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传》是一本由张文江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锺书传》精选点评：

　　●介绍钱先生作品的很多，不太像传记。

　　●围城与刀锋

　　●评传

　　●他传为自传。

　　●張老師言，可循書中的“四種文獻結構”與“十部書簡義”讀書。

　　●视角独特。印刷错误甚多

　　●叙事数章不错，谈论著的却有点浮泛了，骚不到痒处。

　　●第一章“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好读且不失有趣、第二章“意园神楼”顺利看完了第二节的“《围城》意象”，然而看到第三节的“ ‘咳唾随风生珠玉’——《谈艺录》”就看得吃力了(´;︵;`)、第三章关于《宋诗选注》，因为这学期刚上完宋代文学还算能看懂一点、第四章关于《管锥编》看得很懵！看来完全没有了解过《管锥编》和《谈艺录》（就算了解了，也读不懂(´;︵;`)）的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完整读完关于钱锺书先生的传记了——正如书名所言，钱锺书先生“营造”了学术上的“巴别塔”，让庸众对他望而生畏。

　　●很好看。差评的由头都是此书人物传的成分更让步于书评，对作品的剖析似着力更甚。这样不是更好吗，看一本人物传记，了解作者其人，通过介绍作品和成书周边典故，兼了解作者其书与时代的关联。如此甚好，作者文笔也好，满分！

　　●中规中矩

　　《钱锺书传》读后感(一)：钱先生的又一封信

　　钱先生的又一封信

　　张文江

　　文江先生撰席：忽奉

　　赐书并大著；自惭老物馀生，何足劳

　　君用为题目？刻画无盐，疏凿混沌，真有昌黎所谓“汗生颜变”之感。容当细读。“年谱”未及弟去春住院三月卧手术台上六小时割去左肾事。衰疾相因，已成废朽。草此复谢，即叩

　　新禧 弟钱锺书敬上 杨绛同候 一月十六日

　　钱先生这封信写于一九九四年，是收到我寄赠的《钱锺书传》后写的。所引昌黎语，当出于韩愈《答殷侍御书》：“每逢学士真儒，蹙然汗出以惭……愧生于中，颜变于外，不复自比于人。”钱先生用以自谦。《谈艺录》177页、486页亦略及此语。“年谱”指《传》中的《简易年表》，此表修到一九八九年。“割去左肾事”，钱先生在他处亦有所言及。我们祝钱先生早日恢复健康。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二日

　　录自《钱锺书评论》卷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钱锺书传》读后感(二)：《钱钟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后记、又记

　　后记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师友们各方面的帮助。其中老一辈作家有施蛰存先生和柯灵先生。施蛰存先生谈起当年的一些史实，使笔者了解了一部分有关的背景；柯灵先生惠赐他的一封通信供笔者参考，这也是笔者喜欢的一篇文章。友人也为笔者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陈思和先生通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谷梁先生慨允笔者在结语章第一节中采用了他所提出的观点。安迪先生在资料上给予了笔者积极的帮助，没有他多方面的帮助，完成此书将增添大量的困难。北京李洪岩先生慷慨提供了许多他珍藏的资料，补充了笔者见闻之所不及。给笔者提供各方面帮助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永翔、陈子善、胡范铸、胡河清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夏咸淳、黄任轲、袁进和张晨先生。上海的王郓女士和无锡的张大年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回答了各种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兴康先生也帮助查找了一部分书籍。请他们接受笔者真诚的谢意。

　　张文江

　　1992年7月17日

　　又记

　　《钱钟书传》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一九九三年六月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十二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重印了几次。这本书收集的材料到一九八九年为止，当时钱钟书先生还健在，有着积极的活动，还有好几种书籍准备出版。因此它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人物传记，也没有论全传主的所有著作。如今看来，此书只是我初步的写作练习，它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客观材料，写出了我对一位大学者的憧憬。

　　时间过去了十六年，此书得到了重版的机会。由于当年的情怀已然不再，我只作了力所能及的局部修订：改正了若干误字，省略了一些冗词。在《宋诗选注》节删去了一条原文没有的题注，此错误承大连范旭仑先生指出。此外，还增添了一篇《钱钟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原载《钱钟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作为附录一，原附录《钱钟书简易年表》移为附录二。修订后减少了一些错误，可供初学者了解钱钟书先生及其著作时参考。

　　此书出版以后，一直有人来问我，序言中提到的和鲁迅、钱钟书并列的第三位作家是谁？到了今天，大概可以说了吧：那就是金庸。在我看来，鲁迅、钱钟书、金庸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三种不同类型，他们都超迈古今，风华绝代，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当然，后人不应该在他们脚下止步，中华学术远有更深入的内容，绝非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所可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敬以钱钟书先生赠予的诗句结束此书，并与读者共勉。

　　张文江

　　2009年10月3日

　　《钱锺书传》读后感(三)：《钱钟书》

　　《钱钟书》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自己有点了解钱钟书先生呢，尤其我还记得有个什么西方读者，要拜访这位《围城》的作者，其闭门曰，“吃了鸡蛋，没必要还见母鸡”。

　　读了这本传记，才知，非也。闭门是因为：1、《围城》对于先生而言，已经是幼稚和索然；2、先生早就从激昂才华转为老成持重中。

　　张文江的《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列出我国三位近代文学、文化大师。

　　我给其再概括下为。

　　鲁迅：以笔为刀，以刀笔为盾；

　　钱钟书：以笔为器，利器架梯，自攀，更人攀！

　　金庸：刀剑为笔，附笔为（第四声）学。

　　钱钟书，主要文学作品和专业成就有：

　　《宋诗选注》《围城》《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管锥编》《人·兽·鬼》。

　　除了《围城》看过多遍，《写在人生边上》看过些，其他皆拾起放下，避之不及。

　　其实，那是因为没有找到阅读的途径，不知理解先生学问的梯子在何处。

　　然，梯子就是张文江的这本书！它不像高莽先生写过的钱钟书，那样细腻，更为平和，也没有黄永玉笔下钱钟书的传奇细节。

　　本书，更是工具，可以使读者，系统化理解《管锥编》理论体系，以及其发生、诞生的必由之路。

　　让我们这些无力踏遍万书之类，也可贯穿中西，一睹文化脉络，有心有力者，更可自由站立于钱先生肩膀上，远瞻扩野，学问东西。

　　如果一定要在《管锥编》中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许是这样一个八字诀：打通中西，融汇古今。

　　简单说一说外来语。《管锥编》中出现的外语，其实多可跳过不读，作者缀上它，除了稍带展示一位"文体家"的爱好，主要还是为了体现学者的严谨。事实上所有这些外语，钱锺书都曾作了多数是完整的、偶尔是措其大概的翻译，它们的作用在于验证所言不虚，强调事出有本，而不是如俄国小说那样，强迫俄语读者还得兼通法文。所以如果你无意检验钱锺书遴选资料的真伪，不读这些海外符号，并无损于理解书的内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恰巧懂得外语，那么顺眼对照一下钱锺书的翻译，往往又仿佛得到一笔飞来横财，你竟因此读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文字。让那么多老外突然用文言说话，钱锺书虽非创制者，但实在是玩得最转的。

　　随便举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

　　萨克雷《名利场》中描写滑铁卢大战的结尾。据说"最脍炙人口"，英语原文为：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dead，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钱先生援笔译来，竟成就出一行神雕侠侣般的文字："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文意、文趣，无不酷肖。

　　再举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钱先生由《西游记》第八三回沙僧劝八戒"助助大哥，打倒妖精"说的一句妙语"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联想到一则英国俚语。原文是："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下为钱先生令人笑瘫的翻译："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

　　这样的例子，《管锥编》中俯拾皆是。

　　这些就是普通读者，阅读《管锥编》可以得到的乐趣！

　　接着，就是找时间，好好阅读《管锥编》了。希望可以早日得到这个时机。

　　《钱锺书传》读后感(四)：钱钟书：营造巴比塔的智者

　　一般来说，对于民国学人的传记，总是以逸闻趣事、野记杂闻作为卖点。一是传记作者本身没有深厚的学识去探究传主的著作，二是逸闻趣事拼凑起来的传记也更容易写，且更具销量。对于钱钟书这种家喻户晓的学人，除去他的逸闻趣事之外，他的著作与学识也让大家对他耳熟能详。不过，真正能够读懂钱钟书的人与文的人，还尚属不多。最近读到一本钱钟书 先生的传记，作者是研究钱钟书的专家张文江先生。他的身份似乎决定着他要书写的方式。作者以深入作者的著作来给传主立传，并从传主的著作中去发掘传主的心灵，以建构一种别开生面的传记。

　　在钱钟书的求学阶段，作者对钱钟书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自学能力这三体合一的求学方式进行了解读。如果说，一个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往往需要充分的慈爱和充分的严厉的话，那么，他伯父代表的就是一种慈爱，而他父亲代表的则是一种严厉。正是在这两房之间的爱护之下，不期然而然地对钱钟书的成长形成了一种默契的配合，也对钱钟书 以后的生活学习起到很大的影响。如果钱钟书 没有过继给他的伯父的话，以钱基博的严厉管教，或许他的个性就遭受某种程度上的压抑，也不能在后来的学术中展开得那么充分了。如果说钱钟书的早年生活中，以家学与自学相结合为主，而进入清华，一直到牛津、巴黎，那么这个时候，钱钟书 的治学则以学校教育与自学相结合为主了。在清华大学期间，遍扫清华图书馆书籍，即以坚实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才华学识震惊了全校学生。在牛津期间，钱钟书受保守而严谨的学风的影响，受益颇深。他和杨绛在牛津大学“饱蠹楼”里，按着次序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并认真做了笔记，大大充实了他的知识修养与外语水平。而后又在巴黎求学，这期间又让钱钟书更深入地理解了欧洲各国的文化与文学，也给他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机会。巴黎求学之后，清华大学函聘他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宣布着他的学生时代结束，踏入了人生新的阶段。

　　在1948年前后，钱钟书得到了香港、台湾和牛津等地高校的邀请，但钱钟书均予谢绝。1949年夏，钱钟书举家北上，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定居北京。“三反运动”之后，因院系调整，钱钟书也随之归于北大，并在北大成立文学研究所。而在此期间，他被调去做《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后来又被借调到古代文学组，在此期间，钱钟书独力完成了《宋诗选注》。好景不长，随着阶级斗争气氛越来越浓，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风声鹤唳之下，钱钟书和杨绛都被运动裹挟进去了。钱钟书被分配去扫院子，杨绛被分配去扫厕所。在这场天地颠倒的红卫兵运动中，他们经历了戴高帽示众，剃“十字头”、“阴阳头”，抄家调查等一系列的侮辱性冲击。但他们夫妇俩都以镇静从容的态度去面对，不卑不亢，气质依然故我。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历史走入了历史阶段的转轨时期。钱钟书的著作也逐渐出版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重新露面。

　　钱钟书的睿智，让他躲过了很多浩劫。而他的治学，从不迷信一切权威，化天下典籍为我所用，造就了他这样一座“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的“文化昆仑”，正所谓“吾犹昔人，非昔人也”。

　　在本书中，最大的亮点，即张文江先生通过对钱钟书著作的深入研究，去探索钱钟书著作的时代印记。最典型的，如《围城》一书。在大学时代，钱钟书对大学生活的体验及对婚姻恋爱的观照，也成了他写作《围城》的一个前导。钱钟书在湘西教书所遇到的部分丑恶的人与事，则构成了《围城》的素材。而其他著作，作者也相应地通过钱钟书著作的解读来进行发掘时代印记。

　　张文江先生对钱钟书著作的解读，运用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譬如《谈艺录》一书，作者认为，该书的写作方式所承袭的有两种传统：从“网罗掌故、征文考献”出发，承袭的是历代诗注、历代学术笔记的传统；从认识“诗眼文心”出发，承袭的是历代文评、诗话的传统。《谈艺录》既是传统的承袭者，也是传统的变革者。结合两个传统，又贯通中西的写作方式，正是其特色所在。而对于《宋诗选注》，作者认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时代限制。来自当时政治气候的压力，相当地制约了这部个人独力完成的著作。正如钱钟书自己说的那样：“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在本书中，作者擅长以列图列表的形式来对钱钟书著作的解读，并论述钱钟书的其他著作的时代印记和钱钟书的心路历程。

　　在很多场合，我都听到周围的出版人或者媒体人说到他们对钱钟书著作的看法，都说钱钟书的著述属于纯文学，没有时政内涵与时代印记在内。对此，张文江先生却如此说道：“不仅《围城》和《谈艺录》对应着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钱钟书以后的其他主要著作也都对应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的确如此，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且，只有真正深入感受著作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才能感受到作者学识的内在精华。譬如《谈艺录》，该书是作者在“国破堪依，家亡靡拖”的情况下，赁屋而居写作出来的，“实忧患之书也”。

　　对于钱钟书著作的解读，非一言两语所能道尽，毕竟钱钟书的著作本身就是一座难以翻阅的书山。只有读者自己随着张文江先生的解读，去了解钱钟书在写作这些文化巨著的时候所携带的时代印记与内在精神。曾经在豆瓣看过张文江先生的《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桃花源记〉阐释》一文，那么，阅读此书，亦可认为是阅读钱钟书 著作的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

　　而不足的地方是，作者对于四九之后的钱钟书的心灵，似乎有意地进行简略地解读，也没有花大篇幅去叙述钱钟书 在当时的生活，而是去解读钱钟书的著作，以此方式，来对钱钟书学识进行认识。或许，该书的名字，唤作“钱钟书评传”或“钱钟书生平及其著作评述”更为贴切。