在物品和货币的流通方面，则因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以及鸦片战争赔款之故，造成白银大量流出、银价腾贵，货物的过剩供给和作为结算手段的白银的不足，一方面导致新贸易结算方式的出现，即现货贸易。另一方面支付货币因而由白银转换为汇票。进而促成了多国双边贸易关系(英国─印度─中国和英国──美国─中国)的连结，中国市场因此成为当时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的一环9。 链接各区域圈的中继点也由十四至十八世纪的琉球，因口岸开放、金融市场成立等因素，而改以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为中心。10

　　滨下武志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将他之前的朝贡体系研究纳入到更广泛的地域关系视野中，也为他之后以海洋区域所形成的金融市场为对象而形成的“以太平洋的视野研究东亚”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以往关于共同体的讨论都把秩序建立的框架放在主权国家所具有的明确的团体中去，以及把秩序问题理解为集团之间客观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结构，而忽视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在动机，滨下武志的研究不仅仅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也为“必须要从亚洲内部的历史架构去讨论亚洲的近代化问题”11 提供了理论范型的转变。

　　除此之外，滨下武志的研究具有现实的面向，现在世界历史的演变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化。在这个极端的发展方向中，过去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全球国际关系的问题和个别地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必将产生内容上的转变，那么如果跳出进步史观的历史解释，想要界定当前情况的特质时，滨下武志认为在朝贡关系中展现的广域性地域关系以及其间的地缘政治统治理念，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历史性的参考依据。12 但是，一如人们对去民族主义化地节制主权观念，以全球化世界主义取而代之时，所抱有的疑虑与审慎一样，当亚洲若要构建出一种超国家的组织，那么滨下武志在区域经济与贸易之外，能否提供一个超越性的亚洲新文化的想象？这显然无法再采用等同于朝贡体系中，透过宗主与藩属关系来实施权威政治，并透过华夷理念来创造文化归属感这样的做法了，那么，如何打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去中心“区域共同体”，倘若如滨下武志所想，亚洲的一体化，可以从发展沿海城市之间的关系开始，通过建立城市圈来推动一体化，但无论如何，经济关系先行都无法避免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何以制衡资本流动中产生的再中心化？是否会加深沿海与陆地区域不平等的裂痕？这也许是接下来更需要思考的议题。

　　本文刊载于《中国学季刊》（第四辑）（2019年6月）

　　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p88。

　　3、P22。

　　4、“地域秩序原则”（chiiki genri），即将条约原则和朝贡关系原则体现在一种中心-外围的贸易活动中。

　　5、The era of negotiation, 原书翻译为“交涉的时代”，我认为翻译为“协商的时代”更为妥帖。

　　6、P29。

　　7、乡绅问题在1940年代后期就引起了日本中国学者的关注，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分离的，国家在租税征收和治安维持以外，与民生的关系很少，国家对于其权力支配所不及的基层社会，依自治的各种中间团体进行统治，乡绅就是处于官民之间发挥着官民联络作用的媒介者。

　　8、P42。

　　9、P180。

　　10、P194。

　　11、滨下武志着、马宋芝译，《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1997年版，商务印书馆（香港），p14-15。

　　12、滨下武志：《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演讲系列1》，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读后感(四)：历史与历史之外

　　历史与历史之外——评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 1

　　莫尤

　　1648年，西欧各国签订了“西伐利亚条约”，此条约不但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欧洲地区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单元——“主权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失去了作为帝国内封建国家最高权威的地位，相对地，原本的封建领地变为主权国家，取得了对外以及对内事物的最高权威与权力，主权国家之间享有相对平等的主权地位。在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理念的前提下，追求国家利益的驱使未能避免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相互竞争，正像霍布斯的预言一样“世界全体将因竞争而发展”。换言之，实际存在的领域大小、资源多寡、生产力强弱等因素，都由于“主权的对等性”而为之颠覆。地缘政治的非对等性，导致西欧各国揭橥“国家建设”与“近代式发展”的目标，“地域统合”的观念被视为颇具历史正当性的理念。另一方面，在非西欧世界中，帝国殖民的扩张推行了以“西欧即世界”为目标的近代国家建设，并将过往的历史置换为“先进与后进”的关系，期盼藉由追求进步而跻身近代世界的成员之一。

　　在这个认识论框架下，亚洲的历史便从一开始就被标示为一种“非西方”的身份而不具备真正的意义，被建构为一种相对于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外的“低级文明”。最广为人知的描述莫过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哲学历史的方式为以欧洲历史为目的的亚洲概念做出解释，为了论证绝对精神发展史，黑格尔认为需要历史的地理基础，以地理学的形式将时间关系建构为空间联系，将亚洲放置于因封闭而不致发展的空间中。亚洲的这种地域性格从黑格尔、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直至马克思等欧洲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得到详实的论及。

　　在这种历史论述的影响下，“亚洲论述”在近代日本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幕府末期国学与儒学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延续，无论是“脱亚论”还是“兴亚论”，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这就会将亚洲的现代化顺理成章地解释为西方刺激的结果，那么西方便是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非西方世界的“停滞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刺激下瓦解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学者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看作停滞的亚细亚社会，这种观念尤其在战前的日本思想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不少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按照历史阶段论的方式来评价中国历史，对于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演变的历史阶段成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从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内发的近代化，以及其近代化萌发的资本主义因素为何没有延续发展下去。这一课题的研究随着日本中国学者被引介到中国，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这些课题打开的空间试图对“主权国家”限定下的西方中心观念，以及“冲击-反应”式现代化论述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加之明示。

　　如果说滨下武志的思想体系形成于上述日本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引导，那么滨下武志直接的思想资源可以说是来自于两位先师的启发，其一是西嶋定生。西嶋定生对日本中国学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推动，他首先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放到东亚世界的内部，在“自律性的历史”（即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之一设定的“东亚世界”）和“相联系的历史”（从主体性历史形象的形成而设定的“东亚世界”）之间找到某种政治性的结构2 ，首次详细论证了在与外族接触并形成“自律性的东亚世界”之前，作为规律其世界的政治秩序体制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中业已成熟。沿着这个起点，滨下武志展开了对朝贡体系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另一位是“地域社会论”的首创者森正夫，他主张社会秩序与生命的生产或是再生产的场所有着深刻的关系，在这里规定着构成某一地域成员的意识，并由这些成员自身所规定的社会秩序。森正夫的意义在于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在注重社会垂直的权力关系之外，更应该将水平结合的团体及其开放性、流动性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来。

　　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一书里，可以看到滨下武志对两者研究的承继与发展。从方法论上来看，滨下武志采用长时段研究，来重新诠释从16世纪至今东亚区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针对“长期停滞的亚洲”之论，长时段研究本身意味着主张后发国家无法摆脱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从属位置这种依赖理论面临失效，在对传统的分析范式进行挑战时，滨下武志通过海洋的视角，将“朝贡体系”与“地域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勾勒出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结构，以此重新定义中国与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

　　本书第一章是英文版编辑对滨下武志思想的概述，编者归纳出滨下武志的理论体系的路径是从质疑通常的假定，即认为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开始来挑战传统的分析范式，通过分析朝贡贸易的内在体系和白银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的角色来讨论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编者罗列出了滨下武志的视角，即海洋视角、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结构、16-18实际的中国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包括亚洲移民和侨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海关制度。

　　从第二章开始，是滨下武志围绕在上述几个视角中展开的具体研究。他试图以区域取代国家，破除“国家-国际”的框架体系，这种破除是对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主权国家论述模式的扬弃，它旨在跳出西方中心论历史形成的脉络，来重新审视亚洲的形成。在滨下武志看来，亚洲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历史，这个系统的特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贡贸易关系，它成为近代亚洲的前提。无论是双边正式的朝贡-礼物互换，还是北京会同馆以官方允许的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规模为限的特许贸易，亦或随之而来的边境贸易，即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和中国商人在特许之地进行的交换3。 这三种形式的朝贡贸易背后所暗含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将朝贡贸易与商业贸易关系平行交织在一起的。恰恰是在贸易实际的交涉过程中，可以表明朝贡贸易并非仅仅是指中国中心的理念本身，而是亚洲内部的共同理念，它作为地域之间交互网来的亲远关系的依凭。但滨下武志的研究对西嶋定生的推进在于通过这种亚洲内部的相互关系，来重新评价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之间的关系。滨下武志透过光绪十五年(1889)李鸿章对于关税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因关税问题，提出朝鲜究竟是否为清朝之藩属国的询问时，响应朝鲜是一独立国家的谈话内容指出，中朝两国间无法以国与国间的条约关系抑或是宗藩关系予以理解，而是遵从“地域秩序原则” 4，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朝贡贸易关系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模式，所以，广义的西方在“加入”亚洲市场体系时乃是处于“协商时代”5 ，这意味着，条约体系与亚洲地域，或者说市场体系所共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之间是一种相互覆盖（overwrite）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甚至出现过条约关系对朝贡观念的服膺 6，也就是说，朝贡体系贸易在欧美的力量进入后的亚洲土地上长期延续。那么，要理解亚洲的近代化，就要理解亚洲内部的每个国家和地区是怎样被编织到朝贡体系之中的。这在之后的章节中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如琉球、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在面对条约体系时的持衡与变通。

　　滨下武志指出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对外贸易体制，它不仅仅是外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恰恰是某种内部社会关系的外在化。在分析清朝秩序的集权与分权中，滨下武志接受了日本中国学在战后转向作为中央和地方中介的“士绅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税收问题，但他在这里对士绅阶层的分析并不在于重复先前研究所定下的基调7 ，而是试图说明以中国为中心，以权力和礼仪的权威性来教化四海，这种朝贡体系模式来源于国内行政和对外事务的管理模式中，是一种具有效力的管理手段。

　　除此之外，滨下武志着重介绍了移民和侨汇，这是滨下武志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核心问题。海外移民的历史从公元7-8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人口流动的方式，使得海外劳工合法化是在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产生的，这是英国、法国和荷兰为保证从中国和印度殖民地获取劳动力，以应对由于非洲奴隶制度废除导致的国际劳工短缺而采取的手段。继而在1866年英法与清朝签署了《华工移民协议》，加上殖民地砂糖、橡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劳力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和印度的劳动移民人口增加，香港则成为移民前往东南亚各地的中继站，“苦力贸易的框架” 8由此形成。大量的侨民外出劳动后将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促使侨汇流通，进而也形成各贸易圈的连结通过移民的流动，滨下武志发现了通过侨汇而形成的大陆居民和华侨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为巩固东南亚和华南之间的金融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本。侨汇平衡了该地区的贸易逆差，并为投资于商品、稀有金属甚至是外汇提供了资金，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大。这种联系形成的贸易网络不仅仅跟“地域”所在的空间有关，同时也构成了文化网络，使得贸易交流更加有利。

　　这样的资本流动带给滨下武志对于“地域圈”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在相对不同的资本之间货币比价的变动反应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在对文献材料的分析比较中，他发现，一个区域的货币向另一个区域渗透导致货币的均质化，而一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则导致区域的对抗。滨下武志聚焦于上述“协商时代”的海洋亚洲和通商口岸的外贸金融关系，在物品和货币的流通方面，则因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以及鸦片战争赔款之故，造成白银大量流出、银价腾贵，货物的过剩供给和作为结算手段的白银的不足，一方面导致新贸易结算方式的出现，即现货贸易。另一方面支付货币因而由白银转换为汇票。进而促成了多国双边贸易关系(英国─印度─中国和英国──美国─中国)的连结，中国市场因此成为当时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的一环9。 链接各区域圈的中继点也由十四至十八世纪的琉球，因口岸开放、金融市场成立等因素，而改以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为中心。10

　　滨下武志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将他之前的朝贡体系研究纳入到更广泛的地域关系视野中，也为他之后以海洋区域所形成的金融市场为对象而形成的“以太平洋的视野研究东亚”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以往关于共同体的讨论都把秩序建立的框架放在主权国家所具有的明确的团体中去，以及把秩序问题理解为集团之间客观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结构，而忽视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在动机，滨下武志的研究不仅仅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也为“必须要从亚洲内部的历史架构去讨论亚洲的近代化问题”11 提供了理论范型的转变。

　　除此之外，滨下武志的研究具有现实的面向，现在世界历史的演变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化。在这个极端的发展方向中，过去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全球国际关系的问题和个别地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必将产生内容上的转变，那么如果跳出进步史观的历史解释，想要界定当前情况的特质时，滨下武志认为在朝贡关系中展现的广域性地域关系以及其间的地缘政治统治理念，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历史性的参考依据。12 但是，一如人们对去民族主义化地节制主权观念，以全球化世界主义取而代之时，所抱有的疑虑与审慎一样，当亚洲若要构建出一种超国家的组织，那么滨下武志在区域经济与贸易之外，能否提供一个超越性的亚洲新文化的想象？这显然无法再采用等同于朝贡体系中，透过宗主与藩属关系来实施权威政治，并透过华夷理念来创造文化归属感这样的做法了，那么，如何打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去中心“区域共同体”，倘若如滨下武志所想，亚洲的一体化，可以从发展沿海城市之间的关系开始，通过建立城市圈来推动一体化，但无论如何，经济关系先行都无法避免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何以制衡资本流动中产生的再中心化？是否会加深沿海与陆地区域不平等的裂痕？这也许是接下来更需要思考的议题。

　　本文刊载于《中国学季刊》（第四辑）（2019年6月）

　　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p88。

　　3、P22。

　　4、“地域秩序原则”（chiiki genri），即将条约原则和朝贡关系原则体现在一种中心-外围的贸易活动中。

　　5、The era of negotiation, 原书翻译为“交涉的时代”，我认为翻译为“协商的时代”更为妥帖。

　　6、P29。

　　7、乡绅问题在1940年代后期就引起了日本中国学者的关注，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分离的，国家在租税征收和治安维持以外，与民生的关系很少，国家对于其权力支配所不及的基层社会，依自治的各种中间团体进行统治，乡绅就是处于官民之间发挥着官民联络作用的媒介者。

　　8、P42。

　　9、P180。

　　10、P194。

　　11、滨下武志着、马宋芝译，《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1997年版，商务印书馆（香港），p14-15。

　　12、滨下武志：《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演讲系列1》，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